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总序(第1/5 页)

解读作家是难事，何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一个半世纪以来，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以至革命家们，虽然对陀氏其人其文多有阐发，却是众口异词，甚或径相抵牾。然而，陀氏的面貌终究还是深印在人们的心中，只是每个读者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尽相同。这首先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本身的多义性，由此引出了后来的批评家们大相径庭的评论。这种现象，许多大作家都有。因为“大”，就多了包容，才生出种种阐释。那么作家真正的本义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作品里，但要使本义外化，又须通过阅读，而阅读的主体却又各有各的立场和观念，于是转而为无尽的，甚至相悖的评论。作品的本义游弋在阅读和评论之间。这种说法显得像一个悖论，却是事实。所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最好还是不去寻求一劳永逸的解读，因为它不曾有，也不会有，就像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样。我们从批评家那里读到的文学解读，是经过特定批评视角折射的，凸显的是批评感兴趣的理解。这一点常常在读者那里产生错觉，以为批评家解读的即文学本身。其实两者并不相等，有时甚至相悖。所谓批评，并非完全客观的阐发，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解读，甚至还附带着对文学的要求。但好的批评视角会有十分精彩的发现和阐释，它体现的是批评家自身的睿智和素养。文学研究却比批评要稍稍显得客观，因为它的注意力多少还在作品或作家本身，尽管它也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批评和研究终究是相互依存，很难分割清楚的。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和研究话题早已超越了陀氏本身。当一个人物成了大众的话题，他就成为各种思想的载体、对话的平台，人们会借他的名声来说自己的话，使它成为话题的注释或旁证。这是派生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往往不可避免。《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已经摆在读者的面前，如何解释小说里的故事，每个读者本身就是批评家，因为任何阅读都是事实上的批评，毋庸笔者赘言。本文仅止于就陀氏本人、他的创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思考角度，读者尽可见仁见智，作出最富想象力的解读。

<h2>艰难踬蹶，创作一生</h2>

十九世纪辉煌的俄国文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的思考深度和批判精神。但很多表现了这种思想深度的大作家如普希金、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却并不出身于平民，相反倒有优裕的生活来保证他们的写作，就像当时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偏偏发生在一批贵族青年中一样，俄国的思想和变革的号角是在知识阶层里吹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也不出身平民，但在俄国作家里，他的一生踬蹶困顿，充满了悲剧性的变故。疾病对他的折磨也造成他精神上的创伤，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在他的作品里。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军队医官，薄有田产，也取得了贵族身份。青年陀氏醉心于文艺，还在莫斯科一所寄宿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在老师的影响下接触了当时俄国和西欧的文学，涉猎了从莎士比亚到西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但父亲的普通医官职务和小农奴主的身份只能勉强供陀思妥耶夫斯基求学。中学毕业后，他依照父亲的意愿，进了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以冀将来在军队里谋职。一八三九年他父亲被自己田庄上的农奴殴打致死。一八四三年他从工程学院毕业后只工作了一年，就辞去公职，决然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彼得堡的生活，扩大了他对俄国社会的了解，他开始关注并决心“用一辈子”来探索“人和人生”之谜。 经过短暂的准备，包括翻译巴尔扎克的长篇《欧也妮·葛朗台》之后，一八四五年发表第一部中篇《穷人》。这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引起当时俄国文坛极大反响，如别林斯基认为这是“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涅克拉索夫甚至惊呼是“新的果戈理出现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之路的第一次回响。革命民主主义派和“自然派”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引以为同道。但是陀氏在《穷人》中开掘了 “小人物”主题之后，似乎并不满足于“社会小说”的界定。马上在一八四六年发表了另一个中篇《双重人格高略德金先生的奇遇》，把眼光从社会问题转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过程。正反两种对立的性格，其实是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作家把他们幻化为性格迥异的两个同貌人，借助荒诞的手法把人性中的怯懦与野心、本分与嚣张、老实与无耻等等，作了极端的对比表现。从解剖社会转入解剖人性，预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不同凡响的多样化趋向。“双重人格”的倾向在这里只是最初的开端，它将在嗣后的作品里不断深化，成为陀氏最主要的母题之一。这部作品当然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反对。这是文艺理论中政治倾向性的差异。陀氏当时对文学性的侧重，例如强调文学的“想象”和“幻想”，即后来所谓的“幻想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派对社会使命的重视，强调文学应同专制农奴制度作斗争并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主张产生分歧。陀氏认为“这是强加给文学的……有辱于它身份的使命”。其实这不单是一种文艺论争。这种分歧，终于在一八四七年公开化，致使后来的许多批评家认为陀氏脱离了革命民主主义正确的主张。现在从陀氏的创作个性和作品整体来看，这种分道扬镳恐怕是必然的。然而，四十年代终究是陀氏创作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开始。接着发表的中篇小说《女房东》（1847）、《白夜》（1848）、《脆弱的心》（1848）以及未完成的《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1849）等作品，都表明此时已经形成带有陀氏个性并在他后来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些旋律，如：“小人物”、“双重人格”、“幻想家”、“罪恶与情欲本能”、“被伤害与侮辱的”等等。这表明陀氏的小说真正的着眼点也许并不全在正面的写实上，更在审视人的本身、剖视人性以及挖掘人生本义上。

然而，陀氏四十年代的创作却中断在蓄势待发的状态里。在文学观念上他虽然和别林斯基发生了分歧，但他在政治思想上依然信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且参加了当时俄国著名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是积极成员之一。一八四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小组其他成员一起被沙皇政府逮捕，他因在小组上朗读过别林斯基有名的反农奴制度的信《致果戈理》，以及其他的“罪名”，被剥夺了贵族身份，并处死刑。在临刑前改判为流放苦役并期满后当兵。长达九年的苦役和兵营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一方面，亲历底层生活极大丰富了他对生活的认识，积累了大量的文学素材，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更趋深刻，形成了独特的哲理性探索，但长期亲历流放和苦役，无可否认也加重了他对人生苦难和社会阴暗的感觉。与底层生活的紧密接触，使他更关注人民的思绪，特别是根植在民间的宗教意识，一种寻求权力阶层和平民之间和解的倾向在他身上开始显现。加之生理上癫痫病发作日趋频繁，沙皇鹰犬无时不在的监视跟踪，更增添了他精神上的抑郁，以致他的创作也隐含了某些病态、痉挛的风格。这也是后来许多评论家所说陀氏思想消极面的由头。

经历了无数磨难，他在五十年代末返回彼得堡，开始了他创作生涯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发表的中篇小说《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和长篇小说《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1861）还继续着四十年代的风格，在长篇中除了描写社会和家庭的道德堕落以外，已经出现宣扬正教受苦受难精神、人要在苦难里寻求幸福、以苦难来净化心灵的说教。对社会真实的揭示和借宗教解脱的药方，是这一时期创作里很明显的矛盾倾向，出现了所谓“苦难救赎”的主题。一八六一年正值俄罗斯农奴制度改革，陀氏却在文学观念和政治主张两个方面明确宣告自己的主张。一八六一年他针对杜勃罗留波夫1而发的一篇论文《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明确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虽然他并不赞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但强调艺术的“主要本质”是“灵感的自由”。在政治主张上陀氏更接近的是俄国的斯拉夫主义2，一八六二年发表《两个理论家阵营》，文章主要针对当时的“自由主义”代表如卡特科夫3的主张，但同时也表明了自己与革命民主派的分歧，提出“根基论”4主张，强调人民的信仰才是“根基”，是道德理想的根源，俄国的改革必须与人民的“根基”相结合，西欧的革命方式不适用于俄国，应该寻求在君主和正教教会指引下的和解和团结，利用普及“文化和教育”促使两者的联合。这一点是历来评论家对陀氏思想最有非议的地方，常常被视作对革命民主主义派的攻击。但就在这个时期，以作家亲身经历为素材的长篇笔记小说《死屋手记》（1861－1862）发表了。小说展示了苦役犯可怕处境和精神状态，从社会和生活的因果深入剖析人性“善”、“恶”的变异。人性中兽性一面发展成“恶魔化”的个性，出现了“强者与弱者”的论题。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说“以戴着镣铐的手为自己的难友画像，竟然将西伯利亚一座牢狱的风尚习俗，创作成米开朗琪罗式的壁画”，屠格涅夫更把它比作但丁《神曲》的《地狱篇》。一八六四年发表的中篇《地下室手记》更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剖析一种“自卑”的内心世界，触及了人的潜在意识问题。在“幻想家”之后，又出现了“地下人”主题，但长期以来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手记》一书是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怎么办？》中“合理的利己主义”而发，后来高尔基更认为此书是对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辩解。这部很深入描绘了人的心理和意识的小说，承担了太多的政治重负。

一八六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走出国门，接触西欧社会。六月到八月间，在巴黎、伦敦和日内瓦的逗留，看到的一切使他对西欧的文明和发展道路产生极大的疑惑。归国后不久，就写了散记体小说《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第一次触及“西欧道路与俄国方式”的母题。这是他的“根基论”最早的文学表述。这一母题在后来的几部大作品里都有程度不同的开拓，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下半叶的《作家日记》和最后的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更有综合性的探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至此似乎是在为最后的四部厚重的长篇作准备。一八六六年长篇小说《罪与罚》出版，这部小说给作家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作品表面的谋杀情节遮掩着作家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入探索。小说涉及的十分广泛的论题早已冲破故事框架，所以读者掩卷后存留在脑际的往往是各种论题，如涉及“超人与庸人”的超人哲学、有关 “强者与弱者”的权力真理，更有人在言语行为里不自觉的“潜意识”泄漏，以及再一次回响起的“苦难救赎”等等。由于每个论题都有相当的雄辩性，小说作为一个体裁竟第一次彰显出某种互不相让的思想争论的品格。这被后来的文学评论家巴赫金称作为小说的“复调结构”，影响着此后一百多年长篇小说结构上的发展，且至今被认真地讨论和研究着。

《白痴》（1868）、《鬼》（1871－1872）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小说。《白痴》是一部色彩斑斓的长篇小说，探讨了“罪恶与圣洁”的题目，在一个由伪善虚假织成的罗网里，一旦有人捅破那层薄薄的遮掩，这妖魔化的世界便不成体统，梅诗金公爵这个“自然人”，以十分单纯无邪的处世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一切，结果呢？一切都是颠倒的：善良成了白痴，仁爱变成无用，狂暴显示为力量，怯懦装扮成理性，美命定了要被践踏和毁灭，恶却愈加肆无忌惮、扰乱一切。梅诗金公爵并没有能撼动这张根深蒂固的网，他并不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仍然回到他那瑞士的净土。作家以强烈的激情揭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腐朽和道德丧尽的世象。梅诗金公爵像一面镜子，返照出腐败的群象。《鬼》则把社会政治与人性的善恶本质紧密结合起来作深入的剖视，在一个政治事件里发现人性里兽性妖魔化的依据。《鬼》从情节上看是一部涉案小说，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有“反虚无主义”的主题，也表明了作者对社会变革中欧洲道路的评价，但作品更多的是从共性、抽象的角度考察革命的暴力与道德人性、社会主义思想里无神论的得失等很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当时的俄国正处在剧烈的革命变革时期，这些敏感的问题引起很大的争议。深谙文学的高尔基也从政治上评价《鬼》，说过这是“七十年代对革命运动进行恶意攻击的无数尝试中最富于天才也最恶毒的一次”。但就作品思考的深度、对沙皇政府的揭露，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此书的意义恐怕远在具体的社会事件之外，且要深刻得多。如果我们稍加注意，也许可以发现在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剧作《肮脏的手》里呼应着类似的共通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