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平静的生活与不平静的写作(第2/3 页)

对于名声，如毛泽东所说：“实事求是。”我年轻时朝思暮想，渴望取得功名。可现在，我可以看得很淡了。中国有个国家文学奖，叫鲁迅文学奖，第一届评奖时，我的《黄金洞》参加评选，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三十几岁，名利心很重，确实给两个评委打过电话，请他们投上我一票，尽管那是一部确实不错的中篇小说。到第二届评奖时，我的《年月日》参加，我和谁都没打过电话，没说过一句请他们投票的话。这不是说我这时的名利心就淡了多少，而是盲目地觉得，以《年月日》的艺术性和独创性而论，那样的小说没有被评上，会成为评委们的笑话，所以我没有打电话。后来事实证明，它就差一点没被评上。到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奖时，我的短篇小说《黑猪毛•白猪毛》参加评奖，希望很大，最后落选。后来有知情人士告诉我说，评奖到了最后时刻，有个评委说：“阎连科连个电话都没打，人家根本不在乎这个奖，我们为什么要追在人家屁股后面把奖送给人家呢？”也就让这篇小说在获奖和不获奖的评委们的犹豫中被拿下来了。下来就下来吧。我那时早已过了四十而不惑的年龄，知道把奖给别人确实比给我更有实际意义。中国还有个大奖叫茅盾文学奖。听说当年我的长篇《日光流年》是很有希望的，但我连评奖的经过问都不去问。《受活》在那届评“茅奖”时，出版社是上报了的，但据说初评的第一轮，不是说要讨论把哪些作品评上去，而是说先把哪些作品拿下来，不让它入选。于是《受活》就第一个被拿下来了。对于这些，我都觉得很正常，无所谓。我是真的把名利看得很淡了。这不是觉悟，而是年龄使然。我已经年过半百，只应该在意文学而不应再在意名利了。你每出版一本书，第一版都可以印10万册左右，这不是已经很有名了吗？你还想怎么样？

所以，现实生活中，我不再想权力、金钱、荣誉了。或者说，至少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在意权力、金钱、名誉。现在，我只想有相对健康的身体，过一种平静的生活：早上7点钟起床，8点钟坐下来写作，两个小时后写2000多字，到此打住，离开书房看看NBA人比赛，下午进行必要的应酬和聊天与谈话，晚上9点钟左右就上床，看一会儿书就睡觉。

北京的生活是相当烦乱的。我的原则是把每天上午交给我自己，把所有的应酬、烦乱安排到下午去。把白天的一半时间给自己，一半时间给别人。把晚上的多半时间给睡眠，少半或更少的但一定、必须要有的时间给阅读。如此说，我不是过得非常平静幸福吗？请在座的每一位放心，我现在是一个过上平静生活而无太多欲望、杂念的很幸福的人。

我个人以为我比你们都幸福。

<h3>不平静的写作</h3>

一谈到不平静的写作，所有人都会想到我有三四本书被禁。《夏日落》、《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还有刚才一进门就有人问我的去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四书》，在中国已经“旅行”了十五六家出版机构，均未有出版之可能。《受活》和《坚硬如水》，又都是备受争议的小说。如此，我就变成了一个在许多地方一提起我，大家都要说的“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尤其在海外，这样的介绍，好像是给了我巨大的荣誉与褒奖。无论我的作品被禁还是被争议，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大家不要把禁书当成荣誉和信任。必须要明白，禁书并不一定就是好作品。禁书和被争论不能和优秀作品画等号。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是禁书，但那部伟大作品中有伟大的灵魂和良知。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被禁，那是荡气回肠的关于人的灵魂被魔鬼煎熬的杰作。还有美国作家米勒的《北回归线》、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和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的《洛丽塔》、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拉美作家略萨的《城市与狗》、博尔赫斯被禁的短篇小说集、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雪》，等等，这些被禁的作品，确实堪称伟大和杰作，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但被禁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的常规情况是，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出版物被禁止出版，或出版后禁止发行或再版。以小说而论，这不等于说你的小说被禁、被争论就是好作品，不等于说你的小说就对人、灵魂、现实有巨大的关注、爱和悲悯。从艺术上具有独立的个性与探索精神这个角度去说，以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为例，它确实是世代都被争论的一部伟大小说，到今天，在中国还不能公开出版，可从文学角度去说，其中许多关于性的描写，也确确实实有多余之感。以我自己来说，在被禁掉的小说中，《夏日落》在中国的军事文学中有一定意义和价值，但放到整个中国文学中去看，那也就是一部还不错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而已，达到那个艺术水准的中国小说不知有多少。《为人民服务》影响巨大，可那是我不太满意的作品，其故事和《坚硬如水》的相似性让人不可忍受，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坚硬如水》，你们就会明白这两部小说孰高孰低。这几本书，相比之下，《丁庄梦》和《四书》要好一些。从艺术探索及和中国现实的结合上说，在这些书中，最不理想的是《为人民服务》，我最满意的是《四书》。

关于不平静的写作，有机会我们可以细谈那些被禁之作的“不平静的风波”。这里，关于不平静，我要说的第二点，是什么决定了我写作的不平静——是现实，是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国今天的现实——我总是反复去说——每一个作家也都会认同，那就是现实生活的复杂性、荒诞性、深刻性远远超出我们作家虚构出的文学故事的荒诞、复杂和深刻。换句话说，生活比文学更丰富，生活比文学更文学，生活比虚构更虚构。现实中所发生的事情，比小说故事更为引人和揪心。你们在澳大利亚道听途说的、在网上看到的，哪一件事情不惊心动魄、离奇古怪，而又实实在在呢？

中国没有平静的现实。到今天，全国的煤窑还在不断塌方死人、瓦斯爆炸，死10个、20个人都算不上大新闻。毒奶粉、苏丹红鸡蛋、地沟油、假发票，人们谈论、评价的语速没有事情的频繁发生快，最后变得这些事情如果不发生倒是有些不可思议了。拆迁中的暴力和无法可依、随意强拆，听多了就像吃米饭时嚼到了一粒沙，没有什么值得惊讶和大惊小怪的。这样不平静的现实，它如何让一个关注现实的作家写出平静如水的作品呢？沈从文的《边城》“平静”而美丽，可那样的作品鲁迅写不来。因为鲁迅全部的血流和脉跳，都和那时中国的现实是同步同台的。所以，一个作家不关注今天中国的现实，也可能写出非常有韵味，而且也备受欢迎的平静而美丽的作品来，如沈从文和汪曾祺那样的小说。汪曾祺可能大家不熟悉，但他的《受戒》、《大淖纪事》是我说的那种“平静写作”的代表作。而我，确实喜欢那样的作品，可又写不来，也不会特意去写那类的作品，原因就是我的出身、我的经历、我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使我不能不关注当下的中国现实。我写作的重要资源——我家乡的那块土地，也确实不是一块平静的土地。说到底，小说在某一方面是经验的产物。经验往往决定小说的品相。一如中国景德镇的土壤决定景德镇的瓷器；中国茅台镇的水源决定茅台酒的醇香；澳大利亚的铁矿石，决定中国炼钢厂炼出来的钢铁的好坏。我关注今天中国的现实，就只能写出那些不平静的小说，就只能有不平静的写作现实和文学生活，并非阎连科的有意而为之和追求“顶风作案”所产生的奇异与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