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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在我还在念大学的年代，同侪间若有人支持老态龙钟的国民党是非常奇怪的事。问理由，大抵不脱：“民进党又没有执政过，把国家交给他们……可以吗？”这种鸟逻辑成立的话，那处男就打手枪打到死好了。

在民进党代表反威权、反贪污的情势下，有点批判思想的同学几乎一面倒支持民进党，国民党在我们这些半生不熟的知识分子间简直被电爽的。

回想两千年第二次总统直选，参选人之一许信良到交大演讲，我一直对理想主义者抱持好感，便拉着两个室友跑去听了。

比起宋楚瑜到清大演讲时学生们塞满了大礼堂，对许信良感到好奇的只有三、四十人，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都坐得冷冷清清。我实在替他紧张。

演讲结束，大家问的问题都有气无力，我便举手发问：“许先生，你一直强调天命在你，但民调上显示你很可能不会当选。所以能不能请你给我们一盏明灯，告诉我们除了你之外的总统候选人里，有哪一个是勉强可以当选、对台湾也很有帮助呢？”

全场骚动，许信良也怔住了。

紧握着麦克风，似乎是下定了决心才开口：“我相信，天命一定在我！”

他如此强调，但沈痛的语气已经泄漏了太多。

那一天我有点了解到，“当总统”对一个从政者可以有多重要。

投票揭晓那晚，我们一群死党聚在国中老师家开同学会，顺便看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