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　进退不是非取即舍(第2/4 页)

遗留在中国人DNA中的二元对立逻辑，让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都是危险的。打破这种简单对立的思维，是一个真正的基础。全社会都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前行。也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才会懂得：人人皆可做慈善，公益的基础是巨大的。

是道德的问题吗？

“小悦悦”事件、宝马车碾童事件，还有一起又一起摔倒老人讹诈搀扶者的案例，让大家都很难过，觉得中国人的道德底线一塌糊涂，对吗？

可是问题仅仅在于“道德”吗？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小悦悦事件”发生在国外，第一会受谴责的是孩子的父母，第二才是司机与围观者。我们可以说，小悦悦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不容易。但是，情感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严肃的法制角度看问题，是不关注这些点的。作为两岁多孩子的监护人，小悦悦父母的监管缺失，是这起悲剧的真正关键点。

《人民日报》有一位知名记者，讲过一个经典案例。她妹妹在美国生活，有一次孩子回中国，住在她家。一天晚上，她临时有事出门，时间不长，就把妹妹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正好这时候妹妹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跟孩子聊天，问他“你大姨呢”，孩子说“不在家”。妹妹一听急了，“就你一个人在家吗？”孩子说：“对，就我一个人。”姐姐回来以后，妹妹对她勃然大怒，说：“姐姐你这是违法行为！”因为在美国，把未成年儿童单独留在家里就是严重的违法。

说到这儿，如果大家不解，还可以换一个思路。

老人摔倒被扶，为什么一瞬间反而要抓住对方说：“你撞了我！”因为这个老人是“坏人”吗？

倒退二十年，如果大街上两辆汽车追尾，司机肯定下车就打。为什么呢？不打不行！谁打输了谁赔钱。可是现在，谁还会为了追尾大打出手？经常是把车靠边一停，互相递根烟，把保险号一抄就完了。

对比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中国人很讲礼节，道德水准提升了。可是为什么中国人撞车后的道德水准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交通强制险”的介入。所有汽车必须买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争取权益，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人性里“善”的一面流露出来。

摔倒的老人为什么讹诈救他的人？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医疗保险，他摔倒在地不能动弹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还不是来自肉体—中国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孩子要给自己掏钱治伤，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扛不住—在这之前他可能行了一辈子的善，但是这一瞬间都不存在了，他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扶他起来的人。如果中国的老人都有医疗、养老保险，还会发生这么多起讹诈事件吗？

因此，涉及道德的问题，不应追问人们“有没有道德”，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进步到了让人们“可以展现道德”的时候。中国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让“德”展现出来的制度保障与大环境。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中国，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所有糟糕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强迫我们去设法提高基础保障和社会综合配套设施。

我从来不愿听到人们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谈论道德。那没有意义。

中国有句古话“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座各位都是年轻人，正处在一个相信“爱情的力量不可战胜”的阶段。那么古人为什么总结出这句话呢？因为这才是生活的真相。不管你爱得多么惊心动魄，如果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没地方住、没食物吃，矛盾就会逐渐地从小到中，从中到大，最终毁掉爱情。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道德也是同理。

基于刚才谈到的“人性”和“道德”因素，此刻要想快速推动社会进步，谁又有权去抱怨别人呢？当下最常见的情形，就是所有人都在抱怨。领导在抱怨，群众也在抱怨，富人在抱怨，穷人也在抱怨……唯独没有人抱怨并改变自己，这是中国此时此刻最大的问题。

今年我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批评政府、批评党、批评社会不够进步，是不是也该批评一下自己？每一个公民都没问题，都是党和政府的问题，谁说的？党和政府什么时候让你闯红灯？什么时候让你用散步的速度在街上开车并乱加塞？”

而且我发现，很多知识分子也在利益的驱动下，不能理性看待问题，甚至夸大事实来印证自己的某种观点。这很糟糕。

慈善，来自内心对爱的需求

接下来进入第三个层面，谈谈慈善、爱与公益的实质。

慈善、爱与公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对别人的帮助，是吗？我想告诉各位，人性是自私的。过去几十年，我们党教育干部、老百姓都要大公无私，结果一度使这个国家濒临崩溃。到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究竟改革了什么？核心价值或者出发点是什么？回头一看是邓小平终于明白了“人性是自私的”这个道理，然后开始顺势而为。

改革开放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安徽小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土地承包的核心动因，就是尊重“人性是自私的”这个前提。

接下来这个理念延伸到了城市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股份制的基础也是人性，持股人的主人翁意识增强，为自己工作更有动力，而为自己做就是为企业做。所以，不再讨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背后曾有过痛苦的思考，慢慢才找到一条顺应人性、顺应时代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