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人(第3/4 页)

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春天，满楼梯全是乳香的气味。街道对面的人家有人去世了，黑亮黑亮的灵车在那家门口停了好长时间，宛如一架大钢琴。格拉夫噩梦连连。他觉得他所看见的各样东西都是不祥之兆，纯粹巧合的事情把他吓坏了。巧合无端，命在必然。命运的提醒那是绝对可靠的，命运的目标那是顽固不变的，命运用它黑色的线条坚持不懈地透出生命的笔迹，怎能叫人不信命？

这些巧合你越是在乎，它们就出现得越频繁。格拉夫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喜欢查找报纸上的印刷错误，有一次，他把一张报上的一句话“唱过一首歌，害过一场大病后”剪下来，把报纸扔了。几天以后，他看见同样的这张报纸，剪过的那个整整齐齐的小窗口还在，就握在市场上的一个女商贩手中，她用这张报纸给他包了一颗卷心菜。同一天晚上，远远望去，只见遥遥屋顶下一朵恶云，蒙蒙似雾，开始膨胀，渐渐吞没了初上的繁星，这情景让人突然觉得窒息一般沉闷，就好像背着一个巨大的铁铸箱子上楼——过了一会儿，没有任何预兆，天空失去了平衡，巨大的箱子压垮了楼梯。格拉夫赶紧关上窗扉，拉上窗帘，因为众所周知，穿堂风和闪电会引起霹雳。一个闪电闪过百叶窗，他用本国常用的计算方法计算闪电落在离此多远的地方：数到六时雷响起来，这就是说落到六俄里以外的地方。风暴加剧了。干打雷不下雨是最糟糕的。窗框抖得咚咚响。格拉夫去睡觉，但是他又想这会儿闪电会随时袭击楼顶，穿透七层楼，把他电成一个抽缩作一团的小黑鬼。他想得活灵活现，一骨碌跳下床来，心口狂跳（百叶窗外窗扉闪动，窗格的交叉十字在墙上映出一个游动的影子）。他从脸盆架上拿下一个重重的彩陶盆（擦得很干净），放在地板上，弄得黑暗中一阵叮当乱响。他哆哆嗦嗦地站进盆中，光脚趾擦着盆边，发出吱吱的声音。就这样折腾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方才罢休。

在五月的雷雨中，格拉夫吓破了胆，深深坠入可耻的怯懦之中。清晨来临，他的心情发生了变化。他望望明亮的快乐蓝天，看看快干的沥青路面上暗淡潮湿的枝状花纹，意识到再过一个月就到六月十九号了，那一天他就三十四岁了。大地啊！他能撑到那个时候吗？他熬得过去吗？

他希望能熬过去。他饶有兴致地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不让命运索走他的性命。他不再出门，不再刮脸。他假装生病，饮食由房东太太来照顾。恩格尔先生常托房东太太给他送来一只橘子，一本杂志，或泻药粉，装在很雅致的小信封里。他抽烟少了，睡觉多了。流亡报纸上的填词游戏他都要做完，从鼻孔呼吸，睡觉前小心翼翼地在床边小地毯上铺开一条湿毛巾，为的是凉气一旦袭来，他就马上惊醒，免得他的身体梦游一般偷偷逃离思想的监视。

他熬到头了吗？六月一日。六月二日。六月三日。到六月十日，邻居隔着门问他是否安然无恙。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就像那位举世闻名的芬兰长跑健将，在跑完最后一圈之前，扔掉了一路努力顺当跑来一直帮他计时的镀镍手表，格拉夫一见终点在望，突然改变了行为方式。他刮掉了草黄色的胡须，洗了个澡，邀请客人共庆六月十九日。

日历的小精灵狡猾地暗示提前一天庆祝生日（他出生在上个世纪4 ，那时候在旧历和新历之间相差十二天，而不是十三天，他现在就按十二天后的新历来算），他实在扛不住这个诱惑。他倒是给住在普斯科夫的母亲写了信，让她告诉他出生的确切时间。但她回信说得闪烁其词：“生在夜里，我记得疼痛难忍。”

十九号天亮了。整整一上午，他的邻居都能听见他在自己屋里走来走去，异常烦躁不安，甚至一听大门门铃响，就跑到楼道里，好像在等什么消息似的。格拉夫没有请这位邻居出席晚上的聚会——他们本来就不熟——但他倒是请了房东太太，因为格拉夫的天性很奇怪，既心不在焉，又很会谋算。后半晌，他出了屋，买了伏特加、肉馅饼、熏鱼、黑面包……回家的路上，过马路时，尽管抱着一大堆收拾不住的东西，步履不稳，他还是看见了恩格尔先生站在阳台上望着他，身子照在黄色的阳光中。

八点左右，格拉夫精心布置好餐桌，斜身探出窗子，就在此刻，出现了如下情景：在街道拐角处，一小伙男人聚集在酒吧门前，高声怒吼，随后突然发出几声清脆的枪响。格拉夫感觉到一颗流弹呼啸着掠过他的脸庞，险些打碎了眼镜，他惊恐地喊声“啊”，往后一缩身。门厅那边传来前门的门铃声。格拉夫全身发抖，摸索着走出屋子。就在此时，伊万·伊万诺维奇·恩格尔穿着浅黄色的睡衣，冲进门厅里。来人正是信使，送来了他等了整整一天的电报。恩格尔急忙打开电报——一看高兴得满面红光。

“Was dort für skandale？5 ”格拉夫朝信使问道。信使却一脸困惑，没有听懂——毫无疑问，发问者的德语太差。格拉夫小心翼翼地朝窗外望去，只见酒吧门前的人行道上已空无一人，各店的工友坐在门廊附近的椅子上，一个光着小腿的女仆正在遛一条粉红色的宠物狗。

约摸九点，所有的客人都到了——三个俄国人，再就是德国房东太太。她拿来五只喝利口酒的杯子，还有一个她自己制作的蛋糕。她体型不好看，穿着唰唰作响的紫罗蓝色连衣裙，颧骨突出，脖子上长满斑点，戴着喜剧中丈母娘的假发。格拉夫的朋友是流亡文人，神情忧郁，都上了年纪，动作迟缓笨重，患有各种各样的病痛（他们讲这病那病，格拉夫听得心里受用）。他们三下两下就把房东太太灌醉了，自个儿也喝多了，还没有快乐起来。谈话当然用俄语进行，房东太太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还是咯咯笑着，转动妆化得很差劲的眼睛卖弄风情，也没人理睬。她一个劲地自言自语，但谁也不听她的。格拉夫时不时在桌下伸出手腕看表，盼着附近的教堂塔楼敲响夜半钟声。他喝着橙汁，把着手腕上的脉。快到半夜时，伏特加酒劲发作，房东太太打着趔趄，大笑不止，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来。“来，为你的健康，老规矩。”客人中的一位冷冷地对她说。她乖乖听话，上去就和他碰杯。接着又朝另一位客人凑过去，那人却伸手挡开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