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文学的愧疚(第4/4 页)

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新闻，说安徽一个铁路边的村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少的职业就是每天、每夜、每一时刻，都守在铁路边偷盗。偷过往火车上的煤炭、水果、蔬菜和可偷的一切。在这个村庄里，做一个贼是正常的，而不偷不抢是不正常的。就是说，在这个村庄的现实背景下，做一个正常人，守住普通人的那点情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困难，“守住”也就成为理想。我们当然不该把文坛比喻为安徽那个人人皆偷的村庄，但我们却可以把一个作家不向权力献媚、不向金钱伸手、不向名利弯腰比作在那个村庄努力不偷不摸的普通人。在这一点上，当代作家中的张承志、史铁生堪称楷模。张承志和史铁生的文学坚守、作家的操守，堪为同代人和晚一代写作者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面前，我——还有许多同行，相比起来，羞愧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坚守，不是让一个作家坐在书房、足不出户，守着自己的笔墨文字，清贫自得，自娱自乐，而是要一个作家在坚守中去探求和疑问。这种探求，也不是简单如当代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对艺术形式的探索——语言、结构、叙述和文体上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是在不舍弃艺术形式的探求中，去探求历史与现实的根本之所在，探求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和新的境遇。今天，大陆的文化官员和批评家总是抱怨大陆作家有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可对于作家而言，没有一个时代不是伟大的。每个时代都应该有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伟大作品。大陆的10年“文革”，我们当然不会说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但那令整个世界都惊颤疼痛的10年，难道不应该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吗？今天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与变化，当然应该有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问题出在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和理解这个发展着的和那表面已经过去，其实还在延伸、发酵的“革命年代”。如何去探求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中，“人”是什么样子，“人”有了什么样的变化，“人”有了怎样的解放和扭曲。探求人、人性和灵魂的根本，用文学去见证其他艺术样式无法描绘、见证的人性的存在和变化，这是文学在坚守中探求的根本。以见证时代之人性的人物而论，巴尔扎克的笔下有高老头和葛朗台，托尔斯泰的笔下有安娜和玛丝洛娃，福楼拜的笔下有爱玛•卢欧，鲁迅的笔下有阿Q，卡夫卡的笔下有格里高里和土地测量员，马尔克斯的笔下有神奇的上校和他神奇的家族。而在我们的笔下，还没有那样一个与复杂的时代之人性相吻合的人物。就作家在对人与时代的探求而论，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作家对人——对人物内心与灵魂的探求。这一点，是19世纪和20世纪文学留给我们在坚守的探求中最为宝贵的经验。但我们在坚守的写作中，还没有塑造、探求出这个时代最为丰富、复杂和独有的那个具有时代之人性见证意义的文学人物来，还没有创作出那样一部不为权贵、金钱和名利，也无愧于我们在坚守中探求的伟大作品来。

对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的抱怨总是大声疾呼和小声嘀咕——

说作家写不出一部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伟大作品——可尽管作家在坚守中理解的伟大和他们在鼓吹中说的伟大有根本的差别，但毕竟，我们所探求的那种有普遍意义又独具审美魅力的伟大作品，还没有真正被写出来。因此，面对坚守中的探求，我们不得不感到深深的不安与疚愧，不得不向读者、批评者以及自己的书房、钢笔和稿纸（电脑），低头表示一种文学的惭愧和对未来努力的期许。

2010年4月20日于台湾成功大学文学院

2011年1月27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