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第2/4 页)

“现在你有信心了吧？”

“没有。”少校说。

有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每天来医院。他们三个全部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想做画家，还有一个本来就想当兵。有时，诊疗结束后，回去的路上我们会结伴同行，到斯卡拉歌剧院[65]隔壁的科瓦咖啡厅去坐坐。我们有四个人，所以敢抄近路，穿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个街区的人恨我们，因为我们是军官。我们经过的时候，一家酒店里会有人大叫：“A basso gli ufficiali！”[66]有时，另外一个小伙子也跟我们一起走，一行便有了五个人。他脸上蒙着一块黑丝绸手绢，因为当时他鼻子没了，正待做面部修复。他是直接从军事学院上前线的；第一次上火线，一个钟头不到就受了伤。他们修复了他的面部，但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家族，要想把他的鼻子完全复原，那是办不到的。后来他去了南美，在一家银行里工作。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后来战事会如何发展。那个时候，我们只知道一直在打仗，而我们不会再上战场。

除了脸上蒙黑丝绸绷带的小伙子，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勋章。他上前线的时间不够长，什么勋章也没得到。那种勋章我们每人有一枚，想当律师的那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儿小伙子却有三枚。他当过敢死队队长，同死神打交道很长时间，有点超然了。我们全都有点超然。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相会，并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将我们凝聚在一起。不过，在我们去科瓦咖啡厅的路上，穿过那一段暴戾的街区，行走在黑暗中，经过透出灯光和歌声的酒店，有时因为人行道上挤满了男男女女，不得不从他们中间挤出来，走到街上去，这种时候，我们会感到有种东西在起作用，将我们聚拢到一起。旁人，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他们不懂。

而我们自己懂得科瓦咖啡厅，我们每个人都懂。它富丽，温暖，灯光不耀眼，某一段时辰里声音嘈杂烟雾缭绕，任何时间桌子旁边都有姑娘坐着，墙上的报刊架子上放着画报。科瓦咖啡厅的姑娘们很爱国，我发现，意大利最爱国的人就是咖啡厅里的姑娘。我相信，现在她们仍然很爱国。

起初，小伙子们说到我的勋章时非常谦和有礼，问我立了什么功。我给他们看授勋状，那一纸文字非常华丽，满篇fratellanza、abnegazione之类的字眼[67]，但去掉那些形容词，分明就是在说，我之所以获得勋章，是因为我是个美国人。从此以后，他们对我的态度起了变化，只不过相对于外人，我仍然是个朋友。我仍然是他们的一个朋友，但自从他们看过授勋状之后，我便不能真正算是他们中的一员了。因为他们经历的跟我不一样，他们是做了非常不一样的事才获得勋章的。不错，我确实负伤了，但大家都知道，说到底，负伤其实就是个意外。不过，我从来没有觉得佩戴着勋章心中有愧，而且有时在鸡尾酒时辰过后，我会想象，他们获颁勋章所干的那些事，我自己全都干过。但是在夜深时分，空荡荡的街道上，寒风扑面，所有的商店都已熄灯关门，我尽量挨着街灯走回家去，那时，我心里知道，我决然干不出那样的事情。我非常怕死，经常在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害怕自己会死去，不知道如果重返前线，我会是怎样一副德性。

三个获得勋章的小伙子就像猎鹰。虽然在那些没有狩猎经验的人眼里，可能我也像是一只鹰，其实我不是。这一点，他们三位比较清楚，所以我们渐行渐远了。但是，那个第一天上前线便负伤的小伙子，我同他仍然是好朋友，因为当时他对自己将来会怎样肯定一无所知。所以，他也不可能被他们接受。我喜欢他是因为我心想，兴许他和我一样，将来不会变成一只鹰。

少校，那位了不起的剑术家，不相信人不怕死。我们坐在诊疗椅上时，他花许多时间纠正我的语法。他曾经称赞我意大利语说得好，我们聊起来毫不费力。有一天我说，我觉得意大利语很容易学会，激不起我很大的兴趣，意大利语说起来一点都不难。“啊，是的，”少校说，“那么，你为何不注意一下语法的使用呢？”于是我们注意起语法的使用来，一下子，意大利语成了一门很难的语言，脑子里语法条理没弄清楚，我都不敢开口和他说话。

少校非常守规矩地上医院。我印象中他一次也有没缺席过，但他肯定是不相信那种诊疗的。有一段时间，我们谁也不相信那些诊疗椅，上校说，那完全是胡闹。当时诊疗椅刚面世，正好拿我们来试验其疗效。他说，那个主意很白痴：“理论而已，跟别的理论没什么两样。”我语法没学进去，他说我笨蛋，丢人丢到家了，又说他自己是个傻瓜，居然为我操这个心。他是个小个子男人，笔直地坐在诊疗椅里，右手插进诊疗装置，眼睛直视着前方的墙壁，两块皮子夹着他的手指，上下拍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