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1/2 页)

我第一次听说姐姐蜜丝有本战时日记存在，是1945年一个暴风席卷的夜晚，我正被困在慕尼黑和纽伦堡之间的高速公路上。我的吉普车坏了，需要在黎明前赶回纽伦堡。我站着，全身都湿透了，不停地颤抖，伸着手，试着靠竖个拇指来拦辆顺风车。后来是一辆很大的美国军车在我面前来了个急刹车，一个胖乎乎的有着粉色脸庞的陆军少校倾了身子，开门，示意我爬进去。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问我要身份证，说想检查一下。认真地审视了一会儿，接着他读出了我的名字，然后转身，怀疑地看着我，嚷嚷道：“瓦西里奇科夫？你和蜜丝·瓦西里奇科夫是有什么关系吗？”“是的，她是我姐姐。怎么了？”“那你穿着美军制服干什么？”因为我当时正穿着规定的工装绿，还带着一个三角形的为美国军队服务的文职人员徽章，我解释道我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工作。“这怎么可能呢？你的姐姐不是在纳粹外交部上班吗？”“是啊。那又怎么样？不过你是怎么知道她的？”“我之前读过她的日记，那是关于战争的记录里最被高估的一个！”接着，更讨厌的开始了：“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做到在这种家庭背景下还穿着我们美军的制服的，这是到了纽伦堡之后我要立马调查的第一件事情！”他把身子转了回去，我们没再多说一句话。最后，在那个我被安排住宿的传说中的“大酒店”，他怀着明显的厌恶之情把我放下了车。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向陆军少将汤姆·霍奇斯报告了昨天的经历。汤姆是一位受勋的老兵，我们本地情报中心的领导。我对他其实已经非常了解，他碰巧还是我未来姐夫、上尉彼得·哈恩登的朋友和前同事。军队，尤其是情报部门，不喜欢被外人干涉自己的内务，因此我那位胖胖的陆军少校（他显然从未听过挑衅的枪声）很快被警告少管闲事，关于此我并没有再听到更多事情。但是他提到过的蜜丝日记强烈地激起了我的好奇。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在未来的岁月中，我将会和这本日记密切相关。

我待在战乱的柏林的那一年，住在姐姐的房子里。我常常可以看到她在专心敲打她的打字机，并经常小声咕哝着什么。她时不时会给我讲讲她的打字稿并对之发表一些看法。她的日记内容有时候听起来很有趣，有时候又很搞笑，有时候又非常恐怖，但总是生动的。然后我离开柏林去了巴黎，蜜丝也曾短暂探望过我。但是后来，我们的人生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直到那一次，在那刚被占领的德国，大雨冲刷过的高速公路上，我邂逅了那个胖胖的陆军少校，我们的人生重新发生了联系。那次之后，我去慕尼黑拜访她和彼得，她给我读了她的日记。虽然那还是最初的草稿的形式，但我立即着了迷。不过我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使她确信，这是多么独特的一份文献，是多么需要被出版的东西。

将近半个世纪以后，在姐姐临死前，她叫我在日记里添上一些必要的历史背景和注释。她因为疾病而太过虚弱，已不能亲手做这些了。

为了弄清楚战争期间和战后，蜜丝在日记里提到的各个“英雄”和“恶棍”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曾散发过一个简短的问卷。而得到的反应却很出人意料。一位至关重要的见证人（日记里无数次提到过的）“西西”·维尔切克女伯爵，在战争临近尾声时飞去了维也纳，和蜜丝一起驻守那个靠近格蒙登的医院。因为生病和饥饿，蜜丝中断了她的日记写作，四个月后才重新开始。西西是唯一一个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的人。我等她的答复等了几周，却完全没有音讯！接着一个共同的朋友告诉我西西正犹豫不决：“当然，我非常愿意帮忙，但是乔治并没有意识到我从没写过任何东西，甚至是信！”我去信解释现在只要写写最简要的草稿。后来，我便收到了数页文字，完全就是我想要的东西，它几乎未经编辑，被逐字照录在这本书里。

过了好几个月，我还是没有收到来自托尼·绍尔马男爵的回复，我曾与他在战乱的柏林匆匆见过一面，在1944年那个重要的夏天里，他是蜜丝最勇敢无畏的朋友。我听说他幸存了下来，并和“基卡”·冯·施图姆（蜜丝的另外一个圈子）的妹妹结了婚，住在奥地利的一个农场里。他同样也是数月都没有回信。接着，有一天他突然从苏格兰给我打电话——他和妻子正在那儿捕猎松鸡。我们约定等他返程时在伦敦见面。他为他自己的沉默道了歉，接着说：“但是你看到了，乔治，你的信让我非常心烦意乱，起初我甚至不想答复……”“但是为什么？蜜丝总是用最热烈的字眼写你。事实上，你确实是‘七月密谋’事件里的英雄之一！”“谢谢，但是这没有什么好说的。你瞧，当恐怖事件结束后，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它们都扔在脑后，再也不想了，我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接着你一来，全部给搅浑了！但是后来我对自己说：“如果是蜜丝叫我做这个的话，我该怎么拒绝呢？而现在她都不在了，我更不能拒绝啊……因此，乔治，开始吧！”他的话被用在了蜜丝作品的后记里。

另一方面，在第一时间就给予我一切帮助和支持的是哈索·冯·埃茨多夫男爵。他是一个伤痕累累的“一战”老兵，战后他加入了外交部，被任命为上将弗朗茨·哈尔德的联络官—哈尔德是希特勒的总参谋长，但他本人完全反对独裁头子希特勒的战争计划。蜜丝提到哈索“据说是一个可靠的人”。在密谋破灭之后，他曾在街上遇到她，把她带去一栋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大楼，警告她要格外小心，因为“搜捕已经开始了”，即便只是和密谋者略有关系的人也都有被捕的危险。他自己幸免于难真是个奇迹。他在被任命为热那亚的总领事后，急忙赶到了那个地方，却莫名其妙地“被遗忘了”。“二战”后，他升任国家驻外事务处的要职。我再次见到他时，他是波恩的驻英大使。他非常乐于给我提供介绍、建议和帮助，并且邀请我去他那迷人的慕尼黑郊外度假小屋中拜访。到了那儿，他一边饮着美酒，一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反纳粹抵抗行动和他知道的抵抗者们的趣事。我记得他说过关于他的前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的一件事。显而易见，他们过从甚密，哈索男爵甚至一直力劝哈尔德把很多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上：“你确信他（希特勒）最后会毁掉德国。你每天都看见这个人。你从来不会被搜查。你为什么不直接拔出你的手枪然后把他崩了呢？”“我知道，”哈尔德回答道，“但是你知道，我亲爱的朋友，我们这种老派的德国军官，不是被训练来刺杀自己的领袖的！”哈索补充道：“很有道理，你说的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军队。把我们训练成杀人机器，这不是犯罪！但想要干掉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这个刽子手还碰巧是我们的‘元首’，这就是犯罪！”哈索苦笑着。我后来也没再见过哈索。但是我送了他蜜丝的书，这使他高兴。

在德国，《柏林记忆》仍旧在席德勒和贝塔斯曼的书单上，我有过一段有趣的经历。他们曾委派能力出众、学识渊博的卡尔劳夫博士来编辑这本书的德语版。

尽管他见解开明，我却与他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冲突。蜜丝写到过军人名誉调查法庭在“七月密谋”之后，匆忙地驱逐施陶芬贝格伯爵和其他参与过这个密谋的军人，于是把他们移交给了人民法庭的法官弗赖斯勒和刽子手们。我在评注里，曾指认陆军元帅冯·伦德施泰特是他们的首长。卡尔劳夫删去了他的名字。“为什么？”我问。他解释说伦德施泰特在今天的德国仍是一位受尊敬的人物，这样的一条提示可能会使很多读者震惊。当时我就炸了：“这是政治审查，我永远都不会接受！要么保留他的名字，要么我收回这份手稿！”不用说，陆军元帅的名字留了下来——也因此被画上了应有的污点。

在巴黎，我遇到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典型法国式问题。他们的翻译其实不差，但是他们总是会抱怨“ce n’est pas du bon Français’”，意思是蜜丝的写作风格不够“文艺”。我尝试解释她的风格在任何语言里都不是“文艺”的，即使在英语里也不是，但这就是她思考、讲话和书写的方式，而这种自然的感觉也正是这本书的魅力之一。最后，直到另外一个编辑接手了这本书才弄好。

在俄国，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后苏联”问题。对于我自己来说，1994年秋出版的俄文版是所有版本中最重要的。俄国人打了自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成就最辉煌的一场仗。他们会对一个在他们的苦难岁月中，跑到敌国外交部工作的俄国年轻人作何反应呢？我重写了俄文版的简介来解释蜜丝的困境。我想，最重要的是她主张“人的尊严”，而这又何尝有国别。这就是为什么纳粹主义不能被她接受，为什么反纳粹的抵抗者们亲近她，向她吐露密谋暗杀希特勒这种秘密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50年后她仍旧吸引着读者的原因。

我并不用担心，俄国的评论家们毫无偏见、通情达理，有些甚至满腔热忱。更甚的是，他们对于《柏林记忆》的同情态度，也延伸到了蜜丝正直的德国好友和同事那儿去。这让她当初最终同意了他们的出版。

1987年，当我带着我自己的子女和蜜丝的孩子们一块儿去柏林推出德文版的《柏林记忆》时，我们挨个拜访了两个“柏林”——这个城市仍然是分裂的——去她写过的各个地方看看。我们从“恐怖”开始——设立在班德勒街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密谋者曾占领了那儿数个小时；威廉街就是恺撒和独裁头子希特勒曾把他们的国家带至灾难的地方；还有莱特街监狱，入狱的抵抗者被暂时搁置，等着转到法官弗赖斯勒的“人民法院”去；还有普罗增西监狱，他们被绞死的地方。尽管由于盟军的轰炸及其后苏联红军的大批涌入破坏了很多地方，蜜丝之前居住和工作的很多地方都已被重建，但把她的日记当作导览，我们仍能够将她50多年前看到的东西重现脑海。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大厦所在的班德勒街现在是一个现代办公区。但是庭院里一个纪念碑提醒了人们，在这儿，被一排车前灯照亮的地方，伤势严重的施陶芬贝格伯爵还有他的同胞们被射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