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里没有哪个学生的父母像毕司沃斯先生这么热切。他热衷于中学的每一项规矩、仪式和习俗。他热爱学校的指定教材，并将阿南德的奖学金学生表格送到海洋广场的缪尔·马歇尔家的乐趣留给自己，然后带回一包免费赠送的书。他给课本包封皮，在书脊上标出书名，在每一本书的扉页和封底上都写上阿南德的名字、年级、校名和日期。阿南德则为对学校里的其他同学隐瞒这件事费尽心机，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自己写的，而且可以随意在书上涂画。虽然毕司沃斯先生和阿南德都觉得没有必要，他还是去参加了学校的授奖演讲日活动。他还坚持要去看科学展览，完全败了阿南德的兴致，一个黑人男孩跑到没有父母陪同的伙伴们身边说：“喂，伙计，蜗牛可以自己干自己。”阿南德却不得不留在毕司沃斯先生身边，而他呢，从展览打头的电气演示开始就尽职尽责地认真观看，最终也没有走到比显微镜更里面的地方。“站在这里，”他告诉阿南德，“在我拉出显微镜玻璃片的时候挡着我。我要咳嗽，然后在上面吐唾沫。这样我们两个都可以看一看。”
“是的，爸爸。”阿南德说，“当然，爸爸。”但是他们没有看蜗牛。作为一项试验，每个男孩都发了一本家庭作业册，他们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应该每天填写并签名，毕司沃斯先生每天准时填写签名。但是其他父母很少这样做，很快，那些家庭作业册就被抛到一边了，而毕司沃斯先生一直坚持到最后。他坚信全校都和他一样关注阿南德；当阿南德犯了哮喘后又回去上课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下午总是问：“那么，他们说什么了，嗯？”好像阿南德的缺席让学校的秩序大乱了一样。
十月，米娜也开始喝牛奶吃梅干。她出乎意料地被选中参加十一月的奖学金考试。毕司沃斯先生和阿南德陪她前往奖学金考试大厅，阿南德不无优越地重温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他看见自己的名字被印在校长办公室里的公告板上，深为学校对他的宣示而感动。中午米娜从考场出来时非常振奋，但是在阿南德的严厉拷问下，她变得迷惑和低落，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觉得可能还有别的误以为正确的错误。他们带她到乳品店吃午饭，三个人都觉得浪费了钱。当考试结果出来之后，没有人向毕司沃斯先生祝贺，因为米娜的名字在那些仅仅通过考试但没有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之列，在印得极为细小的栏目中根本不起眼。
变化在他无知无觉的时候发生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城市失去了浪漫和希望，也不知何时他开始觉得自己老了，他的事业已经到头，他对未来的展望都寄托到了阿南德身上。每一种认识都姗姗来迟，而当他意识到的时候，他也不觉得惊讶，那只是一种他早已接受的状态。
但是有一天半夜他突然醒来时，又觉得不该这样，他意识到已经有一段时间自己接受了处境是无法改变的：人声嘈杂的房子，楼下的厨房，饭菜要经过前门楼梯才能端到房间里来，逐渐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同他和莎玛挤在两间屋子里。他开始把房子——从敞开的门中看见的明亮的客厅，八点钟时从餐厅传来的餐具叮当声，去看电影时一路上碰见的车库，下午用水管浇灌的花园，星期天早晨懒洋洋躺卧在阳台上的光腿的人们——看作和其他人相关的东西，就像教堂、屠宰货摊、板球比赛和足球比赛。房子已不再激起他的雄心，也不再引发痛苦。他已经失去了对房子的展望。
他沉浸在绝望中，正如他沉浸在想象中的虚空里，那虚空代表着他还不曾经历的生活。一夜又一夜，他耽溺着。但是他不再因惊慌而心悸，不再有愤懑如鲠在喉。他只是发现自己非常不甘愿，他心中对离开后果的担忧现在越来越深重。
他调查申请救济的穷人并为需要救济的人撰写报告。他和W.C.塔特尔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寄宿的学习者们继续读书学习。阿南德和维迪亚德哈继续互不理睬，两个表兄弟之间的冷战开始在学校里闻名。维迪亚德哈也上了这所学校，虽然没有那么光鲜。格温德继续打琴塔，穿他的三件套，开他的出租车。寡妇们不再到皇家维多利亚学校学习缝纫，她们放弃了做衣服发家的计划和其他所有的构想。其中一个在房子下面露宿，威胁着要在乔治街市场上摆货摊，最终被劝阻回矮山去了。W.C.塔特尔买了一个叫格罗里亚·沃伦的十五岁美国人的唱片，唱的是《你永远在我心上》。每天早晨当寄宿的学习者们涌出房子后，毕司沃斯先生便逃到《特立尼达卫报》去上班。
十分突然地，他振奋了精神。
事情发生在阿南德中学二年级时。因为他对穷人的了解无人能及，毕司沃斯先生成了《特立尼达卫报》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专家，附带的职责包括采访慈善团体的组织者并参加很多聚餐。有一天早晨他在桌子上看到一张便条，通知他去采访新到任的社区福利部的负责人。那是一个还没有开始运作的政府部门。毕司沃斯先生知道这是战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但是他根本不了解这个部门具体要做什么。他调来档案资料查询，却一无所获。大部分资料是他自己写的，他自己都忘了。他打电话约好当天早晨的采访就去了。一个小时之后，他沿着红房子的台阶走进铺着沥青的庭院时，脑子里想的是给《特立尼达卫报》的辞职信而不是采访稿。他得到了一份社区福利官的工作，每月五十元，比他在《特立尼达卫报》的工资要高，他接受了这份工作。而他仍然不明白成立这个部门的目标是什么。他猜测是组织村民生活；至于组织村民生活的原因和方法，他还是一头雾水。
但他很快就被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罗基小姐吸引了。她是一个高大的精力充沛的女人，已经快步出中年。她既不浮夸也不咄咄逼人，没有他在那些掌权女人身上往往会看到的特性。她相当优雅，甚至在还没有谈及这份工作之前他就开始试图讨好她。她同时还有一种新奇的吸引力。他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和她同龄的印裔女人如此机警、聪明又有求知欲。当她提出给他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拒绝了罗基小姐要他仔细考虑的请求，他害怕任何拖延。
他心情愉快地从圣文森特街回到报社。刚才发生的一切从任何方面来看都匪夷所思。他不再想关于新工作的事情。他不过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态度讨论了一番战后发展，因为这和他以及他的家人没有什么关系。而现在，星期一的早晨，他就这样得到了一份新工作，这份工作让他成为新时代的一分子。这是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他开心地回想着听过的关于公务员的各式笑话，深深地感受到自从伯耐特先生离开之后他恐惧来临的重压。他随时都有可能被《特立尼达卫报》解雇，没有任何人或者事情可以保护他。但是政府部门不可能就这样解雇一个人。会有像惠特利那样的协议会，他相信是这样。解雇要经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这正是那个美妙的词儿——而按照他的理解，这个过程如此复杂，公务员很少有被解雇的。那个关于窃取并卖掉了整个部门打字机的邮递员的故事怎么说来着？难道他们不是说“把那个人调到没有打字机的部门去吗”？
他在脑海里给《特立尼达卫报》写了多少封辞职信啊！当他向秘书处知会以后，辞职的时候到了，他坐在斯林百金床上给《特立尼达卫报》写信，他没有使用他琢磨了多年的句子和词语。相反，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自己感谢了《特立尼达卫报》雇用他这么久，使他开始了城市生活，让他有机会给政府工作。
当他收到编辑回信时，觉得自己像个傻瓜。编辑只用了区区五行字回信，感谢他的信，认可了他的工作，惋惜他的离去，并祝他在新工作中好运。信由一个秘书打出来，在信的左下角印着秘书漂亮的小写字母的姓名缩写。
写完辞职信，他不再理会申请救济的穷人，而是兴致盎然地准备自己的新工作。他从中心图书馆借来有关书籍，借阅了社区福利部的一小部分藏书。他开始阅读社会学的书，但是立刻就懊恼不已，因为他无法理解书上的语言和图表。于是他转向简单一点的关于如何在印度建立村庄的平装书。这些书很有趣，书上给出建造村子排水沟的前后图片，展示了如何不花钱地建造烟囱，如何打井等等。这些让毕司沃斯先生深受启发，以至于他很想在自己的房子里实践。有相当一部分书莫名其妙地强调在集体工作中民歌和民间舞蹈不可或缺，有一些书还给出了民歌的例子。毕司沃斯先生仿佛看见自己带领一群唱歌的村民一起修路，一起建造大棚屋，一起打井，他们边唱歌边一起收获庄稼。但是这一幕并不能使人信服，他对印度村民太了解了。比如，格温德喜欢唱歌，而W.C.塔特尔喜欢音乐，但是毕司沃斯先生无法想象自己带着他们和唱歌的学习者们给房子下面重铺水泥地板，或者给半墙抹上灰泥，或者建造另一个厕所和浴室。他甚至疑心自己能不能让他们唱歌。他阅读了有关家庭手工业的内容：颇具浪漫色彩的字眼，让人联想到衣衫整洁的农民，五官典雅凝重，在共同搭建的大棚屋里，坐在纺车前织出长长的布匹，然后夜晚时分点着火把，在村子里的树下唱民歌，跳民间舞蹈。但是他知道晚上当朗姆酒屋关门时，村子里是怎样的情形。于是，他便想象着自己在一间高大的木材搭建的大厅里，恪守纪律的农民们编着篮子，而他在他们的行列中巡视着。家庭手工业让他了解了青少年犯罪，他发现青少年犯罪远比成年人犯罪有意思。他尤其喜欢那些放荡不羁的罪犯照片：身材矮小，抽着烟，目空一切，但却充满魅力。他想象着自己获得了他们的信任，然后又赢得了他们永久的爱戴。他阅读了一些心理学书籍，了解了琴塔鞭打维迪亚德哈的行为心理学术语。
罗基小姐起初鼓励他对工作的热情，现在则试图抑制他的狂热。这个月他经常和她见面，他们之间的关系越发融洽起来。每当她把他介绍给别人的时候，她总是称他是她的同事，从来没有人这样和蔼可亲地对待过他；在和她相处时少了拘谨之后，他变得非常愉快。
不久他就大吃了一惊。
罗基小姐说她想见见他的家人。
读者！学习者！格温德！琴塔！斯林百金床和那个穷木匠做的餐桌！可能还有某个不死心的寡妇试图在大门口卖橙子或者鳄梨。
“流行性腮腺炎。”
他并没有完全撒谎。流行性腮腺炎传染了柏丝黛的一大批读者和学习者，传染给了一个小塔特尔，但是毕司沃斯先生的孩子们还平安无事。
“我恐怕他们都因为感染流行性腮腺炎而病倒了。”
后来罗基小姐询问孩子们的状况时，他不得不撒谎说他们已经痊愈了，实际上他们刚刚被传染。
月底，免费递送的《特立尼达卫报》准时停送了。
“你不觉得在开始工作之前度个假更能让你精神抖擞吗？”罗基小姐问。
“我也这么想。”他脱口而出，这是他养成的新习惯。他能想象自己身处读者和学习者们之中，憋闷地度过没有薪水的一周。“是的，度假会让人面貌一新的。”
“无忧宫是个好地方。”
无忧宫在岛的东北部。新来的罗基小姐已经去过那里，他却没有去过。
“是的。”他说，“无忧宫是个好地方，马雅洛也不错。”他补充道，希望借着提及东南部的一个旅游胜地让自己摆脱窘境。
“我敢肯定你的家人会喜欢那里的。”
“你知道，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喜欢的。”又是家庭！他等待着。她果然开口了。她仍然想要见见他的家人。
他无法保持镇定。他能提什么建议吗？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带到红房子来吗？
罗基小姐给他解了围。她问他们是否能在星期天时和她一起去无忧宫。
至少那里比较安全。“当然，当然。”他说，“我妻子可以做点吃的。我们在哪里见面呢？”
“我去接你们。”
他无计可施。
“事实上我在无忧宫有一座房子。”罗基小姐说。然后她就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她想要毕司沃斯先生带着家人在那里度假一周。虽然交通不方便，但是过完一周她会开车来接他们。如果毕司沃斯先生不去的话，房子里没有人，不啻是一种浪费。
他激动不已。他以为度假只是不用去上班；他从来没有想过他可以利用假期带着家人去某个胜地度假，这是他不敢奢望的。很少有人这样度假。因为那里没有旅馆，也没有公寓，只有海滨别墅，而他知道那些别墅相当昂贵。现在他有这个机会！而他多少次在给申请救济的穷人的回信的开头写道：亲爱的先生，因为度假我没有及时给您回信……
他提出异议，但是罗基小姐很坚决。他觉得自己最好不要小题大做，因为他不希望让她觉得他在故作姿态。罗基小姐出于友谊提出了这样的安排，他就应该像朋友那样接受这个安排。他提醒罗基小姐他要和莎玛商量，罗基小姐说她非常理解。
不过，他觉得自己已经露了馅，罗基小姐对他的了解超出他原来的想象，当他第二天早晨在露天浴室洗完澡，站在里屋莎玛的梳妆台前的时候，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出于自厌，他憎恨着装打扮，而这个早晨他发现他一直强调为自己专用的梳子上缠绕着女人的头发。他折断了梳子，又折断了另一把，穿衣服时还用粗俗的语言咒骂。
他告诉罗基小姐莎玛很高兴，当他和莎玛开始为度假做准备时，他很快就忘却了自责。他们就像一对密谋者。他们决定保守这个秘密。这样做的原因只是为了房子里的一个惯例：比如，塔特尔一家在买那个举火炬的裸女雕像之前就变得难以接近，而琴塔在格温德开始穿三件套西装之前则几乎神情悲痛。
星期六，莎玛开始准备装食物的大篮子。
孩子们无法守住这个秘密。装满食物的大篮子，汽车，开车去海滨，这是他们再期待不过的事情。“维迪亚德哈！施威德哈！”琴塔吼道，“你们给我老实地坐在那里，嗯，看你们的书，你们听见没有！你爸爸可没本事带你们去度假，你们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们，他可不是定期从政府拿钱。”当莎玛打包大篮子时，读者和学习者们站在莎玛周围。莎玛故意做出严肃的全神贯注的样子，不理睬他们的好奇。她的举止表明这整件事情非常麻烦，就像她告诉前来观看和提建议的寡妇柏丝黛的那样，而她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取悦孩子们和他们的父亲。
他们度假的地方和天数已经泄露了。只有交通工具还是个谜，那将是最后的精彩。这也让毕司沃斯先生紧张焦虑。整个星期他都在担心罗基小姐开着她那辆崭新的别克轿车到家里来。他希望她到达和他们离开的时间间隔越短越好。她无论如何都不能从车上下来。不然她就会走进大门，看见房子下面的情形；她可能还会进来看看。或者她可能直接上楼梯敲门；W.C.塔特尔会来开门，鬼才知道他那天早晨会摆出什么样子来：瑜伽修行者、举重者、梵学家、休息的卡车司机。他一定要想方设法不让她进到前屋，绝不能让她看见那张斯林百金床，他就是躺在这张床上写接受社区福利官这个职位的正式信函的，也不能让她看见那张穷木匠做的餐桌和桌子上堆满的社会学、印度村落重建、家庭手工业和青少年犯罪等等书籍。
因此，虽然罗基小姐说她会在九点钟到达，八点钟时孩子们就已经打扮整齐，吃了早饭，像卫兵一样守在大门口。他们时不时地从岗位上跑开，然后在一番不安的搜寻之后，才被从学习者和读者们中间找出来，或者急匆匆地从厕所里跑出来。莎玛发现她忘了各种各样的东西：牙刷、毛巾、起瓶器。毕司沃斯先生在前屋里进进出出，无法决定到底带哪本书。最后，一切都准备停当，他们在前楼梯上站成一排，等着罗基小姐的到来。毕司沃斯先生穿着度假的衣服，没有打领带，身上穿着星期六的衬衫，衬衫上还留着星期六打过领带的痕迹，他的外套搭在手臂上，手上拿着书。莎玛穿着她华丽的会客服装，仿佛是去参加婚礼。
他们等待着，学习者和读者们悄悄围在他们身边。“一边去。”毕司沃斯先生蛮横地悄声说，“回到屋子里去。去梳梳你的头发。还有你，穿上鞋。”几个年龄小的孩子被吓退了，但是一些大孩子知道毕司沃斯先生没有鞭打或者命令他们的权力，只是公开地表示轻蔑。更让毕司沃斯先生郁闷的是，有一些孩子开始走到人行道上，像鹳一样站在那里，用一只脚踩压着刷着粉红涂料的污迹斑斑的墙壁。留声机在播放一首印度电影插曲，格温德在哼哼着《罗摩衍那》，琴塔高声刺耳地发出抱怨声，柏丝黛尖声唤着女孩子们帮她做午饭。
传来一片惊呼声。一辆绿色的别克车驶过拐角。毕司沃斯先生和他的家人拿着手提箱和大篮子走下台阶，毕司沃斯先生愤怒地呵斥着学习者和读者们，要他们走开。
车子停下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和他的家人就站在人行道的边缘。罗基小姐坐在司机旁边，她微笑着摆了摆手，只动了动手指。她似乎明白毕司沃斯先生和家人的意思，因此没有下车。司机面无表情地打开车门，把箱子和大篮子放到汽车的后备厢里。
W.C.塔特尔出现在阳台上，一副没有上班的卡车司机打扮。卡其布短裤下露出他粗短的腿，白色背心展示着他宽阔的胸膛和硕大松弛的胳膊。他靠在阳台的半墙上，头上是垂吊的蕨类植物。他一根长手指小心地放在一个颤动的鼻孔上，发出一声短促的爆响，然后从另一只鼻孔中喷出鼻涕。
毕司沃斯先生不停地唠叨着，为了转移罗基小姐对学习者和读者们以及W.C.塔特尔的注意，为了掩饰房子里的嘈杂，还有琴塔突然的尖叫声，那好像是带着极大的痛苦似的：“维迪亚德哈和施威德哈！马上给我回来，不然看我不打断你们的腿。”
羞怯的好奇的学习者和读者们开始慢慢地涌向大门口。
“车上地方够大。”罗基小姐微笑着说，“不会挤很长时间的。我就不去无忧宫了。我觉得不太舒服，我可吃不消在海边待一天。”
毕司沃斯先生明白了。“只有四个孩子，”他说：“只有四个孩子。”他朝着读者和学习者的方向踢踢腿。围观的孩子们只是往后退了退。
“都是孤儿。”毕司沃斯先生说。
所幸他们都散开了，其中一些孩子一直追着别克轿车跑到街上。
他们对罗基小姐的不适表示同情，又乞求她改变主意；如果她不去的话他们将毫无乐趣。她说她根本就没有打算去游泳；她只是想和他们一起兜兜风。但是不久，当确定只有四个孩子在车上，而且不会再有其他人时，她的决心动摇了，她说新鲜的空气让她感觉好多了，她最后决定和他们一起去度假。
路上的人们盯着他们，孩子们不知道自己应该微笑、皱眉头还是看向别处，坐在拉手吊带处的人紧紧抓住吊带。从别克车的车窗看出去，北特立尼达从来没有这样美丽过。就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在巴士上看见过这景色似的，他们注意着风景的变化：从西班牙港外的沼泽地，变成落后的郊区，又变成丘陵起伏的农村，然后是村庄、村镇、稻田和甘蔗地，北部山脉一直耸立在他们的左边。他们行驶在新修的平整光滑的美国高速公路上，进出美国营地时，有戴头盔持步枪的美国士兵站岗。然后他们驶上一条蜿蜒的道路朝阿瑞马开去，清凉的树木在道路两旁搭成拱形，司机在这里需要小心行驶；他们又来到瓦伦西亚，道路笔直地延伸到数英里之外，道路两边是野生的灌木。
阿南德心想，他们正开车朝海边驶去，车上装着大篮子，装满食物的大篮子，英语作文中的梦想成真了。
毕司沃斯先生担心着莎玛。她挺着丰满的身子和罗基小姐一起坐在前座，绣花乔其纱面纱搭在头发上，她显得镇定自若，甚至有些饶舌。她谈论新宪法、联邦政府、移民、印度，印度教的未来和妇女的教育。毕司沃斯先生带着惊讶和极度的紧张听她滔滔不绝地说着。他从没想过莎玛知道这么多事情，有这样偏激的看法，每当她犯了语法错误的时候，他就十分尴尬。
他们在布兰德拉停下来，步行到海湾里最危险的地方，那里的海浪高达五英尺，有一个牌子警示人们不要在此游泳。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蔚蓝的海水，沙滩从来没有这样金光灿烂，海湾也从来没有这样美丽的曲线，海浪优美地拍打海岸。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椰子树的曲线，海湾的曲线，海浪的曲线，远处地平线的曲线交叠映衬。他们已经能尝到嘴唇上大海的咸味。清新的风吹拂着；毕司沃斯先生和司机的裤子被吹成圆柱形；女人和女孩们按着裙子。
他们在安全的地方游了泳。
（后来阿南德告诉毕司沃斯先生，尽管罗基小姐说她根本没有打算游泳，她其实带了游泳衣。）
他们打开大篮子，在椰子树树荫下的干沙地上吃饭，树荫下很危险。（“将有大约超过一百万个椰子在今天落在东部海岸上”，这是毕司沃斯先生给《特立尼达卫报》就干椰肉产业写的一篇华而不实的特写开头。）
然后他们开车朝无忧宫驶去，沿着狭窄陡峭的道路，路两边是黑压压的灌木丛。时不时地会突然瞥见一些小村庄，孤零零的，毫不起眼。海一直追随着他们。虽然看不见海，却可以听见它在不停地咆哮。海风不断地扫过树林，摇摆的灌木丛仿佛跳跃的绿色羽毛，上面是高远的天空。他们不时瞥见海的一角：如此近，如此没有尽头，如此鲜活，如此壮观。如果他们不小心从路上冲进大海里会怎么样呢？
那天晚上将会发生这样一个插曲，当坎姆拉从梦游中醒来时，发现自己陷入新的恐慌，在山顶上这高大的空荡荡的房子里，周围一片漆黑，大海在远处翻腾着，椰子树和着风势咆哮着，而她却忘记了哪一间屋子是他们一起睡觉的房间。
他们在临近黄昏时到达目的地，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在四周看看了。罗基小姐和司机开着别克车回去了，他们独自留在一座大房子里度假，彼此都羞涩起来。夜晚尤其让他们感觉不自在。他们待在陌生的、霉味扑鼻的、四壁光秃秃的客厅里，围坐在油灯旁，大篮子里的食物不再新鲜，倒人胃口，前天从乳品店里买的奶酪开始变质。房子很大，足够让他们每人单独住一间；但是外面的喧嚣，孤寂，周围陌生的黑暗让他们挤在一间屋子里。
早晨，风和海欢迎着他们。阳光照亮了他们所在的地方。风和海咆哮了一个晚上，但此刻它们是新鲜的，预示着新的一天。孩子们走在山顶潮湿闪亮的草地上，在摇摆的椰子树的缝隙间闪现的大海就在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脸和手开始因为盐分变得黏糊糊的。
他们逐渐不再害羞。他们到空无一人的海滩去，海滩上半埋着一些从海那边漂过来的不知名的树木残枝。越过摇摆的潮水带来的残枝，泛着涟漪的沙地上有沙蟹挖出来的一个个小洞，那是些小小的紧张的生物，和沙滩一个颜色。他们探访了带着法语名字的地方：布朗诗苏梓、麦特劳特，还去了桃口和撤利比亚海湾。他们摘杏子吃，吸吮果实，然后嚼碎杏仁。在这样一个荒芜遥远的地方，很难想象这个地方是私有产业。他们在路边的树上摘鲜艳的红色腰果，吃了果肉之后把坚果带回房子里烘烤。时间很充裕。有一次他们遇见一群讲法语的渔民，还有一次他们看见一群打扮考究的喧闹的印度裔的年轻人，其中一个询问了米娜、赛薇的名字，毕司沃斯先生意识到作为父亲的他又有了一项新责任。傍晚，在风和海的咆哮声中，他们玩扑克，他们已经开始习惯风声和海浪声了。他们在房子里发现四副扑克牌。
他们还有另一个新发现，在一个装满罐头食品的橱柜里有撒拉伯斯食盐。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装在罐子里的食盐。他们知道在商店里卖的食盐是粗糙潮湿的，但是这罐子里的食盐细而干燥，而且就像罐子上画的那样好用。
他们忘记了在西班牙港的房子，他们在这座山顶的房子里四处探寻。似乎这世界上除了他们再没有别人，除了风和海以及他们自己再没有其他东西。他们听说在没有云的晴天可以看见多巴哥，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机会看见。
别克车来接他们了。
当他们坐在车上返回西班牙港的时候，他们忘记了独处时的那种拘谨。他们要回到那两间屋子里去，他们将重新适应城市的人行道、房子下面糟糕的水泥地板、房子里的嘈杂和争吵。在他们出发时，他们曾经害怕到达目的地，害怕到达一个陌生的地方；现在他们害怕返回他们熟知的世界。但是他们都谈论着与此无关的话题。莎玛讲述着晚餐，想起她什么食物都没有准备。汽车停在东部大路的一家商店门口，他们坐在这辆由司机驾驶的汽车上，享受了片刻的虚荣。
西班牙港没有人迎接他们。他们到达时已经是傍晚。学习者和读者们都在读书学习。一切都和他们离开的时候一样：微弱的灯光、长桌子、一些学习者用心背书的喃喃声。只是房子变得更低矮，更黑暗，几乎让人窒息。起初没有人理会他们。但是不久就开始有人询问，探询他们是否遇到了什么不幸，因为回来的忧伤让他们变得暴躁易怒。
那荒野真的存在吗？房子仍然在山顶上吗？风是否仍然吹得椰子树呻吟？海浪是否拍打着无人的海岸？就是在夜晚的这个时候，从遥远的地方漂来了黑色的浆果、树枝和海草吗？
他们入睡时脑海里仍然响彻着海和风的咆哮。第二天早晨，他们在人声嗡嗡的房子里醒来。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立刻就开始监督做篮子的农民。没有人给他唱歌。他也没有鼓励任何人建造好一点的棚屋或者从事家庭手工业。他开始地区调查，挨家挨户地询问并填写罗基小姐准备的问卷。他访问的大部分人都受宠若惊。还有一些人疑惑不解：“谁派你来的？政府吗？你以为他们真的关心吗？”有一些人更加迷惑：“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专门雇你干这个？就只是为了发现我们生活得怎么样？但是我没有什么可奉告的，伙计。”毕司沃斯先生暗示调查比他们想象得更有意义；在这些人的逼迫之下，他不得不撒谎。这就像是采访那些申请救济的穷人，不同的只是除了他自己最后拿到薪水之外没有人得到救济。他干得不错。在薪水之外，他还可以要求生活费和差旅补贴。很多傍晚他不得不放弃看书，计算他的生活费和补贴。他填写一张表格，上交表格，几天之后得到一张代金券。他拿着代金券到财政部去，和一个好像在动物园笼子里的人交换另一张代金券。那张代金券因为多次经手已经软塌塌的，用各种颜色做着标记，写着大写字母缩写，签着名，盖着戳。然后他拿这张代金券到另一个笼子里换取真正的钱。这很费时间，但是去财政部让他感到他终于成为这个殖民地有钱的一员了。
他发现他的新收入很快就花费在新的地方，攒下来的没有期望的那么多。赛薇需要上更好的学校，家里的食物应该改善，阿南德的哮喘需要治疗。而且他决定——莎玛也同意——现在应该为他的新工作给他买一身新西装。
除了他去参加葬礼穿的哔叽西装，他从来就没有一身像样的西装，于是他满心欢喜地订做了他的新西装。他发现自己对服饰极为挑剔。他对布料的原料和质感以及衣服的裁剪吹毛求疵。他喜欢试穿衣服：粗缝着白线的布料散发出烘烤的味道，裁缝毕恭毕敬地不断修改他的裁剪。第一套西装做好之后他决定立刻就穿上。衣服扎着他的小腿，让他很难受，还有一股新的味道。当他低头打量自己的时候，那一片褐色看上去古怪而刺眼。但是镜子又让他重拾信心，他克制不住，想要立刻展示他的新西装。在奥弗有一场特立尼达岛内的板球比赛。他并不懂比赛，但是他知道比赛的时候总是会积聚许多人，店铺和学校也因为这些比赛关闭。
那时候男人们很时兴在运动场合手上拿着一个内装五十支香烟的圆形香烟罐和一个光面火柴盒，用食指把火柴盒压在香烟罐顶。毕司沃斯先生有火柴盒，他用半天的生活费买了香烟。为了展示他的新西装，他拿着一罐香烟骑车去奥弗。
来到特拉格瑞特街的时候，他隐约地听见稀稀落落的掌声。现在正好是午饭时间，人们不会这么早聚集，最好的时机是喝完茶的时候。但是他还是骑车来到奥弗的看台边上，把他的自行车停在剥落的瓦楞铁栅栏边上，锁上车，从他精心折叠出裤缝的裤子里取下自行车裤管夹，抖了抖裤子，抚平裤子上的褶皱，抻直肩膀上扎人的西装外套。没有人排队。他花一元钱买了票，然后拿着香烟罐和火柴盒，朝看台走过去。看台上只有四分之一观众。大部分人都坐在前排。毕司沃斯先生看见坐满人的一排中间有一个空座。
“对不起。”他说，开始慢慢地沿那排座位往里走，人们在他走到跟前时站起来给他让道，那排座位后面的人也站起来。大家在他经过之后又重新坐下来，他不停地说着“对不起。”态度彬彬有礼，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引起的骚动。他终于来到他的座位上，用一块手帕掸了灰尘，按照后面某个人的要求轻微地弓起背。他刚刚解开西装上衣的扣子，整个人群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毕司沃斯先生心不在焉地瞥了一眼板球场，也跟着鼓掌。他坐下来，拉起裤子，双腿交叠，打开香烟罐盖子上的切割刀，抽出一根香烟点燃。这时掌声雷动，每个人都站起来。椅子被推到后面去，发出刺耳的声音，有些椅子被掀翻了。毕司沃斯先生站起来和其他人一起鼓掌。人群拥向板球场。板球手们散开了，场上晃动着一片白色。裁判员被人群分隔着，镇定地朝休息室走去。比赛结束了。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到球场上去。他来到球场外面，打开自行车车锁，然后骑车回家，手里还拿着那个香烟罐。
他那身西装晾晒在后院里莎玛的晾衣绳上，无法和琴塔的晾衣绳上晾晒的格温德的五套三件套西装媲美，那五套西装需要用两根尖端分叉的木棍支撑。但这仅仅是开始。
访问结束了，毕司沃斯先生需要分析他收集来的信息。他对此一筹莫展。他调查了两百户人家，但是每次分类之后，他无法得出对两百户人家的调查结果，便不得不重新翻阅所有的问卷。他涉及的是一个没有规章的社会，分类工作毫无秩序。他在一张张纸上写满了歪歪扭扭的加法计算。斯林百金床上到处都是问卷。他督促莎玛和孩子们帮忙，呵斥他们的无能，把他们打发走，然后工作到深夜。他蹲坐在餐桌前的一把椅子上。桌子太高，垫着枕头坐在椅子上也不行，他就只好蹲着。有时候他威胁着要把桌腿砍短一半，并咒骂那个做桌子的穷木匠。
“这该死的东西简直让我恶心。”当莎玛或阿南德催他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喊道，“让我恶心，我告诉你。恶心。我不知道我干吗不接着干我那调查穷人的工作。”
“无论你到哪里，结果都是一样的。”莎玛说。
他没有告诉她自己心中深切的恐惧。社区福利部已经受到攻击。公民、纳税人、捍卫公众权益的组织，以及其他人已经给报纸写信询问这个部门的职责，并抗议浪费纳税人的钱财。沙克哈所属的南部商人党已经提出要废除这个部门的运动：这是一个特别的目标，需要长期探求，因为没有一个党派有自己的计划，虽然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让殖民地的人们个个平等富有。
这是毕司沃斯先生第一次感受到公众攻击，尽管这类攻击信十分普遍，所有的政府部门都会受到岛上各个党派的持续攻击，但是他仍然无法放心。他害怕翻开报纸。捍卫公众权益的组织尤其难以应付：他们给三家报纸都写了同样的信，整整两个星期，报纸连载完了这封信。除了毕司沃斯先生，其他人根本不担心，但是这也没有让他感到宽慰。莎玛认为政府是坚不可摧的，但她只是莎玛。罗基小姐总是可以回到她原来的地方去。其他官员是从政府其他部门调来的，他们也总可以回到原来的职位上去。而他只能回到《特立尼达卫报》，那里每个月的薪水还不到五十元。
他庆幸自己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辞职信。为了防止不幸降临头上，他开始走访《特立尼达卫报》报社。报社里的气氛总是让他兴奋，他受到的欢迎也平复了他的恐惧：他被认为是交上好运的人。但是他境况的每一次改善和他积攒的每一分钱都让他觉得自己更加脆弱：这一切太好了，以至于不能长久。
他及时完成了他的图表（为了清楚地分类，他把三张双面的大开书写纸连成一张几乎五英尺长的名册，这让罗基小姐哈哈大笑），他还写了报告。图表和报告都被打印复制好，然后他根据吩咐寄到世界各地去。他终于可以领导村民唱歌或从事家庭手工业了。他被指派到一个地区。他接到部门的备忘录通知，为了让他在管区内行动自如，他可以享受政府优惠贷款来买一辆汽车。
房子的规则延续着。孩子们发誓要保守秘密。毕司沃斯先生带回家的小册子用优质图画纸制成，芳香扑鼻，富有光泽，似乎散发着新车的气味。他偷偷地上了驾驶课并考取了驾照。然后，在一个相当普通的星期六的早晨，他开回一辆崭新的普莱菲特，漫不经心地把车停在大门前，车身和人行道并不完全平行。他走上前楼梯，毫不理睬车子引起的兴奋。
“维迪亚德哈！马上给我回来，如果你不想让我打断你的手和脚的话！”
当格温德中午回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车位被占了。他的雪佛兰车身较大，却很旧，又没有清洗，挡泥板撞出凹印，断裂后又焊接上，一扇车门漆着没有光泽的颜色，并不匹配，车牌上标识着H，这是出租车的字样，挡风玻璃上难看地贴着各种胶粘物，还有一块圆形的金属板，上面贴着格温德的照片和出租司机许可证。
“火柴盒，”格温德咕哝着，“谁把这火柴盒停在这里的？”
孤儿们并没有理会他的话，他也没有降低毕司沃斯先生孩子们的热情，他们自从毕司沃斯先生把车漫不经心地停在那里开始，就不断地擦拭车上的灰尘，并故意为难地抱怨新车怎样招灰尘。他们在汽车的各个地方都发现了灰尘：车身上、弹簧上、挡泥板的内侧。他们擦拭着车子，难过地发现他们在汽车的油漆上留下划痕，虽然非常细微，但是可以从某个角度看见。米娜向毕司沃斯先生汇报了这件事。
他正躺在斯林百金床上，被许多光亮的小册子包围着。他问：“你听说了什么？他们说什么，嗯？”
“格温德说那是一个火柴盒。”
“火柴盒，嗯。这是英国车，你知道。这车能使用很长时间，等他的那辆雪佛兰报废了，它照样能开。”
他继续研究用红黑两色画的复杂难懂的汽车配线。他无法完全看懂，但是这是他的习惯，无论他新买了什么东西，不管是一双鞋还是一瓶药，他都要阅读所有附带的说明书。
坎姆拉走进房间说，孤儿们正在用手指触摸汽车，弄污了汽车的光泽。
毕司沃斯先生跪在床上，爬到前窗跟前。他掀起窗帘，探出穿着背心的身子，喊道：“你！孩子！别碰汽车！你以为那是出租车？”
孤儿们散开了。
“我要打断你们的手！”当监护人的寡妇柏丝黛吼道。孩子们叫喊着，咯咯地笑着，传递着她赶过来在楝树上折树枝做鞭子的消息。有一些不屑逃跑的孤儿在人行道上被鞭打了一顿。在一片哭喊声中，柏丝黛说：“嗯，现在某些人终于满意了。”
莎玛待在房子下面，没有出去看汽车。那个从前会柔术的女孩苏妮蒂现在正怀着身孕，她常常在和丈夫吵架后从矮山到房子来，两人和好之后她再回到矮山去，她总是谈论离婚并试图以此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总是为了标榜自己的现代而穿着难看的不合时宜的外衣。苏妮蒂过来对莎玛说：“这么说，姨妈，你现在发达了。汽车啊，什么都有了，好家伙。”莎玛说：“是的，我的孩子。”似乎这汽车也是毕司沃斯先生令人感到羞耻的奢侈。但是她又开始准备盛满食物的大篮子了。
毕司沃斯先生甚至没有必要询问他们想去哪里。他们都想去布兰德拉，想重温上次的快乐：坐在私人汽车里，大篮子，还有海滨。
他们去了布兰德拉，但是这是一次不同以往的旅行。他们没有关注风景。他们在享受新皮革的味道和新汽车的味道。他们倾听引擎轻微而平稳的吼声，并和他们遇到的其他汽车发出的噪音做比较。一扇车门上的烟灰缸盖子没有安装好，不停地发出叮当声，他们试图用一根火柴阻止那碰击。毕司沃斯先生已经给汽车钥匙装上了一根链子，链子敲打着仪表盘。这也让他们心烦意乱。有一段时间似乎要下雨了，阿南德迅速打开雨刷。“你会刮擦着玻璃的！”毕司沃斯先生说道。他们担心鞋子会弄脏车垫。他们不停地注视着仪表盘上的钟表，和他们在路上看见的钟表比较着时差。他们觉得里程表非常新鲜。
“有人告诉我，”毕司沃斯先生说，“普莱菲特车上的钟表永远不会有误差。”
他们决定去拜访阿扎德。
他们把车停在路上，绕着房子来到后阳台。塔拉正在厨房里，阿扎德在读《卫报》周日版。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们要去海边，正好顺路拜访他们。
屋子里陷入沉默，他们不知道是否应该说自己买了新车的事情。
阿扎德批评他们都不健康，还掐着阿南德的胳膊，男孩因为疼痛瑟缩的时候，他哈哈大笑起来。然后，似乎急着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准，他让他们每人喝了一杯新鲜的牛奶，又让女用人拿出放在阳台的袋子里的橙子剥给他们吃。
杰格戴德进来了，他那一身丧服似的衣服陪衬着一条鲜艳的宽大领带，显得没那么沉闷，没有扣扣子的袖子挽到毛茸茸的手腕以上。他开玩笑地问：“外面是你的汽车吗，穆罕？”
孩子们佯装在端详手中的牛奶。
毕司沃斯先生轻声说：“是的，伙计。”
杰格戴德像听到一个可笑的笑话似的狂笑起来：“还是原来的穆罕，伙计。”
“汽车？”阿扎德迷惑不解地说，显得很急躁，“穆罕？”
“一辆小普莱菲特车。”
“有一些战前生产的旧车还是很不错的。”阿扎德说。
“这是一辆新车，”毕司沃斯先生说，“昨天才买的。”
“就像纸板一样，”阿扎德攥起手指头，“那车就像纸板一样脆弱。”
“开车兜一圈怎么样，穆罕！”杰格戴德说。
孩子们和莎玛都紧张起来。他们看着毕司沃斯先生。杰格戴德微笑着，拍打着手掌。
毕司沃斯先生明白他们的担心。
“你担心得没错，穆罕，”阿扎德说，“他会把你的车撞得稀巴烂的。”
“倒不是因为这个，”毕司沃斯先生说，“我们要去海滨。”他看看自己手上的塞马手表。随后，他注意到杰格戴德沉下脸来，便又补充道：“只是试试车，你知道。”
“我试开过的车比你多多了，”杰格戴德生气地说，“我开的车比你的大，也比你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