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格街凶杀案(第10/17 页)

“警察证人是法国人，可他说自己虽然没有听懂凶手在说什么，但认为凶手所说的应该是西班牙文。餐厅老板是荷兰人，但他在不会讲法语的情况下认定那个声音尖锐的人是法国人；要注意，他自己不会说法语，而他的证词是经过翻译完成讯问的。裁缝师是英国人，他认为凶手应该是德国人，可是他自己其实听不懂德文。殡葬业者是西班牙人，并且很肯定凶手是英国人，与前面的证人一样，他自己不懂英文，只是根据对方讲话的口音做出的判断。意大利籍的西点糖果师则把这一荣誉交给了俄国人，可他自己从来没有和俄国人聊过天。还有一位银器工匠，他是法国人，但他与自己的警察同胞看法有些不同，他认为凶手大概是意大利人，他与警察同胞一样的是自己根本不懂意大利文，他的结论同样是根据口音判断，并确定这种口音是意大利的口音……所有这些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凶手有着一种诡异的不寻常的口音，不然为什么从欧洲四面八方而来的证人都无法说清楚这是一种什么口音？当然你还可以说凶手的口音是亚洲的或非洲的，可是你也很清楚，在巴黎并没有很多亚洲人或非洲人。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排除凶手是亚洲人或者非洲人的可能性，不过我想你应该注意的是这样三点：首先，其中的一个证人说这个声音，与其说尖锐，不如说刺耳；其次，还有两个证人指证，凶手的音调是急促且不平均的；最后，所有的证人都不知道凶手到底说了什么，他们没有听清楚凶手说的任何一个词或字。”

杜宾接着说：“可能到现在你都不清楚我到底要表达什么。我想说的是，从这些意见分歧当中我们能够知道，只有从这两个有着粗哑和尖锐声音的人入手进行推测才能够深入到本案的事实中。我对此点很有把握，这一推测必然是合理的。可能‘合理’这个词还不能完全形容我的推测，应该这样说，侦破此案的唯一入手之处就是我所说的这一推测。但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那两个当时在争吵的人到底在本案中涉嫌到何种重大的程度。你只要记住一点，那就是如果在一桩命案现场发生了粗哑和尖锐的两个声音的争吵，是十分奇特和不寻常的，这也是我要去现场所在的四楼房间进行更进一步侦查的原因。”

接下来杜宾要分析的就是凶手逃逸的可能出口了，他说：“假如现在我们身在案发现场的那间房子里，你会最先发现什么线索？是的，我们最先发现的将是凶手是怎样逃走的。爱斯巴奈雅母女死于被人谋杀这是确凿无疑的，而且杀害她们的凶手并非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凶手也不可能具有什么神鬼力量，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那么他一定有自己作案之后脱逃的办法和出口。可是这个案子的凶手是如何逃走的呢？让我们感到幸运的是，凶手逃走的路径并不是楼梯和大门，也就是说，凶手从案发现场所能逃走的路径可以排除楼梯和大门，这样我们就能够将调查范围缩小。

“凶手逃走的重心就在案发的四楼这个房间里，只要我们能够仔细地搜索，就一定可以把答案找出来。让我们把凶手可能逃走的各种方式逐一分析一下。首先能够确定的是，在众人准备从楼梯上楼时，本案的凶手仍然还在案发的四楼大房间中，或者是那个和大房间相连的小房间中。因此，凶手逃跑的出口就在这两个房间中可能的出口中。在这之前，警方已经对这两个房间进行了全面和细致的搜查，不论是地板、天花板还是墙壁，他们都进行了检查，因此如果真的存在秘密出口，他们一定早已经发现了。

“可是，这也是我不能完全相信警察的地方，我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东西。但我们在现场的调查让我确信，在这两个房间中并没有秘密出口存在。通往走廊的有两扇门，这两扇门都是锁上的，并且是从里面反锁的；烟囱可能是逃走的路径，这两间房子的烟囱至少离壁炉有两三米高，或许它们能被凶手利用，从而躲避众人的搜查，可是烟囱的宽度非常狭窄，几乎连一只大猫都挤不进去，又怎么能让一个大汉藏身呢？首先不存在秘密出口，其次烟囱也无法让人藏匿和逃走，那么能逃走的地方就只有窗户了。小房的窗户与街道对着，假如凶手从此处逃走，则一定能够被街上围观的人发现。也就是说，能够让凶手逃走的一定是后面那间大房中的窗户。

“这是我们经过严密仔细的推理得出来的结论，但必须经过事实验证才能证明我们的结论没错，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证明我们的推论。这或许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可能的，也可能是警方根本不会认同的一个结论，但是这并非我们轻易否定自己推理结论的理由。我们如今要做的，就是证明我们推论的正确性，也就是要证明那些已经被警方仔细搜查过却视而不见的逃逸出口正是凶手最后逃逸的出口。”

杜宾为我摆出了大房间中两个窗户的特点：“在大房子里一共有两个窗户，其中一个没有被家具挡住，很容易就看得见；而另外一个的下半部已经被笨重的床架挡住了。没被挡住的窗户框的左侧有一个螺丝钉孔，上面被牢牢钉入了一根钉子，也就是说这个窗户是一个被从里头钉死的窗户，大概没有什么人能够打开它。而另一个窗户的窗扇，同样也被钉死难以打开。正是因为这样，警察才会认定，凶手是不可能从这两个窗户逃走的，于是他们没有把钉子去掉，把窗户打开，认真检查一下的想法。”

杜宾继续说：“就像你看到的，我的确近乎苛刻地进行了非常仔细和全面的检查，但不这样就无法证明我此前进行的推论，即，证明‘窗户是唯一出口’的结论。我们进行推理绝不能因为它们表面上不可能，或者警方不认同，就把自己的推论给否定。推理者的工作就是把那些不可能变为可能。”

杜宾还在调查中对窗框的特别之处进行了研究：“我要做的是从自己的结论开始向前倒推。如果凶手确实由大房中两个窗户中的一个逃走，那么那个逃走的窗户的窗框就不可能是外面也被钉紧的。当然，这一点警方也想到了，不过他们认为窗框看上去被钉得非常牢固，因此肯定凶手是不可能由窗户逃走的，于是他们就没有更加仔细地对窗户进行检查。但让人吃惊的是，窗框的确已经被牢固严密地钉住了！可是凶手是怎样逃走的呢？我猜测，这个窗框必然有能够自动开关的功能。我十分确信自己的这一猜测是正确的。因此，我到那个没有家具挡住的窗户前，花费了一些力气把钉子取出，准备拉起窗框，就像我之前预料到的，这非常难以办到。也正是如此，我现在十分确定，在这个窗框中一定藏了某种弹簧装置，只有这样才可能出现凶手开窗逃走后窗户又恢复到原来紧闭密封的状态。这一想法在我经过仔细检查之后得到了证实，隐形弹簧很快就被我找到了，我甚至尝试着压了压它，我对自己的这个发现非常满意，因此没有把窗框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