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第1/7 页)

<h3>一</h3>

我经常注意到，我把自己过去的一些宝贵经历赋予我小说中的角色以后，它就会在我将它匆匆放入的人造世界中变得干瘦起来。虽然它在我的意识中苟延残喘，但它的人性温暖、它无穷的回味性都消失殆尽，不久就变得更像我的小说，不像我自己的过去，即使它看上去似乎很安全，不会受艺术家的侵扰。房屋在我的记忆中无声地倒塌，就像很久以前无声电影中房屋倒塌的情形一样。我曾经的法国家庭女教师的肖像被我借给了我写的一本书里的一个小男孩，所以眼看就要消失，隐没在我所描写的与我完全无关的童年之中。内心中的我在和小说家的我斗争，于是就有了如下不顾一切的努力，要挽回对那位可怜小姐的回忆。

小姐是个又矮又胖的壮实女人，一九○五年进入我们的生活，那时我六岁，我弟弟五岁。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她浓密的乌发，高高盘起，隐隐有点花白。光秃秃的额头上有三道皱纹，眉头突出，黑边夹鼻镜后面有一双冷冰冰的眼睛。上嘴唇上有残留的唇须，满脸雀斑，发怒的时候，三层下巴的第三层，也就是最肥厚的那一带，就会变得格外红，威风凛凛地垂在花边衬衣上方。她坐下的时候，更确切地说是她在应付坐下这项任务的时候，下巴上的肉在颤动，一侧有三颗纽扣的巨大臀部小心翼翼地下降，直到最后一刻，整个大块头重重地落到柳条扶手椅上，吓得椅子发出一阵劈里啪啦的爆响。

她来的那个冬天是我童年时期唯一一个在乡下度过的冬天。那年到处是罢工、暴乱，警察也在狂捕滥杀。我估计父亲是希望让家人逃离城市，躲到我们家在乡下的僻静庄园上去。他在当地农民中颇有威望，估计借此可能会降低分田分地的危险，结果证明他估对了。那也是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下了很多雪，和小姐没来前料想会在遥远的俄罗斯极北寒天中见到的雪一样多。当她在那个小站下车时，我没有在那里迎候她，她还得乘雪橇走六英里路才能到达我们在乡下的家。不过如今我倒要想想看，在那次难以置信、不合时宜的旅行即将结束时，她看见了什么，有何感受。我知道她的俄语词汇量只是由一个短短的词构成的。很多年以后，她将同样带着这一个孤独的俄语词回到瑞士去——那是她的法国父母生她的地方。这个词，按照她的发音可以从语音学上界定为“giddy-eh”（实际上是gde，其中的e就如英文词“yet”中的e），意思是“在哪里”，这就算是学到很多了。这个词她说出来就像是迷途的鸟儿沙哑地叫唤，再加上问句一般的力量，足以满足她的所有需要。“Giddy-eh？Giddy-eh？”她总是这样喊叫，不光是要搞清楚自己身处何方，而且也表达了一个苦难深重的事实：她是一个外地人，遇了海难，身无分文，处境艰难，正在寻找一块受神庇佑的陆地，在那里最终有人能听得懂她的话。

我通过想象能看到她的模样，刚刚下了火车，站在站台的中央，我那幽灵般的使者朝她伸过去一只胳膊，但没有用，她看不见。候车室的门开了，发出一声颤抖的哀鸣，这是浓雾之夜特有的响声。一股热气扑了出来，如同轮机的大烟囱里冒出来的蒸汽。这时我们的马车夫扎哈尔——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穿着羊皮大衣——从他的红腰带里掏出一双刚才塞进去的大手套戴上。我听见雪在他的毛毡靴下吱嘎作响，原来他正在忙着搬行李，接着又叮叮当当地套马具，然后一边大踏步走回雪橇，一边用食指和大拇指娴熟地擤鼻涕。小姐战战兢兢地缓缓爬上雪橇，怕得要死，紧紧抓住拉她上雪橇的人，生怕她巨大的身体尚未坐稳雪橇就滑行起来。最后她哼了一声，坐了下来，将拳头伸进绒毛稀疏的皮手笼里取暖。赶车人嘴唇带着唾沫咂吧一声，马儿们夹紧臀部，挪动蹄子，接着又夹紧臀部。小姐的身子向后一晃，沉重的雪橇被拉出了钢铁、皮毛和肉的世界，进入一种没有摩擦的环境。它沿光滑的路面滑行，似乎没挨着地一般。

过了一会儿，车站广场尽头的一盏孤灯突然亮起来，灯光照耀下只见一个大得夸张的影子，也戴着皮手笼，和雪橇并排跑，爬上了浪涛滚滚的雪地。然后这个影子消失了，留下小姐被吞没在一望无际的“la steppe”1 中。她后来用这个词说当时的情景时，既兴趣盎然，又充满了敬畏。在那无边的昏暗之中，远处村庄里闪出忽明忽暗的灯光，在她看来像是黄黄的狼眼睛。她很冷，冻僵了，似乎连“头脑的中心”都冻住了——这一句古老的格言最合适，她要是不用的话，还不知会用上什么漫无边际的夸张修辞。她时不时回头看看，驮着她的行李箱和帽子盒的另一辆雪橇是不是跟在后面——它总是保持着同样的距离，就像探险者所描绘的行驶在极地水域上的船只一样，幽灵般互为陪伴。别让我遗漏了月亮——毫无疑问，肯定有个月亮：一轮圆月，无比皎洁，和俄罗斯弥漫的寒霜相得益彰。它过来了，从一团团斑驳的小云朵中驶了出来，给云朵染上了隐隐的晕彩。它越升越高，照亮了路上留下的雪橇划痕。路面上每一堆积雪都闪着亮光，旁边落下一个臃肿的阴影，使雪堆更加分明。

很美丽，也很荒凉。可是这栩栩如生的梦境里我又在做什么呢？不知为何，那两辆雪橇已经滑远了，它们把我的想象留在了身后遥远的蓝白色路上。不，就连我耳中振动着的也不是它们远去的铃声，而是我自己的血液在歌唱。万籁俱寂，我昔日俄罗斯的荒野上空那个闪亮的大圆盘让一切显得那么美妙迷人。不过这雪是真的。我弯下腰，掬起一捧，四十五年的岁月在我的指缝里碎成了闪闪的霜尘。

<h3>二</h3>

一盏煤油灯驶进了薄暮之中。它轻轻地漂浮，轻轻地下楼。记忆中有一只手，戴着一个男仆的白色手套，将灯放在了一张圆桌的桌面中央。灯苗调得不大不小，一个镶着荷叶丝边的玫瑰色灯罩拢住了灯光。灯光里映着一间温暖明亮的屋子，外面大雪纷飞。这个家——很快就被称为“le château”2 ——是我太祖父建的。建时怕发生火灾，楼梯都做成了铁的，这样即使房屋彻底烧毁了——苏维埃革命之后就烧毁了——那些生锈了的楼梯仍在，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还能照常上上下下。

请再说说那间屋子吧。椭圆形的镜子，挂在两根紧绷的细绳子上，明亮的镜面呈倾斜状，使劲要把家具和地板都纳入镜中。镜中的家具要倒了一般，闪亮的地板变成了一道斜坡，都想滑出镜子的怀抱。再看枝形吊灯上的悬饰，任何时候往楼上的房间里搬东西，它们都会发出细细的叮铃声。还有那些彩色铅笔，一小堆翠绿色的铅芯粉末堆在油布上，旁边一把折叠刀，它刚刚尽了自己要反复尽的责任。我们坐在桌子旁，我、弟弟，还有时不时看看手表的鲁宾逊小姐：这么大的雪，路上肯定糟糕透了；再说，这位即将接替她当家庭女教师的法国人不熟悉这里的情况，还要交代很多专业方面的棘手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