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至6月(第2/8 页)

2月1日，星期六

在罗卡莫拉夫妇家午餐（他是西班牙使馆的武官）。他们就住在我的新办公室对面。我现在比较习惯了。可惜办公室太冷，而且灯光太暗。大部分的研究文件字都很小，眼睛常感觉疲劳。亚当·特罗特和他的一位朋友亚历克斯·韦特博士一起过来。他们开了一个小型会议，并叫我参加，我坐在那儿听他们的高论。

韦特博士是亚当·特罗特在哥廷根大学的好友。1934年回来后，在一个纳粹集中营内待了一阵子，然后到伦敦开业当高等法院的出庭律师，直到开战前夕才返回德国。进陆军极短时间后，奉派到外交部任职。

2月2日，星期日

今天下午马库斯·克拉里来家里串门子。他是阿尔菲的次子，长相酷似父亲。他一直在前线打仗，一只手臂还严重受伤，想找乐子快想疯了。现在他在柏林附近一所军校受训。我们带他去参加一个派对。

卢卢·克罗伊正打算不顾父亲反对，逃到葡萄牙跟她的美国男朋友迪克·梅茨结婚。

2月11日，星期二

到霍斯特曼家喝茶，认识了“卢卢”·德·维耳莫，目前嫁给了一位匈牙利要人——“汤米”·埃斯特哈齐伯爵。她虽然不年轻，却非常优雅迷人。

2月17日，星期一

从上周开始，亚当·特罗特把我转进他的部门。我很高兴，因为那里的气氛自在多了。亚当自己有一个房间；我和另外两位秘书合用一间办公室；再来是亚历克斯·韦特和一位叫汉斯·里克特、外号“法官”的人合用的大房间；最后墙里还有个小洞，给沃尔夫先生（外号为“沃尔夫钦”）和他的秘书罗拉·沃尔夫用。沃尔夫钦经常微醺，不过人很好，又聪明。塔蒂阿娜在楼下一间车库改建的办公室里和兰曹及路易塞特·夸特一起工作。路易莎·维尔切克最近辞职离城，因为她家人担心空袭情况，决定搬去维也纳，我们都很想念她。目前亚当交给我一大堆翻译及书评，现在就得赶出一篇，两天后交稿。有时，我也必须听德文口述速记。同事都觉得我的德文文法非常恐怖。

2月18日，星期二

所有外交部新增部门都设在形形色色已撤离柏林的外国使馆内，因此设备齐全，有浴室、厨房等。我很喜欢这里的工作气氛，感觉快乐多了。不过上班时间不太规律，照理应从早上9点开始，一直工作到下午6点左右，可是每到午餐时间老板们便销声匿迹；我们也一样，不过这当然不合规定。男士们很少下午4点以前回来，有时更晚；所以我们常得加班赶工，有时会待到晚上10点。大老板本来是阿尔滕堡全权公使，人很好，大家都很尊敬他，但最近换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一名党卫军准将，姓施塔勒克，很年轻、气势汹汹，每天穿着高筒靴，挥舞皮鞭、踱来踱去，旁边还跟着一条德国牧羊犬。这个人事变动令每个人都很忧心。

党卫军准将施塔勒克和恶名昭彰的艾希曼都参与过纳粹“处理”犹太人的早期计划，本来只打算将他们遣送到东欧，尚未想到处决。他虽是独揽大权的帝国中央安全局头子海德里希的政敌，却仍在对苏战争初期奉命率领驻波罗的海东岸诸国的特别行动队。这批特别行动队乃由党卫军、盖世太保及德国与当地的警察组成，每队约500—1000人，专门负责消灭犹太人、共产党及德军后方疑似游击队的可疑分子。施塔勒克曾夸口，他的分队在战役开始四个月内，便已处决了13.5万人。1942年3月，他在爱沙尼亚遭游击队埋伏身亡。

2月20日，星期四

塔蒂阿娜发高烧。我去霍斯特曼家晚餐，大家庆祝C.C.普菲尔与布兰奇订婚；她是一位著名装甲部队将军的女儿，非常漂亮。

罗卡莫拉夫妇刚从罗马回来，带回家人写的一包信。塔蒂阿娜最近才向他们透露她已与保罗·梅特涅订婚，他们很惊讶，但都很兴奋。

2月22日，星期六

参加C.C.普菲尔的婚礼，他请我做伴娘。整个婚礼非常典雅，在凯瑟霍夫酒店举行，却苦了我们，因为必须介绍每一位宾客和双方家长认识；他们都刚从乡间入城，不认识任何人。C.C.一副烦不胜烦的模样。最后我累昏头了，甚至和送我回家的计程车司机握手，结果他吻了我的手。

2月25日，星期二

和兰曹晚餐，讨论塔蒂阿娜的订婚事宜，他赞成这门婚事。他就像我们的守护天使和良师。

2月26日，星期三

塔蒂阿娜和我与父亲的朋友阿德尔曼伯爵午餐。他刚从立陶宛被调回来，本来是德国公使馆的公使顾问，曾经发给许多非德国人德国护照。

苏德在1939年9月28日签订“友好和边界条约”，根据这一秘密协定的第二条（瓜分了波兰，并将立陶宛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德国少数人种都将被送回德国。理论上只有具德国血统的人才够资格，但整个行动由党卫军负责执行，后来便强行征召许多归国者。当地的德国外交使节却宽容许多，帮助75万人，包括上万的非德国人，逃离被苏维埃政府处决或囚禁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