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摧毁的暴君(第2/9 页)

他把我的百花绚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大菜园。菜园里特别受到关注的是萝卜、卷心菜和甜菜。如此一来，这个民族的所有激情被降低到良田蔬菜大丰收上。菜园挨着一个工厂，于是背景中总是伴有一台火车头在运转。市郊的天空没有希望，没有生机，一切在想象中都与绝望的景象相联系：一道篱笆，蓟草中一只生锈的罐头盒，破碎的玻璃，排泄物，脚下嗡嗡作响的苍蝇——这就是我的国家目前的模样。一副极度沮丧的模样，可是沮丧在这里很受欢迎。他 抛出了一个口号（陷入了愚蠢的垃圾坑）——“我们的一半国土必须用来耕作，另一半必须铺上沥青。”这个口号被傻瓜们重复着，似乎这是人类幸福至高无上的表达。他从最迂腐的诡辩者那里学了点冒牌格言，想转手塞给我们，那还情有可原。可是他塞给我们的是没有真实内容的空壳，要求我们把思考方式不仅是建立在虚假的智慧上，更是建立在虚假智慧摇晃不稳的碎石堆上。然而，对我而言，问题的症结也不在这里。顺理成章的想法是：即使奴役了我们的思想是极其优秀的、精美的，提神醒脑，滋润人心，自始至终充满阳光，但只要这思想是强加给我们的，奴役就仍然是奴役。不对，现在的关键是，随着他的权力增长，我开始注意到国民的义务，还有告诫、规章、法令以及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形形色色的压力，都越来越像他这个人了，都准确无误地显示出与他的个性特点和他的经历细节有必然联系。于是在这些告诫和法令的基础上，一个人可以重塑自己的人格，就像章鱼通过触角重塑自己一般——深知他那种人格的人为数不多，我就是其中之一。换句话说，他周围的一切开始有了他的模样。立法开始荒唐地表现出像他的倾向，像他的步态，像他的姿势。蔬菜商开始储备大量的黄瓜，原来他年轻时就非常爱吃黄瓜。学校的课程里如今也有了吉卜赛摔跤，原来二十五年前，他就在地板上跟我弟弟练这种摔跤，很少会兴致不高。报纸上的文章和谄媚作家写的小说风格突变，故作高雅（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每个编造出来的语句都是用个别的关键词再说一遍，都是同样的官样文章）。那种语言看似很有力量，实则是思想虚弱，还有所有其他的矫揉造作的文风，都带有他的特点。很快我有了这样的感觉：我记忆中的他，正在渗透到每一处地方，以他的存在影响着大家的思维方式，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他的平庸，他的冗长乏味，还有他的灰暗习惯，正在变成我国人民生活的主体。最后，他制定的法律——大众具有难以压抑的力量，所以要向大众的偶像不停地祭献——丧失了所有的社会学意义，因为他 就是大众。

<h3>五</h3>

他是我弟弟格列戈里的一位同志，我弟弟在他短暂一生的最后几年里对极端的社会组织形式有着富于诗意的激情（那些极端的社会组织形式长期以来令我们现有的温顺体制担惊受怕）。他二十三岁那年，一个夏天的晚上在一条非常宽的河里洗澡，溺水而死，以致如今我回忆起我的弟弟，出现在我脑海里的第一幕便是一汪粼粼碧水，一座长满桤树的小岛（在我颤抖的模糊记忆中，他一直朝着这座小岛游去，却永远没有到达）。一朵长长的黑云正穿过另一朵非常松散的橙色云，这便是星期六上午一场雷雨留在星期天清澈碧空上的所有痕迹。天上将会闪过一颗星，然后再没有任何星星。不论何时，只要我全神贯注地研究绘画史，准备我的洞穴起源专题论文，就顾不上去盯着那帮诱惑我弟弟的年轻人。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不是很固定的群体，不过是几个凑到一起的年轻人，各有各的情况，当时都是受了叛逆冒险的吸引，往来也并不密切。然而，眼前的事总是对回忆产生如此不良的影响，以致我现在很不情愿地将他挑出来，放在模糊的背景下，赋予他（他既不是格列戈里最亲密的伙伴，也不是最能嚷嚷的伙伴）一种阴沉冷静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深知其阴沉的自我，最终把一个毫无天分的人铸造成一个战无不胜的恶魔。

我记得他在我家乡下寒舍阴暗的餐厅里等我弟弟，坐在他第一眼看到的椅子上，马上从黑夹克衣袋里掏出一份折皱了的报纸看了起来。他戴着烟灰色的玻璃眼镜，镜架半遮住他的脸。他装出一副厌烦欲哭的样子，好像想起什么不称心的事情。我记得他那鞋带胡乱系起来的靴子总是很脏，好像刚刚在没人管的草地间的马车道上走了数英里似的。他的头发剪得很短，前额上留了又短又硬的一撮（当时还一点看不出如今他那恺撒般的秃顶）。一双发潮的大手，指甲被咬得很短，看他丑陋的指尖上紧紧套着的护甲套，真令人难受。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山羊的气味。他手头拮据，睡什么样的床铺不加挑选。

我弟弟到了（在我记忆中，格列戈里做事很拖拉，进来时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好像日子过得特别匆忙，但照样姗姗来迟——因此匆匆的生活最终弃他而去），他向我弟弟问好，毫无笑意，猛地站起身来，伸过手去，同时奇怪地一抖，是胳膊肘提前回抽了一下。看那样子好像对方若不及时抓住他的手，它便会像弹簧一般喀嚓一声弹回去，收进他可拆卸的袖口中。要是我家有谁进来，他充其量也就冷冷地点个头。与此相反的是，如果厨娘进来，他就会热情地跟她握手。厨娘会大感意外，没来得及擦干手掌就被紧紧握住了，她随后再擦手，好像要把握手场面重来一遍似的。他是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才来我家的，那时我父亲对他的态度有点心不在焉。这和他对每个人和每件事的态度并无两样——对我们，对生活中的不幸，对格列戈里收留的那些脏狗，甚至对他的病人，都一样心不在焉。另一方面，我的两位上了岁数的姑妈对这种古怪态度公开表示担忧（如果说曾经有人恰是“古怪”的对立面，那个人就是他了）。同样地，这两位姑妈对格列戈里交的其他朋友也公开表示了担忧。

如今，二十五年后，我常有机会听到他的声音，他那野兽般的吼叫通过广播传来，声震四方。不过想当年，我记得他说话总是很柔和的，甚至有些沙哑，有点口齿不清。一句话说完后，还要来点喘气声，令人讨厌。只是这个毛病很有名，当年就有了，对，当年就有了。他站在我弟弟面前，低着头，垂着胳膊，我弟弟深情地呼喊着迎上去和他打招呼，还试着至少抓住他的胳膊肘或他的瘦肩膀。他的腿异常地短，也许是因为夹克衫太长了，一直垂到屁股中间。他这么故作伤心的姿势，到底是因为内向怯生呢，还是因为使尽全力要讲个悲伤的消息呢，实在无法判断。后来我觉得他这模样终归还是要说出坏消息的，比如在那个可怕的夏日夜晚，他从河边回来，抱着像是一堆衣服的东西，其实只是格列戈里的衬衣和帆布短裤。但如今，我认为他那模样所酝酿的消息不是别的，而是他自己恶魔般的未来在低语。

有时候，透过半开着的门，我能听到他跟我弟弟说话，说得停停顿顿，很不正常。要么就坐在茶几旁，掰开椒盐卷饼，夜鹰般的眼睛避开煤油灯的亮光。他喝牛奶的方式很奇怪，看着令人不快：先用牛奶漱几下口，再咽下去。他咬椒盐卷饼时，小心地歪起嘴来。他的牙齿不好，一发炎疼得厉害，为了吸一点凉气镇痛，他就反复往嘴里吸气，嘴角发出嘶嘶声。我记得有一次我父亲用含有鸦片的棕色药水为他泡了一点药棉，没有针对性地笑笑，建议他看看牙医。他并不领情，生硬地答道：“整体强于局部，所以我会战胜我的牙齿。”但我现在不再能确定，这句僵硬的话是我亲耳听到的呢，还是他们随后学着那腔调讲给我听，为了体现他的“古怪”。只是我已经说过，他并不怪。一个人对自己那朦胧的启明星怀有动物般的信仰，这怎能被认为是独特、少见的呢？但是，信不信由你，他的平庸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正如别人因才华出众而令人印象深刻一样。

<h3>六</h3>

有时候他会突然快乐得发抖，难以控制，很不雅观，这时他那与生俱来的忧郁就会暂且消失。我听到他的笑声，像猫叫一样突然、刺耳。猫嘛，你习惯了它毛茸茸的安静，夜里一叫，那声音听上去既疯癫又邪恶。他被同伴拉着做游戏，一起扭打时，就这般尖叫。后来才知道，他的手臂瘦小软弱，但腿如钢铁般强壮。有一次一个特别顽皮的男孩在他的口袋里放了一只蟾蜍，他不敢用手指去碰，就开始脱沉重的外套。使劲时挣得脸色黑红，头发凌乱，破汗衫外面什么也没穿，只戴着一副假胸衬。他迷上了一个无情的驼背女孩，很多人看上了她的大辫子和蓝墨水般的眼睛，也就心甘情愿地原谅了她长得像象棋中的黑马那么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