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扩张的经济，单凭教育和抱负也成就不了什么。或许甚至可以说，扩张的经济是导致印度教育形态转变的原因。在工程师普拉瓦斯（Pravas）看来，独立之前一段时间，当英国人原先对法律与秩序的强调（特别是在一八五七年印度大起义之后）由于发展的理念而有所扭转时，经济扩张便开始了。

“许多人被卷入那段过程中。一九三○年左右，印度有一次急速增长。一九四七年前后增长的趋势获得动力，然后经过一段高速增长期，现在则缓慢了下来。一九六二年，当我在盘算进哪家大学、做什么行业的时候，有许多种职业、许多家学校可以选择。现在，他们可要拼命竞争才有机会。不过，这些也有好的一面。

“印度人的一般心愿是在庇护下成长——这也没什么不对，只要有人为你提供。具体而言，这就是说你出去找工作，试图进入别人所设立的机构里。我们一开始就是这样被统治的。大家的态度是：‘只要地方上的情况维持不变，我才不管是谁在上头指挥。’前一阵子我在报纸上读到一篇东西，大意是说，在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前，印度人就像是花园里的蜜蜂。那也没什么不好，只要有别人照料花园。当然，后来英国人就变成身兼花园的主人和园丁，即印度人所谓的‘mali’。而其他人，那些蜜蜂，则在花朵之间高兴地飞来飞去。”

“目前的竞争有什么好的一面？”

“现在，我所说的庇护底下人太多了，迫使大家得出去靠自己的本事，逼得他们必须培养出进取心。”

普拉瓦斯来自远方，印度的东部。他祖父是位祭司，父亲则在政府机关当小职员。

“那几乎是典型的印度家庭发迹史。我父亲应该是在四十年代中期进入政府工作的，那时候行政部门正要开始扩充。当时，科学、工业之类的还没什么规模，不过，结构正在扩张。这是发展的先驱。当真正的发展来临，便有了非传统的行政管理。传统行政需要警察、军队、职员和律师，非传统行政则需要实业家、技工、工程师、医生、科学家、企业家。因为我父亲在先驱阶段就进入政府，他并不是科学家。”

“你父亲读的是哪一类东西？”

“他保留了不少传统内容。他会念诵祷文。据我所知，我祖父是一位执行正统仪式的优秀的宫廷祭司。执行那些仪式是他的职业。至于我父亲，如果你要知道有什么转变的话，他念诵祷文只是因为熟悉，出于虔敬，那是向神表达感激的一种方式——从小时候开始，这些经文就一直在你脑中回响。在我看来，那跟现在年轻人所做的没有两样。他们会看着电视或听着音响，同时中规中矩或不拘小节地哼唱起印地语电影插曲。

“我父亲长得比我高。他盘腿而坐、挺直腰杆念诵经文的样子可真好看，我认为那姿势很美。我父亲七十六岁了，但他的腰杆还是直的。不过，对我父亲来说，念诵经文不再是工作，反而已‘退化’为乐趣——‘退化’一词要加引号。口舌之乐吧，或许可以这么说。也是怀旧，对恐惧的防卫。这里涉及各种各样的情感反应——由于是出于意愿而做，我统称为乐趣。

“我们住在东部一个小王国里。我祖父是王室的祭司之一。大公倒不是什么大国王，那只是个面积大概一两百平方英里的封建王国。”

一个东部的小王国，一个服侍王族的祭司。我说：“倒真是旧印度。”

普拉瓦斯说：“我个人所遭遇并接受的文化变迁的程度会让其他地方的人受不了。小时候，我们都是坐牛车回祖居地的——没有别的交通工具。或者步行。那是很晚的事，一九六○年还是如此。根本没有我们所设想的浴室，你就到河边去解决。”

“当时你觉得苦？”

“那时候觉得很正常，村里每个人都那样做。搬离故乡后有好几年之久，每次回到那村子一两天，总觉得更像是去野餐。还没感受到穷苦，你就离开了。

“那些年头，大多数君主都会或多或少推动理智主义。那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事。就直接的结果来说，那表示他们会确保祭司级种姓——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生计不必依赖别人。于是，他们就把土地赐给宫廷祭司。土地一旦赠予宫廷祭司或任何人，便不得再取回。那是永久的赠与。收回赠礼会被看作是最卑贱的罪行。我们那个王国里有五到十个祭司家族。他们所执行的宗教仪式非常专业化，某些宫廷祭司做一类事，其他祭司做别的事。”

“他们享有特权？”

“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受赠的土地算不了什么，只够种些自家用的东西，用意只是让受赠的人不会饿死。那土地让你有个最后的依靠，但也就是如此罢了。宫廷祭司没有很多衣服，他们大概有那么两条腰布之类的。跟商人，跟那些卖谷物的、卖木材的、卖油籽的、卖油的比起来，他们算是穷人了。但若和乞丐相较，倒算得上有钱。”

“也就是说，君主把婆罗门摆在一个暧昧的位置上？”

“如果你从经济角度来看，那当然显得不协调。但它也有自身的逻辑。婆罗门有地位，并且受到君主保护。对祭司有任何侵犯，都会受到君主严厉处置。君主也会鼓励知识交流。辩论啦，诵经啦，还有‘yagna’，就是大祭典。这些场合可能有其他王国的婆罗门前来参加，大家互相竞争，或者说通过竞争来合作，借此展现各自的优点。有时候，多达一千位婆罗门坐在那边诵经，但每一位都同时注意听着，想知道谁唱得好或唱得差。那正是今天在科学或学术研讨会上所发生的情况。

“有一项内在因素影响着祭司阶级，那就是，他们生下来就具有不贪求的习性，成长过程中也被这样教导。这已深入人们的内心，以至于一般人也有同样的态度。毗湿奴大神有两位妻子：财富女神吉祥天女拉克希米，以及智慧女神辩才天女萨拉斯瓦蒂⑫。这两位妻子自然是水火不容——这情况显示知性活动跟财富很难得以并存，你必须在两者中做抉择。因此，由于种种境况，祭司阶级不会追求财富，别人也不会给他们财富。这是有取有舍的最佳安排。

“在我父亲的一生中，取舍的平衡则有所不同。他不像我祖父那样生计无虞，他必须工作养家。他的日子一半花在宗教仪式上，一半花在谋生糊口上，两者必须取得平衡。

“在某些社群里，你可以得到群体的支撑。如果你属于商人种姓阶级，家里做的是油籽或棉花买卖，而你想在毕业后从事收音机买卖，你还是有同样的支撑可以依靠。你只是换了商品。你还是属于步调一致的群体。但是像我父亲那样的人情况不同，他并没有随社会一起运动——整个社会的步调根本不一致。那年代，许多年轻人做着同样的事，但每个人都独自做。我父亲不但无法清除掉障碍，而且每次返乡回到我祖父家时，总会有冲突发生。那就像是在冷与热的房间之间移动一样。”

“哪一类冲突？”

“在旧社会里，你会在遗传及交往方面保持你的洁净。你只会跟某些人通婚，你跟较低种姓的来往只限于某个程度之内。你不会吃较低种姓的人做的食物。进食被看作是神圣的事情，食物被视为对胃液的供品。什么时候可以吃，吃的时候应该面对哪个方向，谁来服侍，该吃多少：这些都有严格的规定。人们对食物注意得细致入微。不同阶级的人食量不同。譬如说，经书中就规定，很少劳动的知识分子的食量应该是一把米煮成的饭。

“印度教是建立在三元结构之上的宗教，也就是说，每一样事情都有三种选择。因此，食物分成三种：‘萨特维克’、‘拉甲西克’、‘塔马西克’。萨特维克食物有助于知识的追求、心思的明晰和意念的纯净，它很清淡，其中大部分是谷类，一些净化奶油⑬，以及较淡味的蔬菜。拉甲西克食物则适合劳动者的需要。”

（我后来从戴维亚那里得到了更完整的萨特维克饮食内容：叶菜类、牛奶、凝乳、奶油、稻米、小麦、大部分豆芽、大部分豆类（有一种木豆除外）、甘薯（但不包括马铃薯）和水果。我也从戴维亚处得知，拉甲西克食物不仅有助增强体力，还可激发勇气和热情。戴维亚列出这类食物：“乌拉得”木豆、肉类、葡萄酒和香料(真正的婆罗门不喜欢香料)。至于塔马西克食物——显然出于婆罗门的顾忌，普拉瓦斯并没有谈到这一类（我怕他会在这话题上扯远，也没有追问）——戴维亚说它们会使人懒散。不过，奇怪的是，戴维亚所列出的塔马西克清单似乎相当微妙，包括了一些拉甲西克食物，其中所含的一些蔬菜也似乎清淡得可以纳入萨特维克食物。以下是戴维亚的塔马西克清单：洋葱、大蒜、甘蓝、红萝卜、茄子、马铃薯、乌拉得木豆和肉类。乌拉得木豆和肉类也在拉甲西克项目中。）

普拉瓦斯说：“萨特维克食物有助于脑力活动。脑力劳动者不是为了报偿才去做他们的工作，而是因为那些工作必须有人做。这类人从事他们的工作是出于内在的驱动。婆罗门跟萨特维克有相同的属性，因此他们不能吃某些食物。

“这整套东西在各方面都仪式化了。譬如，如果你父亲还在世，那么你吃饭的时候就不可以面向南方。这并不是全印度通行的禁忌，但也不只是地方性习俗。如果种姓较低者的影子投射在你的食物上，那也是严重的事。如果你吃饭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没话好说，你不能再吃下去了，因为食物被污染了。我刚才忘了提到，吃东西的时候没人可以碰你，而且你必须采取某种姿势。有些人真是所谓的‘正统’得不得了，吃饭时还不可以听到种姓较低者的声音。这些人在他们屋子很靠里的地方吃饭。”

“如果因为影子或声音而必须停止吃饭，他们会不会生气？”

普拉瓦斯笑着说：“婆罗门是不应该发脾气的。他们只会停下。生气不是婆罗门应有的行为，虽然我认识的婆罗门之中有许多——可以说百分之八十吧——脾气很不好。

“我父亲就在我所说的热和冷的房间之间移动。对他而言，那是永无止境的挣扎。他回到我祖父那边时，总是要面对一大堆质问。他有没有吃非婆罗门所做的食物？是不是穿了正确的衣物？在那些日子里这是重要的事。我祖父从来不穿长裤，他只系腰布。我父亲则选择中庸之道——腰布加裤子。但对他们来说，食物的问题可不能开玩笑。在那套价值体系里，违背任何规定都是亵渎的行为。

“由于成长背景的影响，我父亲对哲学有兴趣。不过，就是在那方面，他所读的内容也跟我祖父不同。我祖父使用的是纯正的梵文，也就是《吠陀经》或《往世书》⑭里所记录的原始经文。注重仪式的结果是，你通常不一定了解所做每件事的深层意义，我祖父就不见得了解他所念诵的经文。虽然不至于那么过分，但执着于仪式或许只是装腔作势。

“我父亲不需要表演，他没有那种压力。因此，他试着去了解他所读的内容。他读了很多近代哲学家的阐释，因此他也读了许多种语言相关的书。他读过孟加拉语的近代哲学著作，他读英文作品。我成长时在家里看到的就是他的一册册天城体梵文及英文书籍。他对其他学科也稍有涉猎，但核心是哲学。

“还有别的。除了往世书所宣扬的古老价值观念外，我父亲也接受了民族主义的信念——主要是甘地的。在印度，甘地主义几乎是一种集体性的歇斯底里，不过算是健康的一种。它所宣扬的其实是古老的价值理念，不过却用看似现代、非常面向群众的方式包装起来。原来的古老价值理念有知性的外表，也确实偏重知性，因此跟群众之间有隔阂。甘地找到了办法，把古老的真理变得很简单。我在成长过程中听了不少那些甘地式的口号。譬如，‘多做少说’。

“我自己的家里维持了婆罗门的价值取向，但我也经历了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从热房间到冷房间的转变。只是这一次的转变不同于以往。没人会问我，‘你为什么穿长裤’或者‘你是不是吃婆罗门做的食物’。不过，和我父亲在他的政府职位上一样，我没有社会群体的支撑。可以这么说，我必须靠自己破门而入。”

“你为什么选择科学？”

“环境以及当时的价值取向。第三个因素是神秘感。”

“神秘？”

“那是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所有宗教都充满了奇迹。神秘的东西吸引人，而科学有那种神秘性。我下意识里感受到了那种神秘。你把两种化学物质混合起来，颜色就变了——这是最单纯的神秘。或者，制造像电风扇那样的机器——电风扇似乎不需要什么原动力就能运转起来。

“比起我父亲从他父亲的时代走过来的转变，我的转变还多了一个层次。我对事物的看法比我父亲开明。由于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科学’的东西，我大概会变得经常质疑。我对仪式不那么熟悉。我父亲学到了一部分他父亲所了解的东西，我只学到一部分我父亲了解的仪式。

“一直到十五六岁，我都是在亲密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那个年纪正是你开始学习仪式的时候，因为在某个年龄以下你不能做某些仪式。譬如说，有些仪式只有结了婚的男人可以做。但是，我在那个年纪离了家，每年只回去几天。因此，仪式方面的东西我错过了不少，现在我对仪式也不是完全相信。

“我不做仪式，但我会怀念它们。我是在仪式中长大的，我对它们并不陌生。如果有人告诉我不可以吃拉甲西克食物——蛋或什么的——我不会觉得奇怪。跟现代营养学家不一样，我了解别人为什么会那么说。至于在哲学方面，我父亲所做的事，我做得更多。跟他比起来，我接触了更多印度哲学及其他哲学流派。我父亲从基本的吠陀哲学扩展到更广泛的印度哲学，我从印度哲学扩展到更为世界性的取向。”

我说：“以你的学术取向，你对印度教的真正了解可能比你祖父还多。”

普拉瓦斯说：“或许我更能用西方的词汇来解释它，但我不敢说我懂得比我祖父多。

“变迁是持续的过程。在一个时代期间，你只看得出一次变迁，因为一旦你看出变迁，变迁已经在你身上发生了。因此，在过去五十年之间，我只看到两次变迁，不过它们是巨变，因为那是一段持续过程中的两三个高潮。下一次巨变将发生在我儿子那一代。转变必须历经一段时日，对越往后的时代，转变的过程历时越久。

“我儿子会在许多方面经历环境的巨大变迁。家庭、学校环境、就业市场，所有这些方面。我在还多少注重仪式的环境中长大，在我儿子的环境中仪式将不再重要。不过，纵使我儿子在仪式方面失去了更多，他还是不会完全失去根，他可以在同侪群体中找到生根的土壤。会有许多人跟他一样，整个社会正朝着那方向移动。

“在我这一代里，有些人知道我所谈到的食物禁忌等，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过去有、现在也还有这些东西。但是，他们在日常环境里却完全没有问题。如果你过分依附以往所强调的根，你可能会没有根，变得像化石。至少在形式上，至少在风格上，你必须随着新潮流走，寻找新的根。越来越多印度人正在这样做。在一个时代之间，风格就会变成实质。你为了随波逐流而做的事——例如，对我父亲来说，穿长裤这件事——到了下一代就变成天经地义了。”

我想，他所谈的变迁可能在某方面类似于一两个时代之前发生在特立尼达印度社群的变迁。那社群是我的祖父辈移植过来的乡村印度，一个看似完整的世界，拥有它自己的语言、仪式和社会组织：一个在新世界的环境里——甚至早在我的童年时代——已经开始瓦解的印度。首先，语言消失，接着，人们不再重视和需要仪式（虽然人们早已不了解仪式的意义，仪式还是照常举行），最后只剩下群体意识、家庭和宗教关系，以及一个含糊的关于印度的印象——这个印象中的印度跟我们祖先大致上移植过来的印度非常不同（更有历史性，更加政治化）。

普拉瓦斯说：“对你来说，那变迁并没有颠覆性。”

我注意到“颠覆性”这一字眼。

他说：“那变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外在的。在这里，变迁是渐进的。我四周都看得到变迁——我父亲、我弟弟、每个人都在转变。我已经分辨不出什么是新事物了。”

此外（如果把普拉瓦斯的话进一步引申），印度的新时代与我们在远方的移民社群之间还有另一个基本差异。对脱离了印度土壤的社群的人来说，印度教神学变得深奥难懂（就像对先前受到印度教影响的东南亚地区的人，它也已经变得深奥难懂）。当时，许多人对这宗教信仰并没有全心投入，许多人完全抛弃了它。那是一个更为整体的文化流失的一部分，而那文化流失使许多人对自己的定位缺乏明确的认识。但无论宗教仪式多么乏人问津，无论外表改变多少，那种情况都不会在印度发生。

普拉瓦斯说：“有一些基本原则将会留存下来。在个别行为方面——吃饭、睡觉等等——大家对细节都不会在意了。这些都会消失。但在集体记忆里，有一些河流将源源不绝。信仰以及信仰的表达方式是这些基本河流之一，尽管相关的细节会变得模糊。

“最近，电视上播出了根据《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部史诗拍成的连续剧。班加罗尔的大多数市井小民都没有实际读过这些史诗，他们没读过这些史诗的原文、英文版或任何文字的版本。这些史诗对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反正它们就在那里。他们会知道主要角色和故事大纲，但他们不会知道详情，不会知道故事中的次要角色。不过，电视连续剧还是轰动一时。”

如今，普拉瓦斯必须面对现代印度生活的一切挫折。从他的描述中听起来，这些挫折类似外国访客所遭遇的挫折：搭飞机或火车的困难；拥挤危险的都市街道，恶臭的废气，连处理简单事情、解决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毕竟，工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些问题易于应付——也是困难重重。

普拉瓦斯说：“有时甚至我自己也会感到绝望。要不是性格不合，恐怕我早就找上黑道了。”找黑道来摆平一些人，办好一些事。“在印度的街头可没有人遵守规矩。”那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普拉瓦斯骑小轮摩托车，他来见我的时候，总是像航天员那样戴着大头盔抵达。“你觉得有点像身处丛林，这可能影响你对更多事情的看法。这可能发生，也确实发生了。实际上，生产力因此降低了。我的生产力远低于应该达到的程度。社会中的摩擦就跟机器里的一样。”

我想起他的祖父，东部小国君主的五到十个祭司之一。他赖以为生的东西极少，如果国王不再施予恩宠，只有那块种些自用作物的土地能让他不至于一贫如洗。他没有其他技能——在当时，那个小国家并不需要太多技能。那是个无常的世界，变化可能突然发生，让人承受不了。那就像一再被这支那支军队侵占的印度，那是纪念性建筑未得完工、白耗精力以至于看不出什么系统性成果的印度。那也是一片丛林。普拉瓦斯祖父是否也有类似的感受？

“我从未见过我祖父，我父亲十二三岁时他就过世了。我对他的世界没有任何记忆，不过我可以把它重建起来。他活在静止不变的社会里，他跟他的父亲或祖父没有什么差别。因此，纵使有摩擦，他也不会发觉，因为他没有摩托车。”

摩托车——普拉瓦斯先前谈到班加罗尔的交通以及他的小轮摩托。我喜欢这个比喻：它让人得以了解一成不变的往昔。

我开始想着，或许普拉瓦斯所谈到的挫折有不少源于历史，或许它们源自印度人的卑微期许——和甘地提倡使用手工织品所根据的理念一样，印度人这种近乎宗教式的观点认为一个如此贫穷的国家只有一点点需求。我想着，或许甚至在今天的印度，人们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态，认为粗劣的事物也得接受：这是穷者近神那套观念的延伸，那套古老的宗教政治态度认为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乃是错误、徒劳且冒犯神祇（以及统治者）的行径。像我先前问过苏婆罗门尼安一样，我向普拉瓦斯问起，在他成长过程中，印度货品的粗劣对他有什么心理上的影响。

他说：“在我成长的年头里没有太多可以拿来做比较的，我可能看过我祖父的手表，但当时我从未见过印度产的手表，因此无从比较。所以，我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我长大时并没有见过太多进口产品。我们使用的东西都是当地生产的，要不然就付之阙如。我们使用许多印度的手工产品——金属盘子而不是瓷器，金属盘子已经制造了好几千年。早在我出生之前，就有人制造纺织品了。因此，地方产品就足够满足基本需求了。而且，你小的时候，需求也会很少。”

对于目前所见印度产品的粗劣，他看得很开。“跟当前其他地方的产品比起来，它们算是差劲的。但若跟五十年前我们所用的那些不像话的东西比起来，它们可就有点模样了。这只表示我们起步得晚。五十年前的日本产品也是粗劣的。”

新世界真是新得很：对一些人来说，它从他们祖父的时代开始，对大部分人则是从他们父亲的时代开始的。而且，人们的移动范围那么大、速度那么快，因此许多在社会中活跃的人都有成功的故事可以谈——有时候是他们自己的，有时候是他们家人的。

我认识了卡拉。她出身泰米尔的婆罗门家族，目前替一个大机构做公关工作。她二十几岁，未婚。她工作勤劳、有条理，大家都知道她办事认真。她态度严肃、沉着，举止很有教养。但是，我对印度所知有限，特别是对她出身的南部婆罗门认识不多，也就无法猜测她的出身背景。

后来有一天，在午餐时，仿佛讲童话似的，她说她外祖父是白手起家，小时候穷得必须就着路灯读书。

（不是很多其他人据说都有同样的出身吗？不是某个地方也有另一个非常穷的男孩——没有纸笔，没有写字板——必须用一块木炭在铲子背面上做算术题吗？我把卡拉的故事当作一则虚构的传奇。可是，数周后一个晚上，我果真在马德拉斯一个婆罗门小“移民区”里看到一个小男孩拿着一本书坐在路灯下。路灯的光线太微弱，无法就着看书，但那婆罗门男孩拿着书盘腿坐在那里：那模样叫你知道，他想上进，要奋斗，有自制力，他正做着他和他父母听人谈到的好事情。）

我向卡拉问起她那位祖先的名字。那是一个王国高级官员的名字，是在独立前的印度很有名的名字。那个就着路灯读书的男孩后来获得了权力和财富。

从卡拉的举止中，我可以料到她的出身背景中有那样一位外祖父。我料不到的是——其实，只要稍加思索，便不会觉得这跟她的婆罗门出身有任何出入——她的娘家祖先中有一位遁世者，一位弃绝尘世的苦行者，在贝那拉斯⑮的河堤台阶上，在恒河畔的火葬柴堆和寺庙之间冥想。

卡拉的气质确实呈现出这些旧印度的遗风。她也知道她置身于普拉瓦斯所谈到的那股摆脱旧印度的潮流中，但她对此并没有像普拉瓦斯那样分析性的认知。当卡拉有点执迷地回想她的家族历史时，她想到的是她母亲：她母亲被卷入那股前进的潮流，陷在时代之间，生命被搅乱了。

卡拉对那则关于她外祖父在路灯下读书的故事可看得很认真。她在九岁或十岁时从母亲口中听到那个故事，后来又从外祖父那边听到了更多细节。她以她那严肃的口气说：“每当停电、灯光熄灭让人感到烦躁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这个家中没有半盏电灯的男孩。”男孩家中大概真的没有电灯。“这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马德拉斯。他父母把他送到马德拉斯的祖母家里住。”虽然卡拉没说，我想这应该就是许多人的故事中所提到的移居到都市的婆罗门的一部分。在马德拉斯，卡拉的外祖父住在一间重要寺庙附近的婆罗门区域。

“我外祖父告诉过我，他每天晚上都得在寺庙等着拿‘parsad’，也就是献祭的食物供品。那些供品是他的晚餐，也是他祖母的晚餐。最近我们到那间寺庙走了一趟，那是马德拉斯两间著名古庙之一，卡帕列西瓦尔寺庙。我外祖父向我指出一座狮子石雕，他说当年他经常靠或坐在石雕上，等着晚间礼拜结束后拿供品回家。庙里的祭司常骂他：‘礼拜仪式还在进行，你连好好站着都不行吗？’这一回，他年纪大了再回去，祭司就站在庙外迎接他了。

“他在马德拉斯读完中学后，到班加罗尔来准备上大学。他住在亲戚家里，自己拿到了大学入学许可。”真有意思，关于昔日的故事一再出现这个情节：没有父母或成人的帮助，小孩自己设法进了学校。“上大学的时候，他娶了我外祖母。如果我没记错，那时他十几岁，我外祖母才十一岁。当年，小孩子结婚后都住在父母亲家里，直到长大成年。我可得告诉你，就我亲眼所见，我外祖父母是一对深深相爱的夫妻。我向外祖父问过他婚姻早期的情况，他告诉我，有时候大学下课后他会到市场去为家里买些东西，包括偶尔为我外祖母——也就是他妻子——买些珠子和彩线。

“那个十一岁新娘的父亲，就是我告诉过你的那位遁世者。他小时候就在贝那拉斯做遁世者了。据说，后来成为他岳父的人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这个远在贝那拉斯的遁世者——贝那拉斯离这里有好几百英里远——并且听人说这个遁世者命中注定要跟他女儿结婚。”遁世者是弃绝尘世的，他们没有家，也不结婚。因此，这个关于遁世者命中注定要跟某人结婚的念头真是奇怪。

卡拉说：“他们——成为遁世者岳父母的人——应该是笃信宗教的人。他们应该找过占卜之人，替女儿算了命。于是，那家的父亲就亲自或差人前往贝那拉斯，去寻找出现在他女儿命盘里的那个小遁世者。他们到了贝那拉斯，在所有圣人之间寻找，终于找到了他。他们向他提亲，但他坚决不肯，他还不想重回尘世。于是他们无功而返。后来发生了种种事，他们再次前往贝那拉斯，跟小遁世者说了些话，终于说服他放弃苦行生活，离开贝那拉斯来到这里成婚。婚后不久，遁世者的妻子发生了意外，眼睛开始失明。她结婚时是十六岁。”

“星相家没算到那次意外？”

卡拉说：“我可不知道。”她听来的这故事像是神话：其中充满神奇的经过，但也有漏洞。

“你有没有听说遁世者在妻子失明之后说了什么？”

“没人提过遁世者的反应。”

“他靠什么过日子？”

“遁世者在帕拉尼当祭司，后来又在那里当上了高官。帕拉尼有著名的寺庙，供奉的神是湿婆的一个化身。我几乎每年都跟母亲去一趟。她信赖那间寺庙。”

“那是什么意思？”

“她相信那寺庙的灵力。”

“你信吗？”

“我爱我母亲，而且我相信她。我母亲跟她外祖母——就是那位还俗的遁世者的妻子——很亲近，而且，我相信家中的人对帕拉尼的寺庙应该都有某种特殊的感情。虽然我每年都跟母亲去一次，那寺庙对我倒没什么太大的意义。我自己不是那么笃信宗教。

“帕拉尼的寺庙很有钱。一些别的寺庙更有钱，但帕拉尼那座寺庙算是挺有钱了，许多人前去朝拜。寺庙的财富来自它们所拥有的土地，以及信徒的捐献。南部最富有的寺庙之一位于提鲁帕提。关于这所寺庙有一则故事。那寺庙供奉的神斯里尼瓦萨向财富之神库贝拉借了一大笔钱。吉祥天女拉克希米会赠予财富，库贝拉却占有或存积财富，抑或把财富借贷出去。提鲁帕提寺庙的故事说，寺庙供奉的神斯里尼瓦萨把大家捐的钱存起来，准备还他欠库贝拉的债。许多人相信这故事以及这位神。庙里有一个大‘hundi’，就是大布袋，大家可以把钱丢进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人丢——黄金、银子、钻石。我相信曾经有人把左轮手枪和沾血的刀子丢进去，希望他们用那些武器所犯下的罪能得到宽恕。我还听说，最大笔的献金来自违法取得那些钱的人。帕拉尼寺庙得到的献金比提鲁帕提寺庙少得多，但还是有的。”

“遁世者就变得有权势了？”

“我的印象是他很圣洁，对权势一类的东西没有兴趣。他女儿——我外祖母——还很年轻时他就过世了。当时她大约十四岁，已经结婚了，但还住在娘家。那是风俗。在他死前，遁世者曾经告诉妻子说：‘万一你必须依靠什么人，就到我们大女婿的家里住。’因此，我外祖母就搬到她丈夫家里，也就是我外祖父家里，而她那边的家人也全跟着搬过去。”

“那桩婚事是如何决定的——你外祖父和外祖母自己决定的？”

“我们属于泰米尔婆罗门中一个很小的分支，我猜那年头人们比较看重种姓分支吧。可能每个人都有远亲关系。大家会记录下来，或者记住、注意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什么人是什么人的表亲的岳母之类的。这种对家族关系的重视到现在还残留着，人们仍然知道远亲的关系。我可就不懂这其中的道理了。”

但卡拉可以靠自己过日子。她受过教育，她有工作，她可以来去自如。如果在五十年前，她根本找不到工作，她目前所做的公关工作根本不存在，甚至连她上班的那种公司可能也不存在。五十年前，人们的想法和感觉应该不同，家族观念是有帮助的。

卡拉说：“也许两个时代以前这个世界不像现在那么让人觉得小。

“大学毕业后，我外祖父通过一项考试，进入政府部门服务。他的职位逐渐高升。他是很有干劲的人，人们称赞他的大胆和诚实。他出了好几次国。”

卡拉就是这样讲故事的。她慢慢诉说外祖父的童年和就着路灯读书那段，然后突然急转到功成名就的部分。这几乎证实了普拉瓦斯的话，即随着印度经济的发展，人们被卷入潮流，然后被带到较高的位置。

“他一生总共有九个孩子。他母亲跟他住在一起，还有他岳母和小姨子。全家只有我外祖父一个人有收入。他的钱不多，但每个小孩都去学了骑马、游泳、音乐，他们也常去远足。我确信这是他在政府中长期服务的结果。

“对我，这完全像是一则故事。我去过外祖父家里，那边可没有马和马厩，也看不到有人在游泳。我还听说，当他在一个王国任职的时候，他们一家曾住在王宫里。宫中花园里有孔雀。这些故事都是真的。不过，那是不同的时代。我不会怀旧，我只觉得那应该是个值得造访的地方。

“到了我外祖父住在王宫里的时候，我母亲已经结婚了。因此她并没有住在王宫里，只是去做客。她曾经带着小女儿搭乘快艇，当时女婴大约只有一个月大。她说她知道婴儿不会记得这件事，但是她要跟女儿分享她所知道的一切。”

虽然卡拉没有这么说，我想那一个月大的婴儿大概就是她自己。

“故事中关于我母亲婚姻的这部分是最令人悲痛的一段，谈起它让我很难受。我母亲上的是英国学校。她各方面表现都很好——音乐、运动、课业。她很大胆、很有自信。”值得注意的是，卡拉对大胆一再加以强调和赞许。“她想做许多事，她觉得应该当医生。她喜欢上学，想多学些东西。实际上，她可以说还只是个小孩。她那时读了不少东西，不少英文小说。她根本没想过结婚的事。她是个小孩，一个女学生，几乎像是个英国女学生。”一向沉着严肃的卡拉现在近乎泪水盈眶了。“她说她小时候不是很漂亮，我可知道她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她十四岁时结了婚，那是她没办法左右的事。她说她但愿别人能让她自己管自己的事。她很苦恼，她哥哥和几个表兄弟也很苦恼。那几个男孩告诉她，说她可以离家出走——而且他们会照顾她。”

“那婚事是谁的主意？”

“她父亲的主意，我外祖父的主意。”

“你有没有跟他谈过这件事？”

“没有。”

“为什么？你跟他熟啊。”

“我跟他很熟。但他现在已经跟当年不一样了，我相信如果那时候他是现在的样子，肯定不会那么做的。

“我母亲那时读十年级。对于这件事，我没有问她太多问题。我觉得太痛苦，而且，现在坐在这里，我也不能改变什么了。也许，我不想知道更多只是出于我自己的胆怯。她在学校读完书——婚后，她还在学校待了几个月。最后那几个月她处境很尴尬。大家总问她是不是结婚了——她的许多朋友是英国或英印混血女孩，她们都比她大了好几岁。她们之中许多有男朋友，那时班加罗尔有不少英国兵。那是一九四六年。”

在这则到目前为止仿佛是古老传说的故事里出现一九四六年的真实世界令人觉得不安：一九四六年，英国人还在印度，还在班加罗尔的那个驻扎区，但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加尔各答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严重冲突暴动也即将发生。

我说：“那一年在我听来距离现在还相当近，毛姆⑯的《刀锋》——那本关于遁世者及追求自我实现的小说——才出版了一年左右。”

卡拉说：“那本书她很喜欢，她继续读了不少书。本不该有那场婚姻，”卡拉谨慎地用克制的口气说，“他们应该让她随性发展，要是那样，她会是个伟大得多的女人。”

“你母亲没跟她父亲说婚后她在学校很尴尬？”

“我想我母亲不会告诉她父亲这个。

“谈起接下来的这段我也觉得难受。她不能再上学读书了。婚后几年，她根本就是奴隶，为丈夫的大家庭做苦工。都是些体力活，洗衣刷锅之类的。她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行动自由。她不能按照自己的安排回娘家探望亲人。她没有权利决定如何过日子，事情总是由别人替她做主。”

“你父亲对这一切怎么看？”

“我父亲是个安静、随和、温文的人。他家的事都是由年纪大的女人决定的。”

“你外祖父很有地位，怎么会把女儿嫁到这种人家？”

“他们一家声望很好，他们是贵族家庭，别人把他们看作慈善人士。他们大概说一套做一套吧。那家的女人有许多参加了公益组织。她们所受的正规教育比她们允许我母亲接受的程度高得多。这些都是出于双重标准，出于麻木和一点残酷。”

残酷，没错，那是印度家庭生活的必然结局。家族提供了保护和归属，让人不会陷于空虚，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小国家，是个不让人好受的地方，其中充满政治，充满憎恨、分分合合和道德指控。我在大部分童年时期所见识的就是这种家庭生活：这让我很早就了解了世事之道，明白何为残酷。这让我——我猜想卡拉也是一样——渴望另一种生活，一种能够拥有自己的空间、孤独或不那么喧闹的生活。

不过，我不认为卡拉提到的双重标准是恰当的说法。印度教徒的家庭生活中充斥着种种仪式。就像人生的每个新阶段都需要举行仪式，每个人在有生之年的不同时期也必须扮演不同的角色。婆婆有责任管束幼小的媳妇，教导那些天真淘气的女孩担起生儿育女、料理家务的新职务，要她们养成顺从的新习惯，教她们对真实世界的苦与泪采取近乎逆来顺受的态度。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沿袭中，婆婆要把她们自己做媳妇时所经历的生活和所接受的观念转移到媳妇身上。对幼小的媳妇施以这样的训练被认为是婆婆的德行，至于手段的残酷，无论是多么刻意和多么恣意，都会被看作只是生命本身之残酷的一部分罢了。那家的妇女从事公益活动时，对象应该都是低了好几个阶层、境况悲惨了好几倍的人。她们会有从事公益活动的愿望，也应该是因为她们先被灌输了家庭妇德的观念。至于双重标准，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卡拉目前所处的世界的概念。

卡拉说：“我母亲对这一切毫无心理准备。她只是一个媳妇，家里有什么好东西或要出游，她总是最后被想到的人。车子里没有她的位置。她也还只是个小孩子，其他人都比她大得多。她有时还会挨打。”这话题让卡拉太痛苦。“她婆婆和丈夫都会打她。她一结婚，突然之间，别人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要她变成大人。”

“你有没有跟你父亲那边的家人谈过这些？”

她没有。“等我知道这些事的时候，大家都已经老了许多，再去挑起口角也没有用了。那种日子持续了五年。”

“你外祖父是很有尊严和名誉的人，他没为女儿做点什么？”

“对印度教徒来说，父母是不应该过问女儿出嫁后的遭遇的。他们并非不知情，只是不该过问。换作今天，他们就会过问了。

“在那五年里，我母亲跟我父亲谈了不少。她向我父亲倾诉，最后他们决定不在那所宅子里住下去了。我父亲向尼尔吉里丘陵⑰的一座茶叶种植园求职。他得到那份工作，他们搬了过去。

“我在那里长大，直到进入寄宿学校。那是一座有殖民风情的优美城镇。我所看到的只是殖民时代的遗风，譬如基督教文化和派对。在那里，你要信什么宗教都没关系。那边看不到定居的英国人，倒是有不少英印混血儿。房屋建筑风格属于殖民时代——高天花板、木头地板、大花园、门廊、离开主屋有一段距离的仆役房舍等等。住在那里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