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乌龟与兔子　压抑与超越(第2/2 页)

当然，自我的约束和审查，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一种本能的约束和审查。自己以为自己的写作是自由的，其实在动笔写作之前，在构思故事之前，他已经本能地、无意识地约束、审查了自己的创作。这就像一个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他以为自己的童年是自由的、快乐的，可他不知道他的童年，是已被社会和学校的纪律规范过了的。这样的作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写作是自由的，他把自己的才华大量地运用在了小说的技巧、技术和学习外来的各种主义上，以此证明自己的写作是纯文学的、和主流体制疏远的，是独立存在的。小说的写作，当然应该有技术、技巧和自己对某种主义的追求，但我们试想，面对一个复杂、混乱，乃至还存在许多尖锐矛盾和复杂问题的发展中的现实，作家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文本的技术、技巧和主义上，这是不是和一个如大水、大火都已经淹没、烧到了自家房屋，乃至水到脚下、火到面前，你还在专注地把玩自己手中那支精美到玩具般的钢笔有些相像呢？艺术和形式是需要把玩和探索的，但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要去不顾现实地把玩和探索。伟大的小说、伟大的艺术，应该在水的面前是一只大船或者一叶小舟，在火的面前是一片海洋或者一桶井水。而不是在水的面前，它是只可以搭救作家本人的救生圈，在火的面前，它只是可以保护作家本人的防火墙。

这个问题，就是我要说的——面对自我约束和自我审查时，以及面对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和高速发展的经济之下的金钱、荣誉、地位、娱乐时的超越。要超越这些，超越自我审查，真正达到精神自由的高度，在写作中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智慧和对现实社会独到、深刻的洞察和理解，还需要作家对文学的爱，真正如同圣徒之于宗教、草木之于大地、人之于人格的那种真爱和大爱。可实际情况，在中国却不是这样。我以为，中国作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作家。因为种种政治和运动的原因，他们成了世界上最善于保护自己的群体。包括我在内，都经常不知道我的同行朋友们哪句话是假的，哪句话是真的；哪些行为是表演，哪些行为是真实。他们可以以政治的名誉反对一切，也可以以真实的名誉否定艺术。在写作中要超越政治、宗教、党派和金钱与荣誉，乃至超越那些不明艺术真相的读者，唯一的方法，就是真正把文学视为生命，让文学成为自己仅有的灵魂和活在东方世界的唯一理由。要相信，政治是强大的但不是全部。政治可以让作家死去，但文学可以让作家重新活过来——这就是文学与政治的不同之处。

在中国写作，要超越政治、体制、宗教、党派和现实社会中的金钱、名利、地位、娱乐以及盲从的读者，首先就要超越自己内心存在的自觉和不自觉的自我约束和审查，还要超越本土传统的写作经验和20世纪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现代写作经验。要相信，20世纪西方的文学遗产是宝贵的，但对于我们今天的东方写作，它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我们只有努力尝试着超越这些，才能有我们写作的理由和写作的继续。能不能超越是一件事情，去不去努力超越，是另外一件事情。也许，在世界范围内，东方的当代文学还难有真正的一席之地，这就注定我们的写作是边缘的，甚至是被忽略的，但在东方的那个民族生活着的让我爱恨交加的土地上，我愿意在高速列车的阴影和压迫中，一步一步不停歇地爬下去，直到终点。

不求做世界上名垂青史的大作家，但求做一个在13亿人口中不被淹没的、有自我存在坐标的、别人可以找到我在哪儿的一个写作者；做一个在庞大的人群中不被“丢失的人”。

2008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