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2/7 页)

国家项目很重要，几乎每一个老师都会全力争取。他们学校里有个很奇怪的考绩标准：拿到国家项目才算教研成果，省里和学校里的都不算，连国际项目都不算。很多老师愤愤不平，抗议和反对这种偏狭的做法，没用，惯例一旦形成，打破它就是天方夜谭。

项目年年都有，经费年年增加，看你有没有本事拿到。有项目在手，雇人添设备出差出国甚至餐费通信费买电脑买复印机买纸张的费用，统统都有了着落，可以用“项目经费”的名义报销，可以大大的丰富教授学生的业余生活，还可以凭着项目评上“特聘教授”，享受“特别津贴”。但是项目也是烫手的山芋，如何争取、如何使用、最终如何结项交差，这都是学问，要费心费力，烦不胜烦。

罗想农问小彭：“几页？”这是问项目申请表格的页数。填表是一项重大工程，理工科出身的人尤其憷头。前期成果，研究意义，研究开展，研究内容……谁能分得清这几个词组之间的微妙差别？

哗哗的翻纸声。这是小彭在点数。“二十八页。还好吧？”回答是小心翼翼的，怕罗想农发怒，知难而退。罗想农是学科带头人，如果他打了退堂鼓，下面的助手们就没戏唱，整歇，明年一年甚至之后几年的科研经费都没了着落。

罗想农心里的火已经在嗤嗤发响地往上冒了。不要项目吧，是他无能，不入流，三两年一过，即刻就成了本专业被淘汰的人物，一切都靠边站，连博士生都只能招别人挑剩的。要到项目呢，紧箍咒从此戴上了头，没完没了的填表格，报进度，检查，汇报，总结，恨不得详细到每一日每一小时都有些什么发现，干出了什么成果。高度的教研成果的量化考核，把高校教授们折腾得永无安宁之日。

罗想农现在很怀念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学时光，那时候国家经济还是一头沉睡的怪兽，人们没有被追咬的恐惧，可以悠闲地读书，轻松地授课，挑选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做研究，不慌不忙，闲庭信步。那时候校园里的空气是纯净的，清凉的，饱含着书本的芳香和思想的甘美的。那时候他带着一群年轻人跑去武汉水生所的白鳍豚养殖场，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做人工饲养状态下的白鳍豚的“声行为研究”，做声谱图，做肾上腺素的测试，做疾病防治的报告。他们的生活简单，使用的器材和交谈的语言也简单，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也正是因为那些可爱的白鳍豚，他和乔麦子，他们在江水的涛声里结合，在泪水和悲伤中，彼此安慰，灵魂入毂，完成了人类行为中的重大仪式。

小彭在电话中再次询问：“报吗，罗老师？”

罗想农闭上眼睛，静默了三秒钟的时间，睁开来，疲惫而无奈地吩咐：“报吧。你先填个草稿，发过来我再修改。”

“要有你的签名呢。你什么时候回来？只有一星期时间，过期不候的。”小彭有点着急。

“我争取。”他答应，小心不把话说死。

如果一星期之内乔麦子不能赶到，母亲的骨灰还没有下葬，他就分身无术了。项目年年都有，母亲的葬礼一辈子只有一次，轻重缓急他分得清楚。

实在不行，小彭还可以开车把表格送过来。高速公路，一来一回不过六七个小时。现代化生活是一把双刃剑，破坏了很多事，但是也在成就着更多的事。

临近中午前，罗想农出门，沿着江岸镇上一条尘土飞扬的水泥路，走过几个卖油盐酱醋的小超市，走过一个家电修理部，两家服装店，一家日杂用品店，一家鲜花水果店，穿过一片小小的停车场，踏进袁清白名下的那家江鲜土菜馆。

饭馆经理还认识他，晓得他是袁老板的好朋友，刚刚过世的“杨先生”的大相公。生意人靠的就是眼力好，嘴巴甜，食客只需要来一次，下回再来，便是熟人。

经理的模样奇特，长得呲牙咧嘴不说，还瘦，瘦得三根筋绊着一个头，好像存心要把自己虐待成这副惨样，好证明自己守着一个饭馆而没有偷吃扒拿。

罗想农说：“要一个黄酒焖肉。再炒两个小炒，你搭配着办。”

“大相公在这儿吃？”经理毕恭毕敬地问。

“不，打包带走。”

经理得了吩咐，颠颠地去了后厨。这功夫，他招呼伙计先给“大相公”上一壶好茶。所谓好茶，也就是放得太久的陈年龙井，茶汤暗黄，闻起来只有焦糊味，没有香味。青阳这地方样样都有出产，惟独不产茶叶，因此茶文化在此地相对萧条，懂茶爱茶的客人不多。

黄酒焖肉在锅里炖着，经理怕罗想农等得焦心，交待完了后厨的事情之后，出来陪他说话。

“杨先生学问大啊。”他感慨。“青阳本地的猪，过去没人愿意吃的，嫌肥，膘太足，咬头也不好。老太太来了之后见天去猪场，琢磨了几年，弄出个杂交猪种，现在你看，弄到南京上海，超市里卖出了海鲜价！名字叫个什么？精品生态猪肉？嗬嗬，此地养猪户们都跟着发大财哦。”

“我母亲……她一个人在这儿……过得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