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没有说吗？”
“只有琴塔姨妈说你看上去像个骗子。”
“谁是漂亮宝贝？告诉我，谁是漂亮宝贝？”
是莎玛，她走进房间里，臂弯里抱着婴儿走动着。
毕司沃斯先生还没有见过他的第四个孩子。现在他觉得十分尴尬。
莎玛走近了，但是没有抬起眼皮。“这个人是谁？”她对婴儿说，“你认识这人吗？”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反应。他感到窒息，母子两个的情形就像这个藏书室里整个隐秘的家庭画面一样让他厌恶：父亲，母亲，孩子。
“这又是谁？”莎玛把孩子抱到阿南德跟前，“这是哥哥。”阿南德逗弄着婴儿的下巴，孩子咯咯笑起来。
“是的，这是哥哥。哦，看她多漂亮。”
他注意到莎玛比从前丰满了一些。
他生出怜悯之心来。他刚朝莎玛迈了一步，她立刻就把孩子举起来给他。
“她的名字叫坎姆拉。”莎玛用印地语说，视线没有离开婴儿，
“好名字。”他用英语说，“谁起的？”
“梵学家。”
“我猜这一个也登记了？”
“但是我生她的时候你在这里……”莎玛顿住了，似乎越了雷池。
毕司沃斯先生抱过孩子。
“让我来抱吧，”莎玛停了一会儿说，“她可能会弄脏你的衣服。”
关系就这样缓和了，这使毕司沃斯先生觉得他好像打了一场胜仗。他们安排他和在西班牙港的图尔斯太太见面。她假装不知道他离开莎玛和哈奴曼大宅的事情，他到西班牙港是来看医生的，不是吗？毕司沃斯先生回答说是。于是她很高兴他觉得好多了；梵学家图尔斯总是说健康比任何财富都重要。她没有问起他的工作，虽然她说她对毕司沃斯先生期望很高，而且一直是这样；这就是他那天下午要求娶莎玛为妻的时候她同意的原因。
图尔斯太太提议他把全家都带到西班牙港，和她以及她的儿子住在一起。当然除非毕司沃斯先生想要自己买一栋房子；她只是一个母亲，无法干涉莎玛的生活。但是如果他们来住的话，可以接管这所房子，除了她和奥华德用的那些房间以外。他们为此要付每月八元的租金，莎玛要做饭，干一切的家务，并到她其他两所房子那里收取租金。那是个麻烦的活：请外人做又不值得，她自己又太老了做不动。
这个提议是惊人的：一所房子，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这是他现在好运气的高潮，而他感到这一高潮一定会稍纵即逝。为了拖延接受这个提议，也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他谈起了收取租金的难处。图尔斯太太讲起梵学家图尔斯，他带着凝重的同情听着。
他们坐在前阳台里。装在篮子里的蕨类植物从屋檐下垂下来，使光线变得柔和，也使空气变得清凉。毕司沃斯先生坐在他的莫里斯椅子上。这种经历前所未有，他甚至还来不及品味，他突然从一个居无定所的人变成一个安家置业的人，住在一座坚实完整的油漆好的房子里，每一处都那么典雅，平坦的地板没有裂缝，笔直的水泥墙，带锁的镶有窗格的门，完整的屋顶，客厅里上了清漆的天花板，每一处都油漆过了。还有那些最后完工的细节，数分钟之前他还对细节毫不在意，而现在他开始注意到它们，一处又一处，就好像第一次看见它们一样。每一处都恰到好处，没有任何地方是将就凑合的；既不会突然看见泥墙或者树枝，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每一处都有自己的作用和意义。
房子由高柱子支撑着，是这条街上最新最富丽堂皇的房子之一。这个地区最近重新扩建过，而且发展得很快，虽然每一条街上都有一些穷人住的没有栅栏的木头小屋，表明这一地区原来是一片甘蔗地。街道笔直；每一块地皮都是一百英尺长、五十英尺宽；一条下水道，几乎就像一条小街一样，从每一处街区中部的底下穿过，分隔开后面的栅栏。房子有足够的空间：房子地板下面的空间，后院的空间，两侧的空间，还有前面可以做花园的空间。
还有比这更好的运气吗？
兰姆昌德和德黑蒂很高兴。对于毕司沃斯先生和他们一起挤在两间房子里，起初他们还感到高兴，但后来就十分厌恶了。他们也很高兴毕司沃斯先生最后安定下来。他们觉得他们对此就像对于缓和毕司沃斯先生同图尔斯家族的关系一样负有责任。这一协商的结果，是德黑蒂令人始料不及地主动介入了哈奴曼大宅的生活，而且让毕司沃斯先生惊讶的是，每当哈奴曼有什么大事情时，她就和诸多奇奇怪怪的女人一起——情愿抛夫弃子——好几天前就开始忙活，做饭打扫服侍，分文不取。德黑蒂干活十分卖力，而且总是受到邀请。她还和图尔斯家的姐妹一起做别的事情；出现在她自己不曾有过的婚礼仪式上，唱那些悲伤的歌。那时候没有人把她当作是毕司沃斯先生的姐姐，在毕司沃斯先生看来，她只是一个隶属于图尔斯家族的女人。
于是，家具再一次被搬移。家具在营房里拥挤不堪，在西班牙港的房子里却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四柱大床和莎玛的梳妆台一起放到卧室里，放置日本咖啡套具的橱柜和绿桌子还是一起放到了后阳台。帽架和摇椅享受特别待遇，被放在前阳台上；它们每天早晨被搬出去，晚上再搬进来——为了防止被盗。房子的其他部分由图尔斯太太认为的符合城市风格的家具布置起来。在客厅里，放着一张镶着大理石桌面的三腿桌，桌子上用钩针编织的饰有流苏的白台布上放着一盆蕨类植物，四把由弯曲木头制成的带藤坐垫的椅子呆板地立在桌子周围。在餐厅里，有一个看上去冷冰冰的脸盆架，上面放着一个大口水罐和一个脸盆。图尔斯太太没有带来任何一个哈奴曼大宅的雕像，但是她拿来很多铜花瓶，铜花瓶里装着盆栽植物，放在阳台四周，每天晚上再拿进来。
很难说服阿南德和赛薇离开哈奴曼大宅。莎玛带着米娜和坎姆拉离开之后，他们在哈奴曼大宅多待了几个星期。随后，一个周日的傍晚，赛薇跟着图尔斯太太和神一起来了。她看了路灯和港口里轮船上的灯火。图尔斯太太带她去了植物园，她还参观了凹陷的岩石花园里的水潭和长着青草的斜坡，她听了乐队的演奏，于是她留下来了。但是阿南德拒绝诱惑，直到年轻的神说：“在西班牙港有一种新的甜饮料，叫可口可乐什么的，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和我一起去西班牙港，我叫你爸爸给你买可口可乐和真正的冰激凌。装在纸杯里的真正的冰激凌。不是自制的。”
对于哈奴曼大宅的孩子们来说，自制不是一个带有赞美意义的词儿。自制的冰激凌是琴塔在圣诞节的午餐后辛辛苦苦弄出来的没有味道（号称椰子口味）的冻结物。她用的是一个生锈的旧冷冻机，她说那冷冻机“跳来蹦去”的，而且为了加快冷冻，她在混合剂里加进大量的冰块。冷冻机上的铁锈滴进冰激凌里，渗透开去，看上去好像是巧克力条。
完全是因为这个真正的冰激凌和可口可乐的许诺，让阿南德来到了西班牙港。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当屋檐投下阴影的时候，城市变得凝重、明亮而又空落，所有的门都紧掩着，商店的窗户玻璃反射着对面的玻璃，毕司沃斯先生带着阿南德开始了西班牙港的巡游。他们带着探险的心情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中间，倾听着自己的脚步声，这样能感知城市，这种方式没有风险。他们查看了一家又一家的咖啡馆，在阿南德的坚持下放弃了一家又一家，因为它们全部都只卖自制的糕点和冰激凌。最后，他们找到了合适的一家。阿南德坐在柜台前一个高高的红凳子上，凳子醒目而又奢华。冰激凌送来了，装在一个纸桶里，结着霜，碰上去是冰冷的，还带着一个木头小勺。阿南德掀开冰激凌桶盖，舔过沾在盖子上的冰激凌，桶里面粉红色的冰激凌带着斑斑点点的红色，冒着气：一个接一个的预想中的乐趣。
“这吃起来一点也不像冰激凌。”阿南德说。他弄干净了纸桶，纸桶做得如此考究，他很想保存下来。
喝可口可乐的时候，他说：“这就像马尿一样。”这是哈奴曼大宅里的一个孩子评价一种饮料的说法。
“阿南德！”毕司沃斯先生说，冲着柜台后面的男人讪笑着，“你以后不能这样说话。你现在是在西班牙港。”
房子朝东，毕司沃斯先生在西班牙港最初四年的印象首先就是对早晨的记忆。免费递送的报纸躺在水泥台阶上，仍然带着刚印完的温热，墨迹还没有干透。阳光沿台阶逐渐往下移动。树上和屋顶上凝结着露珠，空旷的大街刚刚被清扫洗刷干净，投落下清凉的阴影，排水槽里的水清澈见底，长着青苔的槽底被清洁工用粗糙的扫帚扫过，带着划痕。还有从房子下面推出那辆埃菲尔德皇家自行车，然后在阳光中沿着清醒中城市的清凉街道骑车的记忆。中午的静谧——正是小憩的时候——他房间的窗户敞开着：纹丝不动的窗帘上有一尺见方的蔚蓝。下午，台阶笼罩在阴影中，在后阳台上喝一杯茶。然后可能是到旅馆的一个采访，以及等着《特立尼达卫报》紧张的印刷。夜晚的允诺，早晨的指望。
当周末和节假日图尔斯太太和奥华德不在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偶尔可能会忘记这个房子是属于他们的。虽然他们在这里也并不构成什么束缚。图尔斯太太在西班牙港从来没有晕倒过，从来不在鼻孔里塞软蜡烛或者维科药膏，也从来不在额头上缠裹浸过头发香水的绷带。她和孩子们既不疏远又不过于亲近，而且随着毕司沃斯先生和奥华德友谊的发展，她和毕司沃斯先生的关系也变得没有那么提防和正式了。奥华德很欣赏毕司沃斯先生的工作，而毕司沃斯先生对自己被看成一个智者和疯子颇为受用，同时对像奥华德这样一个年轻人可以用外语阅读大部头的书深为钦佩。两个人成了伙伴；他们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去海边；毕司沃斯先生给奥华德看法院有关强奸和包养淫秽案件的庭审记录，都是不能印刷的手抄本。
毕司沃斯先生不再奚落或者怨恨图尔斯太太给她的小儿子过多的照顾。图尔斯太太认为梅干和鱼脑一样，可以给那些动脑子的人增加营养，于是她每天都给奥华德吃梅干。牛奶是到菲利普街的乳品店购买的，装在好看的牛奶瓶里，盖着银色盖子，而不像莎玛从六块地以外的一个人那里买的牛奶。那个人根本不顾这个街区的发展，喂养了母牛，用朗姆酒瓶子装牛奶，瓶口塞着褐色的纸。
虽然和图尔斯太太与奥华德在一起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对他的孩子们的态度总是有些挑剔，他仍然观察并学习着，小心观察着他的家人，尤其是阿南德。他希望阿南德聪明智慧，很快就可以吃梅干，喝从乳品店买来的牛奶。
家人安定下来，毕司沃斯先生开始实行他自己的专制。
“赛薇！”
没有回答。
“赛薇！赛薇！哦——赛薇——呀！哦，你在这里。你干吗不回答？”
“但是我来了。”
“那还不够。你必须走过来，同时回答我。”
“好吧。”
“好吧什么？”
“好吧，爸爸。”
“很好。角落里的那个桌子上有一盒香烟和火柴，还有《特立尼达卫报》的笔记本，把它们给我拿过来。”
“哦，天哪！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个？”
“没错，就这些。你要是再顶嘴的话，我就要你为我的速记朗读。”
赛薇跑出房间。
“阿南德！阿南德！”
“在，爸爸。”
“这还差不多。你现在受了一些训练了。坐在这里念这篇演讲稿。”
阿南德抓起《贝尔的杰出演说家》，气呼呼地朗读了麦考利的一段演讲。
“你读得太快了。”
“我以为你是在速记。”
“你也顶嘴！看看你们这些整天待在哈奴曼大宅里的孩子们。就冲你顶嘴，我来读，你来检查。”
“哦，天哪！”阿南德踩着脚，不高兴就要这样度过一天。
但他还是检查了。
然后毕司沃斯先生说：“阿南德，这不是给你的惩罚。我要你做这个是因为我想要你帮助我。”
他惊讶地发现，这句话让阿南德消了气，于是以后每次这些环节结束后，他就用这句话当安慰。
很快他就开始在床上准备他大部分的工作，不时地吩咐别人给他送纸、削铅笔、送火柴、送香烟、倒烟灰、取书，或者把书拿走。而且申明他的睡眠极为重要。当他被叫醒的时候，即使是他自己说定的时间，他也会暴跳如雷。
“赛薇，”莎玛会说，“去叫醒你爸爸。”
“让阿南德去。”
“不，你们两个一起去。”
莎玛开始抱怨他的“严厉”——这个字眼带给他难以名状的满足——他说那不是严厉，是训练。
图尔斯太太带着惊讶赞同他的做法，讲述了梵学家图尔斯给他的孩子们的严厉训练。
只要图尔斯太太不在，莎玛就开始她自己的训练。她无法像图尔斯太太一样晕倒，但是她抱怨疲弱，并希望受到孩子们的照顾。她让赛薇和阿南德在她背上踩过，用印地语说着“上帝会保佑你们的”，话中所带的深情让他们把这个当成足够的补偿。很快，连这样的补偿也没有，给毕司沃斯先生踩背同样成了赛薇和阿南德的义务。
莎玛自己也不能幸免这样的训练。她要把所有毕司沃斯先生写的故事归档。毕司沃斯先生说她做事没有效率。他把工资袋原封不动地交给她，当她抱怨钱不够时，毕司沃斯先生就指责她无能。于是莎玛就开始了她烦琐但徒劳的记账练习。每天晚上，她坐在后阳台的绿桌子跟前写下她白天花费的每一分钱，用她从教会学校学来的笔迹慢慢地在一本胀鼓鼓的沾着油渍的《特立尼达卫报》笔记本的正反面记满数字。
“你每天的小礼拜，嗯？”毕司沃斯先生说。
“不，”她说，“我只不过想给你加点薪水。”
毕司沃斯先生从来没有要求看莎玛的账本，不过她记账一半是为了谴责毕司沃斯先生，一半也是因为她乐在其中。不管他有其他什么别的优点，伯耐特先生始终不是大方发薪水的人，于是在他给《特立尼达卫报》当编辑期间，毕司沃斯先生的月薪始终没有超过五十元，钱几乎是刚一到手就花光了。莎玛的记账本上还包括了收取的租金，使得记账变得更加复杂。她在家庭开销上花了一部分租金，然后又不得不用家庭收入的钱来填补花掉的租金。账目几乎总是对不上。每隔一个周末，莎玛的账目就会变得一塌糊涂，于是她就坐在后阳台上对着《特立尼达卫报》笔记本、租金账本、收据本冥思苦想，在一张小纸片上不停地加加减减，时不时地做着备忘录。莎玛的备忘录写得十分古怪。她边记录边念念有词，有一次，毕司沃斯先生碰巧看到一张纸条上写着：四十二号的老克里奥尔女人欠六元。
“我一直都说你们图尔斯家族的人是一群理账天才。”他说。
她说：“我倒要告诉你，我原来数学可是考第一名。”
而当阿南德和赛薇因为数学家庭作业来求助她时，她会说：“去找你爸爸。他才是数学天才。”
“不管怎么说比你懂得多，”他说，“赛薇，零乘以二等于几？”
“二。”
“你可真是你妈妈的好女儿。阿南德？”
“一。”
“现在是怎么啦？他们连我小时候学的东西都不教。”
他在所有的教科书都挑出了毛病。
“卡特瑞治上尉编的阅读书！听听这个。六十五页，第十九课。《我们的一些动物朋友》。”他拿腔拿调地读着，“‘没有我们的动物朋友，我们该怎么办？母牛和山羊给我们奶喝，当它们被宰杀了之后我们还要吃它们的肉。’你听说过原始人吗？听这个。‘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每天早晨上学前都要把山羊拴住，下午他们帮忙挤奶。’阿南德，你今天早晨拴你的山羊了吗？呃，你最好抓紧时间，现在快到挤奶的时间了。这就是现在他们给孩子们脑子里灌输的东西。在我小时候，我们读的是《皇家读本》和《布莱基热带读本》。《纳氏语法》！”他声明道，“我以前用的是麦克道格尔语法。”他让阿南德去找麦克道格尔语法书，那是用一种古老的印刷方法印的书，压平的书皮上贴着蓝色胶带。
他时不时地检查他们的练习册，声称他简直是担心极了，然后就自己给他们当几天老师。他纠正阿南德喜欢花哨字体的倾向，让他在写字母C、J和S的时候不要绕那么多的弯。对于赛薇他无计可施。作为一个老师，他极为严苛，脾气很坏，当莎玛回到哈奴曼大宅时，她能骄傲地告诉她的姐妹们说：“孩子们现在都怕他。”
一半是为了有一个安静的周日，一半是“周日”和“学校”的组合听上去具有否定和破坏享乐的含义，他送赛薇和阿南德去了主日学校。他们很喜欢那里。有人给他们吃蛋糕、喝饮料，教给他们容易学会的赞美诗。
有一天，阿南德在家哼唱：“耶稣爱我，是的我知道。”
图尔斯太太生气了。“你怎么知道耶稣爱你？”
“因为圣经上是这样告诉我的。”阿南德说，引用了歌曲的下一句歌词。
图尔斯太太认为这意味着毕司沃斯先生不带挑衅地重新开始他的宗教战争。
“那个罗马猫，你妈妈，”他对莎玛说，“我想起来一首很好的基督教赞美诗，可以让她想起她如同罗马小猫一般的快乐童年。”
但是主日学校停开了。为此，也为了抵消卡特瑞治上尉的坏影响，他开始给他的孩子们读小说。阿南德有所反应，赛薇却再一次令他失望了。
“我看赛薇可能不会吃梅干、喝乳品店的牛奶了，”毕司沃斯先生说，“让她去吧。我看她也就只能和她妈妈一样勉强记记账。”
莎玛毫不理会毕司沃斯先生的奚落，继续记她的账本，她继续每两个星期就要挣扎着计算一次租金，继续发送着给房客的逐客令。她的家人和可能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是，她在图尔斯太太的房客眼中是个可怕的存在。为了拿到租金，她不得不张贴驱逐房客的通知，尤其是那个“四十二号的老克里奥尔女人”。毕司沃斯先生饶有兴味地读着莎玛用平凡的字迹写出的严厉的合乎文法的逐客令，他说：“我看不出这能吓唬谁。”
莎玛实施着她那令人兴奋的行动，但是丝毫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兴奋味道。她不愿冒险去贴通知。于是在深夜，所有房客都肯定上床睡觉了的时候，莎玛带着通知和一罐胶水出去，把通知粘在门的两个扇页上，这样房客早晨开门后，就会把通知撕开，也就不能抵赖没有收过通知。
毕司沃斯先生学习速记，虽然只是自学。他阅读所有能找来的关于新闻报道的书籍，他在狂热中购买了一册昂贵的《报刊管理》的大部头美国书，结果那本书不过是在教育报纸的经营者更换更现代的机器。他发现并迷上了那些专门指导怀揣作家梦的人的书；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关于怎样递送手稿，以及不要打电话骚扰伦敦或纽约繁忙的编辑的告诫。他买了塞西尔·亨特的《如何写短篇小说》以及同一个作者写的《如何写一本书》。
他在这个时候加了薪水，于是他不顾莎玛的请求，借债买了一台二手的便携式打字机。随后，为了让打字机物有所值，他决定给英美的期刊写文章。但是他又没有什么可写的。他读过的那些书对他没有丝毫帮助。后来他看见一个关于“培训新闻写作的理想学校”的广告，学校在伦敦的爱志华街，他填写了表格，剪下赠送免费小册子的优惠券寄去。小册子两个月以后寄来了，从里面抖出五颜六色的印刷宣传单：来自世界各地的感谢信，写信的人用的是姓名缩写。小册子说理想学校不但授课而且已经上市；理想学校还询问毕司沃斯先生是否也愿意花时间学习短篇小说的写作。理想学校的校长（在一张印刷质量很差的照片上的一个戴着眼镜、慈眉善目的老头）发现了世界上所有的有关小说情节构造的秘密，他的发现被伦敦大英博物馆和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收藏。这些虽然让毕司沃斯先生印象深刻，他却拿不出多余的钱来。当他提前用掉三个月薪水的加薪部分来支付最初的两节新闻写作课学费的时候，他已经和莎玛大吵了一架。第一节课的资料按时寄来了。
“甚至才华横溢的人也声称他们找不到写作主题。事实上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你坐在桌子跟前。”（毕司沃斯先生躺在床上读着。）“你朝窗外看去。但是等一等。你可以就窗户写一篇文章。各式各样的窗户，窗户的历史，历史上有名的窗户，没有窗户的房屋。甚至连窗玻璃的故事都能引人入胜。就这样，你已经有了两个写作主题了。你朝窗外看去，你看见了天空。天气总是谈话的主题，因此你没有理由不用天气写成一篇生动的文章。有关这些文章的需求简直铺天盖地。那么，你的第一次试笔，我需要你就四季写四篇明快的文章。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按照如下提示，组织你的文章：
“夏天。前往海边拥挤的火车，杯子中裂缝的冰块，鱼贩子石板上的鱼拍打着尾巴……”
“鱼贩子石板上的鱼拍打着尾巴，”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唯一见过的鱼是每天早晨老渔婆头上顶着的篮子里的鱼。”
“……零售店里的百叶窗，乡间绿野里击球发出的噼啪声，拉长的影子……”
毕司沃斯先生写了有关夏天的文章，然后又借助提示，写了有关春天、冬天和秋天的文章。
“秋天再次降临了！著名诗人济慈将其写得如此动人：‘这是薄雾弥漫和果实馥郁的季节。’我们劈开圆木准备过冬。我们收获玉米，当寒冬降临，在燃烧的火堆前，我们将尽享在煤上烘烤或者水煮玉米的乐趣……”
理想学校给他寄来了贺信，告诉他文章立刻就被寄给英国报刊了。同时要求他参与第二节课，并就如下主题进行写作练习：盖伊·福克斯之夜，乡村的一些迷信，地名的浪漫传说（“您的教区牧师可能会提供丰富多彩的供您开发的宝藏”）以及本地人物速写。
他被难住了。这些习作没有给提示，因此他什么也没有写。他没有告诉莎玛。不久，他收到一封来自英格兰的厚厚的信。里面装着他写的以四季为主题的文章，他按照理想学校的要求把那些文章整整齐齐地打在《特立尼达卫报》的信纸上。里面还有一封打印的信。
“我们抱歉地通知您，您的文章被以下报刊退稿：《晚报》、《傍晚新闻》、《泰晤士报》、《闲话报》、《伦敦评论》、《地理杂志》、《原野》、《乡村生活》。至少有两位编辑对文章评价不错，但是鉴于发表篇幅有限，不得不拒绝发稿。我们认为这些文章非常优秀，因此不应埋没。您为什么不试试本地报纸呢？这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固定的自然专栏。编辑们总是在寻求新观点、新素材、新作者。烦请告知作品的后续进展。理想学校非常乐于知道我们学生的成功。同时请继续您的练习。”
“继续您的练习！”毕司沃斯先生说。他如释重负地摒弃了有关盖伊·福克斯和本地人物的写作，并将之后两年来自爱志华街定时寄来的劝诫抛到脑后。
打字机闲置在那里。
“它能自食其力，”莎玛说，“怪不得它现在得休息了。”
但是他很快又开始使用打字机了；通常，当莎玛笨重地在后阳台和厨房里走动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坐在放着打字机的绿桌子跟前，插入一张《特立尼达卫报》的稿纸，按照理想学校和所有书上建议的那样，在右上角打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写道：
<blockquote>
逃离
毕司沃斯先生著
三十三岁，当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时……
</blockquote>
他总是在这个地方停住。有时候，他继续写完一页纸；有时候他狂热地打完一页又一页，但是这种时候很少。有时候，他的主人公有一个印地语名字，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且穷困潦倒，身处丑恶之中，这些丑恶被描写得苦涩而又细微。有时候他的主人公是西式名字，没有面部描写，但是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他是一个记者，在毕司沃斯先生从书和电影里所知道的世界里周游。他没有完成一篇小说，而且它们的主题总是一般无二。主人公受到诱骗，身陷婚姻的泥潭，为家庭所累，他的青春耗尽了，他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她身材苗条，几乎瘦削，白衣飘飘。她新鲜、温柔，没有被亲吻过，而且她无法生育。见面之后的故事就写不下去了。
有时候，这些故事被《特立尼达卫报》广告部里一个不熟的姑娘所激发。多数时候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有时候毕司沃斯先生上去搭话；但是一旦那姑娘接受了他的邀请——一起去午餐，看电影，或者去海滩——他的激情立刻就消失了。他放弃了邀请并回避着那姑娘。于是，广告部知情的女孩们中间就流传说穆罕·毕司沃斯先生不过三十三岁，却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但毕司沃斯先生对此一无所觉，因为他始终把这个当作自己一个沉重、耻辱的秘密。
他仍然用打字机写着他那个可望不可即的不能生育的女主角。他总是满心欢喜地开始写这样的故事；但故事总是离他而去，使他不满，觉得下流。于是他走到自己的房间去，叫来阿南德，像逗弄一个婴孩一样耍他玩，口里叫着“啾嘭！轰！”这让阿南德十分厌恶。
他忘记了自己的严格要求，忘记了他给莎玛的一部分训练是命令莎玛整理他所有的文件，他以为这些故事在家里是隐秘的，就和他结了婚而且有四个孩子的事在办公室一样隐秘。有一个星期五，他发现莎玛在冥思苦想她的账目，便像往常一样奚落她。她说：“别烦我，约翰·鲁巴德先生。”
那是他笔下一个三十三岁的男主角的名字。
“去带西比尔看电影吧。”
这是他的另一个故事。他是在沃里克·迪平的小说里找到的这个名字。
“别烦拉特妮。”
这是他在另一个故事里给那四个孩子的母亲取的印地语名字。拉特妮笨重地移动着，“好像一直怀有身孕似的”；她的胳膊紧紧裹在连衣裙的袖子里，几乎要把袖子撑开；她整理账目的时候，透过齿缝倒吸冷气，而账目是她做的唯一读写。
毕司沃斯先生惊骇而又羞耻地回忆起他描写的那些不能生育的女主角小而柔软的乳房。
莎玛大声地咂着嘴。
如果她大笑出声，他非揍她一顿不可。但是她根本没有看他，她只是盯着账本。
他跑回自己的房间，脱掉衣服，拿来香烟和火柴，取下马可·奥勒留和爱比克泰德的书，然后躺在床上。
这以后不久，毕司沃斯先生用一罐黄油漆刷了一遍橱柜和绿桌子，又按捺不住冲动，把打字机箱子和打字机的几部分也漆成了黄色。
很长一段时间，打字机都被闲置一旁，直到赛薇和阿南德开始学着在上面打字。
但是在办公室里，每当他清理打字机或者更换墨条想要测试一下打字机的时候，他打的句子始终都是：三十三岁，当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时……
他习惯性地把这房子当作自己的，在这种自信的鼓舞下，他砌了一个花园。他在房子两侧种上玫瑰花丛，在房前挖了一个水塘，种上睡莲，睡莲惊人地扩展开来。他买了更多的家具，最大的是一套组合书柜和写字台，家具十分沉重结实，不得不请三个人一起抬，才把它们放到他的卧室里指定的地方。这套家具就一直放在那里，直到他们从西班牙港搬家到矮山去。老鼠在书架上做了窝，被书架里塞得满满当当的纸遮蔽和滋养着：报纸（毕司沃斯先生要求每月的报纸都要保存下来，如果有一份找不到就会引起争吵），毕司沃斯先生收到的每一份打印信件，《特立尼达卫报》的，理想学校的，以及渴望见报或者感谢见报的人的来信，被退稿的关于四季的文章，没有完成的“逃离”的故事（虽然起初觉得羞于去看一眼，但是后来毕司沃斯先生阅读它们的时候，后悔没有把学习短篇小说写作当回事）。
在莎玛的鼓励下，他越来越注意自己的仪表。他身穿丝制西装，佩戴丝质领带，总是仪表整洁，举止优雅，令她惊喜连连。每当她给他买了什么时，一件衬衫、袖扣、领带夹，他就说：“去给你买那个金胸针吧，姑娘！哪天。”有时候，他会边穿戴，边为他身上穿的衣服列一份清单，然后不无惊叹地想，自己现在值一百五十元。而一旦骑上自行车，他就价值一百八十元。就这样，他骑车驶向自己的记者职业，进入这一职业那令人费解的状态：他总是受到这片土地上最显赫的人的欢迎甚至恭维，他像其他人一样被招待吃饭，有时招待他的饭菜甚至更好，但是最后他总是无法跻身其中。
“今天真是见鬼，”他告诉莎玛，“就在我们离开政府大厦的时候，H.E.问我：‘哪一辆是你的车？’我不知道。我猜英国的记者一定是富得流油。”
但是这让莎玛印象深刻。在哈奴曼大宅，她开始时不时地提及某些名字，而赛斯的老婆派德玛追溯了赛斯和某个人之间含糊而复杂的家族关联，那人在威尔士王子来访特立尼达期间替他开车。
莎玛极少给自己花钱。她和图尔斯家的所有姐妹一样，买不起最好的衣饰，又看不起二流的首饰和衣服，于是干脆什么也不买，总是用圣诞节图尔斯太太送给她的布料做衣服。她的紧身胸衣在胸前和腋下开始有补丁；毕司沃斯先生越抱怨，她就补得越多。不过，虽然她对衣服的漠视有时候几乎像是一种变相的骄傲，她并没有完全失去对仪表的注重。在哈奴曼大宅，给图尔斯太太的结婚请柬也意味着邀请她的女儿，于是她们通常从商店的存货中送一份大礼。但是莎玛现在接到邀请她自己的婚礼请柬，在印度人结婚的季节，她不得不大量地动用租金购买礼物，通常是一套饮水器具，这使她在算账的时候几乎陷进无法摆脱的麻烦之中。
“我看这次就算了，”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们一定太习惯看见你送水具了，我相信这次他们也以为你一定送了。”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莎玛说，“我的孩子们有一天也会结婚的。”
“等他们也回送水具的时候，可怜的莎玛会因为那些杯子和水壶走不动路的。如果他们记得的话。至少且等几年再说吧。”
但是婚礼和葬礼对莎玛来说很重要。她从婚礼上回来的时候，总是疲惫不堪，眼皮都睁不开，并因唱了一晚上的歌而声音嘶哑，然后她发现家中乱作一团：赛薇眼泪汪汪，厨房里乱七八糟，毕司沃斯先生抱怨自己消化不良。莎玛对于婚礼，对于她的礼物没有让她丢脸，对于唱歌和回家感到很高兴，她会说：“咳，就像老话说的，水井枯了，人才知道水的好处。”
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孩子和毕司沃斯先生完全在她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她会变得十分阴沉，也就是这时候她会说：“我告诉你，如果不是为了孩子……”
毕司沃斯先生就会唱道：“去给你买那个金胸针吧，姑娘！”
就像婚礼和葬礼对莎玛很重要一样，节假日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重大日子。他们都首先回到哈奴曼大宅。但是每次回去都让他们觉得自己更像陌生人。友谊很难重新建立起来。哈奴曼大宅里有新笑话、新游戏、新故事、新话题。太多的东西需要解释，最后阿南德、赛薇和米娜总是单独待在一起。但是一旦他们回到西班牙港，这种团结就解散了。赛薇又开始欺负米娜，阿南德护着米娜，赛薇打阿南德，阿南德还手，然后赛薇去告状。
“什么！”毕司沃斯先生说，“打你的姐姐！莎玛，你看看去那个猴子窝一趟，给你的孩子带来什么坏影响？”
这个攻击一箭双雕，因为孩子们更愿意拜访毕司沃斯先生的亲戚。这些亲戚是他们新近才知道的。他们之前不仅不知道这些亲戚慷慨大方，甚至赛薇和阿南德此前一直以为毕司沃斯先生和哈奴曼大宅的其他父亲一样没有家人，只有图尔斯家族的人才是有着正常家庭的人。赛薇、阿南德和米娜既高兴又新奇地发现他们被这些亲戚吹捧着、哄劝着、收买着。在哈奴曼大宅，他们只是众多孩子中的三个；在阿扎德的家里，根本没有其他孩子。而且阿扎德很有钱，他们从他正在建造的房子就可以看出来。他给他们钱，在看到他们认识到钱的价值并接受了的时候异常高兴。阿南德因为朗读“你的身体”而获得了额外的六分钱。就算没有钱，仅仅是为此得到的表扬都劳有所值了。他们在普拉塔布家受到盛宴款待，贝布蒂热情得让他们感到尴尬，而他们的表兄弟姐妹们则是害羞、友好而欣羡的。在普拉萨德家，他们又是唯一的孩子们，住在他家的泥屋里，觉得离奇有趣：就像一个巨大的玩具房子。普拉塔布没有给他们钱，但是给他们一本厚厚的红色练习册，一支秀兰·邓波儿牌自来水笔和一瓶沃特曼牌墨水。于是，在这种精神食粮的鼓励下，这趟获益匪浅的巡游探亲结束了。
随后传来图尔斯太太想要送奥华德去国外念书，让他成为一名医生的消息。
毕司沃斯先生激动万分。越来越多的学生到国外留学，但那都是很遥远的新闻。他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和他如此接近的人能这样轻易地逃离这里。他掩饰着自己的悲哀和忌妒，装出热情洋溢的样子，给出航行路线的建议。在阿佤克斯，图尔斯太太的某些随从背叛了她。他们忘记了他们是在特立尼达，也忘记了他们是从印度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因此失去了所有的种姓阶级，他们声称和一个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海外去的女人没有什么好交往的。
“这根本不管用，”毕司沃斯先生说，“你妈妈不知道干了多少次这种自贬身份的事了。”
还有关于奥华德在英格兰能否获得合格的食物的讨论。
“英格兰的每一个早晨，你知道，”毕司沃斯先生说，“清道夫四处搜寻尸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里的饭菜不是正统的罗马天主教印度人做的。”
“比方说奥华德舅舅想要多吃点，”阿南德说，“你觉得他们会多给他吃吗？”
“听这孩子说的，”毕司沃斯先生说，拧着阿南德的细胳膊，“让我来告诉你，嗯，孩子，你和赛薇之所以能活着离开那所猴子窝，完全是靠了你们吃的那点阿华田。”
“怪不得其他孩子可以把阿南德举起来打他的小尾巴。”莎玛说。
“你们家的人很粗暴。”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侮辱性地说出这个字眼。“粗暴。”他重复着。
“呃，我只能说一件事情。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的小腿像吊床一样松松垮垮的。”
“当然没有。你们的小腿那么粗壮。阿南德，看看我的手背。没有汗毛。这是进化种族的标志，孩子。再看看你的，也没有汗毛。但是你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你的血管里还流着你妈妈家族的坏血统，说不定有天早晨你醒来时会发现自己毛茸茸的，像个猴子。”
随后，在从哈奴曼大宅回来之后，莎玛汇报说送奥华德去国外留学的消息让年长的神沙克哈哭了，尽管他已经结婚了。
“给他送些绳子和软蜡烛。”毕司沃斯先生说。
“他从来就不想结婚。”莎玛说。
“从来不想结婚！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精明的人，就知道丈母娘的钱。”
“他想去剑桥大学读书。”
“剑桥大学！”毕司沃斯先生嚷道，为这个词，为听到这个词轻易从莎玛口中说出而惊骇，“剑桥大学，嗯？咳，那他干吗不去？你们这一帮人干吗不都去剑桥大学？害怕那里糟糕的饭菜吗？”
“赛斯反对。”莎玛带着受伤的隐秘语气说。
毕司沃斯先生顿住了。“哦，真的？真的！”
“至少让某个人得意了。”
她无法给出更多的信息，最后只有不耐烦地说：“你越来越像个女人了。”
她显然觉得这一切不公平。而他因为太了解图尔斯家族了，也就见怪不怪，姐妹们从来不曾对自己的缺乏教育、包办婚姻和不稳定地位有任何异议，但是她们却关心沙克哈没有得到他可能得到的一切，尽管他婚姻快乐、生意兴隆。
沙克哈要到西班牙港度周末。他的家人不和他一起来，老图尔斯太太也要回到阿佤克斯去：兄弟两个要像儿时那样一起度过最后一个周末。毕司沃斯先生好奇地等着沙克哈。他星期五傍晚很早就来了。出租车按响喇叭，莎玛拧亮阳台和门廊里的灯，沙克哈穿着他那身白色亚麻西装跑上前台阶，脚蹬皮跟鞋轻快地走在屋子，十分兴奋的样子。他在餐桌上放下一瓶葡萄酒、一罐花生、一包小甜饼、两本《生活》和一卷平装的哈莱维的《英国人的历史》。莎玛伤感地迎接他，毕司沃斯先生带着一脸肃穆向他致意，希望他的肃穆可以被误认为同情。沙克哈亲切地回应他们：那种商人不做生意时的漫不经心的亲切，那种有家的男人离开家时茫然的亲切。
奥华德昂贵的新旅行箱放在后阳台上，毕司沃斯先生在上面给他漆上名字。
“这种事情让你觉得你自己也想要离开似的。”毕司沃斯先生说。
这话没有引起沙克哈的注意。在分享了葡萄酒、花生和小甜饼之后，他甚至像个父亲一样开始为奥华德的旅程提前打点起来，而且无论毕司沃斯先生怎样花言巧语，他对于剑桥大学只字未提。
“都是你胡说。”毕司沃斯先生告诉莎玛。
她没有时间和他争辩。她对于在这个重要时刻可以同时招待两个弟弟感到荣幸，而且决心一定要做好。她花了整整一星期来为这个周末做准备。那天早晨刚吃完早饭，她就开始做饭了。
毕司沃斯先生时不时地来到厨房悄声说：“谁付这个钱？老雌狐狸还是你？我可不付，你听清楚。没有人送我去剑桥大学。下一周，当我吃干巴米饭的时候，没有人会从哈奴曼大宅给我寄吃的，你听着。”
这好像是个袖珍版的哈奴曼大宅节日，在孩子们看来几乎就像是一个假想游戏。他们在厨房里自由出入，只要有机会就这儿吃一点那儿尝一点。沙克哈给他们带来了糖果，星期天送他们去罗克西看下午一点半的儿童表演。毕司沃斯先生和两兄弟相处得非常融洽，甚至被这节日的气氛感染，觉得他们不分彼此，而且认为他很幸运能以主人的身份招待家中的两个儿子，其中的一个还将要到国外去当医生。他真心诚意地表现出欣喜的样子，又开始谈及航行路线和轮船的问题，似乎他全部经历过。他暗示将要写文章赞扬奥华德并奉承他，请他拒绝其他报刊记者的采访。他几乎是恳求似的谈起阿南德获得的成绩，从沙克哈那里得到了称赞。
星期天带来了《特立尼达卫报》和毕司沃斯先生臭名昭著的特稿“我是特立尼达最邪恶的人”系列采访，是他对特立尼达最富有、最贫穷、最高、最胖、最瘦、最敏捷、最强壮的人的采访，随后是对一些特殊身份的人的采访：小偷，乞丐，夜晚的清粪工，灭蚊员，殡仪员，出生证明核查员，疯人院看守。在这之后是一系列对于独臂人、独腿人、独眼人的采访。当毕司沃斯先生采访了一个多年以前被一枪击中脖子、每次说话的时候不得不捂住枪眼的人之后，《特立尼达卫报》报社挤满了受了奇怪的伤的人，想要卖自己的故事。
毕司沃斯先生的文章使得奥华德和沙克哈开怀大笑，特别是那个最邪恶的人在阿佤克斯乃是一个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一怒之下杀了人，在无罪开释之后变成一个好脾气的令人厌烦的人。下一周拟定的采访对象是特立尼达最疯狂的人，这引起了更多的笑声。
吃过早饭之后，所有的男人，包括阿南德，到多克塞特港口扩建的地方去洗澡。挖掘工作还没有完成，但是海堤已经建好，在清早的时候，一部分海区可以让人安全地洗一个干净的澡，虽然每走一步泥浆就会被踢腾起来，把海水搅浑。开垦的土地和海堤一般齐，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土地，只是结着硬壳的泥，上面有尖锐的裂缝，形成珊瑚扇一样的图案。
太阳躲在云层里，给高高的静止的云层染上了红色。视野里，远处的船只模模糊糊，海面就像是一块深色的玻璃。阿南德被留在海边，离海堤很近，其他三个人继续朝前走，他们的欢笑声、溅水声在静谧中传得很远。太阳突然出来了，水面一片辉煌，所有的声音都减弱了。
毕司沃斯先生意识到自己难看的体形，便扮起小丑，在不停地引来哄笑声的同时，他开始撩拨阿南德。
“没到水里去，孩子！”他叫喊道，“没到水里去，让我们看看你能在水下坚持多长时间。”
“不！”阿南德回喊道。
对父亲权威的断然否决也成为这一出滑稽戏的一部分。
“你听见这孩子的话了吗？”毕司沃斯先生对奥华德和沙克哈说。他说出一首总是能逗笑他们的下流的印地语讽刺短诗，现在他们只要想到他就会想到这首诗。
“你知道我现在想要做什么吗？”他过了一会儿说，“看见那条划艇了吗，在海堤那儿的？让我们解开它。明天它就在委内瑞拉了。”
“让我们也把你扔进去。”沙克哈说。
他们追逐着毕司沃斯先生，抓住他，把他举出水面。毕司沃斯先生笑着，扭动着，小腿像吊床一样摇摆着。
“一，”他们数着数，来回摇晃着他，“二——”
他突然觉得受了侮辱似的，生气了。
“三！”
光滑的水面好像什么又硬又热的东西一样，击打在他的腹部、胸部和额头上。他浮出水面，背对着他们，花了一点时间捋了捋头发，实际上是擦去眼睛里的泪水。但是，这一停顿长得足以告诉奥华德和沙克哈他生气了。他们觉得很尴尬；他也意识到自己的生气没有来由。这时候沙克哈说：“阿南德在哪里？”
毕司沃斯先生仍然背对着他们。“那孩子没事。在水下憋气呢。他爷爷可是潜水冠军。”
奥华德笑起来。
“在水下憋气，见鬼！”沙克哈说，开始朝海堤游过去。
没有阿南德的影子。在海堤的暗影里，划艇几乎纹丝不动。
毕司沃斯先生和奥华德一言不发地看着沙克哈。他潜到水下去。毕司沃斯先生掏起一捧海水浇到头上，一部分水从他的脸上淌下来，一部分溅落到海里。
沙克哈在海堤附近浮出来，抖掉头上的水，又扎进水里。
毕司沃斯先生朝海堤涉水走过去。奥华德开始游泳。毕司沃斯先生也开始游泳。
在划艇的附近，沙克哈又一次浮出水面。他神色紧张。他的左臂下夹着阿南德，右臂使劲划着水。
奥华德和毕司沃斯先生朝他游过去。他叫喊着让他们不要过来。几乎一瞬间，他停止了拉拽，站起来，水只齐腰深。在他身后，那条划艇几乎一动不动。
他们把阿南德抬到海堤上，滚动着他。随后，沙克哈在阿南德细瘦的后背按压了一会儿。毕司沃斯先生站在一边，只注意到一枚巨大的安全别针——毫无疑问是莎玛的——别在阿南德的蓝条纹衬衫上，衬衫放在他的衣服堆上。
阿南德急促地嘟囔着。他脸上带着愤怒，说：“我正朝划艇走过去呢。”
“我告诉你让你待在原地别动。”毕司沃斯先生说，也生气了。
“我突然踏空了。”
“挖泥造成的。”沙克哈说。他仍然神情紧张。
“我突然踏空了。”阿南德说道，仰面躺着，用弯曲的胳膊掩着脸。他听上去就像是受了侮辱。
奥华德说：“不管怎么说，你有了水下憋气的纪录了。”
“闭嘴！”阿南德尖叫着。他哭起来，腿蹬着干硬开裂的地面，然后翻身趴下。
毕司沃斯先生拿起别着安全别针的衬衣，递给阿南德。
阿南德一把夺过衬衣，说：“别管我。”
“我们就应该不管你，”毕司沃斯先生说，“就让你在那里憋气。”他刚说完最后一个字就后悔了。
“没错！”阿南德尖声说，“你们应该别管我。”他站起身，朝他的衣服堆走过去，气愤地穿衣服，把衣服硬套在他那湿漉漉的粘着沙子的皮肤上。“我再也不和你们任何一个人出来了。”他的眼睛又红又小，眼睑红肿着。
他快步离开他们，阳光打在他小小的身体上映出长长的影子，越过野草丛生的平坦的泥地。他的毛巾没有用，仍然卷成一大卷，夹在腋下。
“呃，”毕司沃斯先生说，“还回去潜水吗？”
奥华德和沙克哈微笑了。然后，他们全都慢慢地穿上衣服。
“要是让我当侦察救护员我可不干，”沙克哈说，“海下面就好像是有个洞似的。你知道，还有一股巨大的拉力。有可能明天阿南德真的就在委内瑞拉了。”
他们回去的时候，莎玛紧张地询问阿南德独自回来的原因。阿南德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听说发生的一切后，赛薇和米娜流下了眼泪。
午餐极为丰盛，周末的节日氛围达到高潮，但是阿南德没有从他的房间里出来。他只吃了赛薇送过去的一小片西瓜。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当沙克哈离开之后，莎玛开始发泄她的不满。阿南德破坏了整个周末，她要抽他一顿。最后，在奥华德的恳求下，她才作罢。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莎玛说，“咳，有前例可循。真是上行下效。”
第二天，毕司沃斯先生写了一篇怒气冲冲的文章，指责码头没有设置警告。下午，阿南德从学校回来后镇定多了，尤为特别的是他主动从书包里拿出抄写本，交给在后阳台吊床上的毕司沃斯先生。然后，阿南德去换衣服。
抄写本上是阿南德写的英语作文，作文反映了老师教的词汇和建议格式，还有阿南德固有的风格，通常是一个名词后面一个破折号、一个形容词，然后又是那个名词：比如“强盗——残忍的强盗”。
最后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海边的一天”。在题目之下抄写着老师提供的短语：准备游玩——兴奋的准备——急切的盼望——装满食物的大篮子——风吹过敞篷车——歌声中洋溢的欢乐——椰子树优美的曲线——金色沙滩的弧形——清澈见底的海水——拍击的浪花——雄伟壮观的巨浪——滚滚而来的海浪——无尽喜悦的欢叫——抚慰身心的椰子树荫——辉煌的落日——难过的告别——未来珍惜的记忆——急切盼望下次再来的日子。
毕司沃斯先生非常熟悉老师那清楚乐观的视角，他期望阿南德这样写道：“在盼望中——在急切的盼望中——我们准备去海边游玩并准备着一切——兴奋的准备一一然后到了去游玩的早晨，我们用力把篮子——装满食物的篮子——搬到汽车上。”因为在这些作文中，阿南德和他的同学们除了奢华之外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在最后这篇作文中，没有破折号，也没有重复；没有篮子，没有汽车，没有金色沙滩的弧形；只有前往多克塞特的散步，水泥海堤和远处的大客轮。毕司沃斯先生读着作文，急切地想要分享前一天的痛楚。“我举起手，却不知道是否能伸出水面。我张开嘴想呼喊救命。水灌进了嘴里。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我紧紧地闭着眼睛，因为我不想看见海水。”作文的结尾是对大海的谴责。
作文中没有用老师给的任何词语，但却得了十二分，满分是十分。
阿南德回到阳台上，坐在桌子前喝茶。
毕司沃斯先生想要亲近他。他情愿做任何事情来弥补前一天阿南德的孤单无助。他说：“过来坐在这里，和我一起看作文。”
阿南德不耐烦起来。他虽然对于作文的分数很高兴，却厌烦这篇作文，甚至感到羞耻。他被安排在课堂上朗读它，承认自己并没有费劲地把盛满食物的大篮子装上汽车，朝有棕榈树的海边开去，而是徒步走到一个平常的码头边，这引起了一阵哄笑。还有那句“我张开嘴想呼喊救命，水灌进了嘴里”，也引起了笑声。
“过来！”毕司沃斯先生说，在吊床上让出一个空位来。
“不！”阿南德喊道。
现在没有人哄笑。
毕司沃斯先生的痛楚变成了满腔怒火。“去给我砍一根鞭子来。”他说，从吊床上起来，“去。快点。”
阿南德咚咚咚跑下后楼梯。他从长在地皮边、垂在下水道上的楝树上砍了一根粗粗的树枝，远粗于他平常砍的树枝。他的目的是羞辱毕司沃斯先生。毕司沃斯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羞辱，于是更加火冒三丈。他一把抓过树枝，没命地抽打着阿南德，直到莎玛不得不干涉才作罢。
“我受不了这个，”赛薇哭喊道，“我受不了你们这些人。我要回到哈奴曼大宅去。”
米娜也哭起来。
莎玛对阿南德说：“你看你都招惹了什么？”
他什么也没说。
“好！”赛薇说，“这个房子和这条街上的其他房子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尖叫和吵闹。我希望某些卑鄙的人终于满意了。”
“是的，”毕司沃斯先生平静地说，“某些人满意了。”
他的微笑让赛薇再次迸出泪水。
但是，阿南德那天傍晚进行了他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