海军部大厦塔尖(第1/5 页)
请你原谅我，亲爱的夫人，可是我是个粗人，说话直来直去，那么我就有啥说啥了。不要劳神想入非非：这远不是来自你崇拜者的信。相反，你一分钟后会看明白，这是一封相当奇怪的小信件，谁知道能起什么作用呢。算给你上一课，也给其他好冲动的女小说家上一课。首先，我赶紧做个自我介绍，这样我的形象就可以像个水印一样随处可见。这要比不声不响诚实得多。如果不声不响，那就有误导之嫌，眼睛不由自主地从一行行书写文字上看过去，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别说我字写得秀气，标点符号点得有青春活力，我恰好是个又矮又胖的中年人。其实我的胖是没有赘肉的胖，胖得有味，胖得有趣，还是黄蜂腰。夫人，诗人阿普赫京是女士们的胖宠物，我和他那装样儿的翻领可远远不是一回事。不过，这样也就可以了。你，作为一个作家，已经收集到了可以补全我余下部分的线索。Bonjour, Madame。1 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
那一天在一家俄语图书馆——这家图书馆被无知的命运贬到一条阴暗的柏林小巷里——我查到三四条新书名，其中有你的长篇小说《海军部大厦塔尖》。书名精妙——如果没有别的原因，书名是不是得自抑扬格四音步的诗律，admiraltéyskaya iglá，像一行著名的普希金诗？然而正是书名太精妙，并非好兆头。再说了，对于我们的流放地出版的书，比如在里加或塔林出版的，我一般都持谨慎态度。尽管如此，我还是如我刚才所说，取下了你的小说。
唉，我亲爱的夫人，唉，谢尔盖·索恩采夫“先生”，太容易猜到作者用了一个假名，也容易猜到作者不是个男子！你的每一个句子都透着女性气息。你偏爱用“时光流逝”或者“抖抖索索地包在妈妈的披肩中”这样的话语，还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插曲人物海军少尉（直接模仿《战争与和平》），这个人物把字母“r”发成硬音“g”。还有最后一点，你把法语的陈词滥调翻译过来加注，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你的文学技巧。而以上这些还仅仅是你问题的一小部分。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假定我有一次散步，走过一个美不胜收的地方，水流汹涌，波涛滚滚，藤蔓爬满了荒凉的断壁残垣。许多年后，在一个陌生人的家中，我偶然看到一张照片，上面照的是我，在一根明显是纸板糊的柱子前方摆了个自鸣得意的姿势；背景中有一道白花花的涂层，原来是画上去的小瀑布；有人还给我画了八字胡。这玩意是从哪里来的？把这可恶的东西拿走！我所记得的是真实的水流喧腾，再说了，当时并没人在那里给我拍照。
要我给你解释其中的寓意吗？要我告诉你，我看到你灵巧的手工活，你那篇很糟的《尖塔》，我就有同样讨厌的感受，只是觉得更糟糕，更可笑。我用食指分开未裁的书页，抬眼一行行快速地看下去，看得我又惊讶又迷惑，只能眨眼。
你想知道怎么了吗？我乐意奉告。你重重地躺在吊床上，信笔而写，墨如泉涌（一个近似双关的词2 ），你，夫人，写了个我初恋的故事。是的，我又惊讶又迷惑；我也是一个大块头的人，迷惑时伴着气短。现在你和我都在喘粗气，因为你创造的英雄突然出现，让你也惊呆了。不对，这是个错位——额外的佐料是你添加的，我承认，填充馅和调味汁也是你的，但这游戏（又一个近似双关的词3 ）不是你的，夫人，而是我的，它翅膀上中了我的铅弹。我太吃惊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士，从哪里，又是怎样拐走了我的过去？我难道非得承认这样的可能性：你认识卡佳——甚至你们是闺蜜——于是她在波罗的海的松树下和这个贪婪的小说家一起消磨夏日黄昏的时候，向你透露了全部秘密。可是你怎么敢，你从哪里找到的胆子，不但利用了卡佳的故事，还接着将那个故事歪曲得面目全非？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到今天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十六年，这是一位新娘的年龄，一条老狗的年龄，或者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年龄。顺便说一下，我们先来看看你马虎大意犯下的无数错误，这目前还不算最严重的问题。卡佳和我不是同岁的人。我当时快十八，她快二十了。你尝试了一种方法，还很管用，就靠这种方法让你的女主角脱光衣服站在能照出全身的穿衣镜前，然后你描写她披散的头发，当然是暗金色的，还有她年轻的曲线。据你所写，她矢车菊一般的眼眸在沉思时会变成紫罗兰色——真是一个植物学上的奇迹！你用一圈黑色的睫毛遮住了那双眼睛，那睫毛，要是我可以自己来写，好像长得更长一点，延伸到外眼角，这样显得她的眼睛很独特，看似上扬，其实不然。卡佳体态优雅，但略微有点弓腰，每次进屋都要抬抬肩。你还把她写成了一个有着女低音嗓音的高贵少女。
纯粹的折磨。我有心把你写的各种错误的形象仔细抄下来，无情地摆在我准确无误的观察旁边，不过结果却可能是“噩梦般的胡说”——真正的卡佳会这么说的，因为分配给我的理念没有足够的精确度，也没有足够的能力，从你的那团乱麻中解脱出来。相反，我自己倒陷进你用传统写法设下的黏性罗网中，没有一点力量把卡佳从你的笔下解放出来。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像哈姆雷特一样争论，并且到最后一定要胜过你。
你所瞎编的主题是爱情：一场有点颓废的爱情，以二月革命为背景。但它仍然是爱情。卡佳被你重命名为奥尔加，我成了列昂尼德。不错，很好。我们的初次相遇是平安夜在朋友家里，之后我们常在尤苏波夫溜冰场见面。她的房间，里面有靛蓝色的墙纸，红木家具，只有一件摆设，一个踢起腿来的芭蕾舞瓷女郎——这些都是真的，都是真的。除非你故意自命不凡地瞎编，把一切都改得面目全非。列昂尼德在聂夫斯基大街上的帕里斯亚娜影院坐下时，皇家学园的一位学生把他的手套放在三角帽里，隔了两页后，他就穿上了平民衣服：他摘去了他的圆顶高帽，读者面前又出现了一个文雅的年轻人，留着旧式的英国分头，头发从喷了定型发胶的小脑袋正中央分开。一块紫色手帕从他的胸口衣袋垂下来。其实我至今还记得皮埃尔先生当时穿得像电影演员马克斯·林德一样，也还记得他喷了大量的威哲塔护肤液，刺得我头皮发凉。皮埃尔先生紧握住他的梳子，像翻毡一般猛地一翻，把我的头发翻了过来，然后一把扯掉围单，冲一个留着八字胡的中年人喊道：“伙计，把头发收拾干净！”今天，我的记忆带着讽刺回到那块胸口衣袋中的手帕上，回到了当年的白色鞋罩上。不过另一方面，我决不能认同青春记忆中刮脸的折磨，刮的是你笔下列昂尼德那张“光滑、灰白的脸”。他那双莱蒙托夫式没有光泽的眼睛和贵族一般的外表，我就让你凭良心处置，因为如今他意外发福了，当年的外表不可能看出多少了。仁慈的主啊，不要让我陷入这位女作家的文字陷阱中吧。我不认识她，也不想认识她，可是她抱着令人吃惊的傲慢态度侵犯了另一个人的过去！你怎敢这么写：“漂亮的圣诞树上挂着会变色的灯，好像在向大家预告那欢乐喜气洋洋”？你一口气吹灭了整个圣诞树，因为一个形容词放在名词后面，图高雅，却足以消灭最美好的记忆。在这场灾难之前，也就是在看到你的书之前，我的美好记忆是灯光涟漪一般星星点点地闪在卡佳的眼睛里。圣诞树的一条枝上挂着一个原生纸做的小玩偶房，光彩夺目，一根蜡烛燃得太狂野，她拂开粗硬的树叶，伸手去掐火苗，这时小玩偶房把鲜红色映在了她的两颊上。所有这些美好的回忆我现在还留下了什么？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是字纸烧毁时发出的难闻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