凹凸山的故事(第3/5 页)

“这时一个新的目的占据了我的心灵。我急促而有力地对我的同伴们说了几句话，在争取到他们中少许人的支持之后，一场疯狂的突围开始了。我们从凉亭冲入包围我们的人群中。开始他们在我们面前节节败退。接着他们重振旗鼓疯狂反扑，然后又重新向后退缩。左冲右突之间，我们已远远离开了那座凉亭，被赶进了那些狭窄弯曲、两旁房屋鳞次栉比、幽深处从来不见阳光的迷津般的街道。暴民们疯狂向我们扑来，用他们的长矛不断袭击我们，用一阵阵乱箭压得我们抬不起头。这些箭矢非常奇特，形状就像马来人的波刃短剑。它们是模仿毒蛇窜行时的身形而造成，箭杆细长乌黑，箭镞有浸过毒的倒钩。这样的一支箭射中了我的右太阳穴。我摇晃了一下倒在地上，顿时感到极度的恶心。我挣扎，我喘息，我死去。”

这时，我微笑着说：“现在你简直不能再坚持说你那番奇遇不是一场梦。你还不至于硬要说你现在是死人吧？”

说完这番话，我当然以为贝德尔奥耶会说句什么俏皮话来作为回答，但令我吃惊的是，他竟然变得狐疑不决，浑身哆嗦，面如死灰，而且一言不发。我朝坦普尔顿看去，只见他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他的牙齿在打战，他的眼睛几乎要瞪出了眼窝。“接着往下讲！”他最后用沙哑的声音对贝德尔奥耶说。

“有好几分钟，”贝德尔奥耶继续道，“我唯一的感情，我唯一的感觉，就是黑暗和虚无，伴随着死亡的意识。最后，似乎有一种突然而猛烈的震荡穿过我的灵魂，仿佛是电击。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轻灵的感觉。后一点我是感觉到，而不是看到。我好像是一下从地面升起。但我没有肉体，也没有视觉、听觉和触觉。人群已经散离。骚乱已经平息。那座城市此刻相当安静。我的下方躺着我的尸体，太阳穴上还插着那支箭，整个头部已肿胀变形。但这一切我都是感觉到，而不是看到。我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甚至那具尸体也显得与我无关。我没有意志，但却好像是被推入了运动。我轻快地飘出了那座城市，折回我曾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当我到达我曾在那儿遇见鬣狗的那个地点时，我又一次感到一阵电击般的震荡，重感、意志感和实体感顿时恢复。我又成了原来的自己，并匆匆踏上回家的路，但那番经历并没有失去它真实鲜明的色彩。而现在，哪怕只是暂时的一分一秒，我也没法强迫我的判断力把它认为是一场梦。”

“它也不是一场梦，”这时坦普尔顿一本正经地说，“不过此外又很难说该如何为它命名。让我们只是这样来推测，当今人类之灵魂已非常接近于某种惊人的精神发现。暂时就让我们满足于这一推测。至于别的我倒有一个解释。这儿有一幅水彩画，我本来早就应该让你们看，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阻止我那样做。”

我们看了他递过来的画。我看那幅画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可它对贝德尔奥耶产生的影响却令人吃惊。当他看见那幅画时差点儿没昏过去。然而那只是一幅微型画像，诚然画中人的相貌特征与他酷肖绝似。至少我看画时是这样认为的。

“你们可以看到，”坦普尔顿说，“这幅画的年代，在这儿，几乎看不见，在这个角上，1780年。这张画像就是在那一年画的。它是我死去的朋友奥尔德贝先生的肖像。在沃伦·黑斯廷斯任孟加拉总督时期，我和奥尔德贝在加尔各答，我俩曾经情同手足。当时我才20岁。贝德尔奥耶先生，我在萨拉托加初次见到你时，正是你和这幅肖像之间那种酷肖绝似诱使我同你搭话，和你交朋友，并促成了最终使我成为你永久伙伴的那些协议安排。我这样做部分的是，也许该说主要的是出于一种对我亡友的惋惜和怀念，但部分的也是出于一种担心，一种并非完全不带恐惧的对你的好奇。

“在你对你在山里所看到的那番景象的详述中，你已经非常精确地描绘了印度圣河岸边的贝拿勒斯城[3]。那些暴动、战斗和杀戮均是发生于1780年的蔡特·辛格叛乱中的真实事件，当时黑斯廷斯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时期。那个用头巾接成绳子逃走的人，就是贝拿勒斯帮主蔡特·辛格本人。凉亭里的那些人就是黑斯廷斯所率领的一队印度兵和英国军官。我便是其中一员，当时我尽了一切努力要阻止那名军官冒险突围，最后他在混乱的巷战中被一个孟加拉人的毒箭射死。那名军官就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就是奥尔德贝。你看看这些手稿就会发现，”（说到这儿他拿出一个笔记本，其中有几页显然是刚刚才写上字。）“当你在山中想象这些事情之时，我正在家里把它们详细地记录在纸上。”

大约在这次谈话一星期之后，夏洛茨维尔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以下短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