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叫他的妻子拿吃的来。

提到食物，孩子们显出贪婪的样子来。

“今天你们所有的孩子都不能吃饭，”赛斯说，“就是教训你们在脏地方玩，感染了湿疹。”

图尔斯太太在毕司沃斯先生旁边。她又严肃起来。“什么都会一点点地到来的。”她现在在悄声说话，因为姐妹们已经端着铜盘子和碟子从厨房里出来了。“我敢说，你从来没有想过你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出生。”

他摇摇头。

“记住。他们不能杀了你。”

又是“他们”。

“哦，”毕司沃斯先生说，“现在家里有三口人了。”

她对他的语气警觉起来。

“给我一个煤桶，”他大声说，“一个小小的煤桶。”

他从边门出来，蹬着车子经过拱廊。那里已经聚集了傍晚在这里抽烟聊天的老印度人。他骑车到米瑟家那座摇摇欲坠的木头房子跟前，冲着亮灯的窗户喊了几句。

米瑟把头探出蕾丝窗帘说：“正是我想见的人。进来。”

米瑟说他把妻子和孩子们打发到丈母娘家去了。毕司沃斯先生猜测原因可能是夫妻吵架或者怀孕。

“没有他们我也累得半死。”米瑟说，“我在写故事。”

“给《特立尼达卫报》吗？”

“短篇小说，”米瑟带着他固有的不耐烦说，“你就坐下来听我读吧。”

米瑟第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人失业了好几个月，快要饿死了。他的五个孩子也快要饿死了，他的妻子正怀着另一个孩子。现在正是十二月，商店里满是食品和玩具。圣诞节时这人竟然也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是那天傍晚在回家路上，他被一辆疾驰而过的汽车撞倒，丢了性命。

“悲惨的事情，”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喜欢汽车疾驰而过的那段。”

米瑟微笑着，激烈地分辩说：“但是生活就是这样的。这不是一个神话故事。没有什么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那些鬼话。听听这个。”

米瑟的第二篇小说，说的是一个失业了好几个月快要饿死的人。为了维持他一大家子的生命，他开始卖自己的东西，但是他最后除了一张用两个先令买来的彩票之外什么都没有了。他不想卖掉，然而他的一个孩子得了重病需要吃药。他把那张彩票卖了一先令，买了药。孩子还是死了，他卖掉的那张彩票却中了奖。

“悲惨的事情，”毕司沃斯先生说，“后来呢？”

“你说那个人？你干吗问我？开动你的想象。”

“该死，该死，真悲惨。”

“人们应该知道这些悲惨的事情。”米瑟说，“要知道生活。你自己也该开始写一点小说了。”

“我只是没有时间，伙计。我现在在捕猎村有一点小产业。”毕司沃斯先生停顿了一下，但是米瑟没有什么反应。“我也是个有家室的人了，你知道。要负责任的。”他又停顿了一下。“有了个女儿。”

“上帝！”米瑟厌恶地喊道，“上帝！”

“刚刚出生。”

米瑟同情地摇摇头。“包办婚姻，包办婚姻。这就是我们从这包办婚姻中得到的。”

毕司沃斯先生转换了话题。“那些雅利安教徒怎么样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你根本就不是真正关心。没有人关心。只要给他们讲一些童话故事他们就很开心。他们根本就不想面对现实。这个施乌乐乾是个该死的蠢货。你听说他们把番克耶·瑞送回印度了吗？有时候我会想他在那里怎么样了。我估计那可怜的人一定衣不蔽体，在某个贫民区里挨饿呢，没有办法找到工作或者别的什么。你知道，你可以就番克耶的事情写一个故事。”

“这正是我想说的，那人是个纯化论者。”

“一个天生的纯化论者。”

“米瑟，你还在《特立尼达卫报》那儿工作吗？”

“还是该死的一行字一分钱。怎么？”

“今天有一件该死的有趣的事。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一头长了两个脑袋的猪。”

“在哪里？”

“就在这里，哈奴曼大宅里。在他们的地里。”

“你可能会感到吃惊，当然它已经死了。”

米瑟刚刚提起兴趣，现在无疑感到失望和难过。“如今只要能赚钱就行。我马上就打电话。”

当他离开时，米瑟说：“说你的职业是劳工。这就让他们瞧瞧。”

莎玛三周之后才能回到捕猎村。他在走廊里给婴儿放了一张吊床等待着。店铺和后屋开始变得杂乱不堪，且十分冷清，如同一个被遗弃的营房。等莎玛和拉克什米回来以后——“她的名字叫赛薇。”莎玛坚持说，于是赛薇这个称呼就保留下来——这些房子不但是他的家，而且是他毋庸置疑拥有自己地位的地方。

他立刻开始抱怨。这实际上是最让他高兴的事情。赛薇哭闹起来时，他就斥责似乎是莎玛惯坏了孩子；吃饭迟了，他就做出不高兴的样子，实际上是在掩饰心中的喜悦，因为有一个人给他做饭的喜悦。对于他的发作，莎玛和从前一样闷声不响。她自己生着闷气，似乎与感伤相比，她更偏向于郁闷。

他喜欢看莎玛给婴儿洗澡。莎玛十分熟练，她可能以前给婴儿洗过几年澡。她的左臂和左手支撑着婴儿的后背和摇摆的头；她用右手给婴儿打肥皂和清洗；最后敏捷而又轻柔地把婴儿从盆里放到毛巾上。他惊叹于从哈奴曼大宅出来的莎玛双手虽然因为劳作而粗糙，但同样能显示出如许温柔。之后莎玛用椰子油涂抹赛薇并活动她的四肢，哼着欢快的歌。毕司沃斯先生和莎玛小时候也被这样按摩和活动过；人们唱着同样欢快的歌；可能这一仪式已经流传千年了。

傍晚，当太阳落山，周围的灌木丛开始传出虫子的吟唱的时候，莎玛还要给婴儿涂抹一次油。大概半年之后，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摩提来到店铺里，重重地敲打着柜台。

摩提不是村子里的。他是一个矮小忧郁的人，有灰色的头发和糟糕的牙齿。他穿着肮脏的职员衣服。他板板正正地穿着一件脏衬衣，裤子上的油渍清晰可见。在他的衬衣口袋里放着一支自来水钢笔、一截短铅笔，还有一些脏兮兮的纸，这身装束是乡下学者的标记。

他紧张地要一个便士的猪油。

毕司沃斯先生出于印度人的信仰，没有储存猪油。“但是我们有牛油。”他说，想到那个高高的罐子里面红色的液体状的有难闻的蛤蜊味的牛油。

摩提摇摇头，取下自行车的裤管夹。“那么就给我一分钱的天堂李子。”

毕司沃斯先生给他三个李子，包在一张方形白纸里。

摩提并没有离开。他把一个天堂李子放进嘴里，然后说：“我很高兴你没有卖猪油。我为这个尊敬你。”他停顿了一下，闭上眼睛，在嘴里嚼碎了天堂李子。“我很高兴能看见一个像你一样的店主没有为了几分钱就放弃自己的信仰。你知道现在实际上有些印度店主亲手卖咸牛肉吗？就只是为了多赚几分钱。”

毕司沃斯先生知道这些，且对于自己因为过于拘谨没有这样做而深感遗憾。

“还有别的事情，”摩提含着嚼碎的天堂李子说，“你听说了那头猪的事情吗？”

“图尔斯家的猪吗？我一点也不惊奇。”

“不管怎么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有那样的福气。比如说你，还有斯巴安。你知道斯巴安吗？”

“斯巴安？”

“你不知道斯巴安！L.S.斯巴安？那人几乎处理所有民事纠纷。”

“哦，他呀。”毕司沃斯先生说，仍然一头雾水。

“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印度教徒，也是这里最好的律师，我可以这么告诉你。我们应该为他骄傲。在你之前的那个店主——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不管怎样，在你之前的那个店主有很多地方要感谢斯巴安。如果不是因为斯巴安，他已经变成乞丐了。”

摩提把另一个天堂李子放进嘴里，然后漫不经心地打量着架子上零落的货物。毕司沃斯先生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发现他正看着那些只有一半标签的罐子，那是斯巴安以前帮助的人留下来的。

“所有的人都到都克伊那去了，嗯？”摩提用英语说，现在他更熟络了。都克伊是捕猎村里最新来的店主。“真是遗憾。真是遗憾有些人一辈子都靠赊账过日子。这是一种变相的掠夺。比如芒格如。你知道芒格如吗？”

毕司沃斯先生再熟悉不过了。

“像芒格如那样的人应该进监狱。”摩提说。

“我也这么看。”

“但是他没有进监狱。”摩提义愤填膺地说，闭上眼睛，嚼碎了天堂李子，“就好像他是个乞丐付不起钱似的。芒格如比你我都有钱得多，你听着。”这对毕司沃斯先生来说是个新闻。

“那人应该进监狱。”

毕司沃斯先生刚要说他没有被芒格如蒙骗，摩提就说：“他不掠夺那些和他一样粗鲁无情的店主。他害怕他们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不，他只是找那些心慈手软的好店主，他就是掠夺这些人。芒格如看见你，他觉得你是个好人，于是第二天他老婆就过来要两分钱这个三分钱那个，然后说她忘了自己没有钱，问你能不能等到下次发薪水的时候。于是，你用上好的牛皮纸袋包好东西，然后高高兴兴打发她回家，等待着下次发薪水的日子。下次发薪水时芒格如忘了。他老婆也忘了。他们忙着杀鸡买酒，根本顾不上想你。过了两三天，呵呵，老婆突然想起你来了。她又开始聒噪，要你再相信她一次。不要和我说芒格如。我对他太了解了。那人应该进监狱，如果有人有胆子把他扔进监狱的话。”

这故事被压缩成一段，做了戏剧化处理，但毕司沃斯先生意识到了它蕴藏的真相。他觉得自己被看穿了，于是什么也没说。

“只要给我看看你的账本，”摩提说，“只要看看芒格如欠了你多少钱。”

毕司沃斯先生取下架子上的钉子上挂着的账本，账本挂在一张褪色的塞戴克斯广告上，那是一种村民们不感兴趣的饮料。账本现在变成一个像羽毛一样柔软的五颜六色的长刷子，底部的纸已经像枯干的叶子那样干脆和卷曲。

“老天爷！”摩提说，翻看着账本，神色越来越严峻。他没有办法全部看完，因为要看底下的账单，他必须把上面的账单全部拿下来。他转过身子背对着毕司沃斯先生，凝视着外面的黑暗，通过门口盯着他那辆又老又破的自行车的后轮。他难过地吮吸着天堂李子。“可惜你不知道斯巴安。斯巴安能马上就给你解决一切。他帮助了在你之前的那个人，不然那个人现在早就成乞丐了，伙计。乞丐。这是件好笑的事情，但是你不能看着那些赊账的人越来越有钱，脑满肠肥，而那可怜的赊账给他们的店主却没有足够的食物，穿着破衣烂衫，看着他的孩子们挨饿，看着他们生病。”

毕司沃斯先生觉得自己就是米瑟小说里的主人公，几乎掩饰不住内心的不安。

“好了，伙计，”摩提把自行车的裤管夹圈定在脚踝处，“我得走了。谢谢你和我聊天。我希望你一切都好。”

“可你认识斯巴安。”毕司沃斯先生说。

“认识他，当然。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去找他，问他能否帮我一个朋友的忙，他很忙，你知道。要处理民事纠纷中的所有事务。”

“不过你还是能告诉他，对吗？”

“是的，”摩提不肯定地说，“我可以和他说一声。但斯巴安是一个大人物，你不能为了一两件小事情去麻烦他。”

毕司沃斯先生用手上上下下地拨拉着长钉上的纸。“这里有许多事务要他处理，”他气势汹汹地说，“你告诉他。”

“好吧。我去告诉他，”摩提骑上自行车，“不过我可不能保证什么。”

毕司沃斯先生回到后屋时赛薇正在睡觉。

“我要摆平芒格如和其他人，”毕司沃斯先生对莎玛说，“要斯巴安告他们。”

“谁是斯巴安？”

“谁是斯巴安！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斯巴安？那人几乎处理所有的民事纠纷。”

“我知道那些。那人说的时候我听见了。”

“那你还问什么？”

“你不觉得在你提出上诉时最好问一下别人的建议吗？”

“建议？谁的建议？老恶棍还是老雌狐狸？我知道他们无所不知，你不用告诉我这个。但是他们懂得法律吗？”

“赛斯起诉过很多人。”

“每次他起诉谁的时候，他都输了。你也不用告诉我那个。阿佤克斯的每个人都知道赛斯和他起诉的所有的人。他可不是什么都知道。”

“他以前学过医学。医生或者药剂师。”

“学过医学！滥竽充数的医生，如果你问我的话。你觉得他像个医生吗？你没有看见过他的手吗？又肥又厚，甚至拿不住一支铅笔。”

“他那天给尚柔蒂的疖子开刀排脓来着。”

“没错，那是我想要告诉你的另一件事情，嗯。我有言在先，有言在先。我可不要赛斯给我孩子的疖子开刀，我也不要他给我的孩子们开什么该死的硫黄糖和炼乳的配方。”

芒格如是村子里领头的曲棍球手。他是一个高大、瘦长又结实的人，粗暴而乖戾，两撇硕大的八字胡让他看上去面貌凶恶。因为这个，村民们叫他八字胡，后来又叫他胡子。作为一个曲棍球手，他所向无敌。他不但有技巧和头脑，而且反应快得令人不可思议。他可以极为自然地反守为攻，根本不露任何破绽。他参与每一场比赛都好像是为了演练所有动作。是芒格如组织捕猎村的年轻人成立了一个曲棍球队，准备在基督教的狂欢节和穆斯林的侯赛因节时捍卫村子的荣誉。傍晚，在他的院子里，在芒格如的指导下，他们点起火把，刻苦地训练。村子里的男孩们跑去观看傍晚的演习。毕司沃斯先生不顾莎玛的反对，也去观看了。

他不但喜欢这个游戏，也喜欢那些棍子的制作过程。在钟花树的树皮上刻上图案，然后在篝火上烘烤。烤焦的树皮被剥掉以后，图案就被炙刻在白色的木头里。炙烤后的钟花树枝上的图案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图案隐隐约约，但又如此持久，似乎是从遥远的时代传下来的，似乎铭刻在难以描摹的木头的深处：就像拉各胡在这样的村子里，在这样的院子里，在这样的篝火上，在钟花树枝上炙烤的图案一样隐约。它带给人的是一种感觉，而不是画面，仿佛炉火在泥墙上闪烁，晚餐在炉火上烧煮，炉火照亮了黑夜，带来清冷、新鲜、人们不熟识的早晨的感觉，带来雨无声地落在茅草屋顶上，但屋内仍是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和钟花树枝上的图案一样若隐若现，却令人悲哀地转瞬而逝，让人无法把握，也无法在记忆中留存下来。

随后，棍子的顶部被雕刻好，然后放进装在竹筒里的椰子油里面浸泡，从而给棍子增加力度和韧性。芒格如再把这些棍子拿到一个他认识的老曲棍球手那里，用一个死去的西班牙人的亡灵给棍子进行“加持”。这使得这一仪式带上一种浪漫、神秘和令人敬畏的色彩，因为毕司沃斯先生知道西班牙人在一百年前交出了这个岛，他们的后裔也不知所终。但是西班牙人却留下一种视死如归的英勇记忆，这种记忆被传给来自另一个大洲的人。这些人并不知道什么是西班牙人，他们住在时空都被湮灭了的泥土和茅草搭成的小屋里，仍然用亚历山大的名字吓唬着小孩子，对他的伟大却一无所知。

芒格如的职业是修路工。对于这个，他总是声称自己给政府工作，而且他根本不愿意工作。他明白无误地声明，因为他捍卫了村子的荣誉，村子应该养着他。他还强行索取捐款，为了大烛台上的柏油，为了“加持”费用，以及比赛的时候曲棍球手们昂贵的服装费。起初毕司沃斯先生很痛快地捐了款。但是芒格如声称为了全心投入他的训练，有一次好几个星期都放弃了修路的活，靠着向毕司沃斯先生和其他店主赊账过活。毕司沃斯先生对芒格如十分仰慕。他觉得如果不赊账给芒格如是不忠诚的，要他还钱既不合适又危险。芒格如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毕司沃斯先生向其他顾客抱怨，他们告诉了芒格如。但是就像毕司沃斯先生害怕的那样，芒格如没有用暴力对付他，而是始终损害着他的尊严，这种虚伪就好像莎玛的沉默和叹息一样深深地伤害了毕司沃斯先生。芒格如拒绝和毕司沃斯先生说话，并且只要一经过店铺就朝铺子吐唾沫。芒格如的赊账始终没有还，而毕司沃斯先生又失去了几个顾客。

出乎毕司沃斯先生的意料，摩提比他预计的提早赶来了，他说：“你是个走运的人。斯巴安决定帮助你。我告诉他你是我的一个朋友，还是个好印度教徒，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严格的印度教徒，你知道。他会帮助你，虽然他很忙。”他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一些文件，找出他想要的，然后摔在柜台上。文件上有点歪斜地盖着紫红色的印章，上面说L.S.斯巴安是一名律师和办理不动产转让事务者。印章下面打印的句子当中有很多虚线。“等到斯巴安收到你的文件之后他会给你填上的。”摩提用英语说，英语是法律要求的标准语言。

总体费用，毕司沃斯先生颤抖地读着，一共一元二十分，此信费用需在十天内付清，否则将受法律制裁。在这段话下面有另一条虚线，L.S.斯巴安将在这里签署名字，上面写着“你最忠诚的”。

“权威，权威，伙计，”毕司沃斯先生说，“法律制裁，嗯。我不知道这么容易就能起诉别人。”

摩提做出一副不屑的样子。

“一元二十分。这封信的费用。”毕司沃斯先生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连这封信的费用也不用付吗？”

“等到斯巴安为你申诉的时候你才付。”

“一元二十分。你是说斯巴安只要在这些虚线上填内容就能拿到这些钱？真是受教育，好家伙。这好像不是什么职业。”

“你就是你自己的老板，如果你是个专业人员的话。”摩提说，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

“但是一元二十分，伙计。只要花五分钟写好这些就挣一元二十分。”

“你忘了在他们允许他发放这样的文件之前，斯巴安不得不花费数年的功夫钻研所有那些又厚又大的书。”

“你知道，最主要的就是有三个儿子。让一个当医生，一个当牙医，还有一个当律师。”

“不错的小家庭。如果你有儿子的话。如果你有钱的话。他们在那些地方是不信任人的。”

毕司沃斯先生拿出莎玛的账本。摩提要求再次看看写着赊账的纸片，他一边翻看一边沉下脸。“很多都没有签名。”他说。

毕司沃斯先生一直觉得让赊账的顾客签名很不礼貌。他说：“但是上次你看的时候就没有签名呀。”

摩提发出不自然的笑声。“别担心，我知道斯巴安受理过没有文件和没有任何证据的案例，他一样能让人把钱拿回来。但是这里有很多工作要做。你得让斯巴安相信你是认真的。”

毕司沃斯先生拉开架子下面的抽屉。抽屉很大但是并不重，很容易但是很笨拙地被拉了出来。里面的木头油乎乎的，竟然洁白得惊人。“一元二十分？”他说。

有人清了清嗓子。是莎玛。

“夫人。”摩提说。

莎玛没有应答。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转身。“一元二十分？”他重复说，一面把抽屉里的硬币晃得叮当响。

摩提不快地说：“对于斯巴安这样的人，你不能花一元二十分就让他给你打官司。”

“五元。”毕司沃斯先生说。

“这还差不多。”摩提说，似乎他想拿到的是十元。

“这是两元。”毕司沃斯先生说，迅速地走到柜台那儿放下一张红色的钞票。

“没关系，”摩提说，“不要费心数了。”

“三元，”毕司沃斯先生放下一张蓝色的钞票，“四元。五元。”

“一共五元。”摩提说。

“告诉斯巴安我付钱了。”

摩提把钞票放到他衣服一边的口袋里，把莎玛那本速记簿放在另一侧口袋里。然后，他安好自行车裤管夹，抬头说：“夫人。”他冲着毕司沃斯先生背后做了一个笑脸。接着，他头也不回地迅速地推着车子，穿过黄土飞扬的院子。院子里很脏，到处都是裂缝，这里或者那里散落着发白的压扁了的安柯牌香烟盒子。“再见！”他跳上自行车，迅速地蹬着车子走了。

“再见，伙计，摩提！”毕司沃斯先生在后面喊道。

他待在原地没动，手掌按着柜台的一边，凝视着路面，凝视着土地斜对面的小屋旁边的芒果树，还有甘蔗地和偶然探出甘蔗地的一小圈树林，以及围绕着中央山脉的矮山。

“好了，”他说，“谁把你变成雕像了吗？”

莎玛叹了口气。

“我以为我是这儿的老板。”

“还是个专业人员。”她说。

“应该给他十元的。”

“现在还不晚。你怎么不倒空抽屉里所有的钱，然后追上去给他？”

在同时激起了他的火气和争吵欲望之后，她离开门口回到后屋去了，在屋子里她乒乒乓乓了一阵，叹息了一会儿，便开始哼一首流行的印度歌曲：

<blockquote>

缓缓地，慢慢地，

兄弟们和姐妹们，

抬着他的尸体来到水边。

</blockquote>

他没有印度人在面对灾难和死亡时表现出来的乐观情绪，他常常要求莎玛不要唱这首火葬曲。但是他现在却不得不听完她唱这首带着甜蜜的做作的忧伤歌曲。当他带着被打败的懊恼来到后屋时，发现莎玛穿着最好的缎子胸衣，戴着装饰得最精巧的面纱，正在给穿戴整齐的赛薇穿毛线鞋。

“喂喂！”他说。

莎玛系好一只毛线鞋，然后给赛薇穿另一只。

“要到什么地方去吗？”

她系上另一只毛线鞋。

最后她用印地语说：“你可能已经没有廉耻了。但是有的人还有。你要记住这一点。”

他知道那些和丈夫住在一起的图尔斯家的姐妹们常常在吵嘴之后回到哈奴曼大宅，她们在那里抱怨并博取同情，如果她们在那里待得不是太久的话，还能博得敬意。“好吧，”他说，“收拾东西走吧。我看在那个猴子窝里，她们可能会给你一块奖牌呢。”

她走了之后，他站在店铺门口，抚摸着肚子，看着那些欠账的人从地里收工。他唯一的快乐就是想到几天以后这些人将会怎样吃惊：捕猎村将会引起一片骚乱，这一切是他在铺子里不费吹灰之力就制造出来的。

“毕司沃斯！”芒格如在路上喊道，“在我进去之前，给我出来！”

这一天来临了。芒格如一手举着一张纸，用另一只手拍打着那张纸。

“毕司沃斯！”

一小群人围拢过来，很多人手里都拿着纸。

“传票，”芒格如说，“他给我寄了一张传票。我要让他把这传票吃下去。毕司沃斯！”

毕司沃斯先生磨磨蹭蹭地抬起柜台盖，打开柜台下的小门，来到店铺前面。法律站在他的一边，实际上是他让法律发挥了效力，他觉得这给了他充分的保护。他倚在门柱上，感到墙壁在震颤。他抑制住唯恐墙倒塌下来的恐惧，交叉着两腿。

“毕司沃斯！我要你把这张传票给我吃下去。”

女人们在路上尖叫起来。

“你敢动我？”毕司沃斯先生说。

“传票。”芒格如说着，迈进院子里。

“你敢动我一下我就控告你。”

芒格如仍然往前走。

“我要控告你，要你在监狱里过狂欢节。”

这一招惊人地奏效。距离狂欢节还有不到一个月。芒格如踌躇着。他的追随者们想到可能在曲棍球年度比赛最重要的两天里失去带头人，立刻朝芒格如跑过去，把他拉了回来。

“我要你们所有的人都做见证人，”毕司沃斯先生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放过自己，“让他碰我一下看看。你们所有的人都要上法庭做我的证人。”他以为他第一个要求他们做证人就是在法律上限定了他们。“我不能让我的妻子做证人，”他继续说，“他们不让妻子做证人。但是我要求你们在这里的所有的人做证人。”

“传票。这人给我寄了一张传票。”芒格如咕哝着，一边在没有失去威信的情况下，由着自己被追随者们慢慢推搡到路上。

“嗯，”毕司沃斯先生说，“一个人收到传票。他早应该有如此下场。让我告诉你们。不要让什么汤姆、迪克或者哈瑞的和我耍心眼，你们听着。一个人收到传票。在我的事情了结之前，还有更多的人会收到传票。不要过来和我说。去和斯巴安说去吧。”

等到他一周之后来到铺子时，摩提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问候了毕司沃斯先生，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纸摆在柜台上，然后用自来水钢笔勾掉名字。“嗯，拉特尼付钱了，”他说，“都克依付钱了。苏罕付钱了。格德伯德罕付钱了。拉坦付钱了。”

“我们吓住了他们，嗯？所以，不需要用法律制裁他们了吧？”

“占克要求多给点时间。普拉塔姆也是。但是他们会付钱的，尤其是看见其他人都付了钱之后。”

“好，好，”毕司沃斯先生说，“我马上就能收到他们的钱了。”

摩提把纸折叠起来。

“然后呢？”毕司沃斯先生说。

摩提把纸装进口袋。

毕司沃斯先生装作漫不经心地问：“芒格如呢？”

“我很高兴你问到了他。事实上，他给了我们一点小麻烦，”摩提从他的裤子口袋里拿出一个长信封给毕司沃斯先生，“这是给你的。”

这是一封来自于首席检察官的信函。

毕司沃斯先生带着怀疑、懊恼和难过的心情读着。

“谁是那个该死的把他的脏名字盖在上面的家伙？他也是一个律师和办理不动产转让事务者吗？我以为斯巴安是唯一受理民事纠纷事务的人。”

“不，不，”摩提带着安慰的口气说，“这是巡回法庭的事务。”

“巡回法庭。巡回法庭！这就是斯巴安给我的结果！”

“不是斯巴安让你有这个结果的，是你自找的。看看上面的时间表。”

“哦，上帝！看，看。芒格如控告我毁坏他的信用！”

“他的控告案不小呢。你不应该到处和别人说他欠你的钱。我不止一次听见斯巴安对他的客户说：‘把一切都交给我处理并保持沉默。保持沉默。保持沉默，把一切交给我处理。’一次又一次。但是客户们就是不听。我知道有些嘴上把不住门的客户最后上了绞架。”

“斯巴安什么该死的事情也没有和我说。我甚至连那个该死的人面都没有见过。”

“他现在想见你。”

“让我把这个搞清楚。芒格如欠我的钱，我说了出去，于是就损害了他的信用。现在他不能到处凭着信任赊账并不付钱了。于是他就控告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些欠账条呢？”

“那些欠账条没有签过名。我的确就这个警告过你，记得吗？但是你不听。客户们就是不听。这是严肃的事务，伙计。斯巴安担心得要命。我可以告诉你。”

“听见了。这让斯巴安担心。但是我怎么办？”

“斯巴安认为你在法庭上没有赢的机会。你最好庭外解决。”

“你的意思是花一笔钱吗？好吧。英镑，先令和便士，元和分。让我听听谁能拿多少钱。这就是斯巴安处理民事纠纷的办法，嗯？”

“斯巴安只想帮助你，你知道。你可以找一个王室法律顾问或者别的谁代理一下你的案子，还没等他要你坐下你就花了一百几尼了。没有人拦着你。”

毕司沃斯先生倾听着。他惊讶地发现在芒格如的律师穆罕默德和斯巴安之间，已经有了一次友好的谈判，因此这个案子在他全然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做了了结。看起来芒格如同意收取一百元并取消控诉。双方律师的费用同样是一百元，虽然斯巴安出于对毕司沃斯先生境况的体谅，说他可以在毕司沃斯先生收到赊账的人还钱之后再收钱。

“假定说，”毕司沃斯先生说，“所有其他人都和芒格如一样。假定说每个人都控告我。”

“不要这么想。”摩提说，“你会让自己难受的。”

一旦他得空，毕司沃斯先生就骑车到阿佤克斯去接莎玛回来。他没有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他也没有向图尔斯太太或者赛斯借这笔钱，而是去找了米瑟。米瑟除了从事新闻和写作以及一些宗教活动以外，还放高利贷，他手上有两百元。

在捕猎村待的一大半时间里，毕司沃斯先生都在还这笔债。

毕司沃斯先生在捕猎村的六年里，岁月在无聊和厌倦中消磨着，以至于到最后只需一瞥，就完全可以领会其中的内容。但是他变得苍老了。那些起初他渴望的皱纹最后爬到了他脸上，但是它们不是他希望的显示果断的皱纹，可以给他一种威严或者不快的神态；那些皱纹是模糊的，斤斤计较的，令人失望的。他的两颊开始下垂，颧骨在适当的光线下有轻微的突出，还有了双下巴，可以拽着那儿松弛的皮肤，使得下巴看起来像埃及雕像上垂下来的僵直胡须。他胳膊和腿上的皮肤都松垮下来。他的肚腩始终挺在那里，并不是因为肥胖，而是因为便秘，这一苦恼始终困扰着他，成瓶的麦克里安牌的胃药粉剂像成袋的面粉和大米一样成为莎玛购买的物品。

虽然他仍然幻想着前面有更加高尚的使命在等着他，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闭塞的环境里，他也已经不看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书了。那个作家尤其让人沮丧。他开始对宗教和哲学感兴趣。他阅读印度教的书，他阅读维尔太太送给他的马可·奥勒留和爱比克泰德的书，他买了一本又脏又旧的《生活的超感》，从而在阿佤克斯赢得了一个摊贩的感激和敬意。他开始涉猎基督教，买了一卷《站起来行走》的书，大部分是用大写字母写成的。在他小时候，他喜欢阅读一些关于外国坏天气的描写，这使得他忘记了他所熟悉的酷热和突然降临的大雨。但是现在，即使他的哲学书能给他一些安慰，他却始终摆脱不掉那种它们和他的处境不相关的感觉。这些书被束之高阁。店铺在等着他，金钱的问题在等着他，外面的路并不长，穿过暗绿色的平坦的田野，一直通往那些小小的酷热的居民区。

每周至少有一次他会想着要离开店铺，离开莎玛，离开孩子们，走上那条路。

宗教是一回事，绘画是另一回事。他拿出自己的刷子，在铺子的门里面和柜台前面画满了风景。那风景不是商店旁边的废弃地，也不是后面错综复杂的灌木，以及穿过路面的小屋和树木，或者是远处中央山脉那些低矮的蓝色山峰。他画的是清凉整洁的森林景色，有着优美曲线的青草地，栽植的树木上缠着友好的蛇，地上铺满了鲜艳美丽的花朵，那不是他只消走一个小时的路程就能发现的那种枯朽的滋生着蚊虫的丛林。他试图画一幅莎玛的肖像。他让她坐在一个鼓鼓囊囊的面口袋上，这一象征让他十分满足。“正好符合你们家族的样子。”他说。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描绘她的衣着和面口袋，以至于他刚刚开始画她的脸时，莎玛就放弃了，而且不愿意再坐下来让他继续画。

他阅读了无数的小说，尤其是那些读者图书馆系列的小说。他甚至试图自己写小说，那是受到米瑟写的一篇发表在西班牙港一本杂志上的莫名其妙的故事的鼓舞。（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快要饿死的人被一个恩人拯救，在几年之后成了一个富翁。有一天当他沿着海岸开车时，听见海里有人在喊救命，他意识到是那个以前拯救他的人遇到了危险，便立刻跳进海里，但是他的脑袋撞在一块暗礁上，淹死了。那个恩人活了下来。）而他却始终无法构思出一篇故事来，他缺少米瑟那样悲剧式的想象力，无论他的心情怎样糟糕，他的主题怎样悲惨，只要他一开始动笔，他就变得滑稽而无礼，他所能想到的也只是针对摩提、芒格如、斯巴安、赛斯和图尔斯太太的扭曲和下流的描写。

有时候连续好几个星期他都专注于干一些荒唐事。他把指甲留得极长，伸出来吓唬顾客。他在脸上又挖又挤，直到额头和两颊红肿一片，嘴唇的边缘像是伤痕累累。等到皮肤布满圆坑一样的凹痕，他就带着兴趣仔细研究它们，发现这些圆满的痕迹让他心满意足。他还曾经在脸上搽上五颜六色的康复药，然后站在店铺门口朝认识的人致意。

他做这些事情都是趁莎玛不在的时候。她越来越频繁地回到哈奴曼大宅去，即使他们没有吵架，她待在那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赛薇三岁的时候，莎玛生了一个儿子。那些写在柯林斯版《莎士比亚文集》卷尾空页上的名字并没有派上用场。赛斯建议这孩子应该起名叫阿南德，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准备别的名字，就同意了。此后就是莎玛带着阿南德来回走动，赛薇待在哈奴曼大宅里。这是图尔斯太太的意思，也是莎玛的意思；也是赛薇自己的意思。她喜欢哈奴曼大宅里的活动和众多的孩子，在捕猎村时她总是不安生而且表现不好。

“妈，”赛薇有一天对莎玛说，“你能不能把我送给琴塔姨妈，和维迪亚德哈交换呢？”

维迪亚德哈是琴塔刚生的孩子，就在阿南德出生前几个月出生。赛薇这样要求的原因是：按照一个无法考证的传统，琴塔是给哈奴曼大宅的客人端送可口佳肴的姨妈。

莎玛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玩笑讲出来，不理解为什么毕司沃斯先生对此大为光火。

他每周一次骑他那辆埃菲尔德皇家自行车到哈奴曼大宅去看赛薇。通常他不必进去，赛薇在拱廊下面等他。他每次都给她一个六分钱的银币，焦急地问一些问题。

“谁打你了？”

赛薇摇摇头。

“谁冲你嚷嚷了？”

“他们冲每个人都嚷嚷。”

她似乎根本不需要一个保护者。

一个星期六他发现她穿着一双沉重的靴子，靴子上的长铁箍垂在腿上，膝盖上绑着带子。

“谁给你穿这个的？”

“外婆。”她一点也没有不高兴。她对于这靴子、铁箍和带子很自豪。“它们很重，很重。”

“她为什么要你穿这个？是为了惩罚你吗？”

“只是想让我的腿变直。”

她有一双罗圈腿。他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们，也从来没有想过怎样才能改变它们。

“这靴子很难看，”他只能这样说，“它们让你看起来像个跛子。”

她对这个字眼皱起眉头。“嗯，我喜欢。”然后，接过那六分钱硬币，摊开两手，把手放到臀部，朝别处望去。这姿势和她姨妈们的如出一辙。

图尔斯家的人口持续膨胀，住在这里的女儿们不断生下新的孩子。有一个住在别处的女婿死了，他的遗孀和孩子们也回到哈奴曼大宅。他们穿着黑色白色和紫红色的丧服，看起来与众不同且别有魅力，但是这种基督教的习俗并非能让所有人接受。一回到捕猎村，莎玛几乎立刻就开始讲述那些新来者低级的语言和举止。甚至有一些关于他们偷盗和猥亵行为的闲言碎语。莎玛还讲述说，那个寡妇为了平息这一切，严厉地责罚了她那丧父的孩子们，并以此赢得了大家的首肯。

这些都让毕司沃斯先生很担心，更让他懊恼的是，他发现赛薇现在整天讲的都是那些服丧的人的恶劣行为和所受的惩罚。

“有时候，”赛薇说，“他们的妈妈就把他们交给外婆处置。”

“听着，赛薇。如果外婆或者别的什么人打你，你就告诉我。不要让他们吓唬你。我马上就带你回家。你只要告诉我。”

“外婆把维米拉绑在玫瑰房间的床上，蒙上眼睛，拧她的全身。”

“上帝！”

“这是教训维米拉。是为了责罚那个女孩说下流话。”

毕司沃斯先生想知道赛薇是不是也受过这样的责罚，但是他害怕询问。

“哦，我喜欢外婆，”赛薇说，“我觉得她很好玩。她也很喜欢我。”

“是吗？”

“她叫我小独立分子。”

他什么也没说。

还有一天赛薇说：“外婆要我吃鱼，可是我讨厌吃鱼。”

“喂，那么你就别吃，把鱼扔掉。不要让他们给你吃他们那些糟糕的食物。”

“但是我做不到，外婆把所有的刺都挑出来亲自喂我吃。”

等到他回到捕猎村时，他对莎玛说：“听着，我要你叫你妈别用那些糟糕的食物喂我的女儿，你听见没有。”

她知道发生的一切。“鱼吗？但是鱼脑是补脑子的东西，你知道。”

“在我看来，你们家就是吃那些该死的鱼脑太多了，你听着。我不许他们再管我的女儿叫小独立分子。我不想让任何人给我的女儿起绰号。”

“那你给别人起的绰号呢？”

“我就是要他们别再这样做，就这些。”

因为始终觉得他们在捕猎村的逗留只是一时权宜，他也就没有打算做任何改进。厨房依然是歪斜摇晃的，他也没有给走廊围上围墙，建一个新房间。他还觉得不值得种那些两三年后才会开花结果的树。

有一天当他发现店铺和房屋里有很多他住在这儿留下的痕迹的时候，他感到很奇怪。似乎在他之前没有人在这里住过，也很难想象在他之后会有人在这些屋子里走动，并像他那样熟识这一切。椽子上吊床的绳子已经磨出锯齿一样的凹痕。绳子本身的颜色也已经变得暗淡，绳子上他和莎玛手握的地方和泥墙下半部分的隆起一样闪闪发光。茅草屋顶更加乌黑，芒刺丛生，后屋里弥漫着他的香烟和颜料的味道，窗台和走廊上的柱子由于经常被倚靠而蹭得十分干净。铺子更加阴暗，更加肮脏，也更加难闻，但是这一切他全能忍受。店铺里原来留下的那张桌子已经被他视为己有。他曾经试图在上面上一道清漆。但是这桌子是本地的雪松做的，吸收力非常强，而且从来就不能饱和，吸收了一层又一层的清漆和颜色，直到最后，他恼怒之余把它漆成他画的那些森林中的某一种绿色。要不是莎玛拦阻，他还要在上面画上风景。

同样令人奇怪的是，他发现在这些他忽视的岁月里积攒了很多家什。他们无法仅用一辆驴车就从捕猎村搬家了。他们购买了一个厨房用的橱柜，橱柜是用白色木头做的，镶着纱网。这个橱柜和那桌子一样很难上光，但是也被油漆过了。橱柜的一条腿比其他的腿短，因此不得不被支撑起来；现在他们甚至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他们不能靠在橱柜上或者用力碰撞橱柜。他们还买了一个帽架，倒不是因为他们有帽子，而是因为这是除了极为穷困的人每家都有的一件家具。为此，毕司沃斯先生买了一顶帽子。他们还在莎玛的坚持下买了一张梳妆台。梳妆台出自工匠之手，上着法式清漆，带一面巨大的清晰的镜子。为了保护它，他们把梳妆台放在卧室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下面垫了好几截木头，这使得镜子几乎没了用处。梳妆台上的第一道划痕让他们如临大敌。自那以后，有了更多的划痕和一次大的损坏，从此莎玛就很少擦它了，但是在那间低矮的茅草屋里，它看上去仍然簇新，而且豪华得惊人。莎玛从来不怕欠债，还想要一个衣橱，但是毕司沃斯先生说衣橱让他想起棺材。于是他们的衣服就一直放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挂在墙上的钉子上，以及放在四柱大床下面的箱子里。

虽然起初哈奴曼大宅给人的感觉是杂乱无章，但是毕司沃斯先生不久就发现它实际上井然有序，个人地位是按照次序划分的，就像琴塔在派德玛之下，莎玛在琴塔之下，而赛薇在莎玛之下，至于他自己，则远在赛薇之下。在以前没有自己的孩子时，他不明白孩子们是怎样生存下来的。现在他看见在这个大家庭里，孩子们被当作一种资产，一种未来的财富和影响力。他担心赛薇会被虐待的恐惧是荒谬可笑的，就同他惊讶于图尔斯太太会不辞辛苦地改变赛薇不喜欢吃鱼的习惯一样。

这并不是唯一一个改变他对哈奴曼大宅的看法的因素。这座宅子是一个世界，远比捕猎村真实，而且没有那么无遮无拦，大宅之外的任何事情都是另外的，是不重要的，因此可以忽视。他需要这样一个避难所。这所房子后来对他来说就像塔拉的家在他小时候对他的意味一样。他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出哈奴曼大宅并且淹没在人群里，因为大家对他的态度是漠然的而非敌意的。他越来越频繁地到宅子来，沉默不语，以求赢得别人对他的喜爱。但是这只是他的一种努力，因为即使在节假日里，当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忙活着的时候，他仍然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漠然后来变成了接受。让他高兴和惊讶的是，由于他过去的行为，他像那个会柔术表演的女孩一样有了某种特权。那个女孩子现在正谈婚论嫁。有时候他会借机说一些刻薄话，无论他说什么都能招来一阵哄笑。两个神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而他也很少看见他们。但是当他看见他们的时候，他竟然也满心愉悦，因为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改变，他把他们当作他唯一可以与之严肃交谈的人。如今他已经抛弃了雅利安教的那些偶像破坏论，他们在一起谈论宗教，这些谈论成为家庭的娱乐。他总是认输，因为他的观点总是被当作玩笑打发；这使得每个人都心满意足。当举行重要的宗教仪式，遇到重要的客人的时候，他的地位甚至还要上升很多。很快，大家就都认为毕司沃斯先生和哈瑞一样，太无能，又过于聪明，不能像其他女婿们一样胜任仆役的工作。他于是被委托到客厅里和梵学家们一起争论问题。

他总是在这些宗教仪式的前一天下午到达哈奴曼大宅，这样他就可以在那里过夜。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会想起他从前那些隐秘的雄心壮志。当他是一个孩子时，他忌妒阿扎德和梵学家杰拉姆。多少次，当杰拉姆的妻子在厨房里烧饭时，他看见杰拉姆洗过澡，换上一身干净的缠腰布，坐在阳台的一堆枕头上，戴着眼镜看书！他那时以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像杰拉姆那样知足和舒适了。当阿扎德坐在一把椅子上朝后仰着头的时候，他感觉再也没有比那把椅子更舒服的地方了。除了他的忧郁和挑剔，阿扎德吃饭能那般津津有味，以至于和他一起吃饭时，毕司沃斯先生也觉得阿扎德盘子里的食物更加好吃。傍晚将近结束时，在睡觉之前，阿扎德把拖鞋踢落在地上，腿蜷在摇椅上，一边缓缓地摇晃，一边啜饮一杯热牛奶，他闭着眼睛，每啜一口就叹息一声。对毕司沃斯先生来说，阿扎德似乎在品味最精致的奢侈品。他相信他长大之后，也可以像阿扎德那样享受一切，他发誓要买一把摇椅，要在每个傍晚啜饮一杯热牛奶。但是，这些夜晚来临的时候，哈奴曼大宅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当他坐在锃亮的地板上铺的坐垫上，要求一杯热牛奶的时候，他却无法感受到那种深刻的享乐，只有一种恼人的不自在，就如他在塔拉的家里给阿扎德读“你的身体”时那样的不安。随后他就知道，一旦他走出院子，他仍然是无足轻重的，他要回到大路上的酒屋里或者是后巷的家里。现在他想的是捕猎村里黑乎乎的店铺，那些架子上卖不出去的罐头食品，那些沾满蝇屎的暗淡展示架上的木板——已经失去了新木头的愉悦气味和油墨的味道，以及那在凹槽里摇晃的里面没有几个钱的油腻腻的抽屉。他总是会想起他惶恐的未来。这未来不是第二天或者是下个月，甚至不是明年，那些是他所能理解的时间范畴，因而就不会让他恐惧，他恐惧的未来无法用时间来衡量。它是一种空虚，一种怅惘，就像在梦里一样，那未来超越了明天和下星期、明年，那是让他茫然的未来。

多年以前，有一次他在阿扎德的公共汽车上卖票——公共汽车没有固定的路线，驶往遥远的不为人知的村庄。那是一个接近黄昏的下午，车行驶在乡村坑坑洼洼的路上，他们在归途中。光线暗淡，而他们在追赶太阳。太阳落山了，在短暂的黄昏中他们经过一个孤零零的小房子，小房子坐落在离路边很远的一处空旷的地方。炊烟从破败的茅草屋檐下袅袅升起：屋里的人正在准备晚饭。在阴影中，一个男孩双手背在后面，靠在墙上，凝视着路面。他除了一件白得耀眼的汗衫之外什么也没有穿。汽车在刹那间驶过，在黑暗中发出轰鸣，驶过灌木丛和平整的甘蔗地。毕司沃斯先生记不得那个小房子具体在什么地方了，但是这一画面却留在他的脑海中：一个男孩靠在一间不知为什么会在那里的泥屋上，在黑暗的夜幕快要降临的天空下，这是一个不知道道路通到哪里，公共汽车开往哪里的男孩。

当他坐在客厅里的坐垫上，跻身那些梵学家和雕像之中，吃着图尔斯家在彼时准备的大量食物的时候，一种全然的忧伤往往会袭上心头。然后，他一边不确信地点数着自己曾经受过的祝福，一边命令自己像其他人那样享受这些时刻。

他努力地想在哈奴曼大宅里讨好别人，在捕猎村时又要讨好莎玛，但是他开始变得越来越急躁。每次去过哈奴曼大宅之后，他都对莎玛辱骂图尔斯家族的人，而且他的恶意谩骂变得毫无幽默和想象力。

“就说虚伪吧，”莎玛说，“你怎么不当面告诉他们？”

他开始怀疑莎玛在想方设法让他回到哈奴曼大宅去，并奇怪她为什么没有力图使他相信捕猎村只是暂时的栖身之地。她从来没有急切地要求他给家里做任何改善，而一旦哈奴曼大宅有什么变化总是兴致勃勃，比如那个有名的陶砖窑被拆毁了，比如窗户上安了遮阳篷。莎玛越来越把捕猎村当作一个打发时间的地方，她总是把哈奴曼大宅称为家。那是她的家，赛薇的家，阿南德的家，却永远不会是他的家。圣诞节时他这种感受尤为深刻。

图尔斯家的人在商店里庆祝圣诞节，同时也不带任何宗教意义地在他们的家里庆祝。这是单纯的图尔斯家族的节日。所有的女婿，包括赛斯，都被从哈奴曼大宅打发到他们自己的家族里去。甚至布莱吉小姐也到她的族人中过节。

而对毕司沃斯先生来说，圣诞节是一个单调乏味而又令人沮丧的日子。他到波各迪斯去看望他的母亲、塔拉和阿扎德，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意识到那是圣诞节。他的母亲不停地哭泣，情绪变幻无常，他因而不能确定她是不是高兴看见他。每个圣诞节她都说相同的话。她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像他的父亲；如果他说话时她闭上眼睛的话，她就能想象他的父亲复活了。她对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她很高兴待在她目前的地方，不愿意成为她任何一个儿子的负担，她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了，她除了等死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为了同情她，他不得不看着她稀疏的头发，而不是她的脸。她的头发依然乌黑：这不免是个遗憾，因为白发更能让他心软。她突然站起来说她要给他泡茶喝。她很穷，茶是她唯一能招待人的东西。她走到走廊上，他听见她和别人说话。她的声音和刚才有很大区别，声音很凝重，没有一句牢骚，是一个仍然精力充沛和能干的女人的声音。她给他端来微温的茶，茶里面放了太少的茶叶，太多的牛奶，带着一股木头烧焦的味道。她告诉他他不必非喝茶不可。他孝顺地揽住她的肩膀。这一动作让他感到痛楚，让他感到自己的无用。她对此没有什么反应，仍像以前一样抽泣和唠叨。她说她要给他带一些西红柿、卷心菜和生菜回家。她走到屋外时，她的声音和举止又变了。他给她一元钱，这是他所能拿出的最多的钱。她既不答谢也不惊讶地收下了。每当他离开后巷的家去塔拉家的时候他总是很高兴。

最后莎玛说她已经无法忍受捕猎村了。她想要他们放弃这里的店铺，回到哈奴曼大宅去。这恢复了他们所有从前的争吵。只是现在，莎玛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而令人痛楚的。

“我们在这里什么也没做。”她说。

“很好，塞缪尔·斯迈尔斯夫人。看看，我站在这个铺子里，站在这个肮脏的柜台后面。你告诉我到底应该做什么。你告诉我。”

“你明知道这不是我的意思。”

“你想让我制造珍妮纺纱机和飞机吗？发明蒸汽机？”

这些争吵最后总是让他们恶语相向，然后是好多天冷战。

在捕猎村最后的两年，他们是在相互仇视中度过的，只有在哈奴曼大宅时才有所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