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抵达位于圣克鲁兹的孟买国内航班机场，我就觉得自己像是难民。入口处有一群人，来自附近、心怀不轨的年轻男子抢着替旅客搬行李，从出租车到门口只有那么几英尺远，却大敲竹杠。
警察在门口挡住年轻男子，但他们似乎对外面的人——甚至当这些人几乎走到了门口时——没有什么保护作用。年轻男子看准了这一点，每当有人抵达，就三五成群跑向前去，开始对着皮箱袋子喊叫，想制造令人错乱的慌张气氛。这些来自附近一带的年轻罪犯身材瘦小，穿着某种人造布料裁制的牛奶巧克力色的紧身裤，你看得出他们臀部和大腿的羸弱。他们脸部小而无肉，颈子看来仿佛随时有断裂之虞。虽然体格那么弱不禁风，他们可一点都不因此少了凶悍之气：他们令人想起，克鲁克香克①为狄更斯作品所画的一些插图中那些瘦巴巴、楚楚可怜但内心邪恶的人物。
机场外是人群和噪音、威胁和强求，还有在午后三四点的烈日下来来往往的出租车。里面也是人群，也有噪音，不过那是另一种噪音：听起来比较稳定，是什么地方也去不了的人发出的声音。印度只有一家飞国内航线的航空公司，那是家国营公司，运营状况一塌糊涂。有好几位发言人说，这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一定会误点，因为其中许多由德里起飞，而德里在早晨常常有雾。此外，还有别的问题。这家航空公司从来就没有足够的飞机，而在过去数周，有几架飞机又由于各种原因停飞了。航运业务目前一片混乱。但搭乘飞机仍是科学家、政府官员、企业主管等重要人士必要的地位象征和特权，这个国家最杰出的男女随时都有一部分被耽搁在各地的机场里为时数周之久，仿佛全被施了魔法。报纸经常说，在哪个城市举行的重大会议因为飞机误点以致与会人数大减。但是，机票的需求——特别是在这度假旺季——却比以往都大。我托了一位有影响力的朋友才买到这班飞果阿的班机的票。
机场大厅里，出入港信息屏上显示着越来越多的延迟或取消的班机，仿佛发生了什么全国性的紧急状况或灾难。这许多灰白屏幕的电子信息不断无声地跳动，在人群的头顶上宣告坏消息；这一堆人虽然哪儿也去不了，却不是静止不动的，而一直在极为缓慢地移动。我自己飞果阿的班机已经晚点了五小时，这会儿，每当屏幕上出现这班次的号码（就像彩票开奖那样），它就显示起飞时间又要再延迟四小时。有些人就在大厅里等候了一整天。
偶尔会有飞机起飞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叫人很不是滋味：这些飞机原本是人们等着搭乘的，后来却换了航班号。它们从这里起飞后要绕道经停许多地方，不知多久才会回到圣克鲁兹。
我那果阿航班的飞机将从一个料想不到的城市飞过来。一个来自德里、体格结实的男人这样告诉我，他每年因为业务要到果阿五次，因此知道航空公司的安排。这是我所能得到的唯一消息，因为到了晚上某个时刻后似乎就找不到半个航空公司人员了，甚至在名称古怪的“引导处”服务的年轻小姐也不见踪影。那位德里来的人要我注意从那个意想不到的城市飞来的航班的抵达时刻，然后加上一个钟头的停航时间，就是去果阿的航班的起飞时间。
德里来的人说，我可不能放弃希望。他确定那航班并未取消。他有一位表亲从事餐饮承办业务——或者他是说，他有一位姻亲供应航空公司的一部分餐饮——他知道这位表亲或姻亲确实接到订单，要为当天去的果阿的航班准备全机所需的餐盒。他说，这表示航班甚至可能在午夜之前就起飞。他的话中透露了在印度门路是怎么打通的：要是你认识某某人，那人又认识跟某个重要机构有关系的某某人——甚至只是无关紧要的关系，事情就有准头了。
在这一大段时间里——午后三点左右的强光变成向晚的灰暗；黄昏降临，接着是全然的黑夜；到了现在，大厅已亮起日光灯，暗淡的灯光单调均匀——有位美国老妇一直站在她的行李推车旁边。她神情并不放松；她没有倚在推车上；那老迈的身躯显得僵硬，似乎害怕东西被偷，一副随时防范着的样子。她这时的眼睛毫无表情，仿佛进入了那种著名宗教上师所揭示的内心平静状态，不过，她会达到这境地倒不是通过密宗苦修或冥想（她甚至有可能是为了学习这些才来到此地的），而只是在一座印度机场的大厅里等了又等的缘故。她从早上就开始等，还得再等好几个钟头。现在这位美国女士的心思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甚至当旁边那位漂亮、丰满的印度穆斯林妇女（她自己从前晚就开始等）起身让座时，也过了半晌才发觉有人在对她说话。当她意识到这等于要她离开手推车，她那老妇的面孔一时间惊恐毕现。她一言未发，以防卫的姿势更加僵硬地站在行李旁。
她站在离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不远的地方。那角落的冷气很大，一开始我并不觉得冷，后来才庆幸带了一件有点厚的外套。我穿上外套，但几个钟头后甚至也开始冷得有些僵硬。虽然我不情愿，却不得不起身离座，加入大厅里极为缓慢地移动的难民群。我发现一家书店，买了两本印度出版的平装书，一本是漫画家拉克斯曼的漫画集，另一本叫作《库西万特·辛格笑话集》。不出五分钟我就发现（我应该想得到这点），必须身处现实、心满意足的情况中才读得进笑话，如果你手上什么事都没有，只能一直等下去，那么这些只需几秒钟注意力的短笑话反而令人感到劳神，使情况更加恶化。还不如乖乖忍受。
机场大厦楼上有一家餐厅。体验过旅客报到柜台附近的冰冷之后，这里叫人觉得温暖得恰到好处。过了大约半个钟头，吃了一碟我不需要的腰果，喝了一壶我不需要的茶，我才发觉餐厅里那股发霉腐烂的气味不仅是因为温度高，更是因为这房间密闭，空气不流通。我这才明白，餐厅的冷气机坏了。
楼下寒冷，楼上则闷热，灰尘弥漫，令人窒息。外面没有经过空调处理的夜晚空气倒更新鲜，但若想呼吸到那空气，你得打破封死的玻璃。
就像有些人所说，如果你在小室里沉思冥想，把眼光集中在一道火焰上，那么你就可以达到心无一念的境界，同样的——就像如今，我身处这些搁浅的旅客中：他们在日光灯的淡白光线下一簇簇缓慢移动，越来越像寓言中的人物，将他们封闭起来的玻璃映出他们幽暗的身影，大多数人已失去谈话的兴致——同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想着我那班飞机的编号，每隔一刻钟我就发觉自己更加出神。我已经远离那天早些时候的我，变得越来越像我（意识比较清楚时）所看到的那位僵立在行李推车旁的美国女士：跟她一样，印度的建筑和航空客运也让我领会了印度教所说的万物皆空。
没有脱身的办法。随着时间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过去，重回孟买旅馆（还有空房吗？）或是搭十二或十四小时出租车前往果阿（那边的旅馆房间必须及时入住，否则预订就被永远取消了），这两条路越来越不可行。我只好在冷热之间游移，缩回自己的世界，对于何时可以登机起飞也就姑且听信传言了。
德里来的那人倒说对了。确实有班机飞果阿；当——时间已经不重要了——我们推挤着登上机舱后，也果真有德里那人所说的餐盒：他的朋友或亲戚为这家航空公司这次果阿航班所供应的装在灰色纸盒内的餐点（包括白面包三明治、一块不知什么做成的糕饼、一个北方出产的苹果）。飞机看起来出勤得很频繁，机上的航空公司杂志被翻得很旧。头顶上的一片装饰条板松脱了，每次空姐把它敲回去，它总会再弹出来。无论如何，经过这段极短的航程后总算到了果阿。有趣的是，最后终于下飞机走进清新的夜晚空气中时，我看到用印地语天城文字母写出的此地名称：果阿。
这时已经过了午夜一段时间。我们挤进一辆游览车，车上座位紧紧挨着，窗玻璃染过色：这一如圣克鲁兹那幅束缚情景的延续。过了一阵，我们来到曼多维河畔，在这里，旅程着实中断了。曼多维河上并没有桥。直到不久前这里还有一座桥，而且还算是新桥。那座桥存在了十年左右，有一天突然就垮了。现在过河必须搭渡船——这些简单的玩意儿虽然是在桥垮了后才造的，如今看起来却像这个世纪般老旧。有人把行李从车顶抬到印度土地上，再搬进渡船里，到了对岸，他们又把行李从渡船里搬出来，抬到另一辆巴士的车顶：在此科技退到一旁（偷偷地，在印度的夜晚里），只看得到那个许多只无力的手在做着简单琐碎工作的印度。
两三天后，我在白天看到了那座垮掉的桥，眼前只有粗大的桥墩立在那边，不见中间的桥面，这时我仿佛看到了那一天一夜漫长经历的缩影，看到了现实的破碎。
有一天在孟买，尼基尔向我谈到他虔诚的宗教信仰时曾告诉我，他有两个经常（特别是面临危机时）祈祷的对象：一个是赛峇峇——不是留着黑人爆炸头的那个当代人物，而是本世纪初的那位宗教导师②，另一个是圣婴耶稣像。
尼基尔出身于印度教家庭，他会向耶稣——我最先以为这是他所指的——祈祷可就有点不寻常了。不过，尼基尔特指某一个圣像，他也告诉了我他向这圣像祈祷的缘由。有一回，他在工作上碰到麻烦的法律问题，正在焦虑不安的当口，他接到一张关于圣婴耶稣像的传单。传单建议说，特别需要解厄的时候，可以每九个小时向圣婴耶稣祈祷一次。尼基尔就照做了。这表示他每两三天就有一次必须在不方便的时间起床，但也表示他过着以祈祷为中心的日子。有好几个礼拜之久，尼基尔持续向这圣婴耶稣像祈祷，让他担心的法律危机最后终于解除了。尼基尔至今一直心存感激。这想法不理性，他说。这点他知道，但他还是没法不那么想。
尼基尔一定告诉过我这圣像的所在地，只是我没记在心上。有天早上在果阿旅馆大门口，我看到一辆被照料得很好的崭新的小客车，其挡风玻璃上方漆了“圣婴耶稣”几个字。我向司机询问，他指给我看仪表板上的一尊淡黄色塑料像——有点类似玉米麦片盒里附赠的玩具。司机是信基督教的果阿人。他告诉我，真正的圣像放在果阿旧城的一座教堂里。
那是一尊著名的圣像，其灵验性已得到证实。小客车仪表板上的塑料像只不过是真品的替代品罢了。司机提到的教堂事实上就是葬着圣方济·沙勿略③的那座果阿旧城里著名的大教堂。
这座大教堂以及果阿旧城的其他葡萄牙建筑位于稍微远离海岸的曼多维河畔，它们在四周景观衬托下显得颇为壮观。离欧洲那么远（甚至到了十八世纪，海航也需六个月），阳光那么明亮，白沙滩更应该搭配的是新世界的无人荒岛（只是在“人口灭绝”后才变成荒岛：它们被发现时一定有人居住生息），而不是经历过古老印度混乱历史的拥挤村镇。在果阿旧城这里就可以看到印度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譬如总督拱门：这原是一个王位还未坐稳的穆斯林统治者所建，葡萄牙人将他推翻后，把拱门改建成现在的模样。据说，每一位果阿新总督到任时都要按规矩从拱门下走过。
另一栋古老建筑目前是博物馆，里面有一间陈列室悬挂着历任果阿总督的画像。这些画像是分批绘制的，其中一幅是达伽马。他是传奇英雄，但他的画像——跟其他总督的画像一样——却画得很笨拙，有点像差劲的招牌画。殖民者的艺术造诣比不上他们的冒险精神。葡萄牙的富强盛况为时不久，只要回想当年情形，他们会有这项短处也就不足为奇。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何离开果阿旧城就少有葡萄牙的遗迹，因此，果阿旧城那些肮脏潮湿的洛可可式教堂更加令人觉得不真实。
不过，葡萄牙帝国那么早就延伸到印度，这是至今仍叫人惊愕的事。我每天在旅馆坐下来用餐时——身处离果阿旧城甚远的曼多维河畔，只能见到几座红石建造的大型军事碉堡的废墟——看到纸餐垫上一幅在古老欧洲印刷的果阿景物复制版画时，就会想到那年份。雕版印刷的文字说明提到凶悍残暴的葡萄牙总督阿尔伯克基抵达印度的年份：一五○九年。次年，他征服了果阿。这仅在哥伦布发现新世界诸岛之后的十八年，而且是在那发现获得任何实际利益之前。它也比柯提斯开始率兵进攻墨西哥早了九年。就印度本身而言，那时候莫卧儿大帝阿克巴④尚未出生。
果阿的葡萄牙人痛恨偶像崇拜，痛恨所有非真正信仰的事物；他们在这里施行宗教裁判，以火刑烧死异端；他们把印度教寺庙夷为平地：就像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所做的一样，这些葡萄牙人把果阿变成一块新世界式的空白之地。他们在印度创造了跟印度不搭调的东西，一切都变得单纯，印度的过往也就被彻底摒弃。过了四百五十年后，他们在这空白和单纯中遗留下来的只有他们的宗教，他们的语言（但没有文学作品），他们的名字，一群近似拉丁民族的殖民者，以及从他们的大教堂源起的对圣婴耶稣像的膜拜。
几乎所有其他来自葡萄牙的东西都已被殖民地的空白所吞没。果阿旧城的主要广场上曾经有一座诗人卡蒙斯的雕像——卡蒙斯写了《露西塔尼亚人之歌》（The Lusiads,1572），那是一部关于葡萄牙及真正信仰在海外之扩展的史诗。独立印度收回果阿后，那座雕像被拆下来（放到博物馆里），然后，圣雄甘地的雕像取而代之，矗立在那座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开辟的广场上。
卡蒙斯到过果阿、东非、马来西亚和中国，他就像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是随着帝国军队四处征伐的老冒险家。他是第一个在作品中写到印度和印度人的近代欧洲大诗人，他的写作材料取自他十六世纪期间的十五年游历中得来不易的见闻。他的诗鲜活呈现了印度西南部的情景，这不仅见诸关于大公、种姓、宗教、寺庙的描述（在卡蒙斯发表那首诗之前七年被穆斯林摧毁的维查耶纳伽尔王国就在诗中若隐若现），也见诸十几个小细节：譬如，达伽马刚抵达时接见他的那位印度统治者，会随着卡蒙斯的十六世纪葡萄牙诗歌韵律嚼槟榔。
大家可能会设想，果阿应该会像它以圣方济·沙勿略为傲一样，也以卡蒙斯为傲。但他的雕像已被拆掉。而虽然旅馆的餐垫一再宣扬葡属果阿的悠久历史，同一家旅馆的书店里却找不到半本他的诗集，甚至没有一个店员听过他的名字。印度有它自己看中的东西和价值。搭游览车前来果阿旧城广场的观光客中，为了看建筑物（以及圣雄甘地的雕像）而来的反而比为了一睹大教堂中的圣婴耶稣像的少。他们会购买许多小蜡烛，在一道回廊里点燃。
果阿旧城确实很古老。从开始到现在，它走过的年头几乎相当于罗马人从最终征服迦太基到罗马帝国衰亡的年头。在这里，葡萄牙（虽然还存在于二十世纪的欧洲）只在博物馆里才见得到。新崛起的印度中产阶级成为来访的观光客。这可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历史演变。葡萄牙人于一四九八年抵达，在一五○九年至一五一○年之间取得胜利。仅仅五十几年后，南部的印度教维查耶纳伽尔大帝国便被一群穆斯林统治者征服，全盘蹂躏。几乎在同时，北方莫卧儿的国力也开始进入鼎盛期。就那时候的情况来看，印度教的印度既缺乏欧洲的新知识和新机械，统治者也没有国家或民族观念，甚至不具备得以使人民免于遭受外人统治的政治理念——就此看来，印度教的印度似乎会濒临灭亡，成为基督教欧洲和穆斯林世界瓜分的对象，它的所有宗教象征及深奥神学将变得像墨西哥的阿兹特克⑤神祇或吴哥窟印度教象征体系般毫无意义。
但这并未发生。虽然印度教的印度经过了历史的种种曲折演变，遭受了帝国在此部分世界的种种觊觎冒犯（葡萄牙人那次踏上印度土地就为此揭开了序幕），最后也经历了英国在印度那段无法预料的统治，它却再度茁壮了起来，变得比任何先前的印度更完整、更统一。
在果阿，历史很单纯。在长期的殖民地空无状态下，葡萄牙人来到之前的历史已经变得不重要，只不过是书本中的记载，至于葡萄牙的四百五十年统治则仿佛只是一个任何人都说得出口的抽象概念。当你离开果阿，沿着蜿蜒狭窄的山路往南或往西进入卡纳塔克邦，你又再度回到了印度及其复杂的历史中。
正如葡萄牙统治使果阿的历史变得极为单纯，英国统治也让后来的印度历史有了个方向，使它变得较易理解。从某个阶段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英国统治将成为事实，从往后的事件也可以发现，英国统治正走向终点。读到英国人抵达前发生在印度的事件，就像是读到有关某项未完成工作的许多片段描述。你所看到的是不断变化的状况，看到完成了一半又荒废了一半的事情，这种事更属于年鉴记载的项目，而不是叙事历史的范畴——在涉及丰功伟业或大破大灭的事件时，叙事历史最有发挥的余地。
在穿越卡纳塔克邦的那条路上可以遇到历史上的重要名称，比贾布尔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一个穆斯林王国的名称，建立时间几乎与葡萄牙人抵达果阿同时（事实上，果阿是从比贾布尔王国掠夺过来的）。这名称让我联想到的并不是果阿或果阿旧城，而是十七世纪一个受到波斯影响的卓越的微型绘画流派：这名称立刻使我心中涌现出绘画里的容貌和姿态，独特的颜色和服装。在这地区的历史中，比贾布尔又处于什么地位？它的存亡年代为何？疆界何在？它的统治者及敌人是谁？这一切很难记住：我必须在书中翻找，而纵使那样做了（虽然我会得知它延续了两百年），我还是只能得到关于年代和统治者的基本数据。毕竟，它的成就并不是那么显赫，不像它的艺术（以及建筑——我从阅读得知，它有某种圆顶建筑）那样，它的历史中并无引人注目的事件。因此，比贾布尔这个名称，以及南下路上所遇到的其他历史名称，都只像是老人心中偶现的记忆。
过去的王国太多，统治者太多，疆界变更太频繁。卡纳塔克邦本身是英治结束、印度独立之后的新产物，它是依语言划分而成立的邦，响应了民族主义运动所孕育的新自尊和自我意识。
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但并非是政治历史使它如此。在殖民地果阿以外，每一块土地都受到宗教神话的浸染。故事中的故事，传说里的传说：这是人们看到并感受到的。这些关于神祇和史诗英雄的神话，赋予人们赖以为生的土地古老历史和神奇魅力。
经过卡纳塔克邦一路南下途中，到处都能看到一辆辆巴士满载衣着奇怪的年轻男子，他们穿着黑色长上衣和黑裤子。这些人看来像是假日出游的年轻男子，但身上的黑色服装却令人感到困惑。到了班加罗尔后，我得知这些穿黑衣的男人是朝圣客，他们要前往最南方卡拉拉邦的一处圣地。圣地供奉的是阿亚帕，一位远古时代的印度教统治者及圣人。前往该地朝圣基本上是印度教活动，但有点不寻常的是，朝圣者也必须向瓦瓦尔致敬，他是阿拉伯人及穆斯林，也是阿亚帕的盟友。
只有男人可以参与朝圣，前后四十天，他们必须过着悔罪苦行的日子。不能吃肉，不能喝酒，不能从事任何只是为了满足欲望的活动，也不得接近女人。朝圣最后一段路是爬上一座山，步行二十五英里到阿亚帕神庙。每年一月的某天，那里会出现一道圣光。并非每个朝圣者都是为了去看圣光，大多数人在圣光未出现的日子步行到神庙。
我是从一位在班加罗尔结识的年轻人口中得知这些的。他名叫戴维亚，工作是为一家日报撰写科学方面的文章。他出身农家，家人有时还会把自家土地的产物用夜间货车送到班加罗尔给他。戴维亚在八年前首次加入了朝圣队伍，那时他心情低落，为了大学毕业后五年几乎一事无成而感到郁闷。他认为那趟朝圣改变了他——他在其中经历了四十天悔过苦行的磨砺，上山前往圣地的长途步行，步行同伴之间的情谊，更目睹了人们开始互相扶持的情况。他也觉得，朝圣之后他在职业上有了好转。接下来，他几乎每年都会去朝圣。戴维亚不相信真的有圣光。他认为那可能只是燃烧的樟脑，是有人点燃的，尽管如此，他信仰的虔诚度丝毫未减，他对阿亚帕事迹的赞叹也一刻未停。
下面是戴维亚所讲的故事。
“阿亚帕是大约八百年前的真实人物。他的出生过程有点神奇。拉贾谢卡尔大公没有子女，他和王后向湿婆悔过求子。有一天，拉贾谢卡尔大公到庞帕河畔打猎——这条河在卡拉拉邦就像恒河在北方那样神圣：它可以洗净你的罪过——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颈上系着铃铛的小男孩。大公开始寻找男孩的父母。一位‘理希’（即仙人）出现了——事实上，那位理希就是湿婆神——他告诉大公，说孩子是要给他的。理希说，大公要把孩子带回宫里，当作自己儿子抚养。‘他是谁的孩子呀？’拉贾谢卡尔大公问道。理希说：‘男孩十二岁生日那天你就会知道。’
“于是，拉贾谢卡尔大公把弃婴带回宫里照顾。顺便一提，那宫殿如今还在。它不像你目前看到的大公宫殿，只是相当小的建筑。大公把小孩当作自己儿子抚养，大家也开始认为，时间一到，男孩将继承拉贾谢卡尔的王位。
“大公的宰相可不喜欢这码事。在大公膝下无子的那几年期间，宰相已认定他自己的儿子有一天将继承王位，因此，从一开始宰相就痛恨阿亚帕。
“阿亚帕十岁时，发生了意料之外的事。王后生了一个男孩。不过，拉贾谢卡尔对神所赐的弃婴阿亚帕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明确表示阿亚帕仍然会继承王位。
“于是，王后和宰相开始密谋对策。他们的计划如下：王后假装生病，谎称头痛。宫廷医师——他也参与了密谋——会装出全力治病的模样。王后的头痛一直治不好，医师最后就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救王后的命，她必须喝虎奶。’
“那是王后、宰相和医师的计谋，他们也照样做了。拉贾谢卡尔大公陷于绝望。如何取得虎奶？王后和宰相倒相当清楚下一步会有什么发展。他们知道阿亚帕很勇敢，他们也知道，虽然阿亚帕只有十岁，他一旦得知王后的需要，必定会出门去找虎奶。果然，阿亚帕表明了他的意愿。拉贾谢卡尔大公知道，阿亚帕去挤虎奶等于是自杀，也就不准男孩离开宫殿。但为了救王后，阿亚帕使了一招，瞒着大公溜了出去。”
故事的第一部分就这样结束。进入第二部分时，戴维亚说：“到此为止，我们谈的是历史，接下来就是神话的范围了。为了了解阿亚帕为什么会出生，我们必须回到三千年前。”
于是，随着时光倒流，我们重回神祇的年代。
戴维亚说：“阿亚帕其实是湿婆和毗湿奴的儿子。”这两位都是男神，但为了故事的需要，我们必须设想毗湿奴在此是以女神化身出现的：戴维亚对这类变化不觉得有什么不可思议。因此，前往森林去找虎奶的阿亚帕并非像王后和宰相所想的那样只是一个男孩，他是印度教三位主神中的两位的儿子。
戴维亚说：“在森林里到处走的时候，他碰到一个恶魔，并且将他杀了。”关于这个恶魔也有一则故事。戴维亚很想打断原先的叙述插入这段故事，我请他略过。
他说：“好吧。长话短说，阿亚帕在森林中所杀的妖怪或恶魔是个女妖，她当时很让众提婆坐立不安。”提婆就是神祇——住在神祇所住的地方，在那里举行集会。（阿亚帕一定是用了神祇也做不到的办法才杀死恶魔的。这里应该还有另一则故事，我几乎可以确定戴维亚知道。）恶魔被杀之后，众神非常高兴。当然，他们知道阿亚帕面对什么样的难题。“于是，”戴维亚说，“为了报恩，众神化身为公母老虎，阿亚帕便骑着其中一只回到拉贾谢卡尔大公的宫殿。大家认为那只老虎就是梵天神。”湿婆和毗湿奴的儿子骑着梵天：印度教三位主神都出现了。
戴维亚说：“阿亚帕的森林之行长达两年。王后的头痛早医好了。事实上，阿亚帕一离开宫殿去找虎奶，她的头痛就不药而愈。阿亚帕回到拉贾谢卡尔大公的宫殿那天，他正好十二岁。”
阿亚帕骑着老虎回来，这下子大家明白他是什么人了。正如那位理希——他其实是湿婆本身——所预言：弃儿到了十二岁时，大家就会知道他的父母是谁。如今，所有敌人、王后和宰相的一切计谋都像晨雾般消失无踪，阿亚帕也在适当的时候继承了王位。
那位原本想要自己儿子当王的邪恶宰相得了不治之症——真的疾病。一天晚上，阿亚帕在他梦中出现，告诉他到庞帕河里把罪恶洗涤干净。他照着做，病就痊愈了，他随后不断呼叫阿亚帕的名字，一路奔跑到阿亚帕遵照神意在一座山上所盖的寺庙。如此，这位宰相或前宰相便成为第一个膜拜阿亚帕的朝圣者。
故事中的阿拉伯人又是怎么回事？戴维亚说，他是跟真实历史人物阿亚帕有关的人，应该是一名劫匪或海盗。他被阿亚帕打败，然后变成盟友。他并未被要求改变宗教信仰，他死后，人们在他的墓地上盖了一座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位于上山前往阿亚帕神庙的二十五英里路的起点——神庙里每年一月十四日都会有一道圣光闪起。每个朝圣者都要向清真寺膜拜。这是为什么造访阿亚帕神庙的人中会有很多穆斯林。这也是吸引戴维亚的另一件事，他喜欢看到两种宗教的混合。
在这趟旅行之前，我从未听人说过阿亚帕神庙的朝圣活动。如果没有认识戴维亚，我可能不会觉得那些穿黑色衣服的人有什么特别，只当他们是印度拥挤人潮的一部分，也不会想问问关于他们的事。神庙里出现圣光的时候，正值印度南部举行收获祭典，北部也正好在进行大规模宗教集会。或许，这里原本有相当古老、跟季节变化有关的活动，而朝圣及步行登上圣山只是后来增加的项目。戴维亚说，这项前往膜拜阿亚帕和瓦瓦尔的朝圣活动已有数百年历史，不过近几年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尽管需要四十天苦行及长途步行到神庙，参与朝圣的人却增加了许多。圣光出现时，可望有一百二十五万人造访神庙。有些报纸说，一年中共有二千五百万人加入朝圣队伍——不过，就算对印度来说，这数目似乎也偏高了。
也许，阿亚帕崇拜的风行是因为现在人们多了一点钱，因为路况较好、旅行较方便、车辆较多，也因为现在有更多年轻及年老的男人得以名正言顺离家一阵出外观光。开往阿亚帕神庙的客车也会像观光大巴般，有时会把朝圣者载到沿途的名胜一游——虽然这是错的，戴维亚说，因为观光游览属于娱乐，而阿亚帕朝圣者不应该从事任何被视为娱乐的活动。
现在人们手头宽裕了一点，这从果阿南下沿途的卡纳塔克乡间就看得出来。印度的贫穷依然显露在眼前，譬如垃圾堆、破败的屋舍和巷道。但种着甘蔗、棉花及其他作物的田地看来却颇为丰饶，被照料得很好，村舍通常都干干净净，有抹石灰的墙壁和红瓦屋顶。二十六年前我乘坐缓慢、一路经停的客车经过时所见到的穷困，如今大有改观。如今已看不到骨瘦如柴、眼神错乱的人。在这里，农业革命已有所成，粮食供应的增加显示了这个事实。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在印度全国为这目标而努力，他们以最有效的方式工作了四十年：其中很少人有功名或牺牲或使命的概念，几乎每个人都只是做着分内该做的事。
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都跟神祇有关联：当其为匮乏饥荒之地时，此种关联只令人徒增沮丧；如今，这种关联倒比较有道理了。拖拉机所拖的板车上是一大袋又一大袋用麻布袋装得满满的棉花，棉花像渗出的液体那样从褐色袋子的空隙挤了出来。同时，人们在村落的庭院中做着自古即有的工作：有人打谷，有人簸谷。土地几乎称得上美丽，看在眼中几乎令人觉得舒服。
这种再生过程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其中应该经历过错误、失败和徒劳。甚至现在似乎也有这种情况：某个林务单位费了一把劲，在马路两旁种植了一片片桉树。植树工作成效很好，马路两旁绵延数英里，算得上有树荫了，看来颇清爽。但这些花费数年工夫的成果现在可能都要被铲除，得把土地再度刨光，重新来过：关于桉树的最新结论是，它们是有害的树种，要吸收大量水分，不但对旁边的田地没有保护作用，反而会使之脱水。
农事正忙，路上车子很多。卡车虽然经车主用心装饰过，却像印度车子那样过度超载。卡车开得很快，一辆紧接一辆，仿佛车体绝对无法损坏，人在其中也变成了神，可以随意操纵引擎、方向盘和刹车。那天从果阿到班加罗尔途中，我看到七起严重的卡车车祸，共有十辆或十二辆受损，也几乎可以确定有人丧命。有的卡车驶离路面，冲入池塘；有的卡车撞成一团。驾驶室扁了，玻璃碎了；车轴断裂，轮子歪成各种角度；有时候，负荷过重的卡车就像脆弱无力的动物那样翻覆了，露出破旧多锈的金属底盘及磨平的翻新轮胎。
路过这片既古老又有新景象的土地，我们来到班加罗尔城。此地海拔五千英尺，昔日以多雨、温和的气候而闻名，它的赛马场及西姆拉⑥式社交礼仪也为人所称道。虽然英国在班加罗尔设有军营或要塞，这城市却一直属于迈索尔——英属印度境内最大的邦之一。城内有一座王宫。迈索尔王族财富雄厚，仅次于海得拉巴的尼扎姆⑦所拥有的惊人却闲置的财富，但他们也以勤政爱民闻名。他们创设大学和医院，兴建水利，种植行道树，开辟大公园。班加罗尔向来是人们想避开印度的汲汲营营时的隐居所。
自从独立以来，班加罗尔变了。原先吸引退休人士的气候也开始吸引工业，班加罗尔因此发展起来。它是印度太空研究的中心，也是印度航空工业的几个重镇之一。各种科学研究机构在班加罗尔应有尽有。如今，在昔日大公的花园城市里，林荫大道上尽是三轮车和汽车的噪音、臭味和废气。它不再是可以在其中悠然漫步的城市。
我对印度科技的发展有兴趣。是什么样的人采取行动，使印度在五十年间完成了工业革命？
在孟买，我在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委斯里尼瓦桑博士的公寓参加过一次社交聚会，当时我跟他聊了几句。他告诉我，说他祖父做过宫廷祭司，现年八十六岁、住在班加罗尔的父亲则当过老师。
到了班加罗尔大约一天后，我在向晚时分前去拜访斯里尼瓦桑博士的父亲。老人只系着腰布，额头中央有一条细直红色的种姓标记。他的容貌相当俊秀，身材修长，处处透出优雅。他的脸孔显示他过着丰富的精神生活。他拿出一张他父亲——宫廷祭司夏达戈帕查尔——的护照型相片给我看。夏达戈帕查尔穿着宫廷祭司服装，一边肩膀裸露在外。他双眼炯炯有神地直视着相机，但他的面貌却被种姓标记遮掩住：额头中央一道细直红线，从眉毛往上另有两条粗了许多的线条。这两条白色粗线是用泥土画的——现在在店里还买得到小块的这种精制过的泥土。额头上的白土标记代表君王的双脚。
他们一家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从大约四十英里外的小镇搬来班加罗尔。在班加罗尔，夏达戈帕查尔由他叔父传授梵文及全部吠陀四书。不过，宫廷祭司收入甚微，做一个仪式仅得四安钠，或四分之一卢比，因此夏达戈帕查尔在大公的政府里另外担任低阶书记。他搜集档案文件，将它们归类装订，这项工作每月收入在十一到十五卢比之间。当时大学毕业生月薪在二十五到三十卢比之间，大约相当于两英镑。夏达戈帕查尔只在大学注册过，并没有毕业。
夏达戈帕查尔希望他儿子能通过大学考试，因为毕业生可以在政府中谋到好职位，赚的钱能比当宫廷祭司多不少。
“我们都学了梵文，都学了怎样做晨间及晚间祈祷。其实另外还有午间祈祷，但因为我们必须上学，只得在早上到学校之前做。毕业后，我到教育部求职。那是一九二五年的事。”
他的教书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不过，他并未抛开从父亲处学来的梵文及一般宗教知识。整个时代的科学家就在这种合流下被孕育出来——一方面是新式教育，另一方面是宫廷祭司或婆罗门艰深抽象的知识，他们对复杂仪式之正确做法的注重，他们执行某些这类仪式时的沉着。古老的印度教梵文知识——像威廉·琼斯爵士①那样的十八世纪晚期的学者兼官员，将其视为像希腊文般久远和深奥的知识，并用一种在活人间做考古的浪漫方式，试图将它从印度北方守口如瓶、谨守种姓规矩的婆罗门身上挖掘出来——这一套古老的知识在两百年后以最迂回的方式孕育了新的知识。
或许只是巧合，但我后来在班加罗尔遇到的两位科学家——研究学科不同，来自印度不同地区——也都有当过宫廷祭司或教士的祖父。
苏婆罗门尼安一家来自一个小村庄，在印度独立后邦领土重划后，那村庄现在属于相邻的安得拉邦。
“我祖先在那地区住了很久。在离村庄不远的小角落——就在丛林当中——有座小神庙。我家人说，那间庙供奉的神就是我们的神。
“我所知道的最早祖先是高祖父的父亲。关于他有一则奇怪的传说。据说，地方上有只老虎为害，我这位祖先决定去处理。他用毯子裹起身体，拿着一把大刀，前往老虎攻击村人的地点。他站在那里，可以说是自投虎穴。老虎真的开始攻击他，我祖先就几刀砍死了老虎。我是在小时候听到这故事的，我只听过这则勇敢对付猛兽的故事。也许夸大了。关于祖先，我只能追溯到这里。
“我家族自认为属于迈索尔邦，大公之邦。我祖母——她活到了六十年代——把世界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大公之土’（Raja Seemay），也就是迈索尔邦，这里一切事物都很美好，是像我们自己这种幸运人住的地方。第二部分她称之为‘公司之土’（Kumpani Seemay）。当时我没有把‘Kumpani’和‘Company’这两个词连起来——而‘Company’就是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她到五十年代还在使用‘公司’这字眼。公司之土是印度的一部分，但不像大公之土那么美好。我们有一些亲戚住在公司之土，但对住在那边的人可得寄予同情。出了这两片地方就是其余的世界。这套想法对我祖母来说再自然不过了。
“我们是婆罗门家族。就某方面而言，我们属于祭司阶级，但我祖父不是祭司。他是个小地主，也是政府的一名小官员。作为村庄官员，他应该有十或五卢比的收入。村民会认为他的日子过得不错，但不算富裕。他在社交方面倒比在经济上过得更如意。村里有许多人比他有钱。
“我祖父认识到英语教育的重要性，坚持让儿子接受那种教育。因此我父亲——他出生于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成为我们家族第一个就读英语学校的男子。我父亲去申请一所学校，于是被接受了。现在想把小孩送进学校可得争破头，申请的人太多了。但当年我父亲只要申请就有学校可读。他应该是走路上学的。我们村里并没有高中，许多人要走很远才到得了学校。我自己在四十年代也是走好几英里路上学。
“我不知道是什么因素使我父亲走上科学之路的。我个人觉得印度并非没有科学传统，我认为对印度人来说科学研究是得心应手的工作。许多印度人喜欢认为他们拥有探求知识的传统，而科学正是我们一位古代科学家婆什伽罗⑨所理解的知识。今天在印度你可以买到他在公元六○○年或七○○年所写的天文学论著，另外还有一本大约同时期的著名医书也留存了下来。我倒必须说明，有一些人到处宣称任何东西——原子弹啦，火箭啦，飞机啦——都是古代印度人发明的，我可一点都不相信他们的话。
“不过，印度的科学知识没有跟上时代，从下面的事便可见一斑。牛顿一六六○年所写的东西在印度要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有人了解或重视。另一方面，在公元一○○○年及之后一两个世纪，印度拥有一套足以让欧洲望尘莫及的知识，特别是在数学方面。在公元一○○○年，印度人对他们的知识有信心。我们有证据可以显示这点。但是到了一八○○年那份信心消失了。罗姆莫罕·罗易大公⑩是第一位公开承认我们事实上对许多事一无所知的人。”
罗姆莫罕·罗易是孟加拉人。他倡议废除寡妇随夫火葬的殉夫制度，更广泛地说，他致力于净化印度教，将欧洲新知识引入印度。他是印度的第一个现代改革者，而他的生卒年份更令人惊讶：他生于一七七二年左右，卒于一八三三年访问英国的行程中。
我告诉苏婆罗门尼安我在某处读到的关于莫卧儿皇帝贾汗季（他继阿克巴大帝之后于一六○五年至一六二五年在位，热爱艺术）的事：贾汗季对大西洋彼岸有一个新世界的看法嗤之以鼻。
苏婆罗门尼安说：“还有奥朗则布”——一六五○年至一七○○年在位，那是莫卧儿帝国迅速衰落的时期——“谈到英国时总是一副不屑。他说英国只是座小岛，英国国王只相当于印度的大公。这是十七世纪晚期的事。
“在我自己的家族里，我祖父有种体会：我们的知识跟不上时代了，但他已经来不及做任何补救。他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五十五岁过世。不过，就像我所说，他坚持让儿子接受新式教育。
“我父亲高中毕业后，到班加罗尔来上大学。然后，他想从事研究工作。当时，印度学术研究的巨擘之一是梅格纳德·萨哈，一位孟加拉人，也是阿拉哈巴德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几年前，他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电离作用与温度的关联，因此名声大噪。萨哈这篇论文发表于一九二二年，他的方程式——已经被称为萨哈方程式——如今仍然是了解恒星构成的基础。顺便一提，萨哈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
“我父亲认为他应该去跟萨哈一起做研究，他也这么做了。对身为家族中第一位大学生的他来说，这必然有点冒险的意味。我想，我父亲在阿拉哈巴德的开销应该是由他父亲及岳父资助的。我父亲在阿拉哈巴德时写了日记。我的计划之一是读读这些日记。”
科学，冒险，还有日记：对新经验的渴求，以及将那些经验整理起来的欲望——对一个才离开乡下不久的人，这的确非同小可。
苏婆罗门尼安自己也热衷于分类和界定。他说：“我想，这证实了我刚才所说的两点。第一，科学传统并不是新的事物。第二，我认为我父亲从事科学研究时不会觉得那是完全生疏的事。我认为许多印度人对那些东西——科学和数学——感到得心应手。
“我父亲回来后，在班加罗尔及迈索尔邦其他地方的高中教物理。迈索尔邦在不少方面颇为先进，只是不太张扬。说来奇怪，迈索尔邦历代大公及他们所用的大臣常常有开明和前瞻的心态。他们一方面作风守旧，另一方面却又展望未来。你听过维斯卫斯瓦拉甲这人吗？他是工程师，一九一○年左右被任命为‘diwan’，即首相。他有许多建树，使迈索尔邦成为全国的模范。一九三○年代甘地先生来到迈索尔时，就称之为‘Rama rajya’。”
这是我在班加罗尔听许多人提过的字眼。“Rama rajya”即罗摩之治或罗摩之国——这是印度教的最高赞美：罗摩是印度教两大史诗之一的主角，善的化身，天下人无不敬爱他，无论何时何地，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虔诚而明智的，他既是人也是神：罗摩之治就是极乐之境。
苏婆罗门尼安说：“迈索尔邦向来有仁治的传统。维斯卫斯瓦拉甲走在时代前端，他在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推动了一个五年计划。设立迈索尔大学的也是他。迈索尔是第一个供应电力的邦。统治者相当以自己的领土为荣。
“我父亲在班加罗尔定居下来，然后我祖父也搬来了这里。我们在印度式大家庭长大。我祖父对宗教方面的事很认真。他是一家之主，由他来做礼拜仪式。我想他那时候只做这件事。他在三十年代晚期过世。
“我父亲逐渐觉得，他所知所行的科学研究和他的生活方式之间可能有些冲突。科学倒确实在家里引起了若干冲突，特别是在我祖父这种对宗教非常虔诚的家庭里。我父亲觉得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没有意义。譬如，仪式和种姓隔离方面的事。
“他试图做某种调和。他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是印度教或婆罗门式的看法，其根基是对古代印度学术及哲学的尊重。这套看法也不容忍任何他认为跟偏见有关的东西。他做过一件事——在那个时代，那不是该做也不是那么不重要的事。所有婆罗门小孩都要举行入法礼仪式——这是大事，通常在男孩六七岁或八岁的时候举行。我父亲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他不是婆罗门。我父亲坚持要这位朋友来参加他为自己儿子举行的仪式——事实上，那儿子就是我。这引起了一些议论，当时是四十年代。不过我父亲对这件事心意已决。
“在仪式方面，我想我父亲先是排斥它们，后来终于又有条件地接受它们。因此，晚年时他会做礼拜仪式，但尽量不引起别人注意。我记得曾经跟他争论过他的仪式做法，他说，只要仪式能让他在一天某段时间得到一点心灵的平静和隐私就够了。你可以没有矛盾地说，他一方面保守，另一方面又开明。对于种姓那种事情他是开明的，但他一点都不西化。”
我问苏婆罗门尼安：“你做礼拜吗？”
“我不做。不过，我对丛林里那座供奉我们家神祇的小神庙仍然有感情。”
“一个家族如何会有那样的神？”
“家神是别人给你的，也可能是家族在某个时期决定供奉的。或许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一个家族的确立下家神来。或许是某位宗教导师造成的。一个人可能到某个庙求神而灵验了，于是就成为那间庙里一位神的信徒。
“我父亲几乎一生都在教书。从教职退休之后，他到一家心理卫生研究机构工作，主要做脑波图的电子分析。顺便一提，他们对一位苦行僧做过研究。他们在他头上各处接上电极，想知道当他进入恍惚状态时脑电波有什么动静。结果他们发现，事实上他很平静。
“我父亲的最后二十年花在用地方语言撰写科学书籍上。他认为那才是改革的途径——你必须用民众的语言来谈科学，而不是英语。那些书写得不错，有的还相当好。早在节约能源成为话题前，他就写过能源方面的书。他写过天体物理。他写了一本关于声音的小书，谈的是声音的物理学，试图告诉读者这门物理学跟他们所听到的地方音乐有什么关联。这本书写于四十年代，只是一本小书，过去售价只有两安钠。”那等于八分之一卢比，不到一便士。
“你在长大过程中如何看待自己？穷人家？过得还行？”
“我认为我们是中产阶级。”印度人所说的中产阶级意指虽然不穷，但还只是简朴、过得下去而已，它跟欧美的中产阶级不一样。“并不富裕，是捉襟见肘的中产阶级家庭。从来没有多余的钱，从未有过。我可得说，我们把这情况看作天经地义，不会整天挂在心上。大家庭有一些好处：事情有人料理。它就像个小国：你有朋友，你活得下去。
“我父亲从事科学研究这件事影响了我。因为他用地方语言写作，我父亲也结交了一些文学圈的朋友。家里常有关于科学、宗教和文学方面的辩论，气氛很有学士性和文化水平，很具激励作用。那个环境只在经济方面算是单纯，文化上可一点都不。这在像印度这种古老国家是相当重要的。”
我了解他的意思。我对自己在遥远的特立尼达的家庭背景也有相同的感觉——尽管不那么强烈，方式也不一样。我觉得我们通常属于贫穷的物质生活情况只是事实的一面：我们拥有的古老文明残余，让殖民地的中间时代得以发展出另一套价值和目标，而因为有了这些，我们才更有能力面对外部世界。但是，我也想起别的事：我们——有时是出于对故土的忠诚——所购买的印度书籍是多么粗劣。我记得粗糙的纸张、破碎的字体、脏污的字行、参差不齐的页边、生锈的订书针。印度这个意象是我们力量的一部分来源，也是我们效忠的对象之一。但是，另一种印象令我们想到印度的实际情况，想到粗劣的货品，想到糟糕的机器被糟糕地使用。
苏婆罗门尼安说：“回到英国人在这里的日子——我的记忆并不清晰，我是四十年代出生的——那时候美国产品很少，我们认为英国或欧洲制造的都是好东西。我们认为印度制造的东西质量没有那么好。我相信，我父亲那一代的人一定拥有某种精神或智力上的强大力量，才得以在印度的种种都如此粗劣的情况中还保持正常的心态。大家知道东西不是很好，但他们从一个真实或想象的伟大传统汲取了灵感，他们天生就感受到有一个丰富的古老文化在支撑他们。所以，你看到大家赞赏来自英国的东西，但同时我们也要说：‘那很不赖，但我们可不会因此就屈服。’”
“这不会让你对印度工业革命的前景产生怀疑，认为印度人不可能生产出令人觉得完整、真实的东西？”
“我从未对此有过怀疑。从未。我们认为这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我们不满的是进行的速度太慢了。”
“你不觉得东西这么粗劣的情况，对人们有一些心理上的影响？”
“我那时觉得有点惭愧。大家确实觉得，许多商人生产质量低劣的东西却赚了钱，这更让人觉得他们赚的是不义之财。我们只能期望在相当久远的未来事情会有所改变。我们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印度必须有强大的科学队伍。我自己的感受掺杂着惭愧、无知和希望。我想当时这些并不是普遍的态度。针对是不是有希望这一点，大家的看法有相当的分歧。
“那时不少印度人——不是很多，但为数不少——认为英国的统治会永远持续下去。我记得最清晰的事情之一是我父亲跟我外祖父的争辩。我外祖父是医生。”
“医生！”
“我告诉过你，我们家的背景只在经济方面算单纯。那次争辩——发生在大战期间——是关于印度的未来的。我那当医生的外祖父认为欧洲西方势力何其强大，因此印度几乎不可能摆脱英国的统治。纵使英国人战败了，还有德国人。因此，他所看到的未来仍然要被西方主宰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也认为印度人没有能力治理国事——管理这个国家，统治这个国家。”
这使我回想起另一类早年对祖国文化的感受。在三十年代晚期及四十年代早期的特立尼达，我时而会看到贫穷的印度人睡在西班牙港的广场上。这些人从印度农村移民而来，他们的劳工合同在大约二十年前就期满了，却没能从雇主手中拿到回印度的盘缠，于是变成无人理睬的穷人。在殖民地都市里，他们更因语言而孤立，他们终其一生都得在街上当游民。在还相当年幼的时候，看着这些无依无靠的人，我会觉得我们是一群投诉无门的人。我们脱离了印度的悲惨状况，却没有政治上的代言人。我们固然面对着族群外的敌人，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我们的遭遇。我年轻时便往内看，想知道那在一方面支撑和哺育我们之中一些人并使我们产生充实感的文化——包括深奥但个人式的宗教、禁忌、社会理念等等——是否在另一方面正是让我们陷入挫折的原因。
苏婆罗门尼安说：“我也感受到这点，但方式跟你不同。这里有外国人，老百姓都变成了奴隶，全国受到掠夺。但这不仅是因为文化的关系，这是因为数百年来我们已经变得脆弱、停滞不前。”
他开始谈起印度历史的模式。
“我会回到阿尔贝鲁尼对印度人的批评上。”阿尔贝鲁尼是公元一○○○年左右的阿拉伯裔历史学家，当时在今天阿富汗境内加兹尼⑪的宫廷内任职。我们开始交谈时，苏婆罗门尼安就提过阿尔贝鲁尼这个人。阿尔贝鲁尼的著作是后人得以了解古代印度科学与学术成就的根据之一，关于印度人对那套学术所持的自负态度，他也写了一些著名的批评。
“我们变得自大自满。这里发展出一套系统，根据这套系统，印度文化及社会组织跟统治国家的军事领袖没有关系。这个国家的运作原则认定了国王会换人做，战争会继续打，但社会将持续下去，大体上不受那些事情影响。
“这多少是印度人缺乏历史意识的原因。如果你看看印度文化保存下来的东西——我们保留了数学、天文、语法方面的书籍。我们保存了婆什伽罗和查拉卡的东西。”这两人是七世纪的科学家。“保存下来的东西之中并没有国王或他们的战役的名称——这些不属于我们的传统。我们知道谁是婆什伽罗和商羯罗查尔雅。”商羯罗查尔雅是九世纪的哲学家，他足迹遍及印度各地，复兴了印度哲学，在一些地方设立了宗教会社（目前仍存在），据信三十二岁即逝。“但如果你问：‘一七○○年是谁在统治这地区？’大家都不知道答案，基本上他们也不在乎。
“但那正是这个国家的弱点，也导致我们在军事上被击败。在英国人统治下，情况有了改变。英国人来了之后，印度人慢慢认识到这些政治和军事上的败北是他们不能忽视的事。有些事在别的地方应该是自然的反应和自然的认定，在印度却必须经过一番思索才会有结论。这需要长久的时间。我们的觉悟来得很晚，迟至十九世纪。
“这是许多人共同的看法，所以大家要去上英国学校。我上的是一所用英语授课的学校，但学校的作风却非常印度式。主持校务的是正统印度教徒，但他们相信我们必须学习英语、科学和手工。学校的气氛很有激励的效果。我记得我的老师们对印度的未来时有争辩，甚至对甘地也存在意见分歧。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有点难以相信，那学校里有些人确实乐于教育英才——有六七个老师吧，他们的薪水应该很少。你感受得到使命的召唤。我记得这么一位老师，他出于我现在仍无法明白的理由对我相当关心，还用自己的钱买了一本大科学家列传送我。”
“他是婆罗门吗？”
“他是婆罗门。那是一所由婆罗门发起的学校。”
我想起婆罗门对独立运动的贡献，他们对伴随独立运动而来的新兴社会理念的促进。我想起独立之后婆罗门对科学的贡献。
我说：“那么，婆罗门已经以某种方式回报了社会？”
“我不敢说他们已经回报了。他们还必须为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事情负责。”苏婆罗门尼安在这里突然住口，转而谈起另一个相关的话题。“独立之后我们这个邦里发生了一场社会大革命，而那场革命是由独立所引起的。社会革命的结局是几年间政治优势便转移到不同的阶级。那是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虽然印度境外的人对此一无所知。独立前，邦里的行政权都掌握在婆罗门手中。独立几年之后，权力易手——我指的是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的权力易手。目前的在位者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
“前一阵子总理的科学顾问还说，印度科学的问题在于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中有太多婆罗门，而我们需要的是有更多低阶种姓参与的科学。但是，会有这么多婆罗门从事科学研究只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你觉得受到了威胁？”
“毫无疑问。大学入学许可并不完全根据能力取得，不同阶级各有配额。许多婆罗门现在都觉得甚至教育也变成了难事。政府设定了配额，私立大学则太贵了。这可能是有那么多印度专业人士在国外的部分原因。”
当我从果阿搭车南下，途经杂乱但充满活力、到处可见到发展迹象的城镇，然后又路过耕耘得很好、正在采收的农田，那时我心里想着的是印度人——特别是印度教徒——的觉醒。如果苏婆罗门尼安没有错的话，那种觉醒中隐藏着一种讽刺：花了那么多心血促成觉醒的群体或种姓如今却感受到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