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2/2 页)

穿过河，沃伊什街边上有个小广场，那个格斯多夫的别墅还仍旧存在，现在是一个给巴尔干岛的学生们住的破败的小旅店。在1941年到1942年间，我逃去巴黎之前的一段时间，曾在这里暂住。

大部分邻里的街区都被铲平重建，但是她经常提到的动物园城郊火车站却仍一直开着。依然矗立在那条大道上的还有那栋蜜丝曾和塔蒂阿娜合住过的一楼公寓，后来她在那儿先后接待过我和爸爸。但是霍斯特曼在施泰因广场附近的那所温馨的房子已经没有了，过去我经常在那儿吃饭和跳舞。蒂尔加滕公园附近那些可爱的大房子也都没了，我们曾常常在那一带的外交招待会上狼吞虎咽。蒂尔加滕公园本身已沦为一片不毛之地，而孤零零地仍旧树立在那儿的，就是臭名昭著的柏林墙，伴随着瞭望塔台，还有纪念那些当年尝试越过它而被枪杀的人们的十字架，因在很多惊悚片里出现过而变得很有名的“查理检查站”仍然在运作，我们数次穿过它到东柏林，只是为了找找感觉。从那儿开始我们沿着已然荒废的威廉街走，它是当年大部分纳粹政府部门所在地。往左走，就到了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我们看了一眼盖世太保的前指挥部以及它的地下拷问室。再往前，是一个用铁丝网围篱挡住的门径，通往希特勒曾经威严的总理府遗迹，希特勒曾在那儿施展着征服欧洲的蓝图，而最后一切都结束于灾难。在有“柏林的香榭丽舍大街”之称的菩提树下大街，正对着著名的勃兰登堡门，曾坐落着蜜丝经常提到的阿德隆旅馆，它是最后一个遗留着“柏林社会”风尚的酒吧，曾大受欢迎。我尝试拍摄它，却被多管闲事的民主德国警察追捕。

令人生畏的莱特街红砖监狱（或者说就像它正式为人所知的名字莫阿比特）也同样幸存。往后面略微高耸的地方一站，我往下看到了三个庭院，我尝试着辨认哪个是蜜丝和罗玛莉·舍恩贝格曾经携她们珍贵的食物包裹站过的地方。但是那所监狱有三翼，每翼都有着完全相同的绿色喷漆钢门。哪一个是她们徘徊过的，蜜丝没有说明。

普罗增西监狱的北边深处现在是个纪念中心。只有当你穿过那扇精心制作的门时，你才会看到那栋双子低楼的左侧原先的健身房，它曾被当作死刑执行室。第一间屋子的墙壁已被涂抹修复，挂上了这个场地不同时期的照片，上百个受害者曾在这儿等待被砍头或登上隔壁屋的绞刑架。对于希特勒来说，花力气发明新奇的受刑方法，增加那些胆敢违逆他意愿的人的痛苦，让他们的死法变得多种多样，从来都不是什么亏本买卖：有的人他下令用中世纪斧刑砍头处决，有的要被放上小型断头台，对于那些他最讨厌的人——“七月密谋”的参与者——会被用挂肉钩上吊着的钢琴琴弦慢慢勒死，并用拍摄新闻短片的摄影机来记录他们临死的痛苦挣扎。在隔壁的死刑执行室，那些绞死和勒死他们的带着挂钩的横梁仍然在那儿。这对于我来说是最酸楚的纪念，结果围绕在周围的花圈倒显得有些格格不入。那些在此丧生的人们是德国最棒的男人和女人们。

我们再次进入东柏林，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出发，它像这个城市的其他部分一样曾被炸毁，而已然被翻修得焕然一新，少数商店已尝试使用西式风格的橱窗陈设。曾设在这儿的俄国——后来是苏联大使馆，加速了整个邻里街区的重建，也因为东柏林最好的酒店和饭馆也在附近。一如共产主义社会的一惯作风，那些在大道更深处的一流博物馆，是最早重新开放并重新挤满游客的一批建筑。相反的是，柏林最漂亮的一座教堂最近才刚刚重新开放，我们在那儿听了一场极其华丽的管风琴演奏会。在附近柏林大学的附属楼——1941—1942年间我曾在这儿短暂地学习过一段时间，我听了一场极其迷人又暧昧的关于阿尔布雷希特·豪斯霍费尔的讲座。豪斯霍费尔曾是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的密友，但同时也是一位秘密的抵抗者，他的《莫阿比特十四行诗》就是在莱特街监狱等待被执行死刑时写的，它已经成了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典范。

菩提树下大街的下西区尽头，从博物馆再往前走，耸立着柏林警察局总部深褐色的巨大残骸。蜜丝曾去这儿拜访过柏林警察局局长海尔多夫伯爵。他参与了反希特勒的密谋。他是一个老兵，曾任“褐衫军”副总指挥，与戈特弗里德·俾斯麦伯爵是密友。他曾试图请蜜丝当他的私人秘书，可能是因为他知道她可靠。蜜丝非常明智地始终拒绝明确表态。接着“七月密谋”失败，海尔多夫被捕并被处决。

1939年9月战争爆发，波兰东部地区遭受蹂躏，考那斯的英国公使馆（我们曾住过的地方）收留了络绎不绝的波兰难民。代办托马斯·普雷斯顿和他的家人都是我们的密友，他们叫我们帮忙照顾难民。有一天我在分发饮料时，发现新来了一个人——一位漂亮优雅、穿着白裙子的年轻女士。她看起来点不着她的烟，也拿不了杯子，因为她的手缠着绷带。她说，她带着她的三个小男孩，从波兰东部的房子一路驾着马车，刚刚才到这儿，路上，指间的缰绳割伤了她的手。她看起来非常腼腆，还有一点儿不知所措，从那时起，我从没忘记过她。我去普雷斯顿家看过她好几次，后来听说她从瑞典去了英国。

差不多50年后，伦敦的一个鸡尾酒会上，主办人是波兰人，那里当然也有很多他的同胞。一对被称为萨皮耶哈亲王及王妃的俊美年长夫妇走进了房间，在人群中四处走动寒暄。当那位女士走过来时，我有一个突如其来的直觉：“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没有吧。我不这么认为……”“1939年9月，在考那斯？”“对，但是我们可能是在哪儿见到的呢？”“在英国公使馆，你当时刚刚带着儿子从波兰逃出来！”“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是怎么会一直记得的？”“因为你非常美，而且我永远也忘不了你那双用绷带缠住的手！”她的脸像是被照亮了，但听到“绷带缠住的手”时她皱了皱眉。因为她记得“她逃出来后参加的第一个聚会”的所有细节，除了那个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绷带缠住的手？那个我可不记得。”后来她告诉了我她的故事。

她从英国去了法国，在那儿她加入了“自由波兰”武装力量，当法国沦陷后，她又逃去了里维埃拉。在那儿，她又加入了法国的抵抗组织，被意大利军队俘虏（意大利人占领了这个地区），被递解到了意大利并在那儿入狱。1943年夏，意大利叛投同盟国，意大利北部被德国占领，意大利的囚犯又被转移去了德国的监狱。可能因为她的名字，她最后被安置在柏林的警察局总部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里，那时蜜丝刚好去拜访过海尔多夫伯爵！我给她看了蜜丝的日记，她很喜欢，但是她说，除了一点，就是读到蜜丝和海尔多夫在警察局总部彬彬有礼地交谈时，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因为同期，她却在他的地下监狱里，随时都有可能被吊死或者砍头！但是她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了，与家人团聚并搬去了伦敦。共产主义在波兰失败后，她回到了她的祖国并从那时起一直住到了现在。

出乎我意料的是，当我尝试厘清蜜丝在“七月密谋”余波后的一次记录时，最没想到的问题跑出来了。她在日记中抱怨过BBC指名道姓了一些密谋参与者，有些甚至都不在盖世太保的嫌犯名单里。克丽丝特贝尔·比伦贝格也曾在她出版的《逝去的自我》中同样这么写过。亚当·冯·特罗特的遗孀克拉瑞塔，建议我应该与大卫·阿斯特核实，他是亚当在牛津时的密友，曾在《观察者》当编辑。他好心地安排我去见了一位英国战时对德广播的关键人物修·格林爵士。格林坚决否认BBC曾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补充说另有广播电台从事所谓的“黑色（分裂的）宣传”。在一位资深记者、德国专家塞夫顿·德尔默——他开办了自己的“黑色宣传”广播电台——的回忆录里，他承认了许多事情，但是对于这个特殊的话题（故意迫害那时尚未被怀疑的抵抗者们），他保持沉默。迈克尔·巴尔福在《战时宣传》一书里写的更接近真相，但是他还是羞于承认所有的事情。数年后，我收到一封信，来自一个做了那些事——比如，选出那些英国人想要除掉的杰出德国军人——的人，但后来不正是丘吉尔带头说出“德国人自相残杀得愈厉害，愈好”的吗？

刺杀希特勒未遂一事除了使战争几乎延长了一年之久，另外在那段时间里，不仅有上百万的德国人丧生，而且还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死亡，其中也包括英国。

乔治·瓦西里奇科夫

1999年6月

（李骄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