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光荣日（1945年3月～1945年9月）(第1/14 页)
<h4>
最后一战</h4>
人类的历史终于进入了1945年的春天。
1945年的春天，着实是全人类的春天。这时候，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指日可待了。
这一年，全世界范围内，一个关键词就是“反攻”。但“反攻”并非只属于1945年。
事实上，早在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性变化时，盟军的战略反攻就已展开。当时，在中国的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经历了敌人的扫荡和封锁后，已开始策动对日本侵略者的局部反攻。入夏后，八路军率先在豫鲁地区发起攻势作战，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根据日本资料记载，整个1943年，华北方面军作战1.5万次，其中有75%的作战是跟八路军打。结果，日军不但无法消灭八路军，反而使八路军越来越壮大，无论是解放区面积、人口还是军队数量都日益增加。关于这一点，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县按占据的实际情况看，极不稳定，行政力（指伪政权组织）的渗透也很差，其大部大致只分驻在以县城为中心的部分乡村，民心更多地倾向于中共一方。”（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山西沁源围困战，是八路军转入局部反攻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沁源位于八路军太岳军区的腹地，是盘踞山西的日本第1军的眼中钉，后军参谋长花谷正（九一八事变、长沙会战参与者）亲率重兵进行铁壁合围，终将其攻陷。在沁源陷落前，当地的八路军主力和群众已经成功转移入山。日军占领沁源后，广修炮楼、公路，建成了蛛网般的联动据点。针对敌人的动作，八路军决定对沁源进行反包围式的围困战，并成立围困指挥部，统一指挥三个营的兵力和县区游击队，用破袭战、麻雀战、地雷战等，在全县11个战区对鬼子进行围困和轮战。虽然占领了沁源，但日军只能龟缩在县城和各据点，补给线被围困部队破坏殆尽。在敌人据点的周边，八路军和游击队战士不但广埋地雷，还布下了铁钉，甚至在道路的转弯处泼水使之结冰，叫鬼子的运输车辆打滑、翻倒、相撞。小到泼水制敌，大到部队反攻，沁源围困战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坐卧不安，一次次增兵支援这座被群山环绕的县城，但却收不到想要的效果，甚至还在韩略村被八路军打了伏击，高级和特殊指挥人员组成的“观战团”被一锅端。在长期的围困战中，八路军、游击队与日军作战上千次，毙伤俘日伪军4000多人，取得了骄人的战果。在日军守备沁源的部队于1944年逃离前，其各个据点周围已被八路军和游击队布置了15,000枚地雷！
随着沁源围困战的胜利，盘踞山西的日军已越来越显现出颓势。
此时在华北平原，随着1944年的到来，八路军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反攻，日伪军的据点被一个个拔除，敌人只能龟缩在城市和铁路沿线。而铁路线也一次次遭到敌后抗战军民的破袭。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出击作战超过两万次，歼灭日伪军超过30万人，解放人口过千万。在世界战局是个整体的情况下，中共抗战军民的积极作战，将几十万日军截留在了敌后战场，这有力地支持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作战，促使重庆方面继续履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从世界整体战局看，中共敌后作战甚至可以说是从侧面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大反攻，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史学家菊池一隆认为，中共军队的抵抗是中国能够贯彻持久战，并将拥有近代武器、具备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日本一步步逼向战败的关键之一。“因此，不考察中共军队的战场，就不可能弄清‘强国’日本何以最终败于‘弱国’中国”。
敌后意味着敌人的后方，更意味着抗战的前方。
进入1945年后，敌后战场上的反攻已经常态化，在平汉、陇海、津浦、沪宁、归绥、运河、东江、琼崖、雷州半岛等抗日前线，上万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令日军陷入抗战的汪洋大海。上半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解放人口达千万，解放区也达到19个，总人口近亿。在入夏全面反攻前夕，八路军、新四军等正规军已壮大到90万人以上，民兵则超过200万人。抗日军民在战斗第一线的迅速壮大和日军的全面衰颓，是日本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由于八路军的进攻，华北的日军从所有的小据点和碉堡里不断地被驱逐出来。日军的小部队已陷于无法行动的境地，而大部队则被困在铁路沿线的城市里。”（日本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
此时的正面战场，随着中印公路被打通，滇缅公路也恢复了通车，中国军队美械化的步伐开始加速。到3月，第一批12个军（35个师）大部分完成美械更换和初步训练：王凌云第2军、邱清泉第5军、黄杰第6军、何绍周第8军、石觉第13军、胡琏第18军（先期只有第11师更换美械）、周福成第53军、阙汉骞第54军、陈明仁第71军、韩浚第73军、施中诚第74军、牟廷芳第94军（部分更换美械）。
为应对更换美械装备以及整顿“一号作战”后战区散乱的现状，蒋介石下令组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兼总司令官，萧毅肃为参谋长，总部设在昆明，后前进司令部设在湘西芷江，辖四个方面军：第1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云南昆明）；第2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广西百色）；第3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贵州贵阳）；第4方面军总司令王耀武（湖南安江）。
王耀武出任方面军总司令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年初时，蒋介石就已经授意军委会，打破抗战期间将领军衔不晋级的惯例，晋升王耀武为中将。一起晋升的还有第5集团军兼昆明城防总司令杜聿明、萧毅肃。萧毅肃就不提了。王耀武和杜聿明，这两人蒋介石都喜欢，但从抗战之后的用人上来说，蒋似乎更喜欢杜，对王实际上并没有重用。只说王耀武的第4方面军，辖施中诚第74军、韩浚第73军、李天霞第100军，以及由新军长胡琏统领的第18军。四个方面军中王耀武的实力显然是最强的。这个方面军的任务也最重，担负着北起洞庭湖，南到湘桂边境绵延千里的守备任务。
日军那边儿，进入1945年后，他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中美混合空军跟日军的战机比率扩大到10∶1。在1945年前三个月，中美混合空军共计出动战斗机和轰炸机10,366架次，日军战机在天空中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这种现状对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是残酷的。
冈村在1944年12月被任命为独掌在华日军部队的总司令官是昭和天皇的意思。
昭和是欣赏冈村的，认为他是诸将领中的佼佼者，至于否定另一个人选朝香宫鸠彦亲王，虽有日本一旦战败后为躲避责任而避免皇室成员任高官之因由，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军队统帅，朝香宫跟冈村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冈村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后的第一件事，就利用“一号作战”的局面，筹划“孤注一掷的进攻四川的作战”，这是他长久的军事理念所在。但此时东京大本营的关注点，在于怎么防止美军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冈村认为，即使从打击美国人联合中国军队反攻、避免两面作战甚至迫使美军改变在中国登陆的角度，也需要在此之前率先击破西面的重庆政权。他对东京来的人说：“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通车后，美援进入中国的速度会加快，到本年中期，全美式装备的重庆军至少会达到10个师，年内有可能达到30个师。在年度中期，重庆军和共产党的军队必定会发动反攻，而在年度中期之前，是击破重庆政权最好也是最后的机会。”
按冈村的四川攻略计划，1945年3月，驻广西的第11军由宜山进攻贵阳，随后将第13师团控制在安顺，护住攻击部队的侧背，警备昆明方向的中国军队，其余各师团向成都进攻；以驻湖南的第20军由邵阳进攻芷江，随后第40师团调到第11军，其余两师团向重庆进攻。宜昌方向的第39师团则向沿江万县进攻，与华北方面军一起进行策应和牵制作战。四川攻略期间，派遣军与南方军合作攻占昆明。
陆军参谋本部新任作战部长宫崎周一将冈村的计划上报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后者看完了，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但不支持的态度是明显的。他告诉宫崎：“虽然叫冈村大将准备应对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登陆，但我本人并不认为美军登陆中国这件事对日本来说是坏事。如果美军陷入在中国大陆同日本军的战斗，那么可以延缓日本本土受到攻击。从这个角度说，东南沿海的防备甚至不能太严，只有这样才能吸引美国人上陆，否则他们就有可能直接进攻冲绳了。当然，大陆海岸线漫长，太严的防备也是不可能的。假如进行四川攻略，就算打败了重庆军，导致的结果可能是：美国人失去了夹击作战的盟友，进而放弃了在中国大陆作战，那样对我们更不利。”
古怪梅津的观点虽然看起来弯弯绕，但也确实是一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