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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他突然疯狂地迷恋上了俄国。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他痛惜逝去的青春年华，痛惜随着青春年华逝去的一切——那时的义愤填膺，那时鲁莽冲动，那时的万丈豪情。还有那绿色明媚的清晨，矮树林里黄鹂啁啾，吵得你耳朵发聋。他坐在咖啡馆里，一边用带吸管的苏打水稀释着黑醋栗甜酒，一边揪心而忧伤地回忆过去。是什么样的忧伤呢？——唉，至今也没有好好思量过。一声叹息，胸口鼓起，随之也鼓起了遥远的过去，他父亲从坟里爬了起来，昂首挺胸站在他面前。他就是伊利亚·伊里奇·比奇科夫，le maître d'école chez nous au village，1 打着一条炭黑色的领带，领结打得漂亮别致，穿着府绸夹克，纽扣是传统式样，从胸骨以上扣起，往下不远就没有扣了，这样衣服的下摆就不会遮住横过马甲的怀表链。他脸色红润，头顶已秃，不过尚残留一簇软发，宛如春季里鹿角上的绒毛。他两颊上布满小皱纹，鼻侧长了个肉疣，这东西在肥大的鼻孔的映衬下，好像是一个趴在那儿的涡螺。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每逢假期，因诺肯季叶都会从镇上出发，去勒什诺看望父亲。他于是陷入了更深的回忆之中：村头的那座旧学校拆除了，清出建新校的场地，然后是奠基仪式，风中举行的宗教仪式，康斯坦丁·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伯爵掷出一枚旧金币，金币一侧栽进了泥土里。新学校的外面由灰色粗粒花岗岩砌成，里面散发着阳光晒胶水的气味，三四年里一直这样，又过了好长时间还是这样（也就是说，这气味和记忆粘在一起了）。教室里配备了闪闪发亮的教学设备，比如放大了的农田和森林害虫的图像。不过因诺肯季叶对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提供的那些鸟类标本很是厌恶。就想愚弄普通民众！是的，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年轻的时候，看河对岸的那座大庄园，透着古老的特权和帝国的气势，在绿色的水面上投下黑沉沉的巨大倒影，他就心生憎恨（也就是说好像很仇恨一般）。那片绿水一带依稀可见淡黄色的聚伞圆锥花，在冷杉林中到处开放。
新学校建于世纪之交，那时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正好结束了他的第五次中亚探险回国，和他的年轻妻子（那时他四十岁，大妻子一倍岁数）在圣彼得堡政府为他建造的勒什诺庄园避暑。上帝啊，潜入往事之水，那是多深啊！一层透明的薄雾渐渐消散，这层薄雾仿佛起自水下一般。在这层薄雾中，因诺肯季叶看见自己三四岁时的模样，进了那座大庄园，在那些富丽堂皇的房间中跑来跑去。他父亲则踮着脚尖走动，手上还捧着一束湿漉漉的山谷百合。他手握得如此之紧，以至于攥得吱吱作响。周围的一切似乎也很潮湿，一层薄雾泛着微光，微微颤动，吱吱作响，这便是唯一能看清的东西。可是几年以后，这层薄雾变成了一段耻辱的回忆：他父亲紧攥花束，踮着脚尖走动，两鬓暗暗流汗，一副感恩戴德、奴颜卑膝的样子。原来一个老农民告诉因诺肯季叶，是“我们好心的主人”帮助伊利亚·伊里奇从一件虽说无足轻重但却十分麻烦的政治事件中解脱出来，要不是伯爵出面说情的话，他就被流放到帝国的蛮荒之地去了。
塔尼娅常说，不只是在动物界，就是在植物和矿物界，也同样能找到他们家的亲戚。的确，一直以来，俄国和外国的博物学家都用“戈杜诺夫”来命名新发现的野鸡、羚羊、杜鹃花等种群，甚至还出现了一整套的“戈杜诺夫系列”（他自己只命名昆虫类）。他有过这么多重大发现，对动物学作出过杰出贡献，还历险上千次，并以藐视风险而闻名，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让人们宽容他的贵族出身和万贯家产。更有甚者，别忘了，总有些知识分子会我行我素地进行些毫无用途的科学研究，所以戈杜诺夫常受人指责，说他关注“新疆臭虫”胜过关注俄国农民的疾苦。因诺肯季叶年轻时听了伯爵的故事，总是深信不疑。其实那都是些荒唐的传言，说他走到哪里都有情妇，像中国人一样凶残，还执行沙皇的秘密使命——和英国人作对。他的真实形象一直模糊不清，只记得他摘下手套投出一枚金币（在因诺肯季叶更早一点的记忆里，他只记得他初来庄园时，庄园主人在迎客厅里见到一个卡尔梅克人2 领着的这个身穿天蓝色衣服的小孩，有点犯糊涂）。后来戈杜诺夫又去了撒马尔罕3 或是维尔内4 （他通常都从这两个地方出发开始他传奇般的游历），这一去就是好长时间。他外出时，他的家人就到南方避暑，看样子他们喜欢克里米亚乡村胜过自家的乡下别墅。他家的冬天都在首都度过。在首都，他家的房子靠着码头，是一幢二层私宅，漆成了橄榄色。因诺肯季叶有时会碰巧经过那里，所以他还记得透过落地窗前饰有图案的薄纱，依稀可见一尊女人雕像，撅着凹凸有致的白色屁股。几个肋骨暴突的橄榄色男人雕像柱子支撑起一个露台：这些石像紧绷着结实的肌肉，痛苦地扭曲着嘴巴，这让我们那位容易激动的贵族想起受奴役之苦的无产阶级形象。在涅瓦河多风的早春里，有那么一两次，因诺肯季叶在码头上看见过戈杜诺夫的女儿，牵着她的猎狐狗，身边陪着家庭女教师。她们也就是一闪而过，但给他留下的印象却历历在目：塔尼娅穿着齐膝的靴子，一件海军蓝短外套上镶着黄铜色的圆纽扣。她快步走了过去，还拍了拍海军蓝短裙上的褶皱——用什么拍的呢？我想是用那条牵狗的皮带。拉多加湖5 的风吹起她海军帽上的丝带，身后不远走着家庭女教师，穿一件大尾羊皮的夹克衫，一边扭动着腰肢，一边甩着一只胳膊，手上套着一个紧紧卷起来的黑色皮手笼。
因诺肯季叶寄居在姨妈家，姨妈做裁缝，住在奥克塔的一间出租房里。他性情乖僻，不善交际，整日里只是埋头苦读。原本只期望得个过得去的分数就行，不料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十八岁时进了圣彼得堡大学学医，令所有人大感意外。他父亲崇拜慕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就是看他学业出众，现在更是顶礼膜拜了。因诺肯季叶在特维尔市6 做了一夏天的家庭教师。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一四年的五月，又回到了勒什诺。他不无沮丧地发现，此时的河对岸庄园里，已经恢复了生机。
他又想起了那条河，那陡峭的河岸，还有那古老的公共浴室。公共浴室是一座木头建筑，建在木桩上。一条阶梯小径往下通向那里，台阶上每隔一层就有一只蟾蜍。沿土路下去就是教堂后面的茂密桤树林，但土路从哪里开始，并不是人人都能找得到的。经常陪伴着因诺肯季叶在河边玩耍的是瓦西里。他是村里铁匠的儿子，一个不知道确切年龄的年轻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十五岁还是二十岁）。他体格强壮，长相丑陋，常穿一条不合身的裤子，上面还打着补丁。一双大脚不穿鞋子，颜色脏兮兮的像胡萝卜一般，性情与那时的因诺肯季叶一样阴沉。松木桩在水面上倒映出或弯或直的倒影，形成六角手风琴形状的图案。浴室里朽烂的房梁下传来响亮的流水声。一个圆形锡铁盒，装满泥土——装得不能再满了——以前是用来盛水果硬糖的，现在蚯蚓在里面无精打采地蠕动。瓦西里小心翼翼地不让钩子尖头穿透蚯蚓的躯体。他把蚯蚓丰满的那部分穿在钩子上，让其余部分自然垂着。接着用他神圣的唾沫给这家伙加了点味，然后把沉甸甸的钓鱼线从浴室外的木栏上垂下去。夜幕降临，有什么东西缓缓划过天空，宛如一把宽大的淡紫色羽扇，或像是飘在空中的山脉，侧峰突出。蝙蝠已经飞了出来，沉重却毫无声息，膜翼带来的速度令人心惊。鱼儿开始咬钩了，瓦西里懒得用鱼竿收线，便用食指和拇指捏住越来越紧的鱼线，轻轻拽了拽，试试松紧，然后猛地一拉——一条斜齿鳊，或是一条<img src="/uploads/allimg/200408/1-20040Q54G6194.gif" /> 鱼，就突然蹦上岸来。鱼嘴又小又圆，没有牙齿，他从里头取鱼钩，总是漫不经心，无所顾忌，啪的一声轻响，就弹出来了。然后他把那发了狂的家伙（鲜血从撕裂了的鱼鳃中汩汩流出）放进一个玻璃罐里——罐子里早有一条突着下唇游来游去的圆鳍雅罗鱼了。垂钓最宜在温暖多云之时，看不见的雨丝落在水面上，荡起无数相互交织又不断扩大的涟漪。有时某处会出现一个不同的涟漪，突然形成一个中心：跳出一条鱼来，随即又消失了，或是落下一片树叶，随即随波而去。在不冷不热的蒙蒙细雨下洗澡，多痛快啊——两种同质却不同形的元素交织起来，下面是深厚的河水，上面是来自天上的轻柔雨水。因诺肯季叶聪明，游了几下，便悠然自得地用毛巾久久地擦洗身子。那些农民的孩子却在水中不停地扑腾，直至筋疲力尽才出来，结果一个个浑身发抖，牙齿打颤，肮脏的鼻涕从鼻孔一直流到嘴唇上。他们单足站立，跳来跳去站不稳，拉起裤子就往湿漉漉的腿上套。
那年夏天，因诺肯季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郁闷。他很少和父亲说话，要说也是咕哝一下或“嗯”的一声。对伊利亚·伊里奇来说，面对儿子就是非常尴尬的事——他总结其中原因，主要是因诺肯季叶和自己当年这个年纪时一样，一心要躲在单纯而隐秘的世界里。每当想到这些，他心里又觉得害怕，又觉得可怜。比奇科夫校长的房间：斜斜照入的阳光里微尘飞舞，阳光照亮一张小桌子，那是校长亲手制作、亲手油漆的，还亲手在上面做了烫花图案。桌上天鹅绒的镜框里有一张他妻子的照片——那么年轻，穿一件漂亮的裙子，披一件细长的披肩，束一条紧身的腰带，长着一张迷人的椭圆形脸蛋（这个脸型正符合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女性美的观念）。照片旁边有一方水晶镇纸，内嵌珍珠母贝做的克里米亚风景图，还有一块小公鸡形状的擦笔布。墙上方，两扇窗子之间，有一幅列夫·托尔斯泰的肖像，上面用极小的字体印着他写的一篇故事全文。因诺肯季叶睡在隔壁小房间的皮革沙发上。在户外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他睡得很香。不过有时候也会遇上色情梦境，兴奋之下醒了过来，有好几次紧张得不敢乱动，只能继续静静地躺着。
早上，他总是去树林里，腋下夹本医学书，双手插在白色俄式外套的一圈流苏下面。他学着左翼分子的风格把学生帽斜戴在头上，这样他棕色的头发卷就垂下来遮住不平整的前额。他的双眉总是紧锁，挽成一个死结。要是他嘴唇再薄一点的话，他还算得上英俊。一进入树林，因诺肯季叶就坐在一截粗壮的桦木树干上。这棵树不久前被雷电击倒，现在碰一下满树枝叶仍然晃动。他点起一支香烟，拿书堵住了蚂蚁匆忙爬过来的道路，陷入了忧伤的沉思之中。他是个孤僻、敏感、易于冲动的年轻人，对社会问题极其敏感。他厌恶戈杜诺夫乡村生活的整个环境，比如那些干粗活的人——“干粗活的人”，他重复了一下这个词，随即厌恶地皱了皱他那肉乎乎的鼻子。他把那位胖车夫也划分到这一类人当中。车夫满脸雀斑，穿着灯芯绒制服，打着橙棕色裹腿，浆挺的衣领紧紧裹着红褐色的脖子。每当他在车棚里支起那同样令人厌恶的红色皮革敞篷时，他的脖子就涨得发紫。还有那位花白络腮胡子的老仆人，他的工作就是割掉那些刚出生的猎狐狗的尾巴。还有那位经常昂首阔步地穿过村子的英语教师，他总是不戴帽子，穿着雨衣和白色裤子——村子里的男孩们都诙谐地将之称为穿着衬裤、不戴帽子的宗教游行。还有那些乡下女孩，她们的任务是在园丁的监督下，每天早晨给庄园里的道路清除杂草。那个园丁穿件粉红色衬衫，背有点驼，耳朵也聋了，每天傍晚收工时，他都会带着异样的热忱与悠久的虔诚把门廊旁的沙子打扫干净。因诺肯季叶仍旧将书夹在腋下——这样他就不能交叉双臂了。他平时喜欢抱起双臂来，斜靠在公园里的树上，闷闷不乐地思索各种各样的事情，比如那依然静寂的白色庄园闪亮的屋顶。
那年夏天他第一次看见他们是在五月底（旧历），从一个小山包上往下看到的。山脚下蜿蜒盘旋的路上过来一群人马：最前面的是塔尼娅，像个男孩似的骑在一匹神采奕奕的枣红马上；后面紧跟着的是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伯爵，其貌不扬的他骑着一匹矮小得出奇的鼠灰色的马；他们后面是一个穿着长裤的英国人；再后面是某个表亲；最后面的是塔尼娅的弟弟，一个十三岁左右的男孩。小男孩突然纵身策马，一路越过其他人，向前面斜坡上的村庄疾驰而去，双肘像赛马师一样来回运动。
之后他又偶然遇见过他们几次，终于——好吧，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准备好了吗？那是六月中旬的一个大热天——
那是六月中旬的一个大热天，割草的人们正沿着通往庄园的道路两旁劳作，他们的衬衫时而搭在右肩上，时而搭在左肩上，很有节奏。“愿上帝帮助你们！”伊利亚·伊里奇按照过路人行礼的惯例向正在干活的人打招呼。他戴着他最好的那顶草帽，抱着一束淡紫色的沼泽兰。因诺肯季叶一言不发地跟在一边，嘴巴张得圆圆的（他一边嗑葵花籽，一边津津有味地嚼着）。他俩快到庄园了。网球场一头，有个侏儒聋园丁，穿着粉红色衣服，围着工作裙，正在往桶里浸泡一把刷子。他深深弯下腰去，一边向后倒退，一边在地上拖出一条粗粗的奶油色线。“愿上帝帮助你！”伊利亚·伊里奇走过去时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