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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眼就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二叔在无限的仰望和等待中，老了。头发慢慢地变成了灰色，最后就是一头白发了。

在这期盼、等待中，二叔真的就等来了希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大潮滚滚而来，很多的港商、台商辗转着回到了大陆，隔绝了三十多年后，关于台湾的消息像三月的春风，吹向大江南北。

那一阵子，是二叔最忙碌的日子，他天天忙着写信，寻找着小婉和儿子。二叔伯自己写得不清楚，还把屯里识字的人叫到了家里。一张炕桌放在炕上，写信的人盘腿坐在炕上，二叔蹲在地上，仰着头，一腔的期望都汇集到了那双混浊的目光里。

一封封信写好了，却不知投向何方。二叔只能在信皮上写下“台湾”两个字。寄往台湾的信，像一只只鸽子从二叔的手上飞走了，剩下的只是甜蜜地等待。

在幸福的期待中，二叔一闭上眼睛就会做梦，梦里，他依稀地看到小婉牵着儿子的手，款款地向他走来，却永远也走不近他。二叔一着急就醒了，他睁开眼睛，仍没走出梦境。他苍凉着声音高喊：小婉，你们可想死俺了。

二叔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梦里还是梦外了。

二叔没有等来小婉和儿子，却等来了台办的人。

市台办来了两个人，一个戴着眼镜，另一个不戴。两个人找到二叔，就把二叔搀到了有阳光的院子里。

二叔的老屋原来是有窗子的，后来被二叔给封死了，屋里就昼夜不分了。二叔喜欢在黑暗中等待，黑暗中的二叔才会有梦。

此时二叔坐在院子里，明晃晃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