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宋末武术世界与蒙宋战争（1227年—1279年）(第2/7 页)

从较早的郭靖，到后来的杨过和冯默风这些著名的例子，足以证明蒙古帝国民族歧视政策的致命缺陷。在后来元时期，这一政策将各民族划分为诸多等级，其中汉族永远处于下等之列。这一举措使得汉族武术家和蒙古帝国之间的矛盾长期难以弥合，也使得他们对摇摇欲坠的南宋政权继续付出政治忠诚。即使在南宋灭亡后，他们仍然长期和蒙元统治者保持疏远和敌视。一个世纪后武术世界普遍的反抗运动正根源于此。

杨过的改邪归正也未能使他完全赢得民族主义的信任，他接下去的人生相当不幸。因为怀疑杨过再次策划反叛，杨过在1243年和郭靖的女儿郭芙发生冲突，被后者砍断了一条手臂。“龙的小女儿”和公孙止的婚姻并未持续下去，但她后来独自隐居，拒绝和杨过见面，让杨过以为她已经死去了。虽然如此，杨过由于与其老师的丑闻，仍然被武术世界主流所孤立。但杨过在不久后以某种方式得到了上个世纪独孤求败的武术传承，而成为一名真正的武术大师。据说他驯养了一只超过一人高的巨鸟，一些古生物学家对此很感兴趣，他们认为这种鸟可能是上新世的骇鸟科成员（Phorusrhacos），这种三米高的史前巨鸟被普遍认为早已在数百万年前灭绝了。甚至有学者认为，从这种动物的特征来看，可能是一种披挂羽毛的恐龙的孑遗，譬如恐爪龙（Deinonychus）。127如果关于巨鸟的记载能够被进一步的史料证实，这些推断是值得认真对待的。

在13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杨过在全国范围内和一些边缘化的武术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和一支可观的个人力量。杨过在13世纪50年代的活动曾经深入影响到南宋政府的决策。在1253年，主持四川的军事长官余玠病故，死后被政敌剥夺了官职。次年他的下属王惟忠将军被余晦和陈大方诬告通敌而处死，四川防务也被平庸的余晦接管。四川边防面临着内部危机。杨过和他的属下诛杀了陈大方，并对恶名昭彰的宰相丁大全处以私刑，随后面见理宗皇帝（1224—1264在位）要求其撤换腐败的官员。理宗不得不表示部分妥协，撤换了余晦并为余玠恢复了名誉。128因此，晚期南宋政府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深地和武术世界绑定在了一起，他们不得不一同为汉族人民的生存和尊严而战。而在1259年的襄阳战役中，这种团结与对抗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强度。

<h3>两次襄阳战役与南宋的灭亡</h3>

虽然有武术世界的激烈冲突，但在1243年的襄阳战役后，宋蒙之间战争暂时中止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蒙古帝国扩张的停止。后者正在其他各个方向上取得丰硕的成果。金轮仁波切随后在忽必烈的授意下返回西藏地区，着手说服各地方势力归附蒙古帝国，如果未能说服，他即以武力慑服。在1247年金轮和阔端举行了所谓的凉州会盟。金轮向阔端呈上了西藏的地图、人口册和大量贡品，在形式上将西藏纳入蒙古大汗的治权下，而事实上则由萨迦派的僧侣通过宣政院进行直接统治。129

在兼并西藏后，1253年，忽必烈率军从其边境进攻大理国，这一有悠久武术传承的南方国度此时已陷入衰落，最后一位武术大师段智兴已经衰老不堪，并且居住在宋朝境内。但为了确保战事成功，还是有大批精锐武术家与忽必烈同行。大理国在第二年初被灭亡，金轮仁波切等忽必烈的武术家们焚毁了古老的天龙寺并杀戮了其中的僧侣，大理武术家们仅仅成功救出了最后一位大理皇帝段智兴。

大理国的灭亡意味着蒙古帝国已经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从1258年开始，蒙哥汗亲自率领大军南下攻打襄阳，金轮仁波切随扈而行。忽必烈在灭亡大理后也向北方进军，与其兄长在襄阳会合。于是蒙古帝国的锋锐和中国武术世界再一次发生激烈的交锋。

此前数年，南宋方面已经加强了防务，名将吕文德（1215年—1270年）被派遣为襄阳守将，牢固的襄阳城防于1254年前修缮完成。在武术世界方面，郭靖夫妇自1243年起就常驻襄阳，丐帮的实际指挥部也安插于此。大理国灭亡后，大量流亡人士，如朱子柳家族、武修文武敦儒兄弟也聚集在襄阳，此外还有许多武术家赶来赴援。面对这一形势，理宗在1254年的诏书中要求襄阳官员“安集新民，抚循斗士，使开关可以战，闭户可以守”，即与武术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形成战斗力，事实上默认了这一边城已经由武术世界控制的现状。130

在1259年，以丐帮推选帮主为名义，新的英雄大会召开了，武术家们被迅速动员和组织起来，达到了1243年所未能达成的目标。郭靖的女婿耶律齐被推举为新任丐帮帮主，进一步巩固了郭靖家族数十年来对丐帮事实上的控制，在此危急时刻，这一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全真教的部分力量在李志常的率领下到来赴援，但此时的全真教已经分崩离析，特别是张志敬已经在汗八里建立了亲元的全真教一系总部。因此在襄阳战役中，全真教并未起到重要作用。不过老迈的黄药师、周伯通和段智兴等武术大师也到来并参与了这次对蒙古军团的作战。更为重要的是杨过刚刚和“龙的小女儿”复合，就赶来并投入了他领导下的全部力量，这使得整个武术世界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战事的进程最初令人振奋。郭靖对襄阳的防守无懈可击。在野战中杨过击毙了金轮仁波切，武术家利用一种基于中国星座系统的阵法令蒙古军队陷入混乱，但很快这些成就都因蒙古军队的人数优势而荡然无存。武术家们不得不采取一种极度疯狂的策略。他们以杨过和耶律齐为核心向蒙古军队的中部发动了进攻，其目的在于突袭蒙哥汗的车驾。

对武术家们来说幸运的是，此时的蒙古军队由于两翼张开的战术可能在中部是相当薄弱的。他们得以攻入蒙古各个军团之间的空隙中。但只有杨过一人成功地接近了大汗本人。战争转变为古老的刺杀行动。蒙哥正如昔日的嬴政或耶律洪基一样面临着被武术家追逐的险境。一些记录声称，在一场搏斗之后，杨过用一把叫作“屠龙”的尖刀斩下了蒙哥的头颅。但据查良镛博士的研究，杨过和蒙哥可能并没有近距离地搏斗，当蒙哥向自己的军队逃窜时，杨过的飞石掷中了他的坐骑，令其负伤。蒙哥从马背上被抛下来，当场被摔死。131

杨过杀死金轮和蒙哥汗的故事成为汉民族主义者们长期传诵的传奇。不过这一点的意义不宜高估：金轮的死因为其更富才略的侄子八思巴的崛起而变得不那么重要，而后者的意外身亡反而使得卓有才干的忽必烈登上帝位。因此最终的胜利者是新皇帝忽必烈和帝师八思巴。蒙古和南宋的强弱对比也并未改变，新的南征战役只是时间问题。

无论如何，1259年的暂时性胜利令武术世界感到振奋。同年召开了第三次华山论剑。这并非一次武术比赛，只是重新以五绝的名义，确立了已经大相径庭的武术世界秩序。虽然长寿的黄药师和段智兴仍然保持了其名号，但桃花岛早已经并入郭靖的掌握，而大理也已经灭亡，这些称号是有名无实的。真正的主导者是“中央顽童（Middle Boy）”周伯通所代表的全真教部分力量和“北方骑士（Northern Knight）”郭靖及其家族所代表的丐帮系统，杨过以其所属边缘武术家的势力继承了欧阳锋的地位，晋升为“西方狂人（Western Madman）”。这次的华山论剑意味着这些过去曾经疏远甚至敌对的力量结成了统一联盟，将继续对抗蒙古帝国的事业。但这些称号的地理方位含义已经完全虚化了，在蒙古的强势军事进攻面前，在华南之外的其他地方，武术世界的势力范围仅剩下了一些残片。

在接下去的十年中，南宋武术世界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在北方，忽必烈在1260年召开蒙古贵族大会，宣布自己登上大汗之位，但没有受到普遍的承认。即使在1264年击败其主要竞争对手阿里不哥后，仍然只控制了蒙古帝国的东部，即蒙古高原、满洲、西藏和中国北部地区，控制中亚和东欧的西方诸汗国则坚决否认忽必烈为蒙古帝国的共主。这与其说是忽必烈个人的能力不足，不如说是过于庞大的蒙古帝国必然走向分裂的趋势。

忽必烈渴求征服中国南部以在统治权危机中证明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在13世纪60年代，忽必烈重整了其武术家团队，以武术大师八思巴为首领，并作好了周密的战争准备。同时，这一政治分裂局势也给了忽必烈以推行中国化改革的契机。1271年，忽必烈将蒙古国改组为元王朝，“元”即“本原（Archia）”，一个取自古老《易经》的神圣名词。元王朝是一个表面上更为“中国”的王朝，这多少有利于争取中国精英阶层的支持。但是民族歧视政策却罕有改善。

在经过多年围困后，1273年，元朝军队开始对襄阳的最后总攻，并动用了先进的投石机。这些投石机本来是中国人所发明的，现在在经过西方的技师改进后被用来对付他们自己。襄阳方面，吕文德已经在四年前死去，他的弟弟吕文焕为新任守将，但缺乏其兄的才能，而将一切希望寄托在郭靖头上。但投石机的技术威力敲响了中国武术家的丧钟，襄阳的坚固城墙被砸出了巨大的缺口，千万名的蒙古士兵一拥而入，郭靖和黄蓉无力回天，也都死于这场战役。赴援的杨过则侥幸逃生。

在最后一次襄阳战役后，南宋的大门已经洞开。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并在三年后在广东崖山海面消灭了最后残存的南宋军队。南宋的最后一个皇帝赵昺是一个七岁的儿童，被宰相陆秀夫背负投海而死，同时南宋政府剩下的所有人，包括许多赴援的武术家，都投海自尽。战后几天，海上漂满了近十万具的浮尸。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汉族政权完全陷入亡国。

在第四次襄阳会战后，郭靖的女儿郭芙和其丈夫耶律齐得以突围并率领丐帮继续作战。另一个女儿郭襄因为不在襄阳而幸免，他们都参与了此后的临安保卫战及随后的在华南地区的游击，但最终无法挽救宋朝的灭亡。郭芙和耶律齐可能死于崖山之战，郭襄在1283年发动了一次拯救宋朝丞相文天祥的行动，但以失败告终，她随后剃去了所有的头发，在痛苦中成为一名佛教修女。此时全真教已经向蒙古臣服，而被人们寄予厚望的杨过也隐居不出。经过多次修正后维持了八十年的“五绝”体系，终于随着宋朝的灭亡而完全覆灭。而仅仅几十年后，武术世界便由武术家个体主导的时代，进入到门派政治的时代。

77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内藤湖南全集》第八卷，1969年，111‐119页；宫崎市定《从部曲走向佃户》，《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一卷，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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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在横向流动性中，孔飞力（Philip A. Kuhn）又区分了“同心圆巢穴（nested‐concentric）”模式和“流动商贩（tinker‐peddler）”模式，亦即在农村‐城镇‐大城市的流动和不同农村或小镇之间的流动两种形式。二者对于江湖世界的行程都是重要的：前者提供横贯全国或主要省份的主体等级脉络，后者提供了基层各平行单位之间的横向组织。参见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序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