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第4/13 页)

“我必须说，先生们，我对你们的行为既感到诧异，又感到屈辱。对庞隆勒医生我本来就没指望他干出什么好事。他是个不知好歹的可怜的小小的胖胖的白痴。因此我怜悯他并且原谅他。而你，格利登先生，还有你，西尔克，你俩一直在埃及旅行和居住，别人也许会以为你们在那儿土生土长。你，正如我刚才所说，在我们当中生活了那么长的时间，以致我认为你讲埃及语之流利就像你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么流畅。而你，我从来就看作是木乃伊之忠实朋友的你，我本来真指望你的行为能更像一名绅士。可你俩见我受到这等无礼对待却袖手旁观，这叫我作何感想？在这样冷的鬼天气，你俩却允许毫不相干的普通人打开我的棺材，脱掉我的衣服，这又叫我作何感想？（说关键的一点）你们唆使并帮助那个可怜的小恶棍庞隆勒医生拉扯我的鼻子，这究竟要我以什么眼光来看待你们？”

读者肯定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听见这番话，我们要么夺门而逃，要么歇斯底里发作，要么干脆当场晕倒。我所说的这三种行为都可以被料到。实际上它们似乎都很有可能发生。可我发誓，我迄今尚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三种行为中的任何一种都没有被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人采用。不过，这真正的原因也许该从时代精神中去寻找，这种精神完全按反向判断的规律发展，而且现在通常被认为是所有自相矛盾和不可能的事情之解答。或许那原因仅仅在于木乃伊那种非常自然和注重事实的神态，那种神态使他的话听起来并不可怕。但无论原因是什么，事实却非常清楚，当时我们中没有一人表现出特别异常的惊恐，或是看上去好像认为事情出了什么特别异常的差错。

至于我自己，我确信事情完全正常，因而只往旁边挪动了一下，避开那位埃及人拳头所及的范围。庞隆勒医生把双手插进裤兜，紧紧盯着木乃伊，脸上臊得面红耳赤。格利登先生捋了捋他的连鬓胡，并竖起了他的衬衣衣领。白金汉先生耷拉下脑袋，而且把右手拇指放进了嘴巴左角。

那位埃及人表情严肃地将他打量了几分钟，最后冷笑了一声说：

“你干吗不说话，白金汉先生？你没听见我刚才问你什么？请把你的拇指从嘴里拿出来！”

于是白金汉先生略为一惊，从他嘴巴的左角抽出了右手拇指，同时作为补偿，又将左手拇指塞进了上述那个缝隙的右角。

见不能从白金汉先生口中得到回答，那埃及人愤然转向格利登先生，以一种命令的口气要他大体上解释一下我们的用意是什么。

格利登先生用古埃及语做了极为详细的回答。若不是美国缺乏印刷象形文字的条件，我会非常乐意用原文一字不漏地记录下他那番非常精彩的讲话。

我最好趁这个机会说明，以下有那具木乃伊参加的谈话全部是用的古埃及语，就我自己和其他几位未曾远行过的人而论，则由格利登先生和白金汉先生充当翻译。这两位先生讲那具木乃伊的母语真是无与伦比地优雅流利。但我不能不注意到（无疑是为了向那位异乡人介绍一些完全现代，当然也就完全新颖的概念），这两位旅行家有时也被迫采用一些切合实际的方式来传达一个特殊的意思。比如说格利登先生一时间没法让那位埃及人明白“政治生活”一词的含义，于是他只好用炭笔在墙上画出一个衣冠不整、有酒糟鼻的小个子绅士，那绅士左腿朝前，右臂甩后站在一个讲坛上，紧握拳头，眼望苍天，嘴巴张成一个90度角。同样，白金汉先生也没法用语言传达“假发”这一绝对现代的概念，最后（在庞隆勒医生的建议下）他脸色发白地同意揭下自己头上的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