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3/11 页)

电话挂断了，响起嘟嘟的忙音。

总是这样，这些年中，他每次和乔麦子通话，一问一答不超过十个来回。“你好吗？”“我还好。你怎么样？”“也不错。”淡淡的问候，轻描淡写的回答，然后就是挂断。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彼此都是不善表达的人。

倒反而罗卫星和乔麦子通话，能絮絮叨叨说上好久。罗卫星是个粘粘乎乎的人，或说是感情上不那么敏感的人，他不会在听到对方一个异样的呼吸声时，心里猛然一凛，把要说的话生生卡断在喉咙。罗卫星喜欢事无巨细地将家中每个人的现状向乔麦子汇报，再点点滴滴地询问乔麦子的一切生活，从工作到家庭，到瑞士巴塞尔的天气，到当地的感冒指数和市场物价。所以，乔麦子的很多情况，实际上罗想农是通过罗卫星转而了解的。了解了，也便放心了，下一次两个人通话，还是没有太浓烈的情绪。

感情的事情，常常就是这样，挚爱至深时，一切反而变得简单，变得平淡和平静，彼此都不愿过多地打扰对方，给对方压力。

母亲过去常说一句话：“心里有就行了。”

实际上行不行呢？平淡的后面，会不会是更淡？会不会是消失？罗想农无法确定。然而他和乔麦子的现状就是这样。有时候他也恨自己，学术问题上他有一钻到底的精神，为什么到了感情方面却是如此地踟蹰不前？这是矜持吗？他用得着这么矜持吗？矜持的结果难道不是两败俱伤吗？

他怅怅地将手机放回口袋，紧走两步，追上罗江。罗江用眼神询问他：是麦子姑姑吗？他朝罗江点个头，什么也没有说。

然后他就一路沉默。沉默着才猛然想到，乔麦子在电话中说的是“改买两张飞迪拜的机票”。她为什么要买两张票？她跟谁一起回家？跟她那个长着黄褐色眼珠和鹰钩鼻子的瑞士丈夫海茵茨？

罗想农慌乱起来，责怪自己的心理实在不够健康，每次跟乔麦子通话都是草率匆忙，都是来不及把话听清楚，把事情说清楚，就好像通话是偷情，是不正当的交往，多延长一分钟都是对彼此家庭的罪过。

两张票，回来的是不是她跟海茵茨呢？如果海茵茨跟过来，母亲留下的农家小院将如何安置客人呢？一路上罗想农都在盘算这件事。

毫无缘由地，罗想农此时的脑子里，竟然“蹦”地一声，跳出了乔麦子出生的那一幕。

一九六O年。时年七岁的罗想农读小学一年级。他开始记事，知道了饥饿是什么滋味。那种难熬的焦灼从早到晚蛇一样盘踞在脑子里，走路想着，上课想着，写字想着，端起一碗山芋干薄粥的时候还是想着，任凭他如何对自己跺脚，发狠，抓自己的脑袋，那条蛇就是驱赶不走。他也知道了家中失去亲人是什么滋味。外婆的去世仿佛在他心里挖开一个大洞，洞口漆黑，深不见底，他必须使劲地拉住自己，才不至于将脑袋探进那个黑黝黝的洞中。也有他不知道的，那就是父母间的秘密，他们两个人老是吵架，有时为了猪场鸡场的那些事，有时只为了父亲偷偷把半个烧饼塞给罗想农，而母亲认为饶饼的四分之一应该属于罗卫星。父母的偏心非常明显，这样的状况摆明了是赌气，对着干，所以家里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

很多年之后，罗想农还记得母亲把一对处境狼狈的陌生男女领进家中后，那个男人对母亲说的一句话。那人说：“哦，你有了这么大的儿子！”

他试图用手掌去抚罗想农的脑袋，但是生性胆怯的小孩儿很怕跟外人粘乎，身子一矮，从他的腋下滑溜开去。于是那个人扭头对母亲笑笑，好像是抱歉，又好像是夸赞：这个犟脾气的小子！

那个人中等身材，灰色中山装的肘间和领口都打了细密的补丁，四个口袋原先是有的，大概被拆下派了别的用场，留下四块明显的痕迹。他的头发长而且乱，被头油和灰尘沾在一起，散发出浓重的气味。脸色晦暗，皮肤干涩，一抬头，额上会堆出一道道的皱纹。但是他的眼睛是笑眯眯的，温柔，和善，清亮，是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不能将他忽视的原因。

他身后的、被杨云紧挽住胳膊的女人，穿着一件肥大的老太太才穿的大襟棉袄，巨大的肚子把棉袄下摆顶得掀开来，让人忍不住想到风会如何灌进她的身体，再从她的被撑开的领口钻出。她的脸色蜡黄，皮肤因为浮肿而薄亮，脸颊上的妊娠斑聚集在鼻翼，深褐色的一片，好像飞落在脸上擦不掉的灰蝶。她一直张着嘴巴喘息，嘴唇上干焦得卷了皮，眼睛里有深深的惊恐，导致她的眼皮、四肢乃至整个身体都在不停地哆嗦。

这两个人，男的叫乔六月，女的叫陈清漪，他们就是乔麦子的父母。

在罗想农初次见到他们的那一刻，他们是狼狈的，惶恐的，因为乔六月的右派身份和陈清漪的即将临产，那么的手足无措和走投无路。之后，隔了有七八年之久，文革开始后，罗想农跟着父母下放到江边良种场，跟早已经在场里落户的乔六月夫妇再次见面，他发现童年的记忆其实有误，因为再次出现在他面前的乔六月，年轻，精神，黝黑的皮肤散发出青草和阳光的气息，眼睛里的光亮闪烁灵动，嘴唇上总是浮着一抹笑容。罗想农想了很久才明白，那是一个聪明人对自己的处境安之若素后的微笑，清醒、坦然、明白无误的笑。而乔麦子的妈妈陈清漪，她居然是一个文弱却又漂亮的女人，有一张年画美人般的瓜子脸，细长的手指，指尖总有“双妹”牌雪花膏的香味。她把八岁的乔麦子推到罗想农面前，让她喊“哥哥”的时候，顺便给罗想农扯了扯翻卷上去的衣角。她的这个动作让十五岁的罗想农腾地脸红起来。从小到大他似乎还没有享受过自己母亲的这种爱抚。

一九六O年冬天，罗想农的母亲杨云在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地点重逢了她初恋的爱人。那一天她原本是去青阳汽车站取一笼从新疆运来的种鸡。新疆鸡个头大，抗病毒能力强，县畜牧站打算用来杂交出新的肉鸡品种。天很冷，路上的行人很少，人们肚里没食，关门闭户地缩在家里裹了棉花胎取暖。杨云也饿，早晨只喝了一碗山芋干薄粥，此刻已经是前胸贴着后背，走路脚尖打飘。她在想，待会儿到车站时，要看好她的种鸡，别一不留神让那些要饭的花子们抢走打牙祭去。前不久畜牧站的一头种猪就让人给偷了，偷猪的那伙人是把围墙推倒一个豁口进来的，顺便还拎走两只雪白的匈牙利种长毛兔。另外有几根白羽毛，那应该来自两只被掐断脖子拎走的大凤冠种鸡。站长气得跺脚大骂。站里职工们快要饿出肿病，他都没有舍得答应杀个一鸡半鸭。站长连夜吼着叫人加高猪场围栏。站长说，亡羊补牢也要补啊，再偷下去，畜牧站这点儿可怜的家当没了，大家就只好散伙了。

杨云已经不是在农校读书的杨云，几年的兽医当下来，常年累月往农村跑，劁猪，给小马驹儿接生，把胳膊伸进牛肛门里掏粪便团儿，拎着兔子耳朵打针，吃喝拉撒都和农民混在一块儿，当年刘海微卷、穿着一身蓝底白花旗袍的女孩子再没有了那种“一低头的温柔”，而变得粗糙，急迫，容易发火，有一股风风火火干事的劲儿。她穿着一身格子布的直腰棉袄，下面是一条旧得看不出颜色的灯芯绒裤子，一条暗黄色的男式长围巾被她先在脖子上绕一圈，又裹在头上绕了一圈，最后在后颈处毫无情趣地打个结，扯紧。围巾太窄，兜不住她的全部头发，后脑露出一片黑色，发尾还呲了开来，活像母鸡屁股。露出的这一片被冷风灌着，从头顶到后背凉飕飕的，杨云只好用劲地耸起肩膀，缩了脖子，试图把后脑勺藏到围巾结的下面。这样一来，她走路的样子就有点怪，头是僵直地往后仰着的，肩膀是端着的，好像背后有一把枪顶住她的脊骨，让她紧张成一副木偶的姿势。

天太冷了。饥饿和寒冷是一对很无耻的双胞胎，总是形影不离，对世上的可怜人不依不饶。太阳在天上只有一个薄薄的轮廓，像是在孩子嘴巴里含得太久、接近融化的糖块。北风却是强劲，一路横扫过来，带着尖利的啸声。光裸的树枝在风中呜呜哀嚎。屋顶的瓦片是冻结着的，一片灰白。风吹起地上的尘土，纸片，碎石子，枯得发黑的树叶，沾上了痰迹的布条，贴着一扇扇陈旧的木板门旋过去，把那些干透的门板擦得唰唰作响。留在街道上的细土被吹出一道一道的波浪，忽而向东，忽而向西，忽而簌簌地流淌成扇形，忽而又拔地而起，竖起一面半人高的半透明的灰墙。

杨云一脚踏进车站，撞上了一群吵吵嚷嚷的人。穿蓝色制服、戴红袖章的车站工作人员七手八脚地抓住一个大肚子孕妇的手，要把她往站台外面拖。旁边一个衣着破旧的男人，大概是丈夫吧，四面转动着身体，苦苦地对大家请求。他身上背了一个巨大的行李卷儿，一边的脚下是一只旧得发黑的藤箱，另一边的脚下有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袋子，手里还拎着不少叮里咣当的易碎物品。看上去，这对出门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全部家当。

“让我们搭上车，到江边良种场，一切就好办了，那是我们的目的地……”男人背对着杨云，恳求一个司机模样的人。他的外地口音在青阳这个小地方不常听到，让杨云心中噗嗵了一下子。

“那不行，没见你老婆都来阵子了吗？一会儿在车上一颠，破了羊水，落了胎，我们可怎么办啊？谁负责任啊？不让上车是为你们好！”

“不会的，就两个小时，她能够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