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片段，一九四五年(第5/7 页)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舒博士继续说，嗓音突然抬高，“纳粹党其实不是一个德国的组织，它是一个压迫德国人民的外来组织。阿道夫·希特勒是奥地利人，莱伊4 是犹太人，卢森堡5 是半个法国人、半个鞑靼人。日耳曼民族在这个非日耳曼人的重轭下遭受的痛苦和其他欧洲国家遭受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的战争之苦一样多。平民百姓不仅受伤致残，甚至被杀，而且他们宝贵的财产和美好的家园被炸弹炸毁，这些炸弹是德军的飞机投下的还是盟军的飞机投下的也就无关紧要了。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希腊人，还有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如今都是难兄难弟会的成员，在苦难和希望中一律平等，大家应该一视同仁。让我们把查罪定罪的任务交给将来的历史学家，交给在海德堡、波恩、耶拿、莱比锡、慕尼黑等地各个大学里任教的老学者，他们处在欧洲文化的永恒中心里，不带任何偏见。让欧洲这只凤凰再次展开它那鹰一般的翅膀，让上帝保佑美国！”

舒博士颤巍巍地点燃了一支烟，屋里出现了片刻宁静，对他表示敬意。然后霍尔太太两只手掌紧紧合在一起，做了个小姑娘般的漂亮手势，请他来一曲美妙的音乐以丰富会议的内容。他叹了口气，站起来，走过去时踩在我的脚上，他伸出指尖点点我的膝盖，以示歉意。他在钢琴前坐好，低下头，一动不动地停了好几秒钟，仿佛能听到时间的脚步。然后他把烟卷缓缓地、轻轻地放在烟灰缸上，又把烟灰缸从钢琴上挪开，放到了霍尔太太伸过来准备接住的手上，然后又低下头。他终于说话了，声音略带哽咽：“我先演奏《星条旗永不落》6 。”

我觉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事实上，我已经到了生理上开始产生不适的地步——我站起身，匆匆离开了这个房间。来时我曾看见女仆把我的东西放在衣橱里，我快走到衣橱跟前时，霍尔太太赶上了我，同她一起过来的是远处滚滚而来的音乐。

“你非走不可？”她说，“真的非走不可？”

我找到了我的外套，扔掉挂衣架，跺着脚穿上了橡胶套靴。

“你们不是杀人犯就是傻瓜，”我说，“要么两者都是，那个男人是一个下流的德国特务。”

我已经提到过，我在关键时刻常受语塞之苦，所以当时那句话从嘴里说出来不像写在纸上这么顺畅。但毕竟说出来了。她还没能定下神来回答我，我就砰的一声带上了门，抱着外套跑下楼，就像抱着一个孩子冲出一栋失火的房子。等我到了街上，才注意到我抬手要戴上的帽子并不是我自己的那一顶。

那是一顶破旧的浅顶软呢帽，灰颜色比我那顶更深一些，帽边比我的窄一些。要戴上它的那个脑袋比我的脑袋小。帽子里面有个标签，写着“维尔纳·布罗斯，芝加哥”，还散发出另一个人的发梳和发乳的气味。它不可能是梅尔尼科夫上校的，他的头秃得像一个保龄球。我也断定它不是霍尔太太的丈夫的，霍尔太太的丈夫不是死了，就是另有地方放他的帽子。随身带着这样一个东西，实在觉得恶心，但这天晚上下着雨，也很冷，所以我就把它权当一件基本的雨具来用。我一到家，就马上给联邦调查局写信，但没写多少就停了下来。我记人名的能力太差，这严重地损害了我想要提供的消息的质量。另外，我不得不解释我为什么会出席那次会议，这样就势必扯进来好多理不清、有疑点的事情，桩桩件件都和我那个同名人有瓜葛。最糟糕的是，整件事如果展开细说，就带上梦幻般的怪异色彩，我唯一能如实陈述的就是有一个人，来自中西部某个不知叫什么的地方，我甚至不知道此人姓甚名谁，他一直在一家私人住宅里向一群糊里糊涂的老太太讲些同情德国人民的话。说来也是，对德国人民表示同情的话不断出现在某些知名专栏作者的文章中，依此而论，整件事情，就我所知，大概是完全合法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听到门铃响，开门一看原来是舒博士，他没戴帽子，披着雨衣，默默地把我的帽子递给了我，那粉里透青的脸上半露出一丝小心翼翼的微笑。我接过帽子，含含糊糊地道了个谢，没想到让他错当成是请他进屋。我记不起把他的软呢帽放在什么地方了，只好赶快寻找。既然当着他的面，找得就很起劲，这情形很快便显得滑稽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