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哈罗德、远足的男人与喜欢简·奥斯丁的女人(第1/8 页)

哈罗德发现酿酒厂里的几个家伙，包括纳比尔先生在内，发明了一种特别的走路姿势，一走起来就笑得歇斯底里，好像多有趣似的。“快看。”他们常在院子里自吹自擂，这时总有一个人会支起手肘，弯下腰，扎稳下盘，像母鸡扇翅膀一样摇摇晃晃地往前走。

“就是这样！操，就是这样！”其他几个会尖声怪笑，有时整群人都会吐掉嘴里的香烟，一起用这种姿势走起来。

连续几天透过窗户看着他们这样做，哈罗德突然反应过来他们是在模仿财务部新来的那个女人。他们是在模仿奎妮·轩尼斯和她的手提袋。回忆到这里，哈罗德一下醒了，迫切地想回到路上。明亮的阳光洒在窗帘上，仿佛想努力挤进来，找到他。虽然身体僵硬、双腿酸软，他还是能走的，脚跟上的水泡也没那么痛了，这让他松了一口气。衬衫、袜子、内裤晾在散热片上，前一晚他用洗衣粉和热水把这些都洗了。还没干透，硬硬的，但也可以穿。他在两只脚上分别贴好一块剪得整整齐齐的膏药，又小心翼翼地将塑料袋打好结。早餐过后，他会继续向北走。哈罗德是餐厅里唯一的顾客，餐厅里点着一盏橘色的灯，有股潮湿的气味。透过玻璃柜门能看到一些西班牙洋娃娃和死了的红头丽蝇，已经干成纸团一样。女服务员话很少，但哈罗德很高兴不用再作解释了。他吃得很多、很急，边吃边盯着窗外的路，算着一个平时不太走路的人走完到布克法斯特的六英里需要多久，更别说剩下的四百八十多英里路了。

哈罗德拿出奎妮的信默念，虽然不看也可以背出来。亲爱的哈罗德：这封信也许会让你小吃一惊。我知道我们已经很久没见了，但最近常常不自觉地想起过去。今年我做了一个手术……“我讨厌南布伦特。”房间那头传来一个声音。

哈罗德惊讶地抬起头。除了女服务员和他再没有别人了，她看起来不太像刚说了话的样子。她坐在一张空桌子旁，摇着腿，鞋子挂在脚尖上一晃一晃，摇摇欲坠。哈罗德喝完最后一点咖啡，又听到一句：“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的确是那个服务员，虽然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她的脸一直朝着窗外，嘴唇张成空空的O形，好像是嘴巴兀自在说话。他希望自己能说几句话，又不知从何开口。也许什么都不说，静静地听就够了，因为她继续说了下去：“南布伦特比起德文郡其他地方简直是多余。就算太阳出来时我也不喜欢。我会想，是，现在是好，但不会长久的。不是在看雨，就是在等雨。”

哈罗德叠起奎妮的信，装回袋子里。信封有点问题，但他又说不出是什么问题。再说，不专心听那女人说话似乎有点不礼貌，因为很明显她是在和他说话。

她说：“有一次我赢了一个去伊比沙岛的旅游，只要收拾好行李就可以出发了。但我却做不到。他们把机票都寄给我了，但我没有打开。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机会逃离这里的时候，我没法把握？”哈罗德咬着嘴唇，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来没和奎妮说过一句话。“或许是害怕，”他说，“我曾经有个很好的朋友，但是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看清这一点。其实挺好笑的，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文具柜里。”他想起那个场景，笑了出来，但那女人没有笑。也许那场景太难想象了。她抓住摇得像钟摆一样的脚，仔细研究起来，好像以前没仔细观察过自己的脚。“有一天我会离开的。”她说。她的目光穿过空空的餐厅，与哈罗德的视线相遇，终于笑了起来。

和戴维的预言正好相反，奎妮·轩尼斯既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女权主义者或同性恋。她矮矮胖胖，是个貌不惊人的女子，没有腰身，前臂上永远挂着一个手提包。众所周知，在纳比尔先生眼中女人不过是会计时的荷尔蒙炸弹，他会给她们一份酒吧招待或者秘书的工作，换取她们在他那辆捷豹汽车后座的“报答”。所以奎妮算得上是酿酒厂的一个“新尝试”，换了其他任何女人来应聘这份工作，纳比尔肯定都不会点头。

因为她是那样沉静、谦逊。哈罗德有次无意中听到一个同事说：“你简直会忘记她是个女人。”不出几天已经有消息说她为财务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账，但这并没有减少逐渐蔓延到公司走廊上的各种模仿和讥笑。哈罗德真心希望她没看到或听到。有时在餐厅里碰见她，她手里握着纸包三明治，和那些年轻秘书坐在一起，静静地听她们说话，仿佛她们或自己根本就不存在。

一个晚上，他拿起手提包正要回家，突然听到柜门后传来一下抽鼻子的声音。他想继续走，但那声音又响了几次。终于他回过头来。哈罗德慢慢打开柜门，一开始除了几盒纸什么都没看到，正要松一口气，突然又听到那声音，像是在抽泣。接着他看到了，有个人背对他蹲着，紧紧地贴着墙。她的外套包在脊背上，绷得紧紧的。“不好意思。”他马上说，正要关上柜门赶紧离开，却听到她的哽咽：“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好意思才对。”现在他一脚踏在柜子里，一脚还在柜子外，面前是一个对着牛皮信封哭泣的女人。“我工作都做得挺好的。”她说。“当然了。”他瞥一眼走廊，希望能看到一个同事，过来和她聊一聊。他从来都是个不擅长表达情感的人。“当然了。”他又说了一次，好像重复这句话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