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平静的生活与不平静的写作(第1/3 页)

<h2>——在悉尼大学孔子学院的演讲</h2>

女士们、先生们：

到孔子学院——虽然仍然在国外，但还是有一种宾至如归的回家之感。感谢大家的到来，感谢你们让我感到我的到来好像很受欢迎似的，感谢同学们的捧场。

我讲“平静的生活与不平静的写作”，是基于我是第一次到澳大利亚来，大家对我的生活和写作都非常关心，如同亲人们关心一个失踪的人或被警察带走的人的突然出现和冷不丁地回家。那么，今天我就讲讲我“平静的生活和不平静的写作”。

<h3>平静的生活</h3>

诚实地说，我个人的生活比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要平静和幸福。到了我这个年龄，有了太多的经历和坎坷，所以我已经把平静和幸福等同起来了。我以为，对我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在现实生活纷攘中的平静，无波无澜，起床时能按时喝上妻子为我煮的一包奶——哪怕那奶中有三聚氰胺我都会毫不犹豫；晚上睡觉前，能看到儿子在我眼前晃一下，或接到他的一个电话说，他可能晚回家一会儿——这么说，我好像是刚从监狱出来，曾经妻离子散一样。但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我是一个地道的来自中国北方贫穷乡村的农民，因为自小的贫穷与饥饿，让我一生都在意世俗的生活。为了给一个作家世俗生活的满足找到借口和理由，我还经常以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子，说这两个人都曾经把写作的目的确定为挣稿费，前者是为了有很多的稿费可以去贵妇人的圈子里混，后者挣稿费是为了还赌债。而且，这两个人怀着极其世俗之目的，却都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成了伟大的作家。当然，我怀着世俗的目的，却是写不出伟大作品的。我曾说，我最初写作的目的是为了逃离土地而进城。而今这个目的已经实现了，很早就把家从河南搬到了北京。北京的房价那么贵，我还靠稿费买了比较大的房子，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对于权力，我年轻时曾经渴望过，也曾经为了入党、提干给领导送过礼。为了当官，有段时间我每天都加班给领导去写讲话稿。在自己写的论文上不仅署上领导的名字，还把领导的名字署在前边。到最后就干脆只署领导的名字而不署自己的名字了——这也是为了当官而送礼，是一种更为隐蔽的送上的名誉、荣誉之礼。但现在，我不想这些了，也决然不会再做这些了。而是变得对权力有了一种恐惧感，恨不得逃到某个没有权力对人的管理的地方去。离权力越远越好，就像小偷离警察越远越好一样。

对于金钱，我是真的觉得多了要比少了好；可现在，我不会去渴望，不会去为之努力、奋斗了。我现在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工资偏高，已经可以维持我的一家人在北京的正常开支。我的小说如果正常出版，也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有比一般作家偏高的版税收入。我的河南农村老家的那些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他们在那儿，不是日子过得最好的，但在那个村庄里也是不错的。我也有能力定期帮助他们，给他们一定的补贴。我父亲下世很早。我母亲经常对我说：“你父亲太没福了，他活着时想吃一个鸡蛋都困难，现在他把福气都留给我了。”我母亲已经将近80岁，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人家都说我是村里过得最好的老婆婆，到村头大街上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如此，我确实过得很好，家里人也过得可以因为知足而常乐了。我不会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去赌场，赌到最后必须靠写稿还赌债。中国也没有法国式的贵族，也没有19世纪巴黎社会中巴尔扎克要混的贵妇人圈。如此，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钱再多我还是爱吃河南的家乡面，而对山珍海味没有大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