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我拿起两部诗集(第5/8 页)

迎风颤抖。

两位诗人都深爱着他的祖国、土地和人民。米吉安尼出身孤苦，命运坎坷，他以悲悯的情怀，注视广大的不幸者:农人、妓女、弃婴、自杀者、乞丐、纤夫、疯子、囚犯......他说，他愿意在膝盖一样深的污泥中行走，拥抱那些深夜里与他一起跋涉的人们。瓦普察洛夫的爱同样来自人性的深处，而非政治信仰和集体意识。人道主义不是意识形态，不是宣传灌输可以奏效的。相反，意识形态国家往往敌视人道主义。我怀疑，人道主义直接来源于血统一一深蕴于个体生命内部的关于民族和家族的悲剧命运史，爱与同情都是一种心灵秘传。为了纪念一位战死的同志，瓦普察洛夫一连写下《同志之歌》、《妻之歌》、《信》、《梦》等诗篇，从中不难发现，燃烧的热血中随处都有泪水的润湿与温柔。

由于爱，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不能不怀着神圣的愤火高唱复仇。瓦普察洛夫在一首诗中写道：“你曾经教过我，亲爱的母亲，/要爱所有的人，像我爱你一样。/我愿意爱他们，母亲，但是/我必须也要有面包和自由。”同样爱人类，战士、诗人与宗教家便有如此的不同。为了改变人类的非人处境，为了寻求自由、正义和真理，他们的竖琴弹不出平和之音，他们成为至死不肯妥协的反抗者和革命者。

在两部诗集中，都有多首献给春天的诗。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乌托邦。米吉安尼对索古政权僧恨至极，他在《低声歌唱》中表示拒绝官方的民族主义宣传。在《寻求的心》里，我看见诗人含着热泪的明澈的目光向着西方，一面怀着敬慕，一面怀着疑惧；正如《沉思》所写，“每一滴悲苦的泪花里都有一个人诞生”，用希望的微光照亮行程，而所经的道路又无处不是坟茔和荆棘。他心灵的创伤太深，矛盾重重，他在希望和绝望中迁回行进。《片断》中写到，一个小流浪儿立誓要做这个世界的“复仇者”，结果在没有找到语言之前就被汽车压死了。我猜想，这是诗人遗下的“途中的镜子”。他生前惟一的诗集《自由的诗》出版后，立即遭到政府的查禁，只有有数的几册幸存下来。他对时代的记录和抗议，惟靠手抄的形式在世间流传。

瓦普察洛夫的反抗是有组织的反抗，是政治革命。苏联成了他的乌托邦。在当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国家”，恐怕没有哪一位激进的知识分子不是为之神往的。在政治上，瓦普察洛夫有一种坚定性，一种惟古典共产党人所具有的抱负；为了实现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他渴望战斗，甚至渴望在战斗中死亡。他在《一封信》的末尾写道:

尽管强烈的阳光

会灼伤

我的翅膀，像一只渺小的粉蝶，

我决不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