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何满子先生(第3/3 页)

从鼓吹“新儒学”到后来的“国学”热，何先生一以贯之地持反对态度。他指出：“周孔儒学之所以能成为数千年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因为它的伦理政治学说恰好适合‘家国同构'的历代专制王朝的统治体制。国家机器掌握在哪个家族手里，他家就是万民之主……这种‘家国同构'的统治体制直到蒋介石统治才改为‘党国同构’。既然‘家国同构’，则‘三纲五常'的儒家宗法伦理学说天然就成了不能更易的统治思想，稍有逾越，便是异端。民族文化就被限定在这个铁定的圈子里，不再有创新的生机。可历史所昭示的，直到西方的先进文明的打击下实在再无法撑持时，才被迫变法。”把变法局限在传统的框架之内，顶多是鲁迅说的“半当真半玩笑的变法”要深化改革，不改辕易辙不行。何先生以十分肯定的语调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学说绝对催生不出现代文明来。”把文化分析同社会变革结合起来，以古证今，结论看起来虽然有点民族虚无主义的味道，实际上是合乎事实的，科学的，捍卫了五四的新价值。

有关历史人物及相关著作的评价，三十年前前后后，有曾国藩、周作人、张爱玲，包括胡兰成等等，出版界及评论界都曾有过肉麻的炒作。对此，何先生的抵制，可谓不遗余力。说到张爱玲，他很愤慨，说：“人家也讲究知人论世，大节上的顺逆是非哪个民族都重视，绝不会像中国某些人这样向丧失大节的叛徒献玫瑰花而行若无事。”他月旦人物，始终取其大而舍其小，着重政治伦理原则，着重操守和人格。然而，我们的评论家是不屑于谈论政治和道德的，而读者又喜欢跟着“权威”跑，这样，何先生的声音恐怕只好在空气中徒然游荡一时，很快就被学院和媒体煽起的嚣声所淹没。

我是在1989年那个著名的夏季认识何先生的。是唯一的一次见面。当时，他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是:一、雄辩滔滔，头脑明晰;二、赤子其人，喜怒形于色。后来往返通信多回，又蒙他多次赠书，披阅之下，知道他是一个充满道义感，爱憎极其分明的人。

对于鲁迅的敬重，他完全发自一个战斗者的内心的挚爱。他说每年都要把《鲁迅全集》通读一遍，还写了一本跟鲁迅有关的书，名目朴素得很，就叫《读鲁迅书》。他表白说“我不是以学者态度研究鲁迅，读鲁迅书在我非常实用主义，除了前面所说的从鲁迅书理解中国之外，是为了使自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做人不至于傲得太不像话。”不是敬之若神明，这种平实的为人生的态度，倒是同鲁迅书中的精神很切合的。此外，对胡风，对吕荧、路领、耿庸等“团友”，也都一往情深。

对于我一样的后辈，何先生满怀关爱之情。九年前，他有信赐我，说：“......世途荆棘，前行时祈左顾右盼一下。不像我这样的糟老头，反正岁月有限了。阁下年富，还有几十年的光阴要走。”这些话，令我感动至今。

在他所身历的关于叛卖与牺牲的当代传奇中，他恨“总督”与“犹大”；为了“犹大”的缘故，据理抗辩，不怕开罪于朋友聂绀弩。“犹大”仅作文一篇，他竟一口气写成驳文数篇，手榴弹一般从南往北一路投掷过去。一年，见到《书屋》杂志上署名路文彬论鲁迅“局限”的文章，他立即写信给我，嘱“奋笔反击之”。信末，还着重写道：“此非小事也，足下能默尔不言乎?”我读过文章，并不觉得新鲜，无非端出“学术”的架子而已，不明白何先生何以动那么大的火气，便复信婉拒了。想不到四个月过后，他来信还不忘提及，说“路文彬一文，仍极盼阁下撰文斥之……”

以这样峻急、激切的性格，能享九十高龄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虽然何先生深谙作文之道，因为性情使然，往往舍曲笔而取直道，即使他自以为有的文章已经“含蓄”“委婉”到家，到底发表不出来。他在信中这样对我说：“我很佩服兄能沉住气，......而弟则脾气暴躁，压不住火，即曾彦修所说的‘汉贼不两立'的脾气。所以写文章处处碰壁。真无可奈何也。"每读至此，都令我十知惭愧。在我，惟是犬儒主义的写作罢了，即使有点锋芒，也已被自己暗中锉尽，怎比得何先生的文字看了令人神旺呢!

鲁迅生前多次慨叹中国战士太少，其实现状又何尝不是如此。当此际目送何先生远去，沉痛之余，惟愿他的灵魂高扬，依然呼啸，永不宁息!

2009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