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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城名谓迈拉波，
美丽雄伟又富庶；
古来异端拜偶像，
至今仍然未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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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蒙斯《路济塔尼亚人之歌》（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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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八月某天，在喜马拉雅山脉某处，我正随着一年一度的朝圣人潮前往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阿马尔纳特山洞，去参拜洞中由冰柱形成的“林伽”——湿婆的象征。那时候，我遇到了“蜜糖”。他来自南方的马德拉斯，身材有点魁梧，相貌柔和。我们成了朋友。两个多月后我到了马德拉斯，又跟他见了几次面。他是个婆罗门，住在名叫迈拉波的婆罗门地区，就在那座著名古庙①附近。他是个忧郁内向的人：他在喜马拉雅山上看来如此，回到马德拉斯自家周边看来还是如此。他话很少。他不吝惜的是没有条件的友谊，全心全意投入、看不出有什么保留的友谊。他总是随时都可以见朋友，随时都乐于见朋友。他将近四十岁，但尚未结婚。他跟双亲住在迈拉波一栋舒适的中产阶级住宅里。
那回我在印度待了一整年。抵达印度数周后我便北往克什米尔，在那边做了几个月的工作，然后赴南方旅行。在乡下，我有时会跟结识的年轻政府官员待在一起，有时则投宿公家机关的小屋及招待所——这些是只提供最基本设备的简单房舍，虽然在绿色革命②之前的印度乡下，那种设备算得上奢侈。
在城市里，我到付得起费的旅馆投宿。未到印度之前，我原以为那边劳动力既然那么多，旅馆应该既好又便宜，就像五十年代早期的西班牙旅馆那样。事实不然。当时，印度几乎没有观光业，酒店管理也还不是一门专业。在小城经营小旅馆的人只能提供跟他们自己所使用的相同的设备，他们雇用的工作人员就像是他们自己家里那些衣衫褴褛的仆人。
马德拉斯的情形却不一样。供应素食的餐厅和旅馆都干干净净的（虽然顾客较多的荤食店或被古怪地称为“军用”的店家，跟北方的一样糟）。干净和吃素是有关联的，二者都是南方婆罗门宗教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在林地大饭店，我住的是增建部分中一个干净的房间，到有冷气的餐厅用餐，坐在大理石桌前取来盛在香蕉叶上的食物（使用香蕉叶是为了洁净，也为了发思古之幽情）。饭店屋外有花园及一座露天剧场或舞台。
如果我先前对南方的婆罗门印度教文化一无所知，如果我对婆罗门成就卓越的音乐和舞蹈艺术一无所知，那么我一到南方，就应该开始对那种文化有点概念了：我看得出，在这里，种姓——犹如伊丽莎白时代的“等级”观念——发挥着抑制文化、社会和身体上的各种混乱的作用，而这些混乱在印度是很容易发生的。
但是，在认识到这文化所扮演的防护作用的同时却也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在林地大饭店的餐厅接触到南方的素食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这完全不像我从小就设想为印度基本食物的那种素食，譬如木豆和无酵素面包等。为林地大饭店招徕不少顾客的这种南方素食过分精致和清淡，我吃进肚里毫无感觉，从未觉得吃饱过。
宗教和食物一样奇怪。蜜糖要我去看看迈拉波的寺庙，他一向在那里拜神。可是，我在特立尼达成长时所认识的印度教几乎完全不涉及寺庙。我知道礼拜仪式是怎么一回事，它们是在家里举行的。我那位在印度出生的祖父于二十年代在特立尼达盖了一栋房子，就在房子最顶端设了间礼拜室。我最熟稔的是不时举行的史诗及经文念诵仪式。信徒隔着一个特别制作、加上装饰的陶质神龛与长老相对，神龛上摆着一盏圣火，燃烧的含树脂油松发出一股香甜的味道。念诵中，每隔一段时间，有人会把净化奶油和糖加进火里，然后摇铃，敲铜锣，有时还会吹海螺。文字的念诵，以及一旁伴随的缓慢有规律的音乐：这是我成长时所接触到的印度教，而这就足够让我感到莫测高深了。蜜糖想让我认识的关于寺庙的种种——关于神圣场所、寺庙里特别供奉的主神等等——实在令我摸不着边，甚至让我有点乱了思绪。
虽然马德拉斯让访客宾至如归，我在那里却一直有置身异域的感觉。雕刻的金字形庙塔；棕榈树；光着上身在旧石柱间出入的婆罗门；迈拉波那座巨大美丽的贮水池，池内四周都设有石阶：这些就像是昔日欧洲旧版画插图中的景物。特别是那些庙塔，它们一再让我感受到视觉上的小震撼，每次都觉得我又在以新的眼光看着那地方；觉得当地的文化依然完整；觉得我所见到的跟最早的旅游者收入眼底的没什么不同。
旅游者，海洋：每当想到马德拉斯，我总会同时回忆起黎明时刻散步到那城市又长又宽的海滩上去的情景。日出时，人们在海里清洗他们养的牛。太阳从海面上升起；平坦的湿沙滩闪着红黄两色；肋骨清晰可见、臀部骨瘦如柴的带角的牛站在它们模糊的倒影上；然后白昼的炙热开始降临。
不到五年之后，我又来到马德拉斯待了几天。当时刚举行过邦议员选举（我倒不是为此而来），我抵达那天，林地大饭店里的气氛就像是殖民地刚选出独立后执政党时那样。汽车，音乐，新衣服，当天的政坛英雄——你看得出来，因为他们抵达时群众格外兴奋。林地大饭店的露天舞台或剧场也张灯结彩，仿佛要举行嘉年华活动。
印度已经独立二十年了，却还有这种殖民时代的庆祝方式。在我初识南方的婆罗门文化之后，这又让我首度见到了南方的反抗：南方对北方的反抗，非婆罗门对婆罗门的反抗，黑色种族对白色种族的反抗，达罗毗荼人对雅利安人的反抗。这场反抗运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我在一九六二年所接触到的婆罗门世界已经受到冲击。
一九六七年赢得邦选举的政党是“达罗毗荼进步联盟”（简称DMK）。这个政党有深远的根基，它有自己的先知及从政领袖，也就是在该党中相当于甘地和尼赫鲁的人物，而这些人的生涯也奇妙地跟印度主流独立运动领袖的生涯如出一辙。在那之前，我几乎未曾听人提过他们，也几乎完全不知道其运动的强大力量。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胜利，即表示不到五年前蜜糖带领我认识的那个文化——那个在我看来完整、神秘而古老的文化——已经溃败了。
蜜糖维持他素来的婆罗门作风，对发生的这些事满不在乎。他仍然住在迈拉波的父母亲家里，仍然到那间古老寺庙祭拜，仍然一副心满意足模样干着他一直干的公司文员职务。
时隔五年，他的友情依然殷切如昔。他还是像我所记得的那样忧郁，内心深处还在唠叨着什么。或许，他这时变得有点更加沉默寡言了。我想我们并没有谈到政治。在他父母亲家楼上的房间里，我们倒是谈到了几本他最近产生兴趣的泰米尔语预言书。他告诉我，这些是古老的书籍，现在邦政府将它们重印出版，一共好几册。
他说不出为什么会对预言书产生兴趣，不知道是因为想知道自己的未来，还是只是想读读那些书。这里有一份暧昧：他显然对那些书很着迷，但同时又似乎要我保持戒心，告诉我解读那些圣书的祭司常常要价很高。
他也读别的书。这些就在他房间里，他把它们拿了出来：英国的柔情浪漫小说，只是打发时间的——他这么说，仿佛书的内容对他并不重要，仿佛在他的孤寂中只要能够看书、有个消遣就好。
如今，二十多年后，我又来到马德拉斯。这一次，同样未出自刻意安排，我抵达时又正巧碰上政治活动期间。这里即将举行另一次邦级选举。各政党的广告牌、标志及政党领袖的画像到处可见。有些海报非常大，犹如马德拉斯的电影广告牌，这倒是恰如其分，因为自从原先的达罗毗荼政党分裂后，达罗毗荼运动所推出的领导人物就都是泰米尔电影明星。广告牌中所画的政治人物都有一副南方电影明星那种圆胖的脸形，甚至大家都知道是黑肤色的人也变得脸颊红润：领袖的画像应当如此。
在画像中，过去十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担任邦长的那位电影明星——由于他刚过世，才会有这次邦级选举——戴着一副墨镜和一顶白色皮毛小帽。无论从影或从政，墨镜和小帽是他不变的行头。他曾经是著名的特技演员，像是本地版的埃罗尔·弗林③，在影迷心目中，他几乎是个神。他比较感兴趣的是当一位统治者和明星，而不是处理政府事务。据说，他死的时候有一万八千件公文等着他批阅。他做过的事包括废除马德拉斯市政府，因此现在马德拉斯一团糟，到处垃圾堆积如山。仿佛这般情境——这种违背古老洁净观念的做法——也是南方反抗的一部分。
过去泰米尔纳德的殖民地抗争政治遵循了殖民地的发展模式：偷窃、耗损、停滞、言辞、古老悲情的不断撩拨。那些悲情倒不是虚构出来的。泰米尔纳德的人民尚未背离、摒弃原先的达罗毗荼抗争运动：这次选举对垒的一方是从DMK分裂出来的几个派系，另一方是剩下来的DMK本身。
一九六七年的赢家DMK这回又获胜了。在我抵达几天后，到处都是该党的黑红两色旗子——黑色代表种姓反抗，红色代表革命。在载客摩托三轮车上，在自行车上，这面旗子飘扬着，庆祝选战胜利。有时候，人们从小型客车打开的车窗伸出手去把旗子高举在车外，举起的手象征旭日的光芒，即选票上代表DMK的标记。
一天深夜，我在电话号码簿里查寻蜜糖的名字。我找到一个跟他名字相似的人名，但地址已经变更。我拨了电话过去。接听的人操泰米尔语，起先对我一概不理，完全不想了解我所说的话。后来，那个人对我的英语有所适应后，开始说起英语，而且用词遣字颇像公司职员，简短准确。他说，蜜糖睡了；此时此刻不得打扰他；他已经“就寝”；他一向在九点“就寝”。他几点起床？五点。我留下我的名字。
翌日我收到蜜糖的留言。我打电话过去，接听的是个女人，过一会儿蜜糖接了电话。他听来像生病了。我问他年纪多大，我告诉他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年龄。
他说：“六十四，不太年轻了。”
“那么，我们在克什米尔碰面时，你是三十七岁？”
“那时我是年轻人，跟你一样。”
目前，他由拉格哈文夫妇照料。前晚在电话中跟我交谈的是拉格哈文先生，今天早上接电话的则是拉格哈文太太。电话是他们的，装在楼上他们住的地方，蜜糖住在楼下，现在他爬楼梯很吃力。他已经从“服务工作”中退休。他母亲过世了，父亲也走了。他已搬出当年我跟他在其中见面的那间双亲的房子。他搬离了迈拉波。他现在住在拉格哈文夫妇屋子中的一间小公寓里。他要我立刻前往。他告诉我地址，然后说——我觉得奇怪——“每个人都知道我住的地方。”他口气中带着几分急迫的意味。他的声音开始变得断断续续，我想他病得很严重。
他在屋外等我，出租车一停下来，他就向我跑步过来，并且直呼我的名字——这时我正要走进别人家的大门。他穿着一件黄色背心，缠着腰布。他看来没有我记忆中的那么高。在喜马拉雅山时，他的皮肤被山上太阳晒得黝黑；现在，他看来比较苍白。他表情中的忧郁跟他的病容融合在一起，脸上肌肉及裸露的肩膀呈现松弛状，看得出他是无力爬楼梯了。
他领我穿过正确的大门，这里进去才是他公寓所属的那栋房子。公寓位于一楼，我们就从庭院小道直接走进他的客厅。他说：“起居睡觉”。意思是说这房间是他的起居室，也是他的卧室。“附有浴室。”他用手指了一下，但并未带我过去瞧。另外还有一间厨房，以及他当作神坛使用的房间。这是他要告诉我的大新闻：他的神坛。他在他的公寓里搭设了一间自己的神坛。这里供奉了三位最重要的神祇，即智慧之神、力量之神和钱财之神。
“来，我带你去看看。脱掉鞋子吧。”
最后那项要求既客气也坚定，并无通常人们说这话时口气中所带有的羞怯——那种口气意味着如果你不想脱鞋也无所谓。不过，他心中最在意的是我们的友谊：他主动请我参观他的神坛乃是友谊的表示。
我脱掉鞋子，站在饰着花环的无法辨识的黑色神像前面。
我随着他观看。对于我缺乏宗教信仰一事，他一向能够谅解容忍。然后，他带我到他用来当作厨房的那个房间。他刻意把头往下垂，让原已松垮的肩膀更往下沉了一点。他笑着说：“请不要写到我的厨房。”他知道厨房不干净，他这么说。但是，这里没有自来水，厨房里所用的水全得用水壶取来。现在，他要搬动装满的水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做了几个动作，让我明白他的身体连一些简单的事都力不从心了。如果搬动重物，他便会生病，因此他无法保持厨房的干净。这间厨房很脏，窗子上方的铁丝网及窗子正下方的台架都沾满了灰尘和油污。他说，他现在自己照顾自己，能省的东西都省了。有个女孩会来替他打扫。不过（虽然他没这么说）作为一个婆罗门，他不能让那女孩进入厨房。
他现在六十四岁了。他正在把物品省掉。在前房，也就是公寓里起居睡觉两用的主要房间里，他有几样杂乱堆在一角的小家具，他准备把那些家具弄走。他用不着那些东西了。
“我要的是简单的房间。”
我问他为什么没结婚。
“为什么？为什么？让我怎么回答呢？我就是无意结婚。”
当我问起神坛以及他为何想到那主意时，他给我的也是同样的回答。他说他就是那么想到的。
我记得他在一九六七年时对预言书的兴趣。我问起他这件事。他如今还有那股兴趣吗？另外，我还想知道那股兴趣是如何产生的。
他说：“为什么？为什么？这类事情是你的问题。我能怎么回答？”他就那样兴起了阅读预言书的愿望。有件事我倒是看准了：那种想探索预言书的愿望如今已消失了。
想到他目前新的孤独生活，想到他那肮脏的腰布背心，自从认识他以来，我这才头一遭直接问起他的一生。
自从大学毕业后，他这辈子都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到了最后，他是办公室的主管，担任类似人事经理的职位。他掌管所有员工的档案数据。现在他对公司还有一份深厚的感情。退休时他的月薪是两千卢比，相当于八十英镑。这数目足够应付一个单身男人的开销。目前公司每月支付他一千卢比的退休金。公司还为他投资了一笔钱，从这里他每月还可拿到一千三百卢比。这些收入够用了。
我们所在的那间起居室兼卧室的水泥地板上有白色的花型图案，跟许多印度房屋门槛上装饰的图案一样。这些图案通常是用面粉画上去的，每天重新画一次。不过，蜜糖的地板图案却是塑料做的贴饰。墙壁漆成蓝色，由于受到背部和手掌的擦抹已经失去光泽，而在椅背上的部分，则被油污的头发弄脏了。墙上的图画都是宗教图画。一面墙上悬挂着一个双层小橱，附有玻璃滑门，橱内有药瓶、蜡烛、铝箔纸板包装的药片，这些跟纸张和家庭小玩意儿杂乱地摆放在一起。在迈拉波他父母亲的那栋屋子里，我从未感受过这样的凄凉。
我问他这一生是否快乐。
“平淡的一生，平淡的一生。”
然后开始有客人来访。他们从开着的前门进入屋内。第一个进来的男人皮肤黝黑，额头上有新点的圣痣：他已经做过晨间礼拜，或者已经去过那间大庙了。
“他是个地主，”当那人走进神坛房间时蜜糖这么说，“有钱人。”
第二个访客比较年轻，面貌也比较优雅。他向蜜糖打招呼，然后二话不说就步入神坛房间。这人穿着一件正式的红褐色长衫。蜜糖说他是一家大公司的主管。
“大家会来这里。”蜜糖这么说，仿佛是要说明为什么有这些访客。
第一个来的那位地主有钱人从神坛房间走出，倚着起居室兼卧室的一面墙坐下。当那位穿红色长衫的人走出来时，他在房间一角那堆杂乱家具中的一把椅子上坐下。
这担任主管的第二个人是他所属公司的生产部经理。早上这么晚的时刻他似乎不应该到这里来，不过他说他每天早晨都会来蜜糖的神坛来沉思，求得平静。他们在一起话不多。星期天晚上他会来待三个钟头，而那一整段时间他们几乎都没有开口说话。只要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房间，在这个蓝色墙壁已经弄脏、可以瞥见阴暗厨房的房间里坐着，那就算是某种形式的沉思了。生产部经理说，沉思——意指思想的净化——并不容易：初学者很快就会被家人、职场之类的事分心。需要好几年才能学会沉思。他比不上蜜糖先生。
这对我可是新闻：我不知道蜜糖还有智者、圣人的名声。
我问他：“你能够让你的思想净化？”
他低调回答，不过也因为——不用他说什么——我知道答案而感到高兴。他说：“我没什么成就。”
生产部经理说：“人家去见大部分圣人是为了得到什么东西。”跟蜜糖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来蜜糖这里只是为了求平静，他没有别的索求。
迈拉波的婆罗门世界已经被完全颠覆。但是在蜜糖的蓝色小圣堂里，外面街上的政治离得远远的：那些红黑两色旗帜，那些画着新英雄肖像的八十英尺高的广告牌（倚靠在粗糙的木头鹰架上）。在拉格哈文夫妻屋内的小公寓里，蜜糖仿佛是宫廷之主，有自己的圈子。或许，他在这里也比成长时住在父母亲家里的任何时候更受到保护，更受人敬重。他是个圣人，可以让别人得到平静。这让我明白了他在电话中所说的一句话：“每个人都知道我住的地方。”
我准备告辞时他说：“你可要来跟我一起用餐。我会亲自为你下厨，我会为你煮南瓜。”
“南瓜？”
“一九六二年你住在林地大饭店时天天都吃南瓜。”
他还记得我早就忘记的事。他记得一九六二年及一九六七年在他父母亲家里，我跟他父亲曾经认真长谈过书籍和印度的事。
过了这么久，还有人如此详细记得你的往事，这可真令人受宠若惊。同时，我也觉得这显示他的一生真是平淡到了极点。不过，这平淡终究带来了报偿。他的天赋得到了认定。或许，使他在喜马拉雅山上一大群朝圣客中引人注目的那些特质——他的孤独，他的平静，他的忧郁，他所展露的不完全感和探索心——也吸引了别人。
只有百分之三十三或百分之三十四选民投票给得胜的DMK，但是该党的红黑两色旗帜却在城里迅速增加，犹如每个人都投了DMK的票。有些墙壁在投票日之前就画着该党的选票标志——升上山头的太阳；如今，这些墙上的图画被细心地重画，添加，先加上一点，然后又加上一点，仿佛进一步嘲笑其他两个落败政党的标志——张开的手掌及两只鸽子。这两个标志直到几天前还象征着光明前景及意气风发，如今却遭受遗弃，不被理睬，更没有忠心耿耿或喜气洋洋的人来为它们增添一点庆贺的色彩。
选举结果公布后一两天，城里有些地方便开始出现巨大的广告牌，上面画了该党三位英雄的巨大图像。广告牌上没有写出人名，也没有任何文字，你得先知道那些英雄是谁，才会了解这些图像的意义。他们三人的侧面像交叠在一起，每一个都犹如钱币上的王族头像，三位英雄分别用不同的颜色画出。当前党领袖的画像用的是某种褐色；一九六七年带领该党首度获得胜选的那个人用深蓝灰色；这两人后面则是一位脸颊红润、长须卷曲的老翁，他是该党的先知。
这位先知以“佩里雅尔”之名行于世。这个泰米尔词意为贤人或智者。我知道佩里雅尔这名字，但仅止于此，我对名字的主人一无所知。现在，我开始得知他的种种。令我惊讶的是，尽管我读了不少有关印度独立运动的文献，却只读过或记得那么一点点关于这位南方先知的事，而且，如今我所得知的也同样令我惊讶。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及理性主义者，在漫长的一生中，他每天都发表两三次演说。他把印度教神祇当作笑柄。他无情地嘲讽印度教徒的种姓，把他们在科学上的落后跟欧洲的成就做对比。然后，他又使出两方面论证的手法，声称印度教徒的神祇（“一些经过挑选的动物、几种鸟、几种树和爬藤、几座山和几条河”）只是古埃及、希腊、波斯及迦勒底④神祇的翻版。
这是第一样让我惊讶的事：一个以幽默和讽刺见长的人——至少他那些经常杂乱无章的泰米尔语演说的英文翻译读来有这种感觉——竟然会被泰米尔纳德人视为先知，而且在他过世这么久之后的政治胜利时刻，他还会再度受到尊崇。不过，当佩里雅尔批评印度教和种姓时，幽默却绝非他的用意。他曾经是个信徒；如果他未曾有过信仰，他对宗教及其提倡者便不可能有那份执着的态度。
马德拉斯有个叫作佩里雅尔提达尔的地方。这里原本是一座汽车或电车车站。佩里雅尔自己在一九五三年买下了这里，价格是十万卢比，当时相当于七千五百英镑左右。他所创立的组织目前仍然以这里为总部。
沙质空地中央立着一座佩里雅尔的黑色雕像，上面装饰了花环，基座上刻着这些铭文：“佩里雅尔 新时代之先知 东南亚之苏格拉底 社会运动之父 无知迷信劣俗愚行之大敌”。佩里雅尔的坟墓在空地一角，四周有许多磨平的灰色花岗岩石板，上面刻着佩里雅尔说过的话。其中相当有名的一段几乎就是咒文：“神不存在。神不存在。神根本不存在。发明神的人是傻瓜。传播神的人是恶棍。敬拜神的人是蛮番。”佩里雅尔每次演讲都这样起头。
很难想象印度哪个地方的人会接受如此直率尖锐的看法，除非提出这种看法时也附带了其他主张。提倡“理性主义”及否定神之存在时，佩里雅尔也摒弃婆罗门及他们的语言，摒弃种姓制度，摒弃北方白肤民族对南方黑肤民族的蔑视。
佩里雅尔提达尔里面那座坟墓也有重要的意义。印度教徒实行火葬，佩里雅尔坚持死后土葬。他不仅是理性主义者：对那些听了他的言论而且喜欢这些言论的人，他是印度教徒之大敌。
他出生于一八七九年，晚甘地十年，早尼赫鲁十年。他的政治生涯自一九一九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三年去世为止。这是佩里雅尔令人相当惊讶的第二点：他竟然活了这么久；他的生涯竟然有许多年跟甘地的生涯平行并进；在甘地奋斗探索的晚期的若干几年间，他的背后竟然一直存着这个印度教徒的大敌，而且这个人物最终甚至变成甘地的大敌——一个生涯与事业跟甘地的大部分正好反相呼应的人。
甘地是素食者；佩里雅尔一定要吃牛肉。甘地努力克制感官欲求，佩里雅尔大吃大喝，肥胖无比。一位佩里雅尔的崇拜者告诉我，“他很贪吃”。在此，由于价值的逆转，那字眼是赞美之词。“他老是吃‘biriyani’——白饭加羊肉、牛肉、猪肉。他对食物从不挑剔。”甘地总是挑剔他的食物。
他跟甘地不同，他反对甘地，但在某些方面他却与甘地相似：他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摸索出推动使命的方法；他对这使命终生不渝；最重要的是他有务实的态度。跟甘地一样，佩里雅尔也出生于印度教商人的种姓家庭。甘地出身于小邦官员家庭；佩里雅尔出身于富商家庭。佩里雅尔的教育程度不像甘地那么高，但他可以说比甘地虔诚、传统。甘地违背其种姓的规定，前往伦敦研习法律。佩里雅尔二十五六岁时（甘地正在南非奋战）前往贝那拉斯，为的是想做个身无长物、靠信徒施舍的遁世者，借此获得某种心灵启示。
他从未得到启示，于是离开贝那拉斯，回到家乡城镇协助家族事业。他也参与地方政治，并于一九一九年——这时甘地回到印度已经数年之久——加入国大党。他支持国大党的手织土布运动，也采取不合作策略。
然后，他脱离了国大党，起因是南方婆罗门的种姓偏见。非婆罗门不得随意进入寺庙。他们绝对不可以进入供奉庙神的内殿，只能从远处观看。有时候，非婆罗门甚至不能走上寺庙前的小路。
一九二四年，最后这项禁令在邻近的喀拉拉邦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骚动。当时，喀拉拉是个君主邦国，有自己的大公，而喀拉拉的婆罗门对于种姓禁令方面甚至比马德拉斯的泰米尔婆罗门还严格。王宫围墙内有一座寺庙，也有一个法庭。某天，寺庙在举行什么神圣的聚会，因此禁止非婆罗门走上庙前的小路。这条小路正好也是通往法庭的途径。一位名叫马哈文的非婆罗门律师当天必须出庭，但是（人往往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成名）马哈文不能从寺庙前面经过。喀拉拉的一些非婆罗门为此提出抗议，开始煽风点火，大公把他们囚禁了起来。他们向佩里雅尔求助。他前往喀拉拉，在那里活动了一整年，直到寺庙前的小路终于开放给非婆罗门使用。
随即又出现了一场危机。有人发现，在一所以传播甘地思想为宗旨的国大党学校里，婆罗门学生与非婆罗门学生必须分开用餐。接着，大家又发现，虽然这所学校由一位婆罗门掌管，其资金却是来自非婆罗门的。有人向甘地报告了这件事，不过他的反应既暧昧又轻松。
佩里雅尔就在这时跟甘地及国大党分道扬镳了。（马德拉斯流传的一则——来自婆罗门——的故事说，分裂的真正原因是佩里雅尔被要求针对与手织土布运动有关的款项提出说明。）一九二五年，佩里雅尔发起“自尊运动”，这时他想到一个高明的主意，即以穿黑衬衫来象征他的主张。于是，在将近五十年的余生中，他就穿着黑衬衫到处活动，企图革除婆罗门优越感、种姓制度、国大党、印度教，以及妇女的恶劣处境。他鼓吹非婆罗门举行自尊婚礼，即不请祭司主持也不需要宗教誓约的婚礼。他也宣扬一种朴素的社会主义。
“未来的世界不会有缺乏品格和教养的人……现代人的品格会堕落，是因为文化、正义及纪律都被用于维持人与人之间的种姓和阶级差异……当这些资本主义及个人主义的状态消失之后，堕落的品格就不会再有存在的必要。”
他所描绘的是一个充满科学成果、无须神祇存在的远景。
“交通以空运为主，速度极快……可以把收音机装在男人的帽子里……添加维生素的食物可以做成药丸或装入胶囊里，其量可供给一天或一周的养分。平均寿命可达一百岁或更长……汽车的重量可能只有一英担⑤左右，而且不必使用汽油……电力将配送到每一个地方、每一户人家，满足人们的所有需要……所有产业和工厂都不以个人私利为目的。它们全属于整个社群，而所有发明都为了满足全部人的需要和娱乐……当世界本身变成乐园时，人们就不需要去设想虚幻的乐园。只要没有匮乏，就没有神祇。只要有科学知识，就不需要推测和想象……我们必须把生存竞争转变成快乐人生。”
佩里雅尔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宣扬，告诉大家在未来的世界里种姓迫害将随着神祇一起消失；尽管如此，他也在同时展现出从小在家庭里养成的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他出生在商人家庭，一辈子关心金钱方面的事，从不否认金钱的价值，总是设法让自己和他的运动维持经济上的独立和宽裕。他的运动从未缺钱，他遗留下来继续推动使命的信托基金相当庞大。
他的遗物存放在佩里雅尔提达尔主建筑的一个大房间里。房间前侧的四柱床上摆着一幅裱糊起来、真人一样大小的佩里雅尔的相片（电影广告及选战宣传风格转移到了这间私人博物馆），相片中的他很老，蓄着胡子，盘腿坐着，似乎在写字。床上有条粉红色花纹的毯子，相片倚靠在一只枕垫上。四柱床的柱子是白色的，柱顶上没有罩篷。床的一边立着一座旋转式高书架，上面摆着佛陀和列宁的半身雕像，纪念品商店出售的那一类东西，以及一尊马的雕像——这是人家送的礼物。那匹马并无特殊意义，佩里雅尔把它留下来只是因为它好看，也为了怀念赠送者。
比较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放在一个玻璃柜里。这些是白银打造的破除传统的工具：两把银质大锤及两根银质拐杖——形状与佩里雅尔老年时所用的拐杖一样。
目前，佩里雅尔运动由维拉曼尼先生领导。他是佩里雅尔青史之名的延续者，其生前遗物的守护人。带我看大锤和拐杖时，他笑着向我提起一句谚语，他说这是梵文古谚：“眼镜蛇之毒仅在舌头，婆罗门之毒遍布全身。”这句谚语又引出另一则——维拉曼尼先生说这是众所周知的印地语谚语：“如果你碰到一个婆罗门和一条蛇，先杀掉婆罗门。”（先前我听过这则谚语的另一种讲法，那时人家告诉我说它是东南亚家喻户晓的谚语：“如果你在森林里碰到一条蛇和一个印度人，先杀掉印度人。”）
破除传统的象征之后就剩下王位的象征了。佩里雅尔常被称为泰米尔纳德的白须国王。南方的某个城镇曾经送给老人家一个有花饰的白银制成的王座。现在，这王座和另一城镇的拥护者所送的银质王冠就摆在一个玻璃柜里。另一样礼物是一支银质令牌，其顶端刻着佩里雅尔和佛陀的小头像。在另一个玻璃柜里还有几把银质弯刀。
这间大展览室的四面墙壁于天花板正下方悬挂着三十三幅连环油画，画作内容描绘出佩里雅尔漫长一生的事迹。就跟《圣经》中的图画一样：你得先知道其中的故事，才看得懂这些画。一旦你知道了，那么佩里雅尔的所有事迹就都呈现在你眼前：一九○四年，佩里雅尔在贝那拉斯做裸体的遁世者，找得到什么就以什么果腹；十年后，佩里雅尔在家乡小城镇参与地方政治；一九一九年，佩里雅尔加入国大党；一九二四年，佩里雅尔在喀拉拉活动，为非婆罗门争取进入寺庙的权利；过后不久，佩里雅尔致力于废除国大党学校中的种姓差别；一九二五年，佩里雅尔发起自尊运动，这时他开始穿黑色衬衫；一九三二年，佩里雅尔访问德国，跟“德国无神论者”在一起；同年，佩里雅尔与俄国的疗养院员工在一起；一九四三年，佩里雅尔与真纳⑥先生（主张成立穆斯林巴基斯坦）、安贝卡博士（要求一个属于不可碰触者的独立国家，称作达利特斯坦）一起讨论独立后印度国土分割的问题，他本人希望在南方建立一个属于达罗毗荼的非婆罗门国家，其名称将叫达罗毗荼斯坦。较晚期图画的内容包括佩里雅尔于独立后的一九五二年用油漆把南方各地火车站的印地文站名涂掉；一九五三年他摧毁伽尼萨——即象神欢喜天——雕像，借此证明它们只是泥塑的东西，没什么可怕的；一九五七年，他用油漆将一个写着“婆罗门大饭店”的招牌上的“婆罗门”三个字涂掉——这里的“婆罗门”指素食，与表示荤食的“军用”相对；同年他烧毁了印度宪法。
他在漫长的一生中永远一心一意、孜孜不倦。维拉曼尼先生把他的一些私人用品陈列在房间中央的另一个玻璃柜里：他的手电筒，他的眼镜，他的不锈钢餐盘，他的病床便盆及注射器等医疗用具。这些几乎像是甘地的遗物，如果佩里雅尔没有留下其他东西的话，它们可就充分体现了甘地精神。但是，他留给信托基金的财产，包括佩里雅尔提达尔所在的那一大块市区土地，却有数百万的价值。而且，自他死后十五年来，这价值又增加了好几倍。
尽管他爱好美食，尽管他吃肉，他的专注和偏执却带有一些类似纯真的成分，而正是这特质使他成为与甘地相反的角色。但是，那个角色却只因为世上实际存在着一个甘地才具有意义。甘地在其一生中持续变化与成长。在本世纪的前四十年，也就是从三十岁到七十岁之间，他不断探索政治及宗教的新形态。这探索使他具备普世的意义，因此，纵使人们跟甘地的政治行动没有什么牵扯，他们仍然可以把他的探索当作指标，佩里雅尔是地方性人物，他一直只有一项主张。因为有了甘地、国大党及独立运动，他的主张才会有它实际上发挥的力量。他借力于一股非常强大的潮流。可能就是因为这点，我才从未听过他的名字。
带我去参观佩里雅尔提达尔的是住在马德拉斯的作家沙达南·梅农，他也向我提供了了解佩里雅尔的生平和运动所需要的背景知识。
沙达南说，在英国治下，将近十九世纪末时，婆罗门种姓在一个领域里取得了他们已有一段时间未曾享有的优势。他们在印度的社会生活、专业以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创上占有主导地位。但是，马德拉斯邦（包括泰米尔纳德及其他地区）面积很大。马德拉斯市是个海港，而且，随着邦内的经济增长，开始有杰出人士从其他中阶种姓崛起。这些中阶种姓人士很多是像佩里雅尔家人那样的有钱人，很多是地主，有些能够把他们的儿子送到牛津和剑桥求学。一旦这类人从中阶种姓崛起，古老的婆罗门种姓禁制便难以维持。佩里雅尔所做的就是把这种摒弃传统的态度引到非婆罗门的广大群众中。
沙达南说：“他从文化层面进行沟通。推行自尊运动，同时创办了三四种报纸。他们很重视教育。在三十年代，运动所使用的方式是团体讨论，不是由上而下说教。某个受过教育的义工会前往市内的贫民区或村中的广场，在那里开始朗读报纸。没过多久，他四周就来了一大群人。他会根据自尊运动的概念来解释他所读的内容。直到今天做法还是如此。这种方式——这种党干部和群众的面对面接触——到现在还是支撑DMK的骨架。其他政党没有这套做法，他们连试都没试过。我记得我在六十年代曾前往住处附近一个地方，在那里观察一位DMK的党员。他会在傍晚六点半准时抵达，带来党报、一份英文报纸和另一份泰米尔文报纸。他会点起一盏防风煤气灯，坐在只有四根柱子和屋顶的棚子里，然后开始大声朗读。他的听众有一百五十人之多。”
这运动的理性主义信念有多深厚或多重要？人们摒弃造物主或众神祇到什么样的程度？
沙达南说，这理性主义运动本身长期以来已经成为一种可笑的姿态。不过，该运动衍生出来的政治团体DMK却得到了政权，而且，这还导致了一场巨变。
沙达南说：“DMK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政权。”——我二度来到马德拉斯的那一年，当时我到迈拉波蜜糖家那栋两层房子里跟他和他父亲见面，蜜糖向我提到预言书——“他们在政府里新设了一个部，叫‘印度教暨慈善基金管理部’（Hindu Religious and Charitable Endowments），简称HR&CE。HR&CE部长管理属于印度教寺庙及基金会的巨大资源。土地、固定资产、珠宝——每间寺庙都有非常多的珠宝：神像上头的，还有每天信徒捐献的。对寺庙的捐献是不具名的，因此根本无法查证。寺庙的财产无法估算。你怎么确定一尊十世纪的湿婆神像值多少钱？HR&CE成立了，然后——这件事跟政府在做的可是两码事——有人开始把神像偷走，用复制品顶替。考古学家最近指出寺庙神像大规模被赝品替换的情况。原物已经流入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家手中。”
“DMK对这不在乎吗？那不也是他们的艺术品？”
“DMK不会在这上面浪费心神，他们是在对付敌人。在那同时，新政府开始执行一项政策，把寺庙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的人。不过，这是有名无实的政策。有人可以提出一份包括两百人的名单，宣称其中每个人都分配到一英亩的寺庙土地，而实际上那些土地可能都落入了一个人或政党的手中。老百姓什么都没得到。”
在沙达南话中，这种行径是“打劫”寺庙。他所使用的“打劫”要依照通行于印度的意义来理解——这个词源自印地语，而这事实多少反映了印度历史的某些特点。婆罗门是否因此变穷了？
“在大多数寺庙里，婆罗门变成只是仪式的主持者，也就是祭司。贫穷的情况肯定是有的。”但依照沙达南的说法，比较重要的是寺庙被贬损的事实。“人们原先所设想的寺庙大体上是社会机构。每座寺庙都有学校、谷仓、大型蓄水设施——寺庙水池就是这样来的——医院、牛舍。寺庙也赞助艺术。但是DMK把不同的东西硬扯在一起。他们把寺庙等同于某种压迫，于是寺庙都被一视同仁地破坏了。”
DMK运动声称它跟古代非婆罗门的泰米尔纳德——特别是注辇国⑦八世纪至十世纪的历代皇帝——有历史关联。但根据沙达南所说，这也是空口说白话，不符合历史事实。
“注辇国王室施行民主——如果你能想象在封建体系内也能有民主的话。但他们也是那地区的帝国主义者。DMK运动以注辇国王朝为其象征时，只体现了泰米尔帝国主义那个层面，没有别的。根据记载，注辇王族文化水平很高，写过天文方面的书，也赞助过艺术。DMK所引用的注辇国象征却与这些无关。历代注辇国王在坦朱雷地区兴建了令人称奇的灌溉系统。DMK从未关心过灌溉问题。”
由于他们的狭隘心态、地域主义和种姓情结，其他方面也恶化了。英语水平下降了。在中央政府任职的泰米尔纳德人减少了。现在，邦内的中央政府官员有许多是外地人。就连泰米尔语也退化了。
“这个运动已经不再有创造力。泰米尔语变成了无法表达现代观念的语言。它是化石语言，这可以从泰米尔语报章杂志的素质中看出。其中大多是琐碎空洞之物。
“这运动还占有一席之地，但如今它一再重复的就是这些可笑的姿态，其结果是出现了一套贫瘠的图画。你看到床上那幅佩里雅尔的贴版画像。后来，制作那种画像的创意也被用于运动里的其他政治人物——即DMK以及从它其中衍生出来的政党的领导人物。他们在八十英尺高广告牌上被画成一个个巨人，而他们已经丧失的东西就由这玩意儿来取代。而且，宗教方面或新兴宗教方面的运动在泰米尔纳德邦变得更强大。
“目前这里流行的新兴宗教运动是阿迪帕拉夏克提⑧崇拜。你在一个介于马德拉斯和本地治里⑨中间的地方可以看到他们的活动。这是母神崇拜——不同于雅利安宗教，达罗毗荼宗教是以母亲为中心。由此衍生出了这个新的信仰宗派。有这么一个人——一个教师——在一个大好日子声称，这位神母或称夏克提出现在他梦中，并命令他出去宣扬她的神威。他声称，当他醒来时，从他面前的土里长出一尊阿迪帕拉夏克提的神像。这教派的信徒有一套制服，红色上衣加红色裤子。这是理性主义运动原本不该造成却造成了的结局之一。”
令人觉得讽刺的地方还涉及更基本的问题。反婆罗门运动并不是所有非婆罗门种姓的运动，它是以中阶种姓为主的运动。就像印度一向的情况，在这些种姓下面还有另一个更低、更劣势的层级。对这些处于最底层的人，DMK没有提供任何保护。
沙达南说：“DMK在一九六七年掌权，口口声声谈着低阶种姓所蒙受的压迫。事实上，对不可触碰者最残忍的攻击发生于一九六七年之后。一九六九年，四十个哈里真在一间小屋里被活活烧死。犯案的人属于一个叫作帖瓦尔的种姓。他们是中阶种姓，原本没什么表现，过去一百年来却在社会上爬升，现在已经颇有势力，还成立了自己的种姓会社。他们是最好斗的种姓之一。他们自称是泰米尔阶层体系中的‘刹帝利’，即武士。达罗毗荼运动是由中阶种姓发起的。当他们的政府上了台，他们就变成了压迫者。”
关于DMK运动所导致的文化贫瘠，沙达南的分析几乎肯定是正确的。这现象出现在那些图画里，这现象出现在佩里雅尔演说中的夸张、简化和矛盾里——在这些演说里，文字似乎只要动听就好，而为了吸引听众，演讲者必须一再诉诸修辞戏法。但是，佩里雅尔的追随者所表现的热烈反应也同样不可否认。佩里雅尔打动了这些人心中的某些部分：一些不能用逻辑来规范、不受历史事实左右的东西。这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戈帕拉克里希南先生是翡翠出版社的老板，他专门出版教科书和关于理性主义的书籍。他告诉我下面这则故事。
“我父亲做规模很小的生意。他属于穆达里雅尔种姓。我们是低中阶种姓。他摆了个摊子，卖香烟、汽水之类的东西。
“我在四十年代早期、十岁左右的时候成为了理性主义者。当时我是马德拉斯斯里罗摩克里希纳高中的学生。这是一所以婆罗门为主的学校，甚至连仆役和船工也是婆罗门。每班只有几个非婆罗门。每天都会有几个老师训诫我们，说我们只有放牛的份。有三个老师特别强调这点。他们认为非婆罗门不应该上学，而他们经常一说再说的话是‘去放牛’。
“我们每天早上都得到祈祷厅做团体祈祷。每天都是同样的祈祷，非常无聊。我有一位非婆罗门的同学不参加祈祷会，常常因此挨打。所有男孩上学时都要画上种姓标志。我通常是用粉笔画额头上的那几条水平线，而不用所谓的圣灰。我那位朋友从来不画这东西，他也因此挨打。他是个有创造力的男孩。十年后，他写了一出剧本，也在剧中演出——那是出表达理性主义观点的戏。
“我还在那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有机会参加了一次佩里雅尔的集会。集会在我们住的赛达佩特举行，来了许多非婆罗门。在那次集会里，我才第一次了解为什么婆罗门老师对我们那么有偏见。在那之前，我一直无法了解为什么他们偏见那么深。我开始阅读佩里雅尔的组织所出版的宣传品，还有他们出版的几种杂志。我花了四年时间才成为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者。
“首先，从一九四七年起，我不再到寺庙去了。在那之前，我总是带着虔诚的心去那里。这是我在襁褓中就受到母亲和姐姐影响的——我们家就是那样的。在那些日子里，婆罗门祭司鄙视他们的非婆罗门信徒。信徒也不以为意：那是传统嘛。我在早年也不以为意。祭司会从远远的地方轻蔑地向非婆罗门信徒撒圣灰，而婆罗门信徒却可以进入实际供奉神像的神圣内殿。非婆罗门信徒只能从远处观看神像。
“我是慢慢才不去寺庙的。大学时代我常读萧伯纳、韦尔斯、罗素的著作。这些对我冲击很大，我因此有勇气去面对我家庭和社会中的宗教信徒。
“我母亲还是很注重仪式。许多年后，她开始担心过世后我可能不会为她举行仪式。可是，在她过世之前三个月，她把我叫去，告诉我不要为她举行任何仪式。
“现在我不去理睬印度教，我不会浪费时间讨论它。我母亲过世时，我也没有为她举行任何仪式。那是两年前的事。每年在我母亲忌日，我所做的是送给每个孙女一套新衣服。就这样而已。没有什么告别式致辞，没有花环。就只有我母亲的遗像，如此而已。”
帕兰尼先生对种姓制度的态度更加强烈，他的激情是没有什么可以缓和的。他六十三岁，身材瘦小，肤色黝黑。他出生于哥印拜陀地区，对于五十多年前在学校里发生种姓偏见的往事，他至今记忆犹新。
“我个人并没有反婆罗门这类的情绪。我弟弟进入我就读的学校时，我读五年级，他读四年级。有一天下课时，因为他是新生，就跟着其他男孩到一家饭店喝水。他仿效别的男孩的动作，拿起大铜杯从水盆里取水，然后开始喝了起来。这是一家婆罗门饭店——并不是住宿的地方，只是用餐的场所。它是一家中产阶级饭店。当老板看到我弟弟把手伸进铜盆取水时，他生气得不得了。他把整盆水倒到屋外，然后对我弟弟大喊大叫。
“我弟弟哭着回到学校找我。我告诉他说，因为我们不是婆罗门，我们不可以自己直接从水盆里取水。他应该请一个婆罗门男孩去拿一杯水给他喝。相较起来，婆罗门的肤色比我们白。我弟弟问：‘为什么？’他不愿接受这件事。我自己开始思考。过去我只是遵守既有的习惯。我那时十一岁，我弟弟十岁。我在那学校已经读了一年。
“我们回家跟父亲谈。他在政府里当小公务员，每月赚三十五卢比。按当时的标准，这笔钱足以应付一个小家庭的开销。我父亲的父亲是个织工。我们属于织工种姓，即‘先衮塔尔’种姓。不过，我父亲接受了全部义务教育，直到十六岁才结束。这时他三十岁。
“听完我们说了发生的事，我父亲说：‘这是这些地方的习惯。即使不公平，你们也得接受。’他自己也遵守规矩——不是心甘情愿，但还是遵守了。在婆罗门饭店里，他不会去保留给婆罗门的地方。在当年，每一家婆罗门饭店都隔成两区，婆罗门在一区，其他人在另一区。我父亲不会闯入婆罗门区。
“我们住在一套小瓦屋里，一套厚墙瓦顶的房子。我们每月付五卢比左右的房租。屋里没有电。我们有个小女佣，除了供她吃之外，每个月付她三卢比左右。
“她跟你们一家人吃？”
“她不会跟我们一起吃，我们吃过后她才吃。这不是社会歧视，她是来替我们工作的。她睡在一个相连的房间里。我们——所有小孩——睡大房间。家里共有三个房间，我们父母亲的房间、小孩的房间和女佣的房间。她是从村里来的。我们认识她的家人，我们请他们为我们家让出一个女孩。我们是中产阶级。”
“所以你弟弟会那样反应？”
“我不能确定。那可能只是人之常情的反应。”他重新谈起他在政治上的演变。“后来发生了一九三八年的反印地语行动。一九三七年举行过邦议会选举——当时还不是全民投票——国大党获胜执政。政府有意强制学校用印地语教学。泰米尔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发起反对行动，佩里雅尔和他的团体也一样。
“有天傍晚，佩里雅尔来演讲。开始时还有日光，天黑后就点上培特罗麦斯⑩汽灯。他身体肥胖，身高中等，蓄着胡子。他缠着泰米尔腰布，穿着黑衫，一边肩膀上披着披肩。他的肤色白皙。他属于奈克尔种姓——商人团体。
“他说明印地语将如何排挤英语，而英语这样被挤掉后又将对泰米尔纳德邦有什么不利。过一段时间后，泰米尔语将成为印地语的手下败将，成为次要语言。语言的地位一旦滑落，跟文化及社会有关的每样东西也会随之滑落。听众人人都同意这一点。
“这场演讲过后还有佩里尔雅几位副手的演讲。他们是年轻的中产阶级男子，其中之一是安纳杜莱先生。他后来创立了DMK，并带领它获得了一九六七年邦选举的胜利。他口才非常好，一开口演讲就打动了听众。为了这个印地语问题，人们到学校抗议，这些领袖也进行了一场从泰米尔纳德最南端到马德拉斯的长途游行。”
七年前，甘地想出了非暴力政治游行的主意。他在印度西部艾哈迈达巴德⑪的修行所思考许久后，终于得到灵感，想出了从那里步行到海边去制盐的点子：这有很精彩的戏剧性，其目标是特定的实物，其结局却不确定，它也是表达非暴力不合作的一种精彩的象征行动，因为食盐——那么便宜、那么重要，连最穷的人也缺少不得——是外来政府的专卖品。甘地一九三一年的食盐长途游行历时多天，它使民族主义复苏，得到新活力。一九三八年纵贯泰米尔纳德全邦的反印地语长途游行则对达罗毗荼运动有贡献：国大党的邦政府放弃了强制学校使用印地语的念头。不过，帕兰尼先生并没有提到甘地的先例。
他说：“那次抗议行动五年后，我在一九四三年转到工程学院就读。这对我也是一件大事。我在原来的学校表现优异，奖学金什么的都拿过，老师建议我父亲把我送进大学读书。于是我在一所艺术学院修了两年艺术课程。修完后，艺术学院的一位教授坚持要我一定读工程。因此我向工程学院提出申请。如果是开放竞争的话，我可不会被接受，因为婆罗门学生的成绩好了许多。我——还有跟我一样属于劣势的非婆罗门团体的人——倒是运气好，因为经过佩里雅尔的另一次争取行动后，学校为这些劣势团体增加了一些保留名额。如果没有这些为劣势团体保留的名额，我就无法成为工程师。我说转到工程学院对我是件大事，就是这个意思。
“你听我说，转到工程学院后，我发现在饭店的餐厅里，婆罗门学生在最靠近厨房、被单独隔出的区域用餐，他们那一区跟其他部分用木板隔开。餐厅的厨子全是婆罗门，因此餐厅的便利大部分都被婆罗门顾客占去了。这令我们觉得不舒服。于是我们开始提早到餐厅，坐在隔起来的地方。因为我们人数比婆罗门多，他们终于同意把隔间拿掉，往后餐厅就成了共享的地方。我告诉你，如果我们默默承受，他们就会搞些名堂。一旦我们开始维护我们的权利，他们可没有胆量反对。”
“民族主义运动的情况如何？一九四三年是重要的时期，你参加了民族主义运动吗？”
“民族主义运动持续进行着。但是，在那运动中，我们同时也要求别人承认我们的自尊。”
“你弟弟也像你一样活跃？”
“他在另一所学院读书。他支持运动的诉求，但不像我那么公然站出来。他把什么事都交给我。”
“你父母亲对佩里雅尔主张中的理性主义那部分有什么看法？”
“他们不太思考那方面的事，他们更支持的是语言的维护及非婆罗门名额的保留。在一九四三年，虽然我们并不赞同佩里雅尔哲学中的无神论成分，却相当支持他在废除迷信和仪式方面的努力。
“我们这个泰米尔文明历史很久远，大概有五千年左右。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⑫这两座古城是达罗毗荼人建立的——摩亨佐·达罗在现今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历史学家这么说。直到大约两千年前，社会中并没有种姓。那时候发生的是这个外来文明从北方南下，然后开始分阶级。往后每个世纪都有一些泰米尔知识分子奋起反对种姓制度。这些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排斥仪式和迷信，但他们并不反对整套系统。他们说，宗教有其必要性，神也有其必要性。雅利安人却在传播迷信。”
“你年轻时信仰虔诚吗？”
“我很小的时候会定期造访寺庙，或是跟父母去，或是自己去。我们会前去瞧瞧，四处走走，拜拜神，祈求家运兴旺，学业顺利，经济宽裕。我是个信徒。直到十二岁那年。听了佩里雅尔演说之后，我慢慢脱身。十二岁之后，我还是个信徒，但不再去寺庙。我开始不相信那宗教中的仪式部分。我在年轻时读了不少神话，但当我开始明白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把戏时，就没兴趣了。”
他重新谈起自己的生平。“我一九四八年离开了工程学院，当时我二十三岁。这时发生了另一件事。我到政府里服务，被派到一个小镇当基层工程师。我成为工程师和在政府任职的事让我父母亲很高兴。
“到了那个我被派去的小镇，我要从一位婆罗门官员接过职位。交接那天，他在家中请我吃饭。他住在一栋租来的房子里。我们用完餐后，女仆把杯盘等收到里面去。我听见婆罗门官员的太太告诉女仆说，不要把我用过的杯盘拿进厨房，而要拿到后院清洗，因为那些杯盘被我碰过了。这让我觉得不舒服。”
“你怎么办？”
“当时我什么都没说。”
“你以前跟那官员一起吃过饭吗？”
“我们一起吃过，坐在地上，用手吃。那次经验留下了阴影。我默默承受了那次侮辱，什么都没做。既然是他们请我吃饭，我要是大叫或抗议或说什么都有失礼节。”
“你祖父是织工，你父亲是小公务员，你在二十三岁时成为工程师。就你的生平来说，应该算是有所发展，更上一层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