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或归来(第3/26 页)

据此，我们说五四时代是革命的时代。

与其说，激进主义是一种信念，一种立场，一种思想一一实践方式，毋宁说是一种特定的情感形式。

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激进主义既可以成为左翼，也可以成为右翼，其表现内容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新文化运动被称为激进主义，其实并非诬枉；只是它既不同于此前的英国激进派和法国激进党，也不同于此后的德国法西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尚未超出文化的范畴，是精神上的反叛行动。这批文化革命的先驱，力图颠覆个人-民族的奴隶地位，所以不可能不是激进的。

易卜生被斯特林堡称为“欧洲的最愤怒的人”。他在戏剧《布朗德》中，借主人公宣说一种哲学：“全有或全无”；恰如另一位怀疑论者克尔凯郭尔的命题：“非此即彼”。倘要“整体革命”，便要激进主义。

真正革命的行动主义者，决不会平和地讲说“客观”和“克制”除非场外的学者。在一个奴役的国度里，即使人道主义，也会被目为“过激”的。场外与场内不同。场内总是倾斜的，旋转的，满布飞扬的沙粒。

激进主义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是相对的。譬如，相对于陈独秀，相对于鲁迅，胡适可以说是保守主义者或温和主义者了罢?然而，他的那些提倡“白话”的文字，在林琴南们看来便是激进得可以；又如鼓吹“人权”的文字，在政府那里，其激进则已到了必须制裁的地步。正因为语意模糊，学者便常常借批评“激进主义”，而唾弃五四的内核。

胡适在推进新文化运动时，可谓“去志已决”；但在检讨自己的历史时，仍然不无惭愧地说，自己的态度太和平了，如果按照他的态度做去，而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探讨与尝试。

有学者批判五四的激进主义，危言其危害之烈，居然延及“文革”。作为历史性事件，“文革”的构成，远比五四运动为复杂。说到激进主义，既有红卫兵的自下而上式的，也有权力者的自上而下式的，未可一概而论。即说红卫兵的激进主义，也不是清一色的。应当承认，其对官僚体制的冲决，自有五四的血脉在。可是，六十年代的革命模仿者，他们的暴力行为，却多的是最古典最保守的流氓主义；从口号到实践，山呼万岁，“誓死捍卫”，明显是封建时代正统意识形态的产物。而这些，与五四运动并无相近之处。

激进主义于是有了最后的分野:它是奴役的?抑或是解放的?

本世纪的第七个年头，一个留学青年在荒岛上呼喊：“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