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西班牙港没有其他事情，图尔斯太太返回阿佤克斯去了。帐篷拆掉了，几天之后，房子里的来访者也纷纷离去。毕司沃斯先生开始修复他的玫瑰花圃和睡莲水池，水塘的边缘已经塌陷，水池一片浑浊。他失魂落魄地工作着，感受着空落落的房子，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里住多久。图尔斯太太的家具一件也没有搬走：房子似乎就在等待改变。他对《特立尼达卫报》的工作也失去了一些乐趣。他写文章时需要和别人沟通。这人起初是伯耐特先生，后来是奥华德，现在则只有莎玛了。她很少阅读他的文章，当他大声给她朗读时，她既不感兴趣也不觉得好笑，而且从不发表意见。有一次，他给她看他打出来的一篇文章，她翻到最后一页，看还有没有更多，这让他恼羞成怒。“没有了，没有了，”他说，“我不想让你劳神。”
从哈奴曼大宅里传出更多的骚乱。格温德，那个殷勤的忠心耿耿的人开始不满足了，莎玛讲述了他的一些煽动不满的言辞。表面上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是图尔斯太太不再指挥一切，而她的影响力开始渐渐被看作一个坏脾气病人的抱怨。在她的两个儿子都安顿好之后，她似乎失去了对整个家庭的兴趣。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玫瑰房间里生病，因为想念奥华德而忧伤。至于赛斯，他仍然掌管一切，但这也只是表面上的。虽然没有公开的议论，但是沙克哈表现出来的不满毫无疑问是针对他的，并引起了姐妹们对他的疑心。一切都平息下来之后，赛斯已被认为不是家族的一员，而他自己孤掌难鸣，无法维持家庭的和睦，这一点当图尔斯太太不在西班牙港的时候就已经暴露出来，因为姐妹之间发生纠葛时，他无能为力。赛斯只有在图尔斯太太的信任和维系之下，只有和她一起才能有效地统治。虽然图尔斯太太没有正式表示对他不信任，但是显然已经没那么信赖他了，赛斯甚至被当作一个外人来对待。
随后又传来赛斯查看地产的谣言。
“给妈妈买吗，你觉得呢？”毕司沃斯先生问。
莎玛说：“至少让某些人高兴。”
但是毕司沃斯先生很快就后悔自己高兴得太早了。圣诞节学校放假了，莎玛带孩子们回到哈奴曼大宅去。现在他们在那里已经完全成了陌生人。在看完西班牙港商店的节日装饰之后，图尔斯商店里拥挤不堪的旧皱纹纸装饰和身处黑暗窒息之中的货物在他们眼中变成了小家子气的乡下玩意，赛薇为在阿佤克斯的人感到难过，因为他们还把这些装饰当一回事。最后，在平安夜，商店关了门，姨父们都各自回家。赛薇、阿南德、米娜和坎姆拉找出长袜挂起来。但是他们什么礼物也没有得到，也没有可以去抱怨的对象。一些姐妹们偷偷地给自己的孩子准备了礼物；圣诞节早上，图尔斯太太也没有在大厅的长桌子处等着接受亲吻，孩子们互相比较自己的礼物。奥华德在英国，图尔斯太太在她的房间里，所有的姨父都不在，沙克哈和他妻子一家过节，没有人组织游戏、制造欢乐的气氛。圣诞节最后只有一顿午餐和琴塔的冰激凌，冰激凌像往年一样味同嚼蜡，波纹上带着铁锈。姐妹们闷闷不乐；孩子们争吵不休，有一些孩子甚至挨了打。
沙克哈在节礼日带着一大包进口糖果回来。他去了图尔斯太太的房间，在大厅里用了午餐，然后离开了。当毕司沃斯先生那天下午到达哈奴曼大宅的时候，发现姐妹之间议论的话题不是赛斯，而是沙克哈和他的妻子。姐妹们觉得沙克哈抛弃了她们。但是没有人责怪他。他处于妻子的控制之下，所有的错都是她的。
图尔斯姐妹和沙克哈妻子之间的关系一向不融洽。她们在哈奴曼大宅并没有按照传统的习俗，结婚之后仍然和她们的母亲住在一起，尽管如此，姐妹们仍然看重某些印度家庭关系的传统：比如婆婆应该对媳妇严厉，妯娌之间应该彼此轻视。但是，沙克哈的妻子第一次和图尔斯家族见面的时候就举止傲慢，展现她长老会的摩登气度。她卖弄自己的教育。她毫不知羞地称自己为桃乐茜。她穿着短外套，不管这会让她显得多么淫荡和可笑：她是一个高大的女人，在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后发了福，她的裙子悬挂在她那硕大的屁股上，就像从裙撑上面垂下来一样。她声音低沉，举止夸张。有一次她脚踝骨折了，她用了一根拐棍，琴塔说那拐棍简直就是给她量身定做的。这且不算，她有时候还在她家的电影院里卖门票；这一行为除了放荡之外，简直有失体统。虽然如此，姐妹们非但没有对桃乐茜产生什么影响，相反，她们发现自己总是处于下风。她们一直说她根本不会打理房子，但令人恼火的是，她在家居摆设上很有讲究。她们说她不会生育，而她每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她所有的孩子都是女孩，但是这对姐妹们来说也没有胜算，因为桃乐茜的女儿们个个美若天仙。最后，姐妹们只能抱怨桃乐茜给孩子们取的印地语名字——米拉、丽拉、莱娜——过于西化。
现在老话又被重提，而为了莎玛和其他来访的姐妹们的缘故，还增添了很多新的细节。这些同一主题的闲话被翻来覆去地说着，以致那些细节变得越来越粗俗：桃乐茜和其他的基督徒一样，用右手做不洁净的事，在性爱上难以餍足，她的女儿们已经知道用眼睛挑逗男人。姐妹们一次又一次地替沙克哈惋惜，因为他不能去剑桥大学，违反自己的意愿娶了一个不知廉耻的妻子。因为赛斯的妻子派德玛在场，她们不能议论赛斯的行为。每当有人提及剑桥的时候，姐妹们的语气和神色就表明派德玛不应受到这种暗地里指责丈夫的连累，她和沙克哈一样，因为有这样一个配偶而受到大家的同情。毕司沃斯先生不禁再次惊叹于图尔斯家族的同情如此深厚。
毕司沃斯先生和桃乐茜相处很好。他被她的愉快和肆无忌惮吸引，把她看作不同于图尔斯姐妹的同盟。但是在那个炎热、安静的下午，在阿佤克斯节日的沉闷之中，大厅里摆着杂乱的家具，还有黑洞洞的阁楼和沾着煤灰的绿色墙壁，苍蝇在长桌子上太阳洒下的光斑上飞来飞去，整个大厅似乎被抛弃了，没有一丝生气。毕司沃斯先生也觉得沙克哈的缺席是一种背叛，禁不住同情起图尔斯的姐妹们来。
赛薇说：“这是我在哈奴曼大宅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变化接踵而来。波各迪斯的塔拉和阿扎德在装饰他们的新房子。在西班牙港，漆成银色的新路灯柱竖立在主干道上，据说柴油发动机的巴士将会换成电车。奥华德原来的房间被租给一对没有孩子的中年黑人夫妇。《特立尼达卫报》报社也是谣言四起。
在伯耐特先生的经营下，《特立尼达卫报》已经超过了《政府公报》，虽然要赶超《卫报》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的成功足以使得《特立尼达卫报》的拥有者对报纸的浮夸风格感到尴尬。伯耐特先生已经顶了一段时间的压力了。毕司沃斯先生知道这些，但是他对此没有兴趣，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些压力来自何处。有一些员工开始公开表示轻蔑，把伯耐特先生当作一个无知的人来议论。报社里流传着一个笑话：伯耐特向阿根廷人请求一份副主编的工作，但他的求职信人家根本看不懂。似乎为了对这一切做出反应，伯耐特先生变得更加任性乖张。“让我们面对事实吧，”他说，“西班牙港的社论是不会对西班牙产生什么影响的。他们同样也无法制止希特勒。”《卫报》对战争的反响是设立了一项战士基金：在头版的一个方框里画了十二架飞机，当基金数目增长的时候，这些飞机就被填上颜色。最后，《特立尼达卫报》开始以大标题报道西印度人在英国的板球循环赛，当循环赛被取缔时，《特立尼达卫报》刊登了一幅希特勒的画像，如果把画像剪下来，并按照特定的虚线折叠，画像就变成一头猪。
新年伊始，打击就来了。毕司沃斯先生正和伯耐特先生在一家中餐馆吃午饭，他们坐在其中一个小隔间里，里面有微弱的灯光，没有灯罩的灯泡低低地悬挂下来，长长的电线松松地搭在沾满蝇卵的肮脏的隔间隔板上。伯耐特先生说：“很快要发生一件惊人的事情。我要走了。”他停顿了一下。“被解雇了。”似乎看穿了毕司沃斯先生的心思，他又补充说：“你什么也不用担心。”然后，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变换了好几种矛盾的心情。他高兴，他压抑，他高兴离开，他不愿意离开，他不想说这个，他说了这个，他不会再提及自己的事情，他提及了自己的事情。他痉挛地吃着东西，抱怨食物的恶劣，似乎食物带给他身体上的伤害。“竹笋？这就是他们的叫法？长到这个地步，在中国都已经是竹子了。”他按响了铃，铃装在墙上一片不规则的圆片中间，脏兮兮的。他们听见铃声在远处一个洞里响起来，伴随着其他铃响、女招待轻快的脚步声和隔壁小间的谈话声。
被打扰的女招待走过来，伯耐特先生说：“竹笋？这简直是竹子。你以为我这里是什么？”他拍着肚子，“造纸厂吗？”
“那只是一小节。”女招待说。
“那是一根竹子。”
他又要了更多的啤酒，女招待咂咂嘴出去了，拉门剧烈地前后摇摆着。
“一小节，”伯耐特先生说，“他们使这听上去就像干草一样。这个该死的屋子就像是牲口棚。我不担心。我还有其他路可走。你也一样。你可以回去画你的广告牌。我走了，你也走。我们一起走。”
他们大笑起来。
毕司沃斯先生回到报社，心潮澎湃。他有滋有味地参与了《特立尼达卫报》最浮夸言论中的一部分。现在，他一想起这些就感到内疚和惊慌。他一直指望自己被叫到一个神秘的房间里，然后被告之他被解雇了。他坐在桌子跟前——虽然他给《特立尼达卫报》写文章，但这桌子根本不能算是他的——倾听着从木匠那边传来的噪音。他第一天来到报社时就听见了这些噪音，从那以后，报社就一直处于修建和修葺工作之中。新闻编辑部的下午到来了。记者们回来了，脱掉外套，打开笔记本，开始打字；一群人聚集在绿色水冷器跟前，然后又散开；桌子边的一些人开始校稿，摊开里页。过去四年多，他一直是这兴奋的事业的一部分。现在，因为等着被解雇，他只有看着人们忙碌。
想到待在办公室里更能增加被解雇的风险，他提前离开了报社，骑车回家。恐惧接踵而来。假使他不得不把孩子们重新送回哈奴曼大宅去，会有人要他们吗？假如图尔斯太太下了逐客令，就像莎玛经常给那些房客发放逐客令一样，他该去哪里呢？他该怎样生活呢？
前面的岁月一片黑暗。
回到家，他调了一杯麦克林恩牌胃药冲剂，脱了衣服，躺在床上读爱比克泰德。
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并没有人解雇他。最后，伯耐特先生要离开了。毕司沃斯先生想做出点姿态，表示他的感激和同情，但是他什么也没有想出来。毕竟伯耐特先生走了，而他留下了。《特立尼达卫报》在社会版上报道了伯耐特先生的离职。报纸上还刊登了一张刻薄的照片，照片上伯耐特先生拘谨地穿了一身晚礼服，在照相机的闪光灯下瞪着小眼睛，嘴上叼了一根雪茄，似乎是为了营造喜剧效果。报道说他很遗憾离开报社，他不得不接受在美国的一份工作，在特立尼达以及担任《特立尼达卫报》编辑期间，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将非常愿意看见两者的进步，他认为当地新闻业的水平“惊人的高超”。关于伯耐特先生所谓的其他出路，则是由别的报纸披露的。他们说一个由舞蹈者、表演在火上行走的人，舞蛇人和一个可以躺在钉床上的人组成的印度人剧团将和本地一家报纸的前任编辑伯耐特先生一起去美国。大标题是《马戏团继续前进》。
《特立尼达卫报》开始了新制度。伯耐特先生离开之后的第二天，编辑室里张贴的海报上面写着“不求出名，但求正确”，“新闻不是观点”和“是事实吗？不是，就砍掉”，以及“检查，不然就住口”。毕司沃斯先生觉得这一切都是专门攻击他的，其中的奇谈怪论让他害怕。整个报社都陷入低调，所有人的脸上都表情郑重，无论是升职的人还是贬职的人。伯耐特先生的新闻编辑成了副编辑。他最著名的记者被分散到各个部门。一个去了“今日安排、疾病和天气”版，一个去了船务版，一个去了社会版上的“戴安娜日记”栏目，还有一个去了“分类广告”版，毕司沃斯先生加入了“法庭短讯”。
“写作？”他对莎玛说，“我可不把那称之为写作。那更像是填表格。某人X，年龄多少岁，昨天由于做某事而被Y先生罚款几许。起诉通过。将要选择自己的辩护律师，X如是说。地方法官，通过判决，如是说。”
但是莎玛赞同新的体制。她说：“这将教会你更尊重别人和事实。”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但是我一点也不惊讶，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让他们等着瞧吧。新体制，嗯。就等着风水轮流转吧。”
毕司沃斯先生只对莎玛说了报社的变动。在报社，从来没有人讨论这个话题。从前在伯耐特先生跟前的红人都互相回避，而且为了避嫌，也不和别人交往。虽然报社除了张贴的海报之外，没有其他指示，但是所有的人，只要是新的职责允许他们写作，都改变了写作的风格。他们用完整的句子和复杂的大词长篇大论。
不久指令就下来了，写在一本叫作《新闻记者准则》的小册子里。为了表现新权威的高高在上和严格，有一天早晨，未经任何解释，每一张桌子上都出现了这本小册子，在小册子的右上角写着记者的名字，名字后面是“先生”二字。
“他今天一定起了个大早。”毕司沃斯先生对莎玛说。
小册子里面包括了对语言、衣着、行为举止的要求，每一页的页脚都有一句标语。在首页上印着“最优秀的新闻是最公正的新闻”，引号表明这句话自有渊源，而且诙谐机智。封底写着：“不歪曲事实地报道。”
“不歪曲事实地报道，”毕司沃斯先生对莎玛说，“这就是那个狗娘养的现在干的事情，你知道，浪费大量的薪金干这个。还弄出这些标语来。新闻记者准则。准则！”
几天之后，他回家时说：“你猜怎么着？主编现在连撒尿都有自己的厕位，你懂的。‘对不起。我得去撒尿了——一个人。’多少年了，每个人都在同一个地方撒尿。怎么了？他吃了道得肾药，撒蓝尿还是怎么着？”
莎玛的账本更加频繁地记录着麦克林恩胃药冲剂，而且总是写着全称。
“走着瞧，”毕司沃斯先生说，“每个人都会离开的。没有人会忍受这样的待遇，我跟你说。”
“那你什么时候离开？”莎玛问。
更糟的还在后面。
“我不知道，”他说，“我猜他们就是想要吓唬我。从今往后我要……从今往后……你听听那个狗娘养的人用的什么词：从今往后，我每天下午要在西班牙港的公墓度过。把那本黄色的书递给我。那本《新闻记者准则》！让我看看。有没有关于葬礼的规定？上帝！该死的，他们连这个也写进去了！‘《特立尼达卫报》的记者在这样的场合下应当严肃着装，即身着黑色西装。’黑色西装！那人大概不知道我还有妻子和四个孩子吧。他一定觉得他每两周付给我一大笔钱。‘无论是举止还是着装，记者都不能冒犯哀悼的人，因为这将使报社失去良好信誉。每个记者都应当记住他代表的是《特立尼达卫报》。他应该让别人信任。记者不得经常拼错姓名，拼错姓名将冒犯别人。报道必须提及所有的安排和装饰，但是记者在调查这一切的时候应该运用自己的判别能力。忽略某人的装饰也不啻是对此人的大不敬。询问一个获得英帝国勋章的军官是否是英帝国勋章获得者等同于冒犯。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好将此人认为是高级英帝国勋爵士。在直系亲属之后，所有哀悼者的姓名都必须按照字母顺序排列。’
“天！天！这是什么狗屁玩意，到坟墓上跳舞吗？你知道，我能把这殡葬栏目搞得有声有色。昨日殡葬。掘墓人作。就发表在‘今日安排’旁边。或者在‘疾病版’旁边。大标题是：前进，前进，死亡。这么着怎么样？加一张寡妇在坟前痛哭流涕的照片。然后再加一张寡妇听过遗嘱之后哈哈大笑的照片。标题是：‘笑了，X太太？我们也这样认为。只要有遗嘱，世上无难事。’两张照片并排摆着。”
同时，他还是借债买了一套黑色的斜纹哔叽西装。每天下午，当阿南德沿着拉贝罗斯公墓的外墙去乳品店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通常都在公墓里面，神情肃穆地在墓碑之间穿行，小心翼翼地询问着姓名和装饰。他筋疲力尽地回到家里，抱怨胃里不舒服。
“资本主义的狗屁报纸，”他开始说，“又是一份资本主义的狗屁报纸。”
阿南德提及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报纸上。
“我高兴得要死。”毕司沃斯先生说。
连着四个星期六，他被派去采访一些无足轻重的板球比赛，只是为了得到比赛最后得分。板球比赛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但是他明白这样的分配是对他再改造的一部分，于是他骑车从一场四等比赛赶到另一场四等比赛，抄写着他不明所以的比赛记录符号和评分结果，在树下的球员们对他的到来感到意外和受宠若惊，只有这个时候，他才能享受一刻短暂的尊敬。大部分比赛五点半就结束了，而想要在同一时间赶到所有比赛场地是不可能的。有时候当他赶到一个赛场的时候，那里已经空无一人。然后他就要去寻找秘书，就要骑行更远的路。这样，常常破坏了整个星期六的下午和傍晚，常常连星期天也被毁了，因为他搜集的很多比赛评分结果根本没有被印在报纸上。
他开始模仿理想学校简介上的遣词。“我可以以笔谋生。”他说，“让他们去吧。让他们再逼我试试。”那个时候个人自办的杂志开始流行，几乎都是印度人自己经营的。“我要创办我自己的杂志，”毕司沃斯先生说，“我要和贝赛瑟一样，自己卖杂志。他告诉我，他卖他的杂志就像卖热蛋糕一样快。像热蛋糕一样，伙计。”
他在家里放弃了自己的专制，开始不断提及《特立尼达卫报》不同的员工的名字，莎玛和孩子们都耳熟能详了。他时不时地纵容一些小小的反抗。
“阿南德，你去上学的时候在咖啡馆替我给《特立尼达卫报》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今天不想去工作了。”
“你干吗不自己打电话？你知道我不喜欢打电话的。”
“不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的，孩子。”
“你想让我告诉他们说你今天就是不想去上班吗？”
“告诉他们我病了。感冒，头痛，发烧。你懂的。”
阿南德离开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就会说：“让他们解雇我。该死的，就让他们解雇我好了。以为我在乎？我就等着他们解雇我呢。”
“是的，”莎玛说，“你就等着让他们解雇你呢。”
但是，他小心地间隔着他不去上班的日子。
那些下午在人行道上玩板球、晚上在路灯下聊天的孩子们和年轻人很不欢迎他。他从窗户上冲他们叫嚷，因为他的西服，他的工作，他住的房屋，他和奥华德的关系，以及他在警察局的影响，他们都害怕他。有时候，他故意卖弄地到咖啡馆里给当地的警官打电话，那是他在春风得意时结交上的。于是下午，在玩球的人的怒目而视和嘀咕声中，他兴高采烈地穿着他那身为了不得罪吊丧者的严肃的西装，骑车去参加丧礼。
他阅读政治书籍。他从书上学来的词语只能对自己说或用在莎玛身上。这些书同时披露了一种又一种的不幸和不公正，使他益发觉得无助和孤独。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他开始阅读狄更斯的小说以安慰自己。他很快就把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和场景转换到身边的人和地方上。在狄更斯的怪异笔风之中，他害怕的和令他痛苦的一切都显得可笑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他的愤懑、轻蔑变得毫无必要，让他有力量去忍受他一天中最艰难的时刻：早晨起来穿衣打扮，那本来是每天一个人肯定自我的事情，而对他来说几乎像是一种牺牲。他和阿南德一起读狄更斯的书，虽然狄更斯的书给他的另一个乐趣，是让阿南德抄写并学习书中一些晦涩词汇的含义，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表示他的严格和训练阿南德。他说：“我不想让你像我一样。”
阿南德理解他的用心。父亲和儿子，互相都认为对方是软弱无能的，互相都觉得自己对对方负有责任，在某些极为痛苦的时刻，这种责任戴着面具，使一方过于夸大自己的权威，另一方则过于毕恭毕敬。
突然，来自《特立尼达卫报》的压力没有了。毕司沃斯先生被从法庭短讯、葬礼和板球比赛的栏目中调离，为周日特刊做一周特写。
“如果他们再逼我的话，”他对莎玛说，“我就辞职了。”
“是的，你已经辞职了。”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干吗要浪费口舌告诉你。”
实际上，他已经在心里拟好了许多言语犀利的辞职信，风格从辱骂到做作，从幽默到表示大度（这些信都以他祝福《特立尼达卫报》继续成功收尾）。
现在他的特写和他给伯耐特先生写的那些特写完全不同。他不再撰写声名狼藉的独眼人的采访，他撰写严肃的对盲人协会工作的调查。他不再写“我是特立尼达最疯狂的人”，他写疯人院做出的杰出工作。他的职责是赞扬，总是深入观察官方组织或人物的现实，因为《特立尼达卫报》严肃的新政策的一部分，就是展现世界上和特立尼达所有官方机构最辉煌的方面。和要忽略的事实比起来，他没有多少可供歪曲的事实：忽视孤儿院里孩子们粗糙的光脚、郁郁不乐的害怕的神情，以及不体面的制服；去接受短暂的可耻的辉煌，参观车间和蔬菜园，记录工厂、工作改善和纪律，在主任的办公室里喝一杯柠檬汁，抽一根香烟，然后拿到所要的数字；让自己也成为这怪谈的帮凶。
这些特写很难构思。伯耐特先生在的时候，只要他得到歪曲的报道和开头句，他就可以下笔如风。一句接一句，一段接一段地写，他的文章不但如行云流水而且具有整体性。现在，写着毫无感觉的文字，他绞尽脑汁。后来他变得甚至对自己的感觉也不能肯定了。他不得不先记下观点，然后把它们拼凑在一起。他写了一遍又一遍，效率很低。他抱怨持续的头痛，到星期四最后的截稿日才完成文章。文章费尽功夫，但是死气沉沉，只能给那些被采访的人带来欣悦。他也不盼望星期天的到来。他像平时一样很早起床，但并不去拿前台阶上的报纸，最后是莎玛或者一个孩子把报纸拿进来。他也尽可能地拖延读自己的文章。但是每当他翻到自己文章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照片和排版掩盖了沉闷的内容。有时候，他甚至不通读自己写的文章，只是看一些古怪的段落，寻找编辑因为不满意而做出的删节和修改。他什么也没有对莎玛说，但是他现在期望自己被解雇。他知道文章写得不好。
报社当权的人仍然高高在上。没有批评，但是也没有肯定。新的体制仍然是个被回避的话题，记者们也仍然没有像往常那样聚集在一起。在以前伯耐特先生青睐的人当中，只有前新闻编辑被一致接受，实际上，他成了办公室里的一个人物，他因为担惊受怕而形容枯槁。他住在巴拉塔利亚，每天早晨坐巴士经过拥挤、狭窄和危险的东部大路来上班。他开始担心他可能会死于路上的交通事故，留下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无依无靠。所有的行走都让他害怕，早晨和傍晚他不得不走路上下班，每天他都为事故新闻和相关的“扭曲的残骸”图片作版面编排。他不停地诉说自己的恐惧，嘲笑自己，也被别人嘲笑。但是随着下午接近尾声，他表现出的恐惧越来越明显，到了下班的时候，他已经几近狂乱，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但是又怕离开办公室，因为那里是他唯一感到安全的地方。
由于无人照料，玫瑰花丛生长得杂乱而艰难。枯萎病使得花茎发白，让它们的叶子呈现出病态。玫瑰花蕾很久才开出发白的残缺不全的花朵，中间爬满了小虫子，其他一些昆虫在玫瑰茎上留下亮褐色的圆形巢。睡莲水塘又塌陷了，褐色的粗糙的睡莲根从泥泞浑浊的水中探出来，水面泛着白色的水泡。孩子们对花园的兴趣是间歇性的，而莎玛声称自己已经学会不去干涉毕司沃斯先生的任何事情，她自己在花园里种了一些百日菊和金盏花，那是哈奴曼大宅的花园里除了那株夹竹桃和仙人掌之外唯一欣欣向荣的植物。
战争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到处都物价上涨。毕司沃斯先生加了薪水，但是增加的薪水被上涨的物价吞噬了。当他的薪水增加到每两周三十七元五十分的时候，《特立尼达卫报》开始发放克拉，一种生活费补贴。从此，薪水不再上涨，上涨的只是克拉。
“攻心术，”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们使这听起来就像是孤儿院的茶会，嗯？”他提高嗓门，“好了吗，孩子们？拿到你的蛋糕了？拿到你的冰激凌了？拿到你的克拉了？”
钱越紧张，食物越糟糕，莎玛也就越一丝不苟地记账，记满了一本又一本采访簿。她把这些账本都保存下来，肮脏的账本堆放在厨房的架子上。
在店铺里，争夺储存的生满象鼻虫的面粉的纠纷时有发生。警察局严密注视着市场上的摊贩，一些菜农和小农场主因为高价卖货而被罚款，甚至进了监狱。面粉仍然奇缺，而且长满了象鼻虫。莎玛的饭菜越来越糟糕。
当毕司沃斯先生抱怨的时候，她说：“我每个星期六走很远的路就是为了这里省一个子儿，那里省一分钱。”
后来，食物的话题不再被提起，但是他们开始吵架。他们的争吵持续好几天、好几个星期，这些争吵除了用词之外，和他们在捕猎村的争吵如出一辙。
“诱骗！”毕司沃斯先生会说，“是你和你们家把我诱骗到这个困境里的。”
“是的。”莎玛会说，“我猜要不是我们家的话，你现在就只配住在草房子里。”
“家！家！让我待在一个破败的营房里，每月只给我二十元。不要和我说你的家。”
“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要不是为了孩子们……”
通常，最后是毕司沃斯先生离开房子到城里去长时间散步，在一个空荡荡的咖啡馆的小棚子里吃一听鲑鱼，试图抑制胃痛，但却往往让胃痛变得更厉害；在微弱的电灯照耀下，睡眼惺忪的店主剔着牙齿，啧啧作响，露出松弛的手臂架在玻璃柜子上，玻璃柜子里的陈蛋糕上爬满了苍蝇。在此之前，城市里充满了新奇和期望，甚至连下午两点钟那最没有生气的太阳也不能破坏这种感觉。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可能会遇见那个不会生育的女主角，过去的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他将重新变成另一个人。但是现在，甚至连思考《特立尼达卫报》那些关于演讲、宴会、丧礼（所有的名字和装饰都被认真核对过）的报道也不能改变他对这城市的看法，这座城市只是这个黑洞洞的肮脏的咖啡馆的翻版：裂缝的柜台，堆在墙角的空可口可乐箱子，裂缝的玻璃柜子，剔着牙齿、等着打烊的店主。
在房子里，当他离开之后，孩子们会起床到莎玛那里去。她会拿下她那胀鼓鼓的账本，试图向孩子们解释她怎样花费他给她的钱。
有一天在学校，阿南德问他同桌的男孩：“你爸爸妈妈吵架吗？”
“为什么吵？”
“什么都可以。比如说，为了食物。”
“不。但是如果他让她到镇上去买什么东西，假如她没有去买，那就麻烦了！”
有一天傍晚，毕司沃斯先生和莎玛又爆发了争吵，但是争吵没有任何结果。争吵结束之后，阿南德来到毕司沃斯先生的房间说：“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
他的举止引起了毕司沃斯先生的警觉。他放下书，在床头放了一个枕头，微笑着。
“从前有一个人……”阿南德的声音中断了。
“嗯？”毕司沃斯先生做出友好的腔调，他仍然微笑着，用牙齿刮擦着下嘴唇。
“从前有一个人，他……”他的声音再次中断了，他父亲的笑容让他困惑不解，他忘记了自己想要说什么，用不成语法的句子迅速说，“那个人，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能使他满意。”
毕司沃斯先生哈哈大笑。阿南德跑出房间，因为羞辱和愤怒浑身发抖，他跑到厨房，莎玛在那里安慰他。
阿南德好几天都不和毕司沃斯先生讲话，而且为了私下报复他，他在乳品店没有喝牛奶，而是喝了冰咖啡。毕司沃斯先生对赛薇、米娜和坎姆拉热情洋溢，对莎玛也十分随和。房子里的气氛没有那么沉重了，莎玛作为阿南德的维护者，开始不停地敦促阿南德和他的父亲说话。
“别管他，别管他，”毕司沃斯先生说，“别管那讲故事的人。”
阿南德变得越来越乖僻。有一天下午从课外补习班回来之后，他拒绝吃饭和说话。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无论莎玛怎样哄劝，就是不肯离开。
不久，毕司沃斯先生走进房间，用挖苦的口吻说：“嘿，嘿，我们的汉斯·安徒生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