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永远没有个完(第2/7 页)

我们总是感到很饿，每次进餐都是一件大事。我们喝淡啤或黑啤、新酿的葡萄酒，有时是已存了一年的葡萄酒。那几种白葡萄酒是其中最佳的。其他酒类则有当地那个河谷酿制的樱桃白兰地和用山龙胆根蒸馏而成的烈酒。有时我们晚餐吃的是加上一种醇厚的红葡萄酒沙司的瓦罐焖野兔肉，有时则是加上栗子沙司的鹿肉。与此同时，我们吃这些时常喝红葡萄酒，即使它比白葡萄酒贵，而最好的要二十美分一升。一般的红酒要便宜得多，因此我们把小桶装的带到马德莱恩屋去。

我们有一批西尔维亚·比奇让我们带着供冬天阅读的书籍，我们还可以跟镇上的人在直通旅馆的夏季花园的场地上玩地滚球。每星期有一两次，人们在旅馆餐厅里打扑克，这时餐厅门窗紧闭。当时奥地利禁止赌博，我跟旅馆主人内尔斯先生、阿尔卑斯山滑雪学校的伦特先生、镇上的一位银行家、检察官和警官一起玩。这是一种很紧张的赌博，他们都是打扑克的好手，除了伦特先生打得太野以外，因为滑雪学校根本赚不到钱。那警官一听到那两名警察巡逻中在门外停下时就把一个手指举到耳边，我们就都不作声，直到他们向前走去。

天一亮，女佣便在清晨的寒气中走进房来关上窗子，在大瓷火炉里生起火来。于是房间里暖和了，而早餐有新鲜面包或者烤面包片，配上美味可口的蜜饯和大碗咖啡，如果你要的话，还有新鲜鸡蛋和出色的火腿。这里有条狗名叫施瑙茨，它睡在床脚边，喜欢陪人去滑雪，我向山下滑去时爱骑在我背上或伏在我的肩膀上。它也是邦比先生的朋友，常陪他和他的保姆外出散步，跟在小雪橇旁边。

施伦斯是一个写作的好地方。我知道这一点，因为在1925和1926年冬天我在那里进行了我所做过的最困难的修改工作，当时我必须把我在六个星期内一口气写成的《太阳照常升起》的初稿修改成一部长篇小说。我记不得我在那里写了哪些短篇小说了。尽管有几篇写出后反应不错。

我记得当我们肩上背着滑雪板和滑雪杆、冒着寒冷走回家去的时候，通往村子的路上的积雪在夜色中咯吱咯吱地作响，我们注意察看远处的灯火，最后看到了房屋，而路上每个人都对我们说，“你们好。”那小酒店里总是挤满了村民，他们穿着鞋底钉着钉子的长统靴和山区的服装，空气里烟雾缭绕，木头地板上钉子的印痕斑斑。许多年轻人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团队中服过役，有一个叫汉斯的，在锯木厂工作，是一个著名的猎人，我们成了好朋友，因为曾在意大利同一个山区待过。我们一起喝酒，大家都唱着山区的歌谣。

我记得那些羊肠小径，穿过村子上方那些山坡上的农庄的果园和农田，记得那些温暖的农舍，屋子里有大火炉，雪地里有大堆的木柴。妇女们在厨房里梳理羊毛，纺成灰色和黑色的毛线。纺纱机的轮子由脚踏板驱动，毛线不用染色。黑色毛线从黑绵羊身上的羊毛取来。羊毛是天然的，毛中含的油脂没有去掉，因此哈德莉用这种毛线编结成的便帽、毛线衫和长围巾沾了雪也不会湿。

有一年圣诞节上演了汉斯·萨克斯〔8〕创作的一出戏，是那位学校校长导演的。那是一出很好的戏，我给地区的报纸写了一篇剧评，由旅馆主人译成德文。另外有一年，来了一位剃着光头、脸有伤疤的德国前海军军官，作了一次关于日德兰半岛战役〔9〕的演讲。幻灯片显示双方舰队的调遣行动，那海军军官用一根台球杆做教鞭，指出杰利科〔10〕的懦怯表现，有时他忿怒得嗓音都嘶哑了。那校长生怕他会用台球杆把屏幕都刺穿。演讲结束后，这位前海军军官仍旧不能使自己冷静下来，因此小酒店里人人都感到不安。只有检察官和那位银行家陪他一起喝酒，他们坐在一张单独的桌子边。伦特先生是莱茵兰〔11〕人，他不愿参加这次演讲会。有一对从维也纳来的夫妇，是来滑雪的，但是不愿去高山地区，所以离开这里去了苏尔斯，我听说，他们在那里的一次雪崩中丧了生。那个男的曾说正是这个演讲者这种蠢猪断送了德国，而且二十年之内还会再干上一次。同他一起来的女人用法语叫他闭上嘴巴，说这里是个小地方，你哪知道会出什么事？

正是那年有许多人死于雪崩。第一次大失事是在阿尔贝格山隘北的莱希，就在离我们那个山谷不远的高山上。有一批德国人趁圣诞假期想上这儿来跟伦特先生一起滑雪。那年雪下得晚，当一场大雪来临时，那些山丘和山坡因为阳光的照射还是温暖的。雪积得很厚，像干粉那样，根本没有和地面凝结。对滑雪的条件来说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所以伦特先生曾发电报叫这批柏林人不要来。但那是他们的节假日，他们显得很无知，不怕雪崩。他们到了莱希，但伦特先生拒绝带他们出发。他们中有一个人骂他是懦夫，他们说要自己去滑雪。最后他把他们带到他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山坡上。他自己先滑了过去，他们随后跟上，突然间，整个山坡一下子崩塌下来，像潮水涨起盖住了他们。挖出了十三个人，其中九人已经死去。那家阿尔卑斯山滑雪学校在出事前就并不兴旺，而事后我们几乎成了唯一的学员。我们成为钻研雪崩的专家，懂得不同类型的雪崩，怎样躲避雪崩，如果被困在一场雪崩中该如何行动。那年我写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雪崩时期完成的。

我记得那个多雪崩的冬天最糟的一件事是关于有一个被挖出来的人。他曾蹲坐下来，用两臂在头的前面围成一个方框，这是人家教我们这样做的，这样在雪盖住你的时候能有呼吸的空间。那是一次大雪崩，要把每个人都挖出来得花很长一段时间，而这个人是最后一个被发现的。他死了没多久，脖子给磨穿了，筋和骨头都露了出来。他曾顶着雪的压力把头摆来摆去。在这次雪崩中，一定有些已压得很坚实的陈雪混合在这崩泻的较轻的新雪中了。我们无法肯定他是有意这样摆头还是神经失常了。但不管怎样，当地的神父拒绝将他埋葬在奉为神圣的墓地里，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是天主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