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片段，一九四五年(第6/7 页)

“这样吧，”我说，“等我找到帽子，就邮寄给你，送去给你，托人转交给你。要是找不到，就给你寄去一张支票。”

“可我今天下午就要走了，”他轻声说道，“再者，你向我非常亲密的朋友霍尔太太说了句奇怪的话，我想听听解释。”

我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告诉他，警察、当局会找霍尔太太解释一番的。他耐心地等着我讲完。

“你不明白，”他最后说，“霍尔太太是社交界的名流，在官场有很多关系。感谢上帝，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不会因表达了某种个人意见而遭受侮辱。”

我让他滚。

我最后一番激烈急促的话说完后，他说：“我走了，但请记住，在这个国家——”他伸出一根指头，弯起来冲我斜着摇了摇。这是个德国人惯用的手势，意思是戏谑地指责我。

我还没能决定揍他的哪个部位，他就溜走了。我气得全身发抖。我的这般没出息，不知多少回让自己哑然失笑，甚至莫名其妙地高兴，这一次却表现得粗野、卑劣。突然间，我瞥见舒博士的帽子就在客厅电话小桌下面的一摞旧杂志上放着。我奔到最前面的窗子边，打开窗户。等舒博士往下走了四层楼梯时，我把帽子朝他扔去。帽子画出了一道抛物线，像个大饼一般落在了街道中央。它在那里翻了一个跟头，差几英寸就掉到一个水坑里了，仰面朝天，躺在那里喘息。舒博士看都没往楼上看一眼，挥手表示感谢，然后捡起帽子，满意地发现上面还不算沾满了泥，就戴在头上，得意洋洋地扭着屁股走开了。我经常纳闷：一个瘦瘦的德国人穿着雨衣时从后面看为什么总是显得那么丰满。

余下的故事就是一星期以后，我收到了一封信，用俄文写的，其独特风采很难通过翻译来欣赏。

“尊敬的先生，”信中说，“在我的全部生活中，你一直追踪着我。我的好友们读了你的书后，都以为是我写了这些堕落、颓废的书，纷纷离我而去。在一九四一年，然后又在一九四三年，我在法国被德国人逮捕，指控我说了那些根本没说过，也从来没想过的话。如今在美国，你还不满足于从前在别的国家给我带来的种种麻烦，竟敢冒充我到一个德高望重之人的家里去大耍酒疯。对此我不能容忍。我本来可以把你投进监狱，给你打上冒名骗子的印记，但我想这样的结果你是不满意的，所以我建议通过赔偿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