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第2/5 页)

电影俘获的观众之多，是任何艺术所不能比拟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电影还是维多利亚时代娱乐圈里的一件新鲜的玩艺；到了二十世纪初，便以其机械复制的优越性，引起了政治家和宣传家的关注。于是，在苏联、德国和意大利，电影业先后迅速发展起来。

阿伦特经研究指出:极权主义首先注意掌握两样东西，一是群众，二是宣传。在纳粹党掌权之后，尤其在战争期间，宣传变成了灌输。著名的谎言家、宣传部长戈培尔公开说：“我想开拓电影，使它成为一种宣传工具”；又说：“电影是最有影响的获得广大观众的一种手段。”这样，电影从大众的戏子变做了权力的宠儿。在纳粹的管治下，固然它逃不掉政府权力的操控，相反，乐于充当服务生的角色，为极权主义政治服务。这些影片，表面上可以分为两类，除了赤裸裸的宣传片，如宣传反犹主义，美妙的农村生活、英雄战争等等之外，便是大量的五花八门的娱乐片。所谓娱乐片，在人权遭到肆意蹂躏的恐怖的现实生活中，源源不断地提供一种虚幻的、无忧无虑的、完美无缺的图景，提供笑料、鸦片，实际上在讴歌现政权，仍然脱不掉宣传，只不过手段隐匿一点罢了。

“纪录电影”一词，第一次出现于1926年2月。最早的纪录片，是“纪行电影”，异国情调的风光片，观赏效果大概跟娱乐片子差不多，而纳粹居然也有本领把它制作成宣传片。电影理论家格里尔逊说，电影可以成为“雄辩术”，因为任何叙述形式，都比不上能够仰角拍摄的摄影机，和经过剪辑的片段那样简单明快的“观察”。他肯定说，纪录片“能够决定舆论方向”。其实，政治的触角比艺术更灵敏。纳粹的电影实践，早就跑到这个英国佬理论的前面去了。

希特勒一眼便看中了里芬施塔尔。世间传说里芬施塔尔是希特勒的情人，可是并无实据。其实这倒小觑了希特勒，这位“伟大的”德国元首是经受过艺术训练的，他欣赏里芬施塔尔的并非只是美貌和才华，还有她的作品中所显现的为他所需要的“时代风格”。希特勒和戈培尔都是出色的心理学家，他们从里芬施塔尔早期的高山电影中发现了偶像崇拜，本质是男性崇拜、权力崇拜，是对于宏伟的生命力和征服的内在要求。

这种带有集中与极端倾向的生命气质与极权政治的契合，使里芬施塔尔成为纳粹从事电影蛊惑宣传的最佳人选。极权主义政权可能在其他政策和策略上错误百出，但是在组织上，也即在人事问题上是绝对不会出错的；就是说，它所选用的人才可以确保绝对忠诚。事实上，在从事电影宣传方面，里芬施塔尔也还不是完全被动的，被选择的。即使她在回忆录中一再声称不问政治，不懂政治，至少，她同希特勒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出于她的主动求见。当希特勒在地堡死去多年以后，她回忆起当年的元首，仍然流露着欣赏和感激之情。她不会不知道，只要与这样一个政权沾上边，所有的工作，是没有不带政治性的。

《意志的胜利》：纳粹党的颂歌

当里芬施塔尔初次见到希特勒的时候，希特勒就已经表示了“合作”的愿望。不久，当希特勒当上总理以后，即邀请她为纳粹上台后第一次党代会拍一部新闻影片。这部片子的全部费用当然由党承担，至于片名，则由她本人把党代会的名目完全搬用过来，叫《信念的胜利》。

这不过是一个序曲而已。过了一年，即1934年8月，希特勒再度邀请里芬施塔尔为纳粹党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规模更大的党代会拍摄纪录片。在大会召开前4个月，里芬施塔尔即率领摄制组170人来到纽伦堡会场。行政专员为他们配备了所需的一切，而党所提供的经费是无限制的。里芬施塔尔指挥三十多台摄影机同时开工，摄影师一直穿着纳粹德国冲锋队制服工作，各种车辆和无数聚光灯随时听从她的调遣。整个电影的制作，是被当做政治任务去完成的。连大会安排的进程，也被连接到影片开场的工作中来:仪式的展开、游行、阅兵、群众的移动、纪念碑和体育场的建筑，所有这些都根据电影的需要而决定。党的领导人在讲坛上的某些镜头受到损坏之后，希特勒即下令重拍，他们甚至在希特勒不在场的情况下进人斯佩尔搭建的摄影棚，演戏似的重新宣誓，效忠于元首。桑塔格在揭露该片是一部宣传片而非单纯的纪录片时，嘲讽说是“历史变成了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