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基尔有一天说：“我认识这里一个叫拉赞的人，他是一个政商要人的私人秘书。他说他一九六二年在加尔各答见过你。”

我不记得有这事，甚至当尼基尔有一天下午把我带到拉赞的办公室时，我还是想不起来。拉赞是个块头小而结实的南方人，有一张黝黑的方脸。他的办公室——或说包含他办公室的那间套房——是我在孟买所看过最宽敞的新式办公室之一。它走国际风格，采用暗淡的冷色调，且有完善的冷气设备。拉赞显然是那间办公室的当权者，他穿着淡褐色短袖中山装——它也可被当成一种印度正式服装，或仅仅是“狩猎”装。

他说：“你在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或战争刚结束时来到加尔各答。你和一些电影界人士在一起。那阵子我非常热衷电影和艺术——那是我这一生中最充满希望的时期。有一天晚上活动过后，电影学会的某个人把我介绍给你。我的任务是送你回到你下榻的药品公司招待所。”

隐约浮现的那个痛苦的战争；加尔各答交糅的烟气和秋雾；电影学会里一间间天花板亮着灯的狭小房间，里面摆满老旧的办公室家具：已经记不得的那个夜晚的一两个时刻开始回到脑海中，但它们只不过是一些难以掌握的画面。至于那晚结束时的情景，我全然没有印象。

“那时我二十二岁，”拉赞说，“我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担任职员之类的职位，月薪三百一十五卢比。有人说我可能成为助理客户主管，结果并非如此。”月薪三百一十五卢比，等于二十四英镑。

“你什么时候离开加尔各答的？”

“那说来话长。”拉赞说。

那个下午稍晚时，我们坐在孟买旧时的国际板球场——布雷波恩球场——俱乐部门外喝茶，看年轻的板球手练球（球场的另一端是一个搭有脚手架的高耸大舞台的背面，舞台是为俄罗斯文化访问团的冰上表演搭建的）。在那里，以及另一天下班后在离他办公室不远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我们聊到深夜，拉赞告诉我他的故事。

“我一九四○年生于加尔各答。我的家庭来自南部一个英治时期叫马德拉斯邦、现今属于泰米尔纳德邦的地方。我祖父曾担任坦朱雷市附近一个法庭的小官员。他为人诚实正直，受人敬重。正直是指如果有不正当的事发生，或有人拜托他做他良心无法苟同的事，他会发怒或以任何他做得出的方式拒绝。

“他有一个英国上司，他要我祖父在一项诉讼中当证人，说谎话。我只知道两个人最后大吵一架，我祖父脱下鞋子打了那英国人。我祖父知道，经过这个事件后，他在坦朱雷的日子不会好过，于是决定带着当时尚在求学的独生子移居北部。这应该是在世纪之初，介于一九○○年到一九○五年之间的事。他决定搬到英国人的大本营加尔各答。他可以在那里谋生，过个像样的日子。

“在加尔各答，他和某个朋友或远亲住在一起，直到他习惯新环境。他安排儿子去学速记。南印度人，尤其是婆罗门，由于有较多机会接触英语，对英语的领会力较强，因此会担任秘书、速记员或者打字员的工作。这些大概是南印度人或泰米尔婆罗门在英治时代最普遍从事的行业——到最近这几年，这情况才有所改变。要不然，以阶级而言，南印度婆罗门会从事教师、祭司或小职员的工作。或者，运气好的话，他们会在政府部门谋得一差半职。在那时候，月薪十卢比的政府差事是最受大家青睐的了——那是绝大部分受过些许教育的泰米尔婆罗门的最高志愿。所以他们有不少人迁移到北部，到孟买、加尔各答、德里等大城市谋生。

“我祖父安顿下来后，就住在与加尔各答隔河相望的豪拉。那是一间典型的加尔各答住宅区房子，一间‘pucca’——真正的房子，而不是‘kaccha’——未完工或随便充数的处所，而且位于体面的中产阶级地区。这些住处可以租用。那地区住着一些同样从南部迁移来的人，住在自己的同类中带给他们某种安全感。那时在加尔各答，大家对南印度人还没有敌意——那年头情况不同。事实上，那时南印度人普遍受到孟加拉人尊重。如今情况大不相同了。从六十年代以来，加尔各答的南印度人开始觉得没有归属感，尽管他们在那里已经住了好几十年。这或许是我从加尔各答搬到孟买的原因之一——但那是多年后的事了。

“我父亲在十七八岁时成为了速记员。那应该是在一九○九年左右，他貌似在一家英国公司做事。他是个很熟练的速记员，他告诉我他的英文速记和打字速度曾经两度拿到政府的五十卢比奖金。他继续住在豪拉我祖父那里，那是一栋住宅的一部分。加尔各答没有套房、公寓或分租公寓之类的东西，只有房屋的各个部分——房东住屋子的一部分，而把其他部分稍做修改后租出去。

“在数年之间，我祖父母相继过世，没有留下多少钱财。不过我父亲那些年的工作薪水一个比一个优渥。有一段时期，在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五年间，他的收入相当不错。他不但有足够的钱把家人照顾得舒舒服服，还有余裕拥有一些象征地位的东西，譬如马匹、四轮马车等。他有几匹由穆斯林马车夫驾驭的阿拉伯马。为什么是穆斯林？因为在当时他们是最容易找到且适合做那些工作的人。在当时，印度教徒不介意穆斯林在他们身边做些可以信赖的工作。

“我自己一点都不记得父亲这段日子的情况。这些全是我大姐主动说给我听的，我并没有要求她讲。过去和我父亲十分熟识的人也对我说过这些。他们有的会说些类似下面的话：‘住在加尔各答的南印度人很少像你父亲过得那么有地位或者说格调。’我还是个孩子，还在上学时，大约十三或者十四五岁，在一些社交聚会上遇见他们时，都会听到这样的话。在那种场合，人们会谈论某某人在世时很成功，或某某人失败了，有人就会谈起父亲过往的风光。听到这些时，我感到既骄傲又哀伤。

“在这段安逸的岁月，父亲喜欢典型的英国式装束——高帽、西装、背心、双色皮鞋、领带，一应俱全。闲暇时还打网球。他在住家附近成立了一个网球俱乐部。身为南印度人，他的生活开支很节省。在那时候，不用说，所有南印度人或泰米尔婆罗门毫无例外都吃素。所以两百卢比是笔相当可观的月薪。一般家庭只要三十或四十卢比就过得去了。

“他像大多数南印度婆罗门一样，是个笃信宗教的人。除了网球，他唯一肯花时间在上面的事情就是他的礼拜和祈祷歌。他唱祈祷歌是相当出名的。他成为了那地区的社群领导人。结果，他在家里收留新移民——从南部来这里讨生活的年轻人。他供他们吃穿，教他们速记和打字。我们家里可以说有一个固定的速记班。他还帮他们在英国公司找工作。

“我父亲一向尊敬英国人。他有办法和英国人融洽相处，对英语本身又很喜爱，大概就是因为这样，他不会一味地把他们看成某种可恨的人。他从不对任何政治感兴趣。

“我父亲结过三次婚。他第一个妻子过世，于是结了第二次婚，这样第二个妻子就可以照顾他的两个大孩子。当他第二个妻子过世，也是留下两三个孩子时，他在亲人的强迫下结了第三次婚。在那时候这样的婚姻并不困难。尽管一贫如洗，泰米尔婆罗门毫无例外都很能生育。他们很乐意把女儿奉送给任何想娶她们的人，只要他们确定对方符合一些基本条件——也就是男方出身于相同的社群，并有能力供养妻小。

“一九三五年第三次结婚时，我父亲四十三岁。他的第三个妻子，就是我母亲，当时十八岁。一九三七年他们生了一个孩子，但只活了五个多月，主要是因为我母亲的健康状况很差。我出生于一九四○年。

“这时候我父亲已经把最大的两个女儿嫁出去了，还剩一个女儿待字闺中。他还有一个第二次婚姻所生的男孩尚在求学。那些年因战争而动荡不安。我父亲那时是仓库管理员。那是一项要职——仓库里大部分的货物是进口货。仓库是日本三井公司所有。我父亲一九三六年——那时他已娶了我母亲——在日本人那里谋得了这份工作。他持续做着这份工作，直到这些在印度的日本企业随着战争爆发而关闭为止。在这之后我父亲换到刚成立的政府单位，军火暨生产总局（DGMP）。

“战争结束时我父亲放弃了这份工作。大约在这个时候，圣雄甘地的独立运动声势壮大了许多，穆斯林也变得躁动不安。一九四六年加尔各答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所引发的暴动。

“在这之前我母亲病得很重。临终时，我母亲要求我的同父异母姐姐——她嫁了一个退役军人——将我抚养成人。所以，当我姐姐和她先生离开加尔各答时，我就跟着他们。那时我六岁。母亲在一个月后过世。

“几乎就在同时，加尔各答发生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冲突的大暴动。在那些暴动中我们先前居住的房屋被烧毁了。我们早已离开豪拉，搬到市区内。当父亲在战争结束后失去他在DGMP的工作时，我们便搬进了一栋大建筑的合租单间。这就是在暴动期间被放火烧毁的建筑——连同我母亲在里面断气、存放着我们几乎所有东西的房间。

“在暴动期间，父亲不得不抛下一切坐进一辆吉普车，并为了保命，将他所有的数千卢比付给载他的人。他们把他和其他跟他一样的人丢在豪拉火车站，任由他们自己搭火车离开那城市前往选定的目的地。

“当时我同姐姐和她丈夫身在远方，姐夫在那里担任邦政府的粮食检查员。他在一九四五年从军队——奥金莱克①的部队——退役。先前他是一名所谓的总督委任军官，离开军队时他的军阶是中尉。这些总督委任军官在战前——当时英国人觉得他们不久将面临战争——就被征召入伍了。还是孩子时，我很钦佩他，常盼望见到他，在我心目中他是某种英雄。他总是穿得很讲究，会给我们许多礼物，例如巧克力和军中供应品。我唯一不喜欢他的地方就是他抽烟。

“我知道父亲在加尔各答的遭遇。我常看报纸上的照片，大家也都在谈论那些可怕的事件。这一连串事情：好几个月看着母亲在一个房间里慢慢死去，我老迈的父亲照料着她，然后是我被托给姐姐照顾，随着她和她丈夫搬到印度另一边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那里的人说的是我听不懂的另一种语言，马拉塔语——这一连串事情使我陷入一阵彻底的沮丧和忧郁。

“现在我认为那是抑郁症。那时我就坐在屋外，在台阶上，只是蹲着，把头靠在手臂上，自己一个人坐在我姐姐屋外的台阶上。我会这样坐上几个钟头，心头一团乱，不知该想什么好。

“有一天早晨，我父亲突然来到了，我想他使我的生活恢复了一点正常。然后他又离开了，答应在事情平静下来后来把我带走，回到他身边。这时是独立前夕。

“我姐夫开始旷工。他会离开我们，一走好几个星期，也不告诉我们他要去哪里。我姐姐写信向父亲求助。但我父亲自己都还没安顿下来。这时他快五十五岁了。我跟着姐姐和她丈夫搬过许多次家——我姐夫一再换工作，而且老毛病不改，一再旷工不知去向。然后我父亲把我和姐姐带到了加尔各答，他在那里终于找到栖身之处。他也在一家进口公司谋得了一份工作。那时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圣雄甘地在那个月逝世。

“我和父亲相聚了一段时间。接着外婆把我带回她在南部的村庄，让我进入那儿的一所学校就读。但是这种村庄生活并不适合我，于是我在一九五○年回到加尔各答，重回父亲的身边。他开始在家里教我读书。我直到一九五二年十一岁时才真正进学校念书。我父亲无法跟我去，我就自己去学校，经过测验后获准入学念八年级。

“我父亲主要教我英语。他不太重视其他科目。由于他对英语的喜爱，也由于这时他已年迈，他会要求我朗读《政治家》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虽然我常常不懂我在读什么。他会要我在难懂的字词下面画线，让我自己写下它们的意思，作为下午的家庭作业。

“我父亲的收入减少了，所以我们那时住在房租较便宜的地区。那地区有几个留下来的英国人，住在我们附近的大屋子里，还有为数不少的穆斯林，以及同样多的英印混血儿和基督徒。我们全家——父亲、同父异母哥哥、同父异母姐姐、她的两个孩子还有我，总共六人，住在一间非常大的房间里，大约是二十英尺长，十六到十八英尺宽。我们必须和别户人家共享自来水和厕所。

“那地区的南印度人很少。我们一家人不太适应。所以我父亲决定搬到一个我们比较容易和别人打成一片，离我学校也比较近的地方。那时我已在一所南印度人的学校就读。

“我在那里读了三年。我每年在考试的时候都会出状况，就是生各种小病，所以我能一路升学，事实上只因为我的整体表现还不错。

“我们后来搬进了一套三室公寓，那时我哥哥已经开始赚钱。

“一九五五年三月我毕业了。两个月后我父亲过世了，死于一场车祸，就在离家非常近的街上。我父亲习惯早起。那天他到市场为晨间礼拜买鲜花；当他返家时，一辆逆向行驶、坐着三个人的摩托车向他冲了过来，他倒下不省人事。我们到现场时，他躺在血泊中，买的蔬果鲜花散了一地。

“我们叫出租车送他到医院，那辆摩托车上的一名男子也和我们一道，其他两个逃跑了。这个男子没有受伤，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他看到只有我和我哥哥抱着我父亲，便在一个街角打开出租车门逃走了。父亲在医院待了三天，很痛苦的三天。他再也没有醒过，就这样走了。

“接下来我们全家必须靠我哥哥的一百五十卢比——相当于十四英镑——月薪度日。他在一家工厂当英国经理的秘书，工厂位于郊区。于是我们得离开那套三室公寓，搬到我哥哥工厂附近一个较小的房子里。

“我压根儿不敢有上大学的念头。我不想成为哥哥的负担。而且，不管如何，我想靠自己的力量。所以我决定学最容易想到的东西，比如打字。离我们新住处不远有家打字学校，学费一个月四卢比。刚开始是我哥哥付的学费，但接着我就可以赚一些钱自己付了。我在打字学校做一些零工。那时我积极地找工作，但时机不好。我常常走十或十二英里路去找一位朋友，想通过他的帮忙谋份差事。那时我大约是十六岁。”

拉赞虽然长得结实，个子却很矮。我很想知道，在他所谈到的那个时期，他的身体状况如何。

我问他：“那时候你觉得身体是强壮还是虚弱？”

“我总是觉得体力不足，但是靠自己力量的决心让我撑了下去。我告诉你我曾经做了什么。有一天，我居然找我哥哥工厂的一名英国人商量。他说：‘你太年轻，你应该上学的。’另一个我找的人说：‘你嘴上都还没长毛呢。’

“我患了好多回沮丧与忧郁症。那差不多就像我过去坐在我姐姐家台阶上时的感觉。我甚至常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有郊区火车，胡格利河也总在我心头打转。但是，一位好友的忠告改变了我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