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花了三个小时还没有捉住它。女仆们在邻居家女仆的帮助下，用尽各种办法想把它哄下来，可它依旧固执地待在原地，一边放声大笑，一边高喊着：“自由党万岁！他妈的自由党万岁！”近来，因这种莽撞的呼号而丢了性命的快活酒鬼已不下四个。乌尔比诺医生几乎看不清繁叶中的鹦鹉，他试图用西班牙语、法语，甚至拉丁语来说服它，而它则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重音和同样的音色回答他，却始终寸步不离树梢。乌尔比诺医生见谁也无法让鹦鹉心甘情愿地下来，便下令找消防队员来帮忙，这是他作为一名爱国市民，最新搞出来的一项玩意儿。
事实上，直到不久前，火灾还是由自发的人们用泥瓦匠的梯子和一桶桶随便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水扑灭的。那种混乱无序的法子有时甚至会造成比火灾本身更大的危害。而从去年起，多亏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担任荣誉主席的公共改善协会发起的一项募捐，这里开始有了一支专业的消防队，外加一辆带有汽笛、警铃和两条高压水管的蓄水卡车。这些东西红极一时，甚至每逢听到教堂敲响警报的钟声，学校都会停止上课，好让学生们前去观看消防员如何救火。起初，他们唯一的任务便是灭火。但乌尔比诺医生告诉市政当局，他曾在汉堡看到消防员们救活了一个于三天的大雪后在地窖中冻僵的孩子，还在那不勒斯的小巷里看见过他们从十层楼的阳台上抬下一口装着死人的棺材，只因那座楼的楼梯太过曲折，死者的家人无法将棺木抬到街上。就这样，本地的消防员们开始学习提供其他紧急服务，比如攮开门锁、杀死毒蛇等等，医学院还专门为他们开设了一期小事故急救课程。因此，请他们帮忙从树上捉下一只像绅士一样品格高贵的鹦鹉并不能算过分之举。乌尔比诺医生说：“告诉他们，是我请他们来的。”说完便径直走到卧室去换衣服，准备参加午宴。事实上，此时此刻，他正被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那封信弄得晕头转向，根本无心顾及鹦鹉的命运。
费尔明娜·达萨穿了件宽松的丝绸衬衣，下摆长至臀部，并戴了一条货真价实的长珍珠项链，在脖子上绕了大大小小六个圈，脚下一双缎面高跟鞋，是在极为庄重的场合才穿的，因为年龄已经不允许她经常如此大费周章地打扮了。这身时髦装束似乎并不适合一个备受敬重的老妇人，但在她身上却十分得体。她骨架修长，身材依旧苗条挺拔，富有弹性的手上连一块老人斑都没有，一头紧贴脸颊的短发泛着钢铁般的蓝色光芒。和新婚时的照片相比，她此刻还能保持不变的就只剩下那一双清澈的杏核眼和她那民族特有的高傲了，但她因年龄而减损的，又因性格而弥补回来，更因勤劳赢得了更多。她觉得现在这样很好：那穿铁丝紧身胸衣、束起腰身、用布片将臀部垫高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身体得到解放，呼吸也变得顺畅，原本什么样就表现出什么样。尽管她已经七十二岁了。
乌尔比诺医生看见她坐在梳妆台前，在缓缓转动的电风扇扇叶下，正把一顶饰有紫罗兰毡花的钟形帽往头上戴。卧室宽敞而明亮，英式大床上挂着玫瑰色的针织蚊帐，两扇敞开的窗正对着院里的几棵树。知了们被即将下雨的征兆扰得惊慌失措，刺耳的鸣声阵阵传进屋来。自从新婚旅行回来后，费尔明娜·达萨便一直根据天气和场合为丈夫挑选合适的衣服，并在前一晚把它们按顺序整齐地放在椅子上，好让丈夫从浴室出来时能方便地穿上。她也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帮他穿衣服，而后又变成完全替他穿。她心里很清楚，起初她这样做只是因为爱，而自五年前起，却是无论如何不得不这样做了，因为他已经不能自己穿衣。两人才刚刚庆祝完金婚，谁离开谁都无法生存片刻，甚至每一刻都不能不想着对方，而且随着年纪越来越老，就越来越是如此。可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说清这种相互依赖究竟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还是习惯使然。他们从不曾为此问过自己，因为两人都宁愿不知道答案。她早就发觉了丈夫脚步的日益蹒跚，脾气的反复无常，记忆中出现的裂痕，以及新近养成的在睡梦中抽泣的习惯，但她并没有把这些当作他最终衰老的确凿标志，而是视之为一次幸福的返老还童。她把他当作一个老小孩，而非一个难以伺候的老人。这种自欺欺人对两人来说或许都是一种上天的恩赐，因为这让他们避免了互相同情。
如果两人能及时明白，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或许他们的生活完全会是另一副样子。而如果说，他们在共同的生活中也多少学到了点什么，那就是智慧往往在已无用武之地时才来到我们身边。多年来，费尔明娜·达萨一直痛苦地忍受着丈夫每天清晨起床时的快乐。她竭力抓住自己的最后一丝困意，以免去面对一个新的充满了不祥之兆的早晨所预示的宿命，而他却带着一个新生儿的天真醒来了：新的清晨，意味着他又赢得了一天的时间。她听着他伴随着鸡鸣醒来，活着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一声无缘无故的咳嗽，好像故意要把她吵醒似的。她听着他一边摸索应该就在床边的拖鞋，一边嘟嘟囔囔地发着牢骚，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扰得她不得安宁。她听着他在黑暗中一路跌跌撞撞地摸向浴室，然后，他会在书房待上一个小时，可她才刚刚重新入睡，就又听见他回来穿衣服，仍旧没有开灯。（有一次，在玩沙龙游戏时，人们问他如何定义自己，他说：“我是一个在黑暗中穿衣服的男人。”）她就这样听着他，心里清楚，这些声响中没有一个是必要的。他假装无意，但其实是有意弄出这许多动静，就像她明明醒着，却假装没有醒。他的理由十分明确：他从未像这些不安的时刻里那样迫切地需要她，需要她活着，并且头脑清醒。
没有人比她的睡姿更优雅，一只手搭在前额上，像一幅舞蹈的素描。但是，若有人打扰了她将醒未醒时浅浅的睡意，她又会比任何人都凶悍。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她正侧耳等着他发出哪怕最微小的一丝响动，甚至还会为此感谢他，因为这样，她就可以把清晨五点被吵醒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有几次，他由于没有在老地方找到拖鞋，正在黑暗中摸索，她突然用半梦半醒的声音说：“你昨晚把它们放在浴室里了。”接着，她又用愤怒而清醒的声音骂道：“这个家里最倒霉的事，就是从来不让人好好睡觉。”于是，她在床上翻来覆去，对自己不抱一丝怜悯地打开灯，为这一天的头一个胜利而扬扬得意。事实上，这是两人间的一种游戏，神秘而邪恶，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重新振奋起来：这是居家爱情的众多危险性快乐的一种。然而，也正是一次类似这样的日常消遣，差点让他们头三十年的共同生活走到尽头。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天，他们的浴室里没香皂了。
一切本和平常没有两样。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浴室回到卧房，那时，他还能自己洗澡而无需别人帮助。他开始穿衣服，没有开灯。她则跟往常这个时候一样，像胎儿似的躺在温暖的被窝里，闭着眼睛，呼吸很轻，那只跳着神圣舞蹈的手臂放在头顶。她正处于半梦半醒之间、而他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点。黑暗中，浆过的亚麻衣服窸窣了好一阵子后，乌尔比诺医生自言自语道：“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了，我洗澡的时候都没有香皂了。”于是她想起这件事，醒了，然后对全世界都没好气地翻了个身，因为她的确忘记往浴室里放上新的香皂了。她是在三天前发现这件事的，那时她已经站在了淋浴喷头下，于是想之后再放上，但过后却忘了，直到第二天淋浴时才又想起。而第三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事实上并不到一个星期，他这样说是为了夸大她的错误，但三天确实是有的，而且不可原谅。那种被人当场抓住错误的感觉让她老羞成怒。像往常一样，她以攻为守。
“这几天我每天都洗澡，”她失态地叫嚷道，“一直都有香皂。”尽管他太了解她的战术，但这一次却无法再忍了。他编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搬到了仁爱医院的实习医生宿舍里去住，只在黄昏出诊前回家换衣服。而她每一听到他回来的声音，就立刻跑到厨房里去，假装在忙着什么，直到街上再次响起马车的铁蹄声。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每次他们试图解决分歧，结果都是把怒火越拨越旺。只要她不承认浴室中没有香皂，他就不打算回来；而她呢，只要他不承认自己为折磨她而故意说了谎，她就不准备接受他回来。
当然，这次事件也让他们有机会联想起其他无数个朦胧清晨发生的无数次口角。一阵反感掀起另一阵反感，旧伤疤被揭开，变成了新伤口。两人都十分惊愕，因为他们痛苦地证实了，在这么多年的夫妻争斗中，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培养了仇恨。他甚至提出，如果有必要，他们可以去大主教先生那里做一次公开忏悔，让上帝裁决浴室的香皂盒里到底有没有香皂。这一下，本来还很好地保持了理智的她，终于爆发出一声历史性的叫喊：“让大主教先生见鬼去吧！”
这声辱骂震动了城市的地基，引起各种各样难以澄清的流言蜚语，而且像说唱剧中的顺口溜一样变成了民间俚语：“让大主教先生见鬼去吧！”她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于是先发制人，抢在她预料丈夫会有的反应之前，威胁他说，自己要一个人搬到父亲的老房子里去住，虽然那里现在租出去成了公家的办公室，但仍旧是属于她的。这并非虚张声势：她真的想走，根本不会顾及什么社会舆论。而她丈夫及时发现了这一点。他没有勇气去挑战这一有失偏颇的判断，于是让步了。当然，他并没有承认浴室中确有香皂，因为那是对真理的侮辱，而只是接受两个人继续生活在同一幢房子里，但分房住，而且互不说话。于是吃饭时，为避免尴尬，他们巧妙地通过孩子们从桌子一头传话到另一头，而孩子们竟然也从未发现，他们彼此间从不搭腔。
书房里没有浴室，这反倒避免了因早晨的声响而引起摩擦，因为乌尔比诺医生改为备课后再进屋洗澡，并且小心翼翼，唯恐吵醒妻子。有好几次，他们睡前撞到了一起，于是便轮流刷牙。四个月后的一天，她从浴室中出来，发现他在他们那张大床上看书（这是常有的事）竟看睡着了。她在他身边躺下，动作很大，希望能吵醒他，让他离开。而他也的确迷迷糊糊地醒了，但并没有起身，而是关掉床头灯，然后又舒服地倒在了他的枕头上。她晃了晃他的肩膀，提醒他该去书房了，但此时此刻，他再次回到了祖传的羽毛床上，感觉是那么的舒服，宁愿缴械投降。
“让我留在这儿吧。”他说，“的确有香皂。”
当他们步入老年，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无论他还是她，都无法相信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即那次吵架竟是他们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最为严重的一次，也是他们唯一一次萌生了放弃的念头，希望开始过另一种人生。尽管现在他们老了，已经心平气和，但还是注意不去提它，因为那刚刚愈合的伤口会再次流血，仿如就发生在昨日。
他是让费尔明娜·达萨听到小便声的第一个男人。那是新婚之夜，在那艘载着他们前往法国的轮船的舱室中。当时，她正因晕船萎靡不振，而他那公马一般的小便声是那么的强劲威严，这更增加了她对那场一直令她提心吊胆的灾难的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那股泉水声越来越弱，可那段记忆却频繁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因为她从来都无法忍受他在用马桶时把池子的边缘弄湿。乌尔比诺医生试图用一个任何有意听懂的人都能明白的浅显道理说服她，告诉她这种事故并非如她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他每天不小心才造成的，而是身体机能的原因：年轻时，他尿得又准又直，在学校里，他曾是瞄准瓶子撒尿的冠军，但随着岁月的消磨，不仅小便的势头减弱，而且还歪歪斜斜，分成许多支流，最后变成了一股无法驾驭的虚幻之泉，尽管他每次都做出极大努力想让它走直线。他说：“抽水马桶一定是某个一点儿也不了解男人的人发明的。”他只好用日常行动来为家庭和平做出贡献，但这更多的是出于屈辱，而非谦恭：每次小便后，他都会拿卫生纸去擦干马桶池的边缘。她对此心知肚明，但只要卫生间里的氨气味不过于明显，她便从来都不说什么，而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她就会像发现一桩罪行似的宣告：“这儿的味道呛得就像个兔子窝。”在步人老龄的前夕，乌尔比诺医生终于找出了对抗这项身体障碍的终极解决办法：像她一样坐着撒尿，如此一来，不仅保持了马桶池的清洁，他自己的姿势也惬意了许多。
那个时候，他的自理能力已经很差了，在浴室中滑上一跤都可能是致命的，所以他警惕地反对淋浴。他们家是现代化的，没有在老城区的宅子里普遍使用的带狮子腿的白镞浴缸。当初，他出于卫生的理由拒绝了它：他认为浴缸是欧洲人最肮脏的发明之一，他们只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洗澡，却还把自己浸泡在一缸污水里，里面尽是些他们费力从身上褪下来的脏东西。因此，他让人用实心愈疮木做了一只特大号的木桶。而费尔明娜·达萨就用这只桶，依照给新生儿洗澡的程序给丈夫洗澡。每次沐浴都长达一个多小时，水中掺入用锦葵和橙皮煮沸的汤水，这对他有很好的镇静效果，有时，他甚至会在香气四溢的汤水中睡着。洗完澡，费尔明娜·达萨帮他穿衣：先在两腿间撒上滑石粉，在灼伤的红疹上涂上可可油，然后温柔地给他穿上衬裤，就仿佛那是一块尿布，接着，再从袜子一直穿到别着黄玉别针的领带。终于，夫妻俩的清晨恢复了平静，因为他又回到被儿女夺走的童年，而她呢，最终也和家庭日程协调起来，只因岁月同样也在她身上流逝：她睡得越来越少，还没满七十岁，她就醒得比丈夫早了。
圣神降临节的那个星期日，当掀开毯子看到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尸体时，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发现了某种自己在光辉的医生生涯和信徒生活中一直都否认的东西：即在和死神熟识了那么多年，在同它战斗，翻来覆去与它接触了那么久之后，那还是他第一次敢于直视它，而与此同时，它也在注视着他。这并不是对死亡的恐惧。不，不是：自从很多年前的一天晚上，他从噩梦中惊醒，意识到死亡并非仅仅如他所感觉的那样，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而是一个切近的现实时，这种恐惧就已经在他心里、与他共存了，就像他影子之上的另一个影子。事实上，那天他所看到的是一个真切的存在，而在那之前，死亡不过是他想象中的某种确定的东西。他很欣慰，全能的上帝出其不意地向他揭示这个奥秘所用的工具竟然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他一直认为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是个圣人，只不过他从不自知所蒙受的恩宠罢了。然而，那封信却又向他揭示了他的真实身份、他黑暗的过去和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伪装能力，这让医生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无可挽回的事情。
不过，费尔明娜·达萨并没有感染他的忧郁。当然，他也试过要感染她，就在她帮他把两条腿塞进裤筒，又为他扣上衬衫那排长长的纽扣时。但他没有成功，因为费尔明娜·达萨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动的，更何况这只是一个她并不喜欢的男人的死。她从没见过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仅仅知道他是一个拄拐的残疾人，是在安的列斯群岛众多岛屿中的一座，众多起义里的一次，从行刑队的枪口下逃出来的，因生活的需要当上了儿童摄影师，并最终成为全省最受欢迎的一位；她还知道，他曾经赢过一个她记得好像叫托雷莫里诺的人一盘象棋，尽管那个人实际上叫卡帕布兰卡。
“他其实是卡宴的一名逃犯，因犯了重罪而被判终身监禁。”乌尔比诺医生说，“你能想象吗，他居然还吃过人肉呢。”
他把那封信交给她，信中的秘密他打算一直带到坟墓里去。可她并没有看，而是把折得整整齐齐的信纸收进梳妆台的抽屉，用钥匙锁了起来。她已经习惯了丈夫那深不可测的大惊小怪的能力，习惯了他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小题大做，以及他那种与他的公众形象大相径庭的狭隘见解。而这一次，他甚至比以往表现得更糟。她本来以为，丈夫敬重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并非因为他之前是个怎样的人，而是因为他除了一个流亡者的背包以外身无别物地来到这里之后的所作所为，于是她不明白，为何这个人迟迟曝光的身份会让丈夫如此沮丧。她也不理解，丈夫为何会对他私下里有一个女人这件事如此厌恶。这可以说是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那类人世代相传的一个习惯；更何况，丈夫自己也曾在某个忘恩负义的时候这样干过；再者，她觉得那个女人能够帮助他践行死亡的决定，这本身便是令人心碎的爱的明证。她说：“如果你也像他那样，因为如此严肃的理由而决定去死，那我的责任便是做和她同样的事。”乌尔比诺医生又一次处在茫然的十字路口，妻子这种武断的不理解已经让他恼火了整整半个世纪。
“你什么都不懂。”他说，“我生气的并不是他以前是谁，曾经做过什么，而是他竟然骗了我们所有人这么多年。”
他的眼睛里开始噙满瞬间而来的泪水，但她装作没有看见。
“他做得对。”她反驳说，“如果他说了实话，那么无论是你还是那个女人，以及这里所有的人，都不会像曾经那样爱他了。”
她帮他把怀表链挂在背心的扣眼上，又为他最后调整了一下领带结，扣上黄玉别针。接着，她用喷了香水的手绢为他擦干眼泪，又弄干净胡子上沾着的泪珠，然后把手绢的四角打开，折成一朵洋玉兰的形状，放进他的上衣口袋。这时，摆钟敲响的十一下钟声在整座房子里回荡。
“快点。”她边说边挽起了他的手臂，“我们要迟到了。”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的妻子阿敏塔·德昌普斯和他们那七个一个赛一个机敏的女儿已经筹划好一切，志在让这次二十五周年纪念午宴成为当年的社交大事。他家的房子坐落在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正中心，是过去的造币厂所在，经一位佛罗伦萨建筑师的捣鼓而改头换面。这位建筑师像一股革新的邪风途经此处，把不下四处十七世纪的遗址变成了威尼斯式的大教堂。医生家有六间卧室和两个用来会客兼用餐的大厅，十分宽敞，而且通风效果极佳，但还是接待不了人数众多的城内来宾，更何况还有一批着意挑选的外埠宾客。至于他家的院子，则如同修道院里带回廊的院落一般，中央有一座石砌的喷泉在低声吟唱。黄昏时，花坛中香水草的芬芳在整幢房子里弥漫。但拱廊下的这片天地仍不足以容纳那些姓氏显赫的贵宾。因此，他们最终决定把午宴设在乡间别墅，开车走皇家公路需要十分钟。那里有一个几千平方米的大院子，种着高大的印度月桂树，缓缓流淌的小河中漂浮着土生土长的睡莲。堂桑丘餐厅的伙计们在奥利维利亚夫人的带领下，在没有树荫的地方支起彩色的帆布篷，而在月桂树下则用许多张桌子拼起了长长的餐台，全部铺上亚麻桌布，摆了一百二十二套餐具，主宾席上还摆放着一簇当天釆下的玫瑰花。他们为乐队搭了一个台子，其中，管乐队只负责演奏对舞舞曲和民族华尔兹，还有一支从艺术学校请来的四人弦乐队，是奥利维利亚夫人专门为丈夫德高望重的老师准备的惊喜——午宴将由老师主持。尽管这天并非医生实际的毕业纪念日，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这个圣神降临节的星期日，为的是突出喜庆的气氛。
准备工作早在三个月前就开始了，生怕有什么必要的事因为时间不够而不能完成。他们派人从希耶纳加，德奥罗带来了活母鸡。这些鸡在整个沿海地区都很有名，不仅仅因为个大味美，更因为殖民时期，它们在冲积土区域觅食，从它们的砂囊中可以找出纯金的沙粒。奥利维利亚夫人还在几个女儿和仆人的陪伴下，亲自登上豪华的远洋轮船，挑选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好的东西，以颂扬丈夫的成就。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只除了一点，那就是庆典设在六月的一个星期日，而这一年的雨季姗姗来迟。当天早晨，她出门去望大弥撒时便感到危机四伏。空气中的潮湿让她惶恐，接着又发现天空阴沉，气压很低，甚至连海平线都看不见了。尽管出现这些不祥的征兆，她在望弥撒时碰见的天象观测台台长却提醒她，在本城多灾多难的历史当中，即便在最严酷的冬天，圣神降临节这天也从来没下过雨。然而，十二点的钟声刚刚敲响，正当很多客人在露天开始品尝开胃酒时，一声孤独的霹雳震颤了大地，一阵从海上席卷而来的恶风掀翻了桌子，把篷布吹到了天上，灾难性的暴雨倾泻而下，天仿佛塌了下来。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他在路上碰见的最后一拨客人一起，终于在暴风雨的混乱中艰难到达。他本想和那些客人一样，下车后踩着一块块石头，跳着跃过一片汪洋的院子冲进屋去，但最终还是难堪地被堂桑丘的伙计们遮在一顶黄色帆布的华盖下，用胳膊抱了进去。七零八落的桌子已经被尽可能完善地重新安置在室内，就连卧室也摆满了，而客人们没有做出丝毫努力来掩饰他们那副落难的模样。屋里热得像船上的锅炉房一样，因为所有的窗子都关上了，以免雨水被风斜吹进来。在院子里时，桌上每一个位置都摆放着写有宾客姓名的卡片，并且按照习惯，一侧是男士，另一侧是女士。但到了屋里，名签被混在一处，众人只得随便找个地方坐下，这场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灾造成了男女混坐的局面，破天荒头一遭地打破了我们的社交迷信。在这场灾变中，阿敏塔·德奥利维利亚仿佛时时刻刻都无处不在似的。尽管头发被淋得透湿，华美的衣服上也溅满了泥点，但她从容地承受着这场不幸，脸上始终挂着从丈夫那里学来的不可战胜的微笑，不让厄运有片刻得意的机会。她靠着和她在同一个熔炉里锻造出来的女儿们的帮助，尽可能地重新安置了主宾席，让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坐到正中间，大主教奥布杜利奥·雷依坐在他的右首。费尔明娜·达萨则像往常一样紧挨着丈夫落座，因为她担心他会在午宴上睡着或是把汤洒在翻领上。对面的位子坐着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他已年过半百，略带女人气，保养得非常好，那股子爱热闹的劲头与他精湛的医术毫不相称。主桌的其余位置都被省市要员占满了，还有一位前一年的选美皇后，省长挽着她的手臂，把她安排在自己身边。尽管当地并没有习惯要求来宾的穿着，更何况这还是一次乡间宴会，但女人们个个都身着晚礼服，佩戴着全套的珠宝首饰，而男人们大部分身穿深色礼服，打着黑色领带，有的还穿上了呢子长礼服。只有那些见过世面的人才会穿日常的服装，这其中就包括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每一个座位上，都有一份烫着金边的法文菜单。
奥利维利亚夫人担心闷热难耐，走遍整个屋子恳求客人们在用餐时脱掉外套，但没有谁敢率先轻举妄动。大主教提醒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午宴：在这里，自独立以来一直把国家弄得血雨腥风的内战双方，头一次抚平创伤，摈弃仇恨，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这种想法颇合那些激情澎湃的自由党人，尤其是年轻党员的意，在保守党独揽大权四十五年之后，他们终于选出了一位自己党派的总统。乌尔比诺医生却不以为然：他完全不觉得一位自由党总统和一位保守党总统有何不同，最多是前者的衣着稍差一点。但他不想反驳大主教，尽管他本想向他指出，午宴中的所有人之所以来到这里，并非由于他们的思想，而是因为他们的家世，而后者向来都是凌驾于政治的动荡和战争的恐怖之上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会座无虚席。
暴雨骤然停息，就像它突然开始那样。太阳立刻炽热地燃烧起来，万里无云。只是刚才的暴风雨太过猛烈，有几棵大树被连根拔起，泛滥的积水把院子变成了沼泽。最大的灾难发生在厨房。有几个烧柴火的炉灶是用砖在后院里露天搭建的，厨师们没来得及把上面的锅从大雨中抢救出来。他们紧张地忙乱了好一阵儿，才把被大水淹了的厨房清理干净，并在后廊上临时架起了几个新炉灶。不过等到下午一点，紧急情况已经解决，只差由圣克拉拉修道院的嬷嬷们负责的饭后甜点了，她们原本承诺会在十一点之前送达。大家担心皇家公路旁的溪水又漫上来，就像在不太冷的冬天那样，果真如此，那甜点便不可能在两小时内送来了。雨刚一停，窗子就马上打开，被暴雨中的硫磺清洁过的空气吹进来，屋里一下子变得清爽了。随后，乐队奉命在门廊的露台上演奏节目单上的华尔兹舞曲，但他们唯一起到的作用却是加剧了人们的躁动，因为铜管乐器发出的声响回荡在整座房子里，人们不得不大声叫嚷才能交谈。阿敏塔·德奥利维利亚已经厌倦了等待，微笑得快要落泪，于是下令立即上菜。
接下来轮到艺术学校的乐队演奏。在为最初的弦律争取来的一阵表面的肃静中，一曲莫扎特的《狩猎》缓缓响起。尽管人们的说话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嘈杂，也尽管堂桑丘的黑人仆役们端着一盘盘热气腾腾的菜肴在餐桌间挤来挤去、磕磕碰碰，乌尔比诺医生却始终能保持一条畅通的渠道，把所有曲目听完。他集中精力的能力一年不如一年，甚至下棋时都必须把每一步记录在纸上，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儿了。然而，他竟仍然能够在进行一场严肃交谈的同时，不错失音乐的旋律，尽管还没有达到他的一位挚友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奥地利结交了一名德国管弦乐队的指挥，能够一边听着《唐豪瑟》，一边看《唐璜》的乐谱。
第二首曲子是舒伯特的《死亡与少女》，乌尔比诺医生觉得他们把戏剧性表现得过于肤浅了。他一边透过餐具和盘子发出的新一轮噪音，艰难地听着演奏，一边把目光落到一位正向他微微点头致意的面色微红的年轻人身上。无疑，他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但又想不起究竟在哪里。这种事情经常发生，特别是对人名，即便是那些他最熟悉的人，而对过去听过的某段旋律也常常如此。这给他带去了极大痛苦，某天夜里，他甚至宁愿死掉，也不愿忍受失忆的煎熬直到天亮。正当他又差点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时，一道仁慈之光照亮了他的记忆：这个年轻人去年曾做过他的学生。他很惊讶在这里见到他，在这个被拣选者的王国里。可奥利维利亚提醒他，那是卫生部长的儿子，来这里准备法医论文的。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高兴地向他挥手致意，年轻的医生站起身，鞠躬回礼。但无论那时还是以后，乌尔比诺医生从未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就是那天早上和他一起在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家的实习医生。
由于再一次战胜了衰老，他感到轻松了许多，陶醉在最后一支曲子那清澈而流畅的抒情旋律中，虽然他并没有听出是什么曲子。后来，乐队中年轻的大提琴手告诉他，那是一首加布里埃尔·福雷的弦乐四重奏。乌尔比诺医生一直十分关注欧洲的新鲜事物，但这位作曲家的名字他甚至听都没听人说起过。费尔明娜·达萨像往常一样时刻留意着他，特别是看到他当众陷入沉思时。她停止用餐，把自己的手放在他的手上，将他拉回现实，对他说：“别再想那件事了。”乌尔比诺医生茫然失神地冲她笑了笑，在这时，他才再次想起那件她所担心的事。他想起了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仿佛看见他此刻正穿着那身假军装，戴着那些道具勋章，躺在棺材里，暴露在墙上照片里孩子们指责的目光下。他转过身，把自杀事件告诉大主教，可大主教早已经知道了。大弥撒一结束人们就议论纷纷，大主教甚至接到了赫罗尼莫·阿尔戈特将军的申请，代表所有加勒比流亡者请求把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安葬在圣地。大主教说：“我认为这申请本身就是缺乏敬意的表现。”接着，他又用更具一点儿人情味的口吻问医生，是否有人知道自杀的原因。乌尔比诺医生则用一个自认为瞬间发明但准确无误的词回答了他：衰老恐惧症。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身边几位客人身上的奥利维利亚医生，此刻稍稍怠慢了他们，加人到老师的谈话中来。他说：“现在还能碰见不是因爱情而自杀的人，真是遗憾。”乌尔比诺医生见爱徒的想法竟和自己如出一辙，并没有感到惊奇。
“而且，最糟的是，”他说，“他用的是氰化金。”说这话时，他感到对死者的同情再次战胜了那封信带来的痛苦，对此他并不感谢妻子，而是感谢音乐的奇迹。于是，他向大主教说起这位他在对弈的漫长下午认识的世俗圣人，说起他用自己的艺术为儿童的幸福所做的奉献，说起他对一切世事罕见的博学，以及他那简朴的生活习惯。说着说着，医生自己突然也对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那纯洁的灵魂惊讶不已，这种纯洁早已彻底地将他同他的过去割裂开来。随后，医生又向市长提议，应当买下摄影师所有照片的底片，以把一代人的形象保存下来——或许这代人在照片以外再也无法获得幸福，但这座城市的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大主教对一位有教养的天主教战士竟会将一个自杀者称为圣徒感到十分恼火，但他赞同留存底片的提议。市长想知道该向谁去购买底片。乌尔比诺医生的舌头被秘密之火灼烧着，但他咬紧牙关，没有把底片的秘密继承人说出来。他说：“我来负责此事。”并为自己对那位女士保持了忠诚而感到释然，因为就在五小时前，他还鄙视过她。费尔明娜·达萨看出了这点，她低声让他保证会去参加葬礼。当然会去，他轻松地说，责无旁贷。
宴会上的讲话简短而浅白。管乐队开始转为通俗风格，演奏起节目单上没有的曲子来。宾客们在露台上散着步，等待着堂桑丘餐厅的伙计们把院子里的积水排干，然后看谁有兴致跳上一曲。唯有主宾席的客人们还留在大厅里，正为在最后祝酒时把小半杯白兰地一饮而尽的乌尔比诺医生喝彩。谁也不记得他曾有过这样的举动，平常，只有为了搭配极为特殊的菜肴，他才会偶尔喝上一杯上好的葡萄酒。但那天下午，心情使然，他的懦弱被很好地弥补了：过了那么多、那么多年之后，他终于再一次有了唱歌的兴致。若不是因为一辆崭新的汽车突然到来，他无疑会应自告奋勇为他伴奏的年轻大提琴手的邀请高歌一曲。汽车穿过泥泞的院子，溅了乐师们一身泥浆，并用它那鸭子叫似的喇叭声，把围栏里的鸭子惊得一阵乱叫，最终停在了门廊前。马可·奥雷里奥·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和妻子一边笑得前仰后合，一边从车上走下来，四只手各端着一个用镂空花边布盖着的托盘。还有很多同样的托盘放在车里副驾驶的位置上，一直摆到了司机脚边。原来，这些就是迟来的餐后甜点。在众人的掌声和亲切的哄笑声停息后，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一本正经地解释道，圣克拉拉修道院的修女们在下雨之前就请他帮忙把甜点带过来，但他开上皇家公路后又折了回去，因为有人告诉他，他父母家中失火了。还没等儿子把话讲完，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便大惊失色。但妻子及时提醒他，是他自己把消防员叫去抓鹦鹉的。尽管大家都已经喝过了咖啡，但阿敏塔·德奥利维利亚容光焕发，决定让客人们再去露台上享用餐后甜点。不过，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妻子没有去，因为几乎已经不剩什么时间能让他在葬礼前睡上他那神圣的午觉了。他终究还是睡了，但睡得很短，而且很糟，因为回家时，他发现消防员造成的灾害不亚于一场火灾。他们为了吓唬鹦鹉，用高压水管把一棵树冲得光秃秃的，还有一股水流瞄错方向，射进了主卧室的窗子，对家具和墙上那些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祖先画像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坏。邻居们听见消防车的鸣笛，还以为发生了火灾，纷纷从家中赶来。幸好，学校星期日关门，这才没有造成更大的混乱。当消防员们发现，即使站在加长梯上也仍旧够不到鹦鹉时，便开始用砍刀砍断树枝。幸亏乌尔比诺·达萨医生及时出现制止，他们才没有连树干都一并砍倒。他们留下话说，五点钟后还会回来，看到时是否需要他们继续修剪枝叶。出门时，他们把内阳台和客厅踩得满是泥巴，还弄破了费尔明娜·达萨最爱的一块土耳其地毯。而最糟的是，这一切灾难性的破坏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大家普遍认为，鹦鹉已经趁乱逃到邻居家的院子里去了。的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又在树丛中找了好一会儿，却始终都没有得到鹦鹉用任何语言做出的回应，就连吹口哨和唱歌也无济于事。他认定它丢了，快到三点时才回去睡觉。上床前，他去小便，还快乐地闻到他那被温热的芦笋净化了的尿液中那种神秘花园的芬芳。
他被悲伤惊醒了。不是上午他站在朋友尸体前的那种悲伤，而是一种无形的伤感迷雾，在午觉后充斥着他的灵魂。他将之理解为一种神谕，预示他正在度过自己一生中最后的几个下午。五十岁前，他从未感觉过自己各个内脏器官的大小、重量和状态。但五十岁后，慢慢地，每天午觉后他闭着双眼躺在那里，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感觉到它们存在于自己体内，甚至能感觉到他那不眠不休的心脏的形状，以及他那神秘的肝脏和密封的胰脏。他逐渐发现，周围就连最老的人也比他小，在他们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人中，他已经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当他发现自己开始健忘，便求助于在医学院时从一位老师那里听来的方法：“没有记性的人，便靠纸来代替。”然而，这不过是个短暂的幻想，因为到最后，他连兜里那些纸条们究竟想说些什么都忘了。他会戴着眼镜却满屋子找眼镜，锁上门后又把钥匙转回来，看书时也会丢掉线索，因为忘了情节的前因后果或人物间的关系。而让他最不安的，是他无法再信任自己的理智：他感到自己正逐渐失去判断力，陷人不可抗拒的灾难之中。
尽管没有科学根据，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仅凭经验就知道，大部分致命的疾病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却没有一种像衰老这样独特。这种味道他在解剖台上开膛破肚的尸体中察觉得到，甚至在那些极好地掩饰了年龄的病人身上也辨认得出，在自己衣服上的汗气和妻子熟睡时毫无戒备的呼吸中，他也闻得到。若非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老基督徒，或许他也会赞同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的看法：衰老是一种不体面的状态，应当及时制止。唯一的一点安慰——即便是对他这样一个曾是床上好手的男人来说——就是性欲缓慢而又仁慈的消亡：性的平静。八十一岁时，他仍旧足够清醒地意识到，把自己拴在这个世界上的，仅剩下几根细细的丝线，睡梦中简单地改变一下姿势都可能让它们毫无痛苦地断开。而如果说，他还在尽可能地维持它们，那完全是出于在死亡的黑暗中找不到上帝的恐惧。
费尔明娜·达萨一直忙着收拾被消防员毁得一塌糊涂的卧室。快到四点钟时，她让人给丈夫送去一杯他每日都喝的加碎冰块的拧檬水，并提醒他该穿好衣服去参加葬礼了。这天下午，乌尔比诺医生的手边有两本书：亚历克西·卡雷尔的《人体未解之谜》和亚克塞尔·蒙特的《圣米歇尔的故事》。后一本书的书页尚未裁开。乌尔比诺医生吩咐厨娘蒂戈娜·帕尔多把他忘在卧室里的象牙裁纸刀取来。刀子取来时，他正在读《人体未解之谜》中用信封夹着的那一页：只差几页，这本书就要读完了。由于头部隐隐作痛，他读得很慢，他将这如河流一般连绵曲折的头痛归咎于最后碰杯时的那小半杯白兰地。在阅读间隙，他不时地呷上一口柠檬水，或是慢慢嚼上一块冰。他已经穿好了袜子，但衬衫还没有装上假领，绿色条纹的松紧背带也还耷拉在腰身两侧。一想到要换衣服去参加葬礼，他就心烦不已。他很快停止了阅读，把手上的书放到另一本书上，然后靠在藤条摇椅上慢慢摇晃，心情沉重地看着一片汪洋的院子，以及院子里的香蕉树丛、被砍得光秃秃的芒果树、雨后出现的飞蚁和又一个一去不返的下午所释放出的短暂而华美的光辉。他都已经忘了自己曾经拥有一只帕拉马里博鹦鹉，他曾像爱一个人一样爱它，但突然，他听见它的说话声：“皇家小鹦鹉。”声音很近，几乎就在他身边，随即，他在芒果树最低的树枝上看到了它。
“不知羞耻的家伙！”他对它喊道。而鹦鹉用一模一样的声音反驳道：“你更不知羞耻，医生。”
他一边目不转睛地继续和它说话，一边小心翼翼地穿上短靴，以防吓跑它。他把两条背带搭在肩上，来到满是泥泞的院子里，走下露台的三级台阶时，他用手杖试探着，以免绊倒。鹦鹉没有动。它站得很低，于是他把手杖伸过去，好让它像往常一样站到银手柄上来，可它却躲开了。它跳到相邻的树枝上，虽然高了一些，但更容易够到了，因为家里的梯子在消防员来之前就支在那儿了。乌尔比诺医生估摸了一下高度，认为只需登上两级，就能够到它了。他登上第一级，嘴里唱着表示友好的歌，用来分散这只不听话的动物的注意力。鹦鹉没有跟唱，只是重复着歌词，并在树枝上往远处横挪了几步。他用两手抓牢梯子，没费劲就登上了第二级。鹦鹉开始完整地唱起整首歌来，没有挪地儿。他爬上第三级，接着又爬上第四级，因为他错误地估计了树枝的高度。接着，他左手紧紧地握住梯子，右手则试探着去抓鹦鹉。老女仆蒂戈娜·帕尔多走过来提醒他葬礼就要迟到了，却看见梯子上一个男人的背影，要不是那两条绿色条纹的松紧背带，她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乌尔比诺医生。
“至圣的上帝啊！”她喊道，“您会摔死的！”
乌尔比诺医生抓住鹦鹉的脖子，发出一声胜利的感叹：总算好了。但随即又放开了它，因为梯子在他脚下滑了出去。他在空中悬留了片刻，意识到自己来不及领受圣体，来不及为任何事忏悔，来不及向任何人告别就要死掉了，死在圣神降临节的星期日下午四点零七分。
费尔明娜·达萨正在厨房里品尝晚餐的汤，忽然听见蒂戈娜·帕尔多的一声惨叫和仆人们的骚乱，紧接着是邻居们的喧闹。她丢下尝汤的勺子，拖着她这个年龄不可战胜的沉重身躯，尽可能快地跑了出去，疯了似的叫喊着——尽管她还不知道芒果树的枝叶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看到丈夫仰面朝天地躺在泥水之中，她的心仿佛要爆裂一般。丈夫已经奄奄一息，但还在坚持与死神这致命的一击做着最后一分钟抗争，好让她及时赶来。要这样撇下她独自离去，他感到无比痛苦，透过泪水，他在慌乱的人群中认出了她。他诀别地看了她最后一眼，在两人半个世纪的共同生活中，她从未见过他的眼神如此闪亮，如此悲痛，而又如此充满感激。他用尽最后一口气，对她说道：
“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的死是值得纪念的，这无可非议。刚从法国学成归来，他就运用全新的有力手段，制止了本省最后一次霍乱的流行，由此声誉传遍全国。前一次霍乱流行时他还在欧洲。那次疫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造成了四分之一城市居民的死亡，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一位同样受人尊敬的医生。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靠着迅速获得的声望，并从家产中捐赠出可观的数目，创建了医学协会，这是加勒比各省开办的第一家医学协会，而且在很多年内都是唯一的一家，乌尔比诺医生担任协会的终身主席。他督促建设了城里的第一条高架水渠、第一个下水道系统，还建起了有篷顶的市场，使原本垃圾成堆的灵魂湾符合了卫生标准。此外，他还是语言学院和历史学院的主席。而由于他对教会做出的贡献，耶路撒冷拉丁教长封他为圣墓骑士团骑士。法国政府则授予他指挥官级别的荣誉军团勋章。他是本城所有宗教团体和市民团体的积极支持者，特别是爱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具有影响力且没有政治利益的市民组成，以在当时来讲相当大胆的进步思想对政府和商界施加压力。在这些想法中，最值得纪念的莫过于一次浮空气球试验。首次气球飞行就把一封信带到了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比人们最终把航空通邮视作一种理性的可能要早得多。成立艺术中心也是医生的主意。后来，艺术中心又在同一座房子里开设了艺术学校，至今还屹立在那里。另外，很多年来，他都是四月花会的赞助者。
看似不可能在一个世纪里办到的事，只有他办到了，即重建从殖民时期起就变成了斗鸡场和公鸡饲养场的喜剧剧院。那是一次壮观的市民运动高峰，本城各界人士无一例外地参与了这次全民总动员，很多人认为它堪称伟业。最终，焕然一新的喜剧剧院举行了落成典礼，尽管当时剧院里还没有座椅和灯光，来看演出的人不得不自带座椅和供场间休息时照明用的灯具。剧院照搬了欧洲人那套盛大的首演礼仪，贵妇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加勒比的伏天里炫耀她们长长的礼服和皮大衣。但同时，剧院也不得不允许仆人进人，以便让他们搬座椅和灯具，并带上他们认为必要的吃食，以应付无休无止的演出：要知道，有的节目甚至会演到次日首台弥撒的时候。首季度的演出由一个法国歌剧团拉开序幕。剧团管弦乐队中的一把竖琴让人大开眼界，而令人无法忘怀的荣耀，则属于剧团中一位土耳其女高音，她拥有完美无瑕的嗓音和戏剧天赋，赤着脚演唱，脚趾上还戴着贵重的宝石戒指。一盏盏椰油灯散发出浓浓的烟雾，从第一幕起，人们就几乎看不清舞台，歌手们也因此走了音，但城中的记者巧妙地忽略了这些微不足道的瑕疵，赞颂了值得纪念的东西。无疑，这堪称乌尔比诺医生最富感染力的一次倡议，戏剧热甚至感染到本城那些最意想不到的阶层，由此产生了一代形形色色的特里斯坦们和奥赛罗们、阿依达们和齐格弗里德们。不过，热潮也从未达到过乌尔比诺医生所期待的那种极端程度，即见到意大利派和瓦格纳派在幕间休息时棍棒相见，大打出手。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从不接受任何官方职位，虽然有人经常无条件地提供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向来无情地批评那些依靠职业威信爬上政治高位的医生。尽管他一直被视作自由派，选举中也通常会把票投给自由党人，但他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传统而非信念。在那些显赫家族中，他或许是唯一一个遇到大主教华丽的四轮马车经过时会在街上跪下来的人。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天生的和平主义者，主张为了国家的利益，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应该彻底妥协。然而，他在公众面前表现出的特立独行却让任何一方都不把他当自己人：自由党视他为山洞里的哥特人，保守党则认为他基本上算是共济会成员，而共济会的人不接受他，认为他是为罗马天主教廷服务的秘密教士。那些不那么刻薄的批评者则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当民族在无休止的战争中倾流鲜血之际，却依旧醉心于四月花会的贵族而已。只有两件事似乎与他的这一形象不符。第一件是他把家搬到了暴发户的居住区，离开家族居住了一个多世纪的古老的卡萨尔杜埃罗侯爵府。另一件则是他和一位既没有高贵姓氏也没有万贯家产的平民姑娘结了婚，这位姑娘曾被那些有着一长串姓氏的夫人们背地里嘲笑了很久，直到她们最终折服，承认她的出众和品行比她们所有人都要胜过数倍。乌尔比诺医生对于他的公众形象在这些以及其他很多方面所受的微词一直十分清楚，而且他比谁都明白，自己是这个濒临灭绝的姓氏最后的一位主角。他的两个孩子是家族的终结，而且没有任何闪光之处。儿子马可·奥雷里奥和他一样是个医生，与家族历代的长子一样毫无建树，而且现已年过五十，膝下却连一儿半女都没有。唯一的女儿奥菲利娅嫁给了一个人品不错的新奥尔良银行职员，现在已经到了更年期，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虽然家族的血统在历史的长河里就此消亡令乌尔比诺医生痛心不已，但对于死亡，他最担心的，还是费尔明娜·达萨失去他后的孤独生活。
总而言之，这场悲剧不仅震动了医生的家人，而且感染了平民百姓。他们纷纷来到大街，幻想一睹医生的风采，哪怕那风釆只是一种传说。全城宣布哀悼三天，公共机构降半旗，所有教堂的钟声都响个不停，直到家庭墓地的墓穴被封上为止。艺术学校的一班学生为遗体做了一个面部模型，打算以此为模子塑造一尊真人大小的半身像，但最后又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大家都认为真实地塑造这最后一刻的惊恐有失庄重。一个前往欧洲恰好途经此地的知名画家用感人至深的现实主义手法画了一幅巨大的油画，画中乌尔比诺医生站在梯子上，定格在伸手去抓鹦鹉的那个死亡瞬间。唯一和冷酷的现实不符的是，他没有穿无领衬衫，也没有戴绿色条纹背带，而是头戴常礼帽，身着黑色呢子长礼服外套，这个形象参考自霍乱时期一份报纸上的插图。这幅油画在悲剧发生几个月后就展出在“金丝”商店宽敞的长廊里，为的是让所有人都能看到，因为“金丝”是一家卖进口物品的商店，全城人都会光顾，络绎不绝。之后，油画又出现在所有自认为有义务纪念这位杰出人士的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墙上。最后，它被挂在了艺术学校，那里还为医生举行了第二次葬礼。而多年以后，同样是那里的美术系学生把油画搬出学校，作为某个令人厌恶的时代和某种美学的象征，在大学广场上一把火烧掉了。
从成为寡妇的第一刻起，费尔明娜·达萨便没有表现得像丈夫担心的那样无依无靠。她下了不可动摇的决心，不允许用丈夫的遗体为任何事业谋取利益，甚至对共和国总统在唁电中发出的命令也不予理会，即把遗体置于棺木中，停放在省政府的大厅里供人瞻仰。她以同样的冷静反对在教堂守灵，但由于大主教亲自提出请求，她同意在举行为亡者祈祷的葬礼弥撒时将遗体停放在教堂里。甚至当儿子被各种请求弄得不知所措，出面说项时，费尔明娜·达萨仍旧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她的乡土观念：死者不属于任何人，只属于他的家人；他们将在自己家里，喝着苦咖啡、吃着奶酪饼为他守灵，并且每个人都有想怎么哭就怎么哭的自由。他们将免去传统的九日守夜礼，下葬后就紧闭大门，除了接待最亲近的来访者，否则不会敞开家门。家里笼罩在一片丧葬的气氛之中。所有贵重物品都被妥善地保管起来，墙上光秃秃的，只剩下一幅幅绘画曾挂在那里的痕迹。自家的和从邻居家借来的椅子靠墙放着，从客厅一直摆到卧室。大家具都被搬走了，只留下一架三角钢琴蒙着白布躺在角落里，空旷的房间仿佛没有边际，声音像幽灵似的回荡着。在书房中央，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德拉卡列的遗体躺在他父亲的写字台上，没有棺木，脸上凝固着那最后的惊恐，身穿黑色披风，佩戴着圣墓骑士团战斗的长剑。在他旁边，全身孝服、颤颤巍巍、但自制力仍然很强的费尔明娜·达萨接受着吊唁，毫无失态之举，甚至都没有移动过身子，直到次日上午十一点。那时，她站在门廊上，挥挥手帕，说一声“再见”，送别了丈夫。
自从听见蒂戈娜，帕尔多在院子里的喊叫声，看见心爱的老头儿在泥水里垂死挣扎，到如今她能恢复如此自控的状态实属不易。起初她的第一反应是仍有希望，因为丈夫还睁着眼，而且他眼中那四射的光芒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她恳求上帝能够给她哪怕片刻的时间，好让丈夫在离去之前知道，无论两人间有过什么样的猜疑，她始终是那么爱他。她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强烈愿望，希望能与他从头再来，重新开始生活，好让两人把所有没说出口的话都告诉对方，把所有过去做错了的事重新做好。但面对毫不让步的死神，她只得投降。她的痛苦化作一股对世界、甚至对自己的盲目怒火，而这反而给她注入了自控的力量和独自面对孤独的勇气。从那时起，她心头没有片刻安宁，但她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任何表情泄露出内心的痛苦。唯有那么一瞬间她身不由己地流露出某种凄楚，那就是星期日晚上十一点钟，人们把那口只有主教才有资格使用的棺材抬走的时候。棺木散发出轮船上那种萨波林油漆的味道，配有铜制把手，衬里是带夹层的丝绸。乌尔比诺·达萨医生下令立即盖棺，因为天气热得难以忍受，那许许多多鲜花散发出的气味使得整个家里的空气都稀薄了，而且他隐约在父亲脖子上看到了最初的紫色斑痕。沉静之中，一个漫不经心的声音说道：“活到这把年纪，人还在的时候就已经腐烂一半了。”盖棺前，费尔明娜·达萨摘下结婚戒指，把它戴在了亡夫手上，然后把自己的手盖在他手上，就像往常发现他在公共场合信口开河时一样。
“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她对他说。
隐身在众多社会名流中的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突然感到体侧仿佛被刺了一刀。费尔明娜·达萨在第一批吊唁者的混乱中没有认出他来，尽管在那个慌乱的晚上，没有人比他出现得更及时，也没有人比他更尽力。是他把人满为患的厨房安排得秩序井然，让咖啡供应充足。当从邻居家借来的椅子不够用时，是他找来更多的椅子；当屋里的花圈堆得多一个也放不下时，又是他让人把余下的都放在院子里。他忙前忙后，留意不让拉希德斯·奥利维利亚医生家的客人缺少了白兰地。这些客人在二十五周年庆典的高潮时听闻噩耗，惊慌失措地赶来，围坐在芒果树下继续他们的欢闹。当逃跑的鹦鹉昂着脑袋，张着翅膀，大半夜出现在客厅中时，全屋人都不寒而栗，认为那是被悔恨所驱使，唯有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知道如何及时应对。他一把抓住鹦鹉脖子，让它来不及叫出任何一句愚蠢的口号，便被关进一个盖着布的笼子，带到了马厩。他就这样打理着一切，那般地谨慎有效，谁也没有认为他是在干涉别人的家事，恰恰相反，在这个家庭处于危难的时刻，他的所作所为被视作一种让人无以为报的帮助。
一如看上去的那样：他是一个乐于助人且举止稳重的老人。他身体硬朗挺拔，皮肤是褐色的，汗毛稀少，银色金属架的圆眼镜后面藏着一双充满渴望的眼睛，唇上留着浪漫的小胡须，胡子尖上涂着胶，虽然这种做法已有些过时。他把最后几绺鬟发向上梳起，用发蜡粘在光亮的脑壳中央，以此作为解决完全秃顶的最终办法。他那天生的文质彬彬和忧郁的气质能让他迅速地赢得好感，但也往往被视作一个顽固的单身汉身上的两种可疑品质。为了不让人察觉在刚刚过去的三月他已达七十六岁高龄，他花了很多金钱，也费了很多心思，并付出了坚毅的努力。作为一个仍处在孤独中的灵魂，他坚信自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默默爱得更深。
尽管六月热得如同地狱，但在乌尔比诺医生去世的那天晚上，他始终都穿着自己刚刚听到消息时穿的那身衣服。他平时也总是这身打扮：配有背心的深色呢子外套，赛璐珞衣领上系着一条丝带，一顶毡帽，手里一把兼作拐杖的黑绸雨伞。但当天蒙蒙亮时，他从守灵的地方消失了两个小时。而伴随着第一缕阳光，他又神采奕栾地回来了，胡子刮得整整齐齐，身上散发着沐浴露的馨香。他换上了一件黑色呢子长礼服，这样的衣服他平时已经不穿了，只有参加葬礼和复活节圣周活动时才穿。他没有打领带，而是在翼领上打了一个艺术家式的蝴蝶结，头上戴了一顶常礼帽。他仍旧带上了雨伞，但这次并不仅仅是出于习惯，而是他确定当天十二点以前就会下起雨来。他把可能下雨的事告诉了乌尔比诺·达萨医生，看他是否可以把葬礼提前。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来自航运世家，本人就是加勒比河运公司的董事长，可以说对预测天气十分在行，因此他们也的确尝试这么做了。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在政界、军界、公共和私人团体、军乐队和艺术学校的乐队、各教会学校和宗教团体间进行及时协调，因为大家本已商定在十一点举行葬礼。于是，这场预计将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的葬礼最终被一场毁灭性的暴雨浇得七零八落，狼狈不堪。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晔啦哗啦地踩着泥泞，最终到达乌尔比诺医生家的墓地。墓地被一株殖民时期的木棉守护着，它那繁茂的枝叶一直延伸到围墙之外。就在这同一片树荫下，在墙外的一小块专门用来埋葬自杀者的土地上，加勒比的流亡者们前一天下午刚刚安葬了赫雷米亚·德圣阿莫尔，并且按照他的遗愿，把狗葬在了他身边。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是最终到达墓地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连内衣都被淋透了，惊恐万分地回到家，担心自己会染上肺炎，让这么多年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保护身体的努力付之东流。他让人为自己准备了一杯加白兰地的热柠檬水，坐在床上用它冲服了两片阿司匹林，然后裹在羊毛被里出了一身大汗，直到恢复了体力。再次回到守灵处时，他感到精神饱满。费尔明娜·达萨重新执掌起家务来。家里已经打扫过，准备接待客人。书房的小祭台上摆放了一张已故男主人的画像，是用蜡笔画的，画框上系着黑丝带。晚八点时，宾客满堂，天气就像前一晚一样炎热。念过玫瑰经后，有人四下请求大家早些回去，以便让亡者的遗孀好好歇歇，因为她从星期日下午以来还不曾休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