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青春期。我从童年直接进入了成年。而且我感觉自己营养不良。我父亲过世后我们的食物就变差了，因为我哥哥微薄的收入得喂饱那么多张嘴。这时期使我不顺心的生活更加不快乐的，是我和同父异母哥哥的关系——他可是我们所有人的衣食靠山。我们从来都处不好。他差不多大我九岁，老是把我揍得很惨。有一回就是这种情况，他狠狠打了我一顿，我便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来年，一九五七年，情况好转。我和一位朋友不期而遇，他说他可以在一家玛瓦尔②人的公司为我找份工作。玛瓦尔人正在接收英国人在加尔各答的事业，在那时是当地的主要商人——直到现在都是。他们接收了黄麻工厂、茶园、煤矿等。

“我在一家家族公司谋到了一份打字员的工作。薪水是每月九十卢比，相当于七英镑，我就快要可以为自己买第二条长裤和一件上衣了。到公司的路途遥远，回来也是长路漫漫。那个月，我花在自己身上的钱不到十卢比，我把剩下的收入交给哥哥，作为我对家庭开销的分担。我往来乘坐二等车厢；我不看电影；我的午餐不超过两安钠，即八分之一卢比，相当于一便士。

“我进公司一个月后，一位主管把我叫过去：我打一份报告时把复写纸放错了面。我被开除了。幸好，在七天内我碰到另一个朋友——我们搭同一辆电车——他带我去见另一个雇主。这位也是个玛瓦尔人。他在他家里面试了我。他的公司是一家报社——印度当今最大的。

“我就在他们新设的广告部门上班，打广告业务报表，领一百二十五卢比的月薪。所以我的境况稍微好了一点。我拿出整整一百卢比给家里，自己只花二十五卢比，包括我刚就读的夜校的学费，我修的是中等商业课程。

“现在我们有能力搬回南加尔各答的旧家了。我们住在一套由两个家庭分租的公寓里。我和我哥哥的关系一如既往。但是，有一天我回敬了他给我的一巴掌，之后他就不再打我了。

“我和报社那伙人共事了一年。接着我离开，进入立顿公司工作，图它一天十卢比的薪水。那里的经理把我推荐给他自己所委托的广告公司，于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的六年间，我在那家广告公司做事。那就是我遇见你的时候。对我而言，那是一段好时光。我是英国文化协会的会员。对英语的喜爱使我乐于接近精通英语的人——记者、电影制作人、广告文案，以及一般的广告人。

“我喜欢广告行业，因为它与众不同。它使我思考，不会枯燥乏味。我做过的其他工作都单调无趣。而且我特别喜欢从事这行业的人——美工、客户主管、印刷商和文案。我刚进入广告公司时的月薪是两百七十卢比。一位资深主管喜欢我的英语，我就在他手下工作。他喜欢我积极工作的表现。他提拔我，让我协助他进行各种广告案。不久有人想推荐我担任助理客户主管。我和公司其他人也合得来，因为我是那伙人当中最年轻的，而且会用他们的语言——孟加拉语——和他们流利交谈。孟加拉人很看重这点。我的月薪每年会提高十五卢比。一九六四年我的月薪是三百三十卢比。他们承诺要擢升我为助理客户主管。最后，这承诺没有兑现时，我一气之下便辞职了。

“接着我成为一个广告片与短片制作人的助理，他对我有好感。我学会了电影摄制的基本技术。他给我三百五十卢比的月薪。我自己甚至还拍了几个片段。但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一九六五年在克什米尔发生的冲突使那种电影制作公司无法生存下去，我也就必须另找一份工作。这期间，我遇到了加尔各答文艺界的重要人物，为此我非常高兴。我一向觉得自己有一股创作冲动，但还找不到表达的方式，因为我没有稳定的生活和适当的基础。

“有人说我应该去英国。就这样，我在印度航空公司谋了份差事，为的是去英国的免费机票。工作满一年时我去了英国。但是，由于家里我姐姐和她丈夫的问题一再爆发，我必须回来。在印航工作第二年期满时，我去了趟美国。

“印航的月薪是三百五十卢比，那太低了——卢比在一九六七年贬值了。我甚至得在晚上兼一份差。最后我应征了一家制造公司的启事。多亏我的资历，我得到一份管理人员的工作，薪水是印航的三倍。老板很快把我擢升为采购部门的主管。

“就这样，在这些年之后，我终于换到另一边。但是我没有办法完全认同管理方，因为我非常清楚其他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接着孟加拉的政治动荡纷起。工人很难安抚。左翼分子多多少少掌控了工会和整个邦。城里的实质环境也开始恶化。越来越多公司受到玛瓦尔资本家的控制。然后是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机。我负责公司的汽油采购，真是面临了艰难的时刻。还有，作为管理阶层的一员，我必须容忍电力不足、交通不便及工人好斗等问题。你不妨说我找对了工作，但时机不对。那时早上出门上班都很不情愿。

“我在一九七三年底辞职了——因为工作本身的问题，以及加尔各答的生活环境。这些事情迫使我离开加尔各答。我想到的可以前往的地方只有孟买，因为先前在印航工作时偶尔会去那里，对那里的大都会气息和工作机会颇为向往。

“所以，在没有现成工作而且存款很少的情况下，我搬到了孟买。在孟买我和一个年纪与我相仿的亲戚住在一起，他在离孟买颇远的郊区经营一家照相馆。他没有房间，我就住在照相馆里，和那栋建筑的其他住户共用厕所，在屋外洗澡。为了照相上的需要，我们都会储水，我就用那水洗澡。

“我为自己特别做了个夹层，就睡在那里。那差不多是一般棺材的两三倍大。它就在屋顶下面、店铺前方的假天花板上面。我利用窗户铁条作为台阶爬上去，再滑进那小缝里。睡那里很舒服。风会从卷帘窗旁的间隙吹进来，我常觉得这个小夹层是我阅读及偶尔书写——写信，不是写文章——最方便的地方。

“我开始在照相馆工作时，赚的钱很少。我会把大部分收入寄给在加尔各答的家人，因为我姐姐的四个小孩正在长身体，而同父异母的哥哥这时也有自己的家庭得照顾。

“开始时，我以为我能和我的亲戚一起把照相馆生意做起来，因为我是业余摄影家，对摄影技巧略知一二。但过了一阵子后，我的积蓄用光了，结果我那位亲戚并不怎么帮忙。我需要钱时他不肯给，向他索要我花在照相馆的钱时他也不还。

“所以，我们关系很紧张，不过，因为在孟买不管要找哪种住处都是个大问题，一筹莫展的我还是继续住在那里，在我那个舒适的小洞里睡觉、阅读。眼看情况越来越糟，我决定放弃照相馆生意和依赖亲戚的所有念头。

“我的第一步是在《印度时报》的分类广告版上刊登一则广告。那应该花了我十四或十五卢比——那份报纸给求职者优惠价。我接到了四十个回复。

“我的广告大致是这样写的：‘南印度人秘书，具十年以上经验，英语能力无可挑剔，寻找广告、公关、旅游等行业的有趣职位。’我筛选接到的回复，决定不理会位于中央铁路沿线郊区的公司，特别是工厂。那里的交通状况非常不便，从我和亲戚位于西部铁路线一个半钟头远的住处到那里，必须在中途换火车。

“我决定只去赴四个面试。这四个的地点都在教堂门的维多利亚终点站附近，而且都是办公室而不是什么工厂。第一天没有什么结果。我没有接受那些工作是因为不同的原因：薪水、办公室气氛、面试官本人。事实上，我还训斥了一名面试官，因为他问我这个很荒谬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么多年后你要离开加尔各答？那里有那么多漂亮的女人——光是为了那里像奶糖般的女人你就应该留下来。’我觉得那太侮辱妇女了。他大概发现了我的资历超过他所需要的。那是一家贸易公司，而他是那种没有教养的暴发户。

“我所安排的面试要花两天时间，一天两个。第一天结束时我有点沮丧。我不想回加尔各答。不过，我也不想因为没有什么钱而继续和亲戚住在一起，使自己的生活更加悲惨。所以我下定决心，若是第二天没有找到工作，我就一定得回加尔各答——我姐姐不断从那里写信到我的住处。

“第二天我从照相馆一路来到教堂门。在教堂门车站一下车，我就进了对面的沙特卡餐馆。告示板上写着：‘茶点餐饮间’。我点了一份黑绿豆米饼和一杯咖啡——黑绿豆米饼大约六十派沙，咖啡四十派沙——因为我想我已山穷水尽，所付得起的就是这么多了。

“快喝完咖啡时，我浏览筛选过的公司来函，看看我还应该见哪些人。这时我发现来自一个只自称是‘市议员’的男子的回音。他的地址在‘A’路上。我问侍者‘A’路在哪里，他说：‘你就坐在这条路上。’我发现那个市议员所给的地址只有一箭之遥。

“我朝那地址走去，发现它是位于住宅内的一间办公室。等了一会儿后，进来一位绅士，这就是我对我未来老板所投的第一眼，在那之后的十四年里我一直为他工作。他是个高个儿——不，普通高，五尺七寸或八寸吧。很白，身材不壮硕，看起来精心修饰过，穿着考究。

“他把我带到他办公室里。经过非常简短的交谈，大概十五分钟，他直截了当地请我替他工作。虽然我对这个人的利落与果决已有好感，我并没有马上接受他给我的工作机会，因为我得考虑一下他所提出的九百卢比月薪。不过他想雇用我的热切表露无遗。看起来就好像他已猜中我的处境，判断出我应该赚多少钱，所以给了我工作机会。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他是否对我的状况、我的背景、我在办公室以外的生活相当了解。

“他要我一拿定主意就打电话给他，他希望他不用久等，因为他已经认定我就是他所要的那种人。我回到那家餐厅——侍者已换了人——仔细考虑过自己的处境后，差不多就下了结论：手上有工作总比什么都没有好。隔天我打电话给他，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就开始为他工作了。

“当我找到这份工作时，我那位开照相馆的亲戚试图改善我们的关系，但是我已不想维系下去了。在那之后，我在照相馆的小洞里待了三个月。接着我不断搬来搬去，以付费房客的身份住在许多不同的家庭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形形色色的问题。我有一皮箱的衣服，还有另一个皮箱装书和各种玩意儿。两只皮箱的财产——那就是我所有的东西了。

“因为替这位雇主做事，我认识了重要的人物。我很高兴有那样的机会。他是个市民领袖，我也看出他是个有抱负的人。我以为我会有机会随着他高升。确实，他在各方面都高升了。比起我刚开始为他工作时，他现在更有名，更有权，也更有钱了。

“办公室里和我有往来的人会说我跟着他鸡犬升天了，但我觉得事情并未像我所期望的那样。在这里工作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带着两只皮箱，继续过着付费房客的流浪生活，直到我遇见一户非常好心的人家——在像孟买这样的地方，这是非常难想象的——他们慷慨地把整个房间让给我一个人住，虽说那是一栋老建筑里的房间。那是一九八○年，我四十岁。在那个年纪，我生平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房间。在孟买这样的地方这是个梦——在这城市里，人们必须睡在人行道上和排水管里——而这可能是我碰到的最好的事了。

“直到三年前，我一直住在别人施舍给我的地方，一栋老屋子里的一个房间，有一个四十人共用的厕所。那时我无法奢想婚姻，虽然就孟买的标准而言，我的薪水非常好，却不够买任何一种住所。但是在那之后，我突破万难，终于幸运地拥有了一套自己的公寓。

“接着有一位朋友认为我应该安顿下来了。这个朋友知道我有始有终地对我姐姐的家庭负了责任。他为我在报上的征婚版登了启事。先前，分类广告为我带来了好运，现在它又闯进我的生活，使我日后的生活改观。

“在回复朋友为我刊登的启事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我未来的岳父。在启事中，我列出了我的出身背景和年龄。我没有隐瞒任何事。我说我想要一个期望过简单生活的女士。我收到了大约九十封回信，或许有一百封。它们来自印度各地。我想我会得到这么多回复，是因为我在启事里声明：‘种姓、社群、寡妇、离婚等均不构成障碍。’不过，我倒想要一个已置身于孟买的女士，因为这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孟买的生活是这么不易——例如不懂印地语的人便有语言上的问题——而且交通很麻烦，整体而言，这里的生活方式很辛苦。要适应孟买可不是简单的事。

“和我未来的岳父交谈半个钟头，他便知道了我大致上的性格。会面的地方是丽思酒店的咖啡厅。他到我办公室来，但是我必须让他——这个七十岁的老人——在那里等一两个钟头，因为他来的时候我无暇分身。他是个喀拉拉邦人，却是个婆罗门。中等身材，秃头，说话声音小，脸上表情和举止明确透露出他的耐心。他已退休，先前是电机工程师，负责公共部门——印度工业化的一部分——采购事宜。他到过全国各地，他的孩子都有开阔的胸襟。

“这次会面过后大约一个星期，我忙了一天，下班后到他们家去，时间大约是晚上十点半。她已经睡下了，她父亲把她叫醒。我和她聊天。她在一家国有化的银行工作了十年，喜欢瑜伽，不太爱说话。她相貌平平，不胖，但她的身高使她看起来不苗条。她差不多四英尺十英寸，戴眼镜。

“大体通过她父母亲做了一些沟通之后，我觉得必须再和她见一次面，让她在父母不在场的谈话中说说自己的心思。三天后，我在她表亲家再次和她见面。这位表亲很赞同我的态度，并且为了私密性等等而做了种种得体的安排。我们一面喝咖啡，一面聊了半个多钟头——她刚从银行下班。她不太懂得穿着。我当时的印象是她不怎么在意她的打扮。

“三天后，我打电话到她办公室，这次我们在餐厅见面。我们大体上同意结婚。大约四十天后我们就结了婚。我想要一个公证婚礼——没有嫁妆、没有礼金的赠送与收受；没有亲朋好友拥在四周；没有派对、餐宴与贺礼。但是他们不想要公证婚礼。所以我请我表亲来主持仪式。我自己完全没有宗教信仰，我从来没有特别努力想了解印度教神学或教义。

“我很高兴生活终于有了目标；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我结束了原来不安定的生活。那年我四十五岁，我太太当时三十九岁。我们两人等这恩宠都等了很久。除此之外，神还为我们添福：在这么晚的阶段，我们有了一个孩子。

“我仍然觉得，如果得到多一点了解和同情，我应该可以爬得更高。或者，在另一个国家也许可以。这些时候以来，让我挥之不去的感觉是，我注定只能爬到这里，无法再高升了。即使现在这个工作，我也一直觉得自己就像是船的阶梯。海水上升，船就上升，阶梯也跟着上升。但是阶梯无法自行上升。我这辈子无法独立于我的雇主而往上升。

“不过，我确实有一种满足感。虽然先前很富裕，我父亲过世时我们却几乎一文不名。早年我姐姐抚养我长大，当我姐夫遗弃她时，轮到我照顾她并抚养她的小孩。我有能力那样做。现在他们都很有作为。我把他们看作我成就的象征。

“然而，我同时也认为我会是某种创作者——就像我一九六二年首次见到您时在加尔各答所认识的那些朋友。但是那种生活和友伴总是与我擦身而过。我出道时是秘书，现在仍然是秘书，最后大概还会是秘书。我无法上升到我父亲与祖父在这个世纪初所能达到的地位。唯一的安慰是，即使是秘书，我也不像大多数其他秘书那么贫困。或许，我也不再认为自己只是秘书而已。”

<u>①</u>布劳德·约翰·奥金莱克（Sir Claude John Eyre Auchinleck，1884－1981），英国陆军元帅，1904年被派往英属印度服役。

<u>②</u>原为印度西北部的一个邦，现已并入拉贾斯坦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