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了渔夫，他们三三两两分散着，或站或躺在他们吃水很浅的船里，静止不动，衬着开阔明亮的湖水几乎像标志一样。我们在平静的湖水里一桨一桨慢慢朝他们划去：离船屋与湖滨大道渡船堤阶的喧嚣只有数分钟之远，这真是个美妙的安静时刻。
一个渔夫掷了一面小网到他先前置饵的地方——一个锡罐标记着那个地点。掷下网之后，渔夫用一根长长的叉杆在网里搅动，惊扰藏在芦苇和羊齿植物里的鱼。鱼一旦游上来，便会被困在有重物拉沉的渔网里。网子被提到船上，然后渔夫便把鱼存放在船身上一个有盖的充满水的部分。另外两个男子在刺鱼：他们手里拿着一支矛，蹲在各自平坦的船板边缘，往外探出一点点，头上覆着一块黑布——以便更清楚地看到水下的鱼。他们这样蹲了好几分钟，在刺鱼之前，他们看起来像是船缘上纹风不动的一团东西，手里握的矛在刺下之前一动也不动。
我们从开阔的水域划向或固定或漂浮的花园。固定的花园在其边缘种了柳树，柳树根部形成笼子似的构造，防止土壤流失。离观光湖数百码的地方——仿佛没有办法取得折中之道——是湖上人家的旧式农业生活：芦苇和羊齿植物被人用弯曲的木棍扭开它们湖底的根部，湿漉漉地混着黑色湖泥被拉上来放进平底船，然后拿到花园里去做肥料——花园里的杂草、泥和水整个用宽木铲铲掉。
到处是妇人蹲在菠菜园里忙着，小孩也一起帮忙——就像小孩在湖上、菜园、船上跟着大人一起工作那样。在长条状的菜园之间，覆着水藻的水道上有杨柳低垂。住屋以木材及淡红色砖块建造。在屋子的一侧，人们在一块窄小的空地上洗澡，另一侧，年轻女孩洗着锅盘。一些男子在芦苇间相遇，便待在各自的船上聊了起来，就像他们在街道上相遇时那般。有的男子和男孩用鱼竿和鱼线钓鱼。坐着一个脱脂奶酪贩的船从我们旁边划过。缓缓地——妇人和女孩划着她们的船，妇人和女孩在这里的菜园中更容易看到——我们回到船屋后面忙碌的湖上公路。
我们经过柳树间的一个聚落，房屋是用木头做骨架的灰扑扑的红砖房。一间有着高出水面数英尺之平台的单房铺子展示着一张大大的伊朗阿亚图拉⑤霍梅尼的画像（在伊朗，他的敌人说他事实上是印度人、克什米尔人）。
纳齐尔带着相当的敬畏以及紧张和冷漠轻声说道，“这些都是什叶派。”仿佛他讲的是非常奇怪的人。
亚齐兹在一九六二年曾以那种方式谈到什叶派教徒。在他口中他们和他是不同的人。有一次他甚至说什叶派教徒不是穆斯林。在当时我几乎不明白他的意思。一天下午，几个旅馆的人带我坐船去看旧城的穆哈兰⑥节日游行，但我并不真的知道他们要带我去看什么，只知道那是个什叶派的庆典。我记得那场庆典是一连串的古代画面：我尤其记得被小小的气窗木框隔绝在里面的妇女苍白、半遮掩的脸庞，那些妇女正在俯瞰下面血淋淋的自戕场面。
我——从垂柳的水道与莲花、菜园所构成的温柔湖水世界中出来——很难相信我那么快就遇到的情景：血淋淋的身体、浸染鲜血的衣服、链子、系着刀子与刀片的鞭子、庆典参与者兴高采烈的残缺的脸庞，以及他们几近夸张的行为。他们推开挡住他们去路的人。我可以相信当时人们告诉我的，说那里看到的事实上大多是动物的血。我并不了解这庆典的宗教历史内涵，及它试图表达的永恒的悲伤。我只是感到惊恐，高兴摆脱了它，高兴自己回过神来，回到我原先所认识的世界里。
纳齐尔说他父亲告诉过他，我曾抱怨什叶派教徒在穆哈兰期间的击鼓活动。现在我觉得，纳齐尔（以及先前他父亲）谈到什叶派教徒时的冷淡之中也含了一些惊奇：我们划船经过、看来安宁的湖泊居民有狂喜欢腾的另一面。
天变阴了。云朵越过山脉移到了湖的一边。正当我们要离开一条航道到船屋和丽华大饭店后面的开阔水域时，吹起了一股强劲的风，把我们往后吹，把我们的船篷吹了下来。这股风也掀起平圆莲叶暗红或赤褐色的叶背，透露了莲株的所在——在芦苇、高草、船屋与补给船周围的垃圾之间。我一直在找莲株。它在六七月间开粉红色花朵，我记得它们是湖泊最壮观的景致之一。但莲株在这里也是一种作物：即使在风中，也可以看到船上的男子采集莲藕，用一种特别的竿子或工具在水里将它们割下拉进船里——不停装进船、卸下船。
船篷有问题，船停止不动，我们被两个乞儿“拦上”了，他们丢过来芥菜花，将他们的船紧贴着我们，向我们要赏钱。
纳齐尔将他们赶开。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提高嗓门。他们慑服于他的声音。他解释说：“他们是很坏的一家子。”
或许他们在某个方面破坏了湖泊的规矩。他们的脸庞瘦削，十分瘦小，是湖泊的小饥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但是他们一发现我们，就无视风雨向我们划过来，细瘦手臂的狂乱动作还展现着掠夺性和令人害怕的气势。
那一长排观光大船屋为我们提供了遮蔽。在其背风处，我们依着有围栏的木质步道——它看起来连接着所有船屋——向旁边移动。然后，风变小了，我们划进主要的水道里，回到那一簇坐落在木桩或石墙上的店铺与棚屋、有旧瓦楞铁皮墙壁的补给船，及坐落在黑色、几乎裸露、湿漉漉的小块土地上的木头与瓦楞铁皮建筑：J&K珍品商店，克什米尔工艺品制造公司，一家杂货铺，一个肉摊前面木头平台上摆着一箱箱罐装饮料，跟丽华大饭店本身手工艺品店及角落杂货铺相对的新潘迪特披肩屋与米尔艺品商场，以及并排在一艘停靠在它自己小岛的小补给船上的几家店，一家皮毛与皮革制品店，一家杂货店及阳光理发厅。
在这个地区，雨停时你可以听见的声音和引人注意的声音是从许多方向传来的人们的谈话声浪——就像在有遮盖的市场里那样——时时会被孩童的声音刺破。
据说现在湖上有两千艘船屋。每一艘船屋都需要一艘补给船或附属的菜园。人们的说法是，湖上及城里的人都赖以为生、吸引观光客的湖泊并不很大，而且正在缩小。
下午又下了雨。云遮住山脉，湖面一片迷蒙。王宫大饭店令人觉得窒闷、荒凉。观光客很少，旅游季节开始得不太顺利。穿着正式、人数多过游客的员工闷闷不乐，他们服装的拘谨使得气氛更为不佳。哈乐金酒吧空空如也，它不卖烈酒。那是个大酒吧，此刻没有人群遮掩它的破旧寒酸：柜台前面的地毯——或说像地毯的东西——有许多地方破了。
一个分离主义的穆斯林团体在城里几个公众地点引爆了炸弹。该团体还提出了一些要求。它要求邦内禁酒，它要求定星期五而非星期天为休息日，它希望将非克什米尔人的居民驱逐出本地。旅馆的人一面等当局采取行动，一面自己开会决定避开麻烦。这就是为什么王宫大饭店的哈乐金酒吧不卖烈酒，为什么——直到一些日本观光客坚持——餐厅里晚餐时甚至不供应啤酒。
下午，在大雨中，一个穆斯林圣人，即珀耳，出现在饭店里，这可把这地方唤醒了。这个珀耳是个非常小、非常瘦、肤色黝黑的男子，发型像是某种小平头。他六十几岁，穿着长及看起来很脆弱的脚踝上方的长袍，打着赤脚。他乘着一辆三轮摩托车来到旅馆，下车时带着一把折叠伞。六辆载满了人的汽车，跟随着他的摩托车。珀耳看起来很恼火。他走到桌边，开始大叫，一面叫一面挥舞他的伞，抓住一个外国女观光客的手臂，然后放掉她，接着他冲过走廊，击倒、挥打挡他路的东西。
工作人员并未加以制止。你必须畏惧圣人的诅咒。同样的，你也会设法得到他的赐福。他会有这番举动，是因为他是神圣的，也是因为——如某人告诉我的——他和神“直接联络”。他的举动和他的心境无法预测，但是毋庸置疑，此刻，当他对王宫大饭店做非比寻常的造访时，他是处于高度的神感之中的。这就是那六辆汽车跟随他的原因。人们不顾一切危险，急着挡住他的去路。一个侍者告诉我，假如你运气够好，有机会坐在珀耳前面，你根本不用告诉他你有什么问题。他马上就会知道你的问题，而且——总是要看你是否有好运气——开始谈这些问题。
然后，他坐着他的摩托车走了，连同他的长袍和伞，那些汽车跟着他，留下旅馆工作人员自己回过神来。
七点十一分——比前一天晚一分钟——湖泊四周各清真寺传出毛拉的呼叫，宣布太阳已下山，信徒可以结束他们一日长的斋月禁食。
宗教、信仰，它似乎没完没了，它的规定没完没了。就像这片人口过多、保护过度的谷地里的敏感事物。
大公统治时，谷地里印度教的想法受到保护。譬如，杀牛是犯罪之举，可处以“严厉囚禁”的处罚。大公卡兰·辛格祖先的画像仍挂在主餐厅过去的主楼梯间里。
旅馆里现在磨损的地毯有些在一九六二年时就存在于王宫里了。它们是特别织造的；有一天晚上我们谈到了它们。过后一个晚上，一个宾客的香烟头掉在我们所谈的一条地毯上，造成了一个烧焦的疤点。卡兰·辛格并不吃惊，也没表现出——停下话来，或使个眼神——在意或甚至注意到此事。
他的家族在这里统治了一百多年，他慷慨的作风是出于本能。对我而言，看这个统治者如何应付较日常的事物也很有趣。有一天傍晚，我们一起到斯利那加看电影。我们晚到，而且在灯还没亮时就提早离开了，接着我们迅速回到了王宫。有一天，我问卡兰·辛格的妻子他们有没有到过食物摊，例如在甜玉米收获旺季造访烤甜玉米摊。她说有，他们的做法是要五毛给一块——这让我现在还很想知道，既然有那样的做法，那么人们对这位统治者的要价会比对老百姓的要价少还是多。
我想买一条披肩，请亚齐兹和巴特先生帮忙。有天早上，我前往丽华大饭店，出于礼貌，我——纳齐尔站在我旁边——看了旅馆商店的存货。我找不到合意的，于是——为了等待与巴特先生有来往的真正的披肩商——纳齐尔带我到丽华大饭店的客厅去。他们先前都要我瞧瞧这间客厅，他们以它为荣。这是位于楼上、墙壁颜色亮丽的大房间，它装了滑动式玻璃窗，从房间看下去是旅馆前船来船往的水道。房间里有一幅金庙的照片——这或许是某个人的某种政治表态。另外还有一张褪色的画像，其中是一位克什米尔女孩。纳齐尔说，这女孩在传说中颇有名；她是个贫穷的农家女，但她的歌声赢得了一位国王的心。
亚齐兹上楼到客厅来。他叫人准备茶。上茶后，他陪我喝了一杯。斋月期间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喝茶的：譬如，巴特先生这阵子身体不适，便可以喝茶。亚齐兹带来了几张他在麦加的照片：一脸喜悦，为那趟虔诚之旅满心高兴。他是多么热爱生命啊！
我问亚齐兹：“亚齐兹，你记不记得一九六二年我到大公那边去了几次？”
过了二十七年，他还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你去吃了三次晚餐，喝过一次茶。”
这时，我想到问他我们在一起数月之久从未问过他的问题。他是在哪里出生的？他说，就在这里，湖上。他父亲是克什米尔人，祖父也是，他是纯克什米尔人。他父亲做生意，开了一家小店。直到十五年前，他说，克什米尔的人都是穷人。现在大家比较有钱了，现在大家已经“好转”，不过——他和纳齐尔都这么想——人比以前多出太多了。话说回来，亚齐兹以见过世面的口吻说，孟买、加尔各答、德里都有这个问题。
我纳闷，为什么一九六二年我那么少向亚齐兹问起他自己的事。羞怯，或许吧；不想探人私事；恐怕也是因为我认为作家该有一套做法：作家应该注重内心的种种，依自己的内心写作，用神奇的眼光观察事物的外表。
亚齐兹下楼去了，过后不久，我就看到披肩贩子的船驶近了丽华大饭店的浮船码头。他穿的褐色薄棉布宽松长裤被塞进拉得高高的厚毛袜里。他是中年人，身材修长，面貌瘦削。他戴了黑色、卷缩的皮毛小帽（跟巴特先生的一样），穿了黑鞋和黑色长下摆的印度式夹克，襟口的钩扣了起来（能看见最上面的钩）：这副模样让他更像中亚人，而不像克什米尔人。他名叫沙里夫。
两个湖上男孩像抬轿子那样把他的锡质小箱抬了上来。他脱掉鞋子，在丽华大饭店客厅里的滑动式玻璃高窗下面的地毯上铺了一块布，然后跪下，从箱子里拿出几件刺绣长衫放在一旁，接着又谨慎地拿出用白棉布包成一小捆的高档披肩。我完全信任巴特先生对这件事的安排，沙里夫先生对其货品的敬慎态度证实了我的判断。他的东西确实不错，布质轻薄保暖，从某些角度看有类似波浪的织纹。他脱下毛皮小帽，让我看插在帽顶的针，然后说——同时指着他稍微红肿的眼睛——他不只卖披肩，他还自己做披肩。
他开价八千六百卢比。我请他卖便宜一点。他降到八千五，然后就不退让了。我要纳齐尔去请巴特先生来。纳齐尔就要下楼照办。他走到楼梯口（那里看下去就是以前我的卧室外的那片水面：现在增加了那么多建筑和船只，积了瓶子、包装材料和其他垃圾，水已经静止不动），停下来叫我。他想知道我站在哪里——意思是说，我有多认真。他说，巴特先生跟沙里夫先生很熟，也交代沙里夫先生要给我看好货、给我好价格。
亚齐兹又现身了。我们把沙里夫先生留在楼上，下楼到办公室去。纳齐尔拿来了我看上的披肩。亚齐兹摸了摸披肩，说他可以为这条披肩担保两年：沙里夫先生也是这么说的。巴特先生从前花园走了进来，接着沙里夫先生自己也下了楼梯。于是我们就在办公室里围着那条牛奶巧克力色、近褐色的披肩开起了会。
亚齐兹说八千五太贵了。沙里夫先生不以为然。亚齐兹说我可不是只来个两三天的观光客。沙里夫先生一言不发地离开办公室，从铺大理石的走廊走往旅馆商店。我看他是有点生气了。
纳齐尔倒说：“他要祈祷。”
沙里夫先生从店里拿了一条席子，摊在办公室正外面的白色大理石走廊上，就在这下起雨的时刻跪着祈祷起来。我们继续在办公室里谈价钱。
巴特先生说沙里夫先生是个好人。他们一起到麦加朝圣。纳齐尔说，沙里夫先生在清真寺带大家祈祷。他不但有威望，也言出必行。
沙里夫先生跪在那里祈祷，雨水就在他几英寸外的白色大理石上噼啪作响。
亚齐兹说：“还是给个七千五吧。”
最后就以这个数目成交了。他们根本没再问我，但好歹就搞定了价格。沙里夫先生做完祈祷，卷起席子拿回店里，回到办公室，拿起一份两三个礼拜前的乌尔都文报纸，开始对着巴特先生（他现在戴的眼镜镜片很厚）读起报纸内容。读完报纸之后，他慢慢折起那条可以穿过戒指的披肩，然后，同样慢慢地，从刚刚读过的乌尔都文报纸拿出一张，把折好的披肩包起来。
在这同时，亚齐兹让我看第三张他在麦加拍的照片，我则问了巴特先生一九六二年那几个月都没问的问题。开丽华大饭店之前他是干什么的？他回答说，是建筑商。他在一九五九年开设了旅馆，当时只有五个房间。三十年之后，旅馆变成了四十五个房间。
山谷里近来颇有些资金流入，许多人发达了，受过教育的新时代已经出现。但这些改善有一大部分却因人口成长而被抵消了。
新财富可以见诸湖北岸和哈里山堡下面山腰上的中产阶级新建筑。同时，船屋后方，庸庸碌碌的湖上生活还是老样子地进行着（在阳光下看来颇有妙趣，到了雨后的湿寒就少了几分这种韵味），湖上的人也比过去多。码头上下船堤阶附近竞相拉客的男孩较往日更多。虽然两地背景颇有不同，但这里的气氛很像勒克瑙旧市场的穆斯林贫民窟。
旧城中心似乎还维持着较古老的生活方式。这里，篷顶小船塞满了运河，木砖店铺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街道雨后不久又满是灰尘——淤泥晾干后又扬起的灰尘。不过，旧城边缘倒有不少看似有点来头的新房屋，包括大学及一栋跟畜牧有关的政府建筑。不过，这些以外，又是亘古不变的稻作农村，仿佛两种生活方式几乎毫无牵扯。
在几畦小水田里，人们徒手或使用木犁工作着。房舍构造简单，以棕红色砖块在木柱之间砌成，屋高两层或更多层。瓦楞铁皮斜屋顶的山形墙部分镂空，在这里（有时则在屋顶的老虎窗内）存放着薪柴、稻秣或谷物。水沿着许多条沟槽流下山坡；柳树和杨树投下沁凉的阴影；潮湿的庭院用石块和树枝围着简略而歪斜的围篱。像别处一样，这里的木头砖块和人们的衣服跟泥土同一颜色。
甚至在这幅状似可怜的乡村生活情景之中——人们披着灰褐色毯子或麻布袋，坐在无墙单房商店内砌高的地板上——你也看得到大型公共工程的迹象，仿佛连这种生活也少不了巨大建设来支撑，譬如供应电力、铺路、提供某种交通设施等等。也随时少不了孩子：年龄很小、总是笑着的一群群孩子，人数比大人多。你一直记得的是这些孩子。
超过某个高度，人们就好像生活在不长树的泥泞里。石造或木造矮屋四周的小块田地刚犁过，土壤浸泡在水里，人们坐或蹲在湿泥土边缘。干枯或濒死树木的枝干或树杈上吊着一束束稻草，好端端不怕沾到泥和水。连这里也有小孩，他们穿着宽松的灰色或褐色长袍，看起来像是小大人，也让你从远处不易判断他们的年龄。
这些是我跟纳齐尔搭车前往索那马格⑦的路上见到的景象。索那马格位于前往东北部的拉达克⑧的途中。我先前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或许一九六二年时这条路路况不好，未对游客开放。这条路冬天被封闭了，现在新季节它才刚开放通行。在较高处，路两旁都是高雪堆——雪堆从下方融化，形成小洞及垂悬的雪团，才除掉雪的柏油路面又受到融雪的细水流的侵蚀和挖掘。
到了索那马格，一群瘦男孩围住我们，嚷着要我们坐平底雪橇滑雪坡。“三十卢比，三十卢比。”男孩戴着运动帽，皮肤上有斑块。从路旁标志看来，索那马格似乎是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之间的某种阻隔。这里只有一些属于政府的小屋、游客旅社及商店。看不到农田和住宅。男孩显然来自一段距离之外的村落。
纳齐尔一定希望我滑滑雪橇，一来假日应应景，二来也给男孩们一点生意。纳齐尔的父亲事业有成。他自己更是一副中产阶级年轻男子的典型模样：修剪得清爽的头发，牛仔裤及跑鞋，深蓝色的连帽夹克（我问过他这件夹克：它是台湾制的，花了他五百卢比，相当于二十五英镑）。这会儿，就像在湖上一样，他却跟克什米尔的孩子维系着这种休戚相关的感情。
回程向下回到较宜人的山谷，我意识到它相对的狭窄，迅速重返稠密人群和狭小空间（在斯利那加郊外，纳齐尔为我指出一座属于巴特先生的小果园，但我们没停车），我在这时又有了像在几处渡船堤阶处的感觉：甚至在这个重峦叠嶂、融雪成川的环境里，人们也像在勒克瑙贫民窟窄巷中一样受到拘束。
翌日，我在丽华大饭店向他们全体道别，那时已近傍晚，大约是他们要结束斋月禁食之前的半个钟头：告别巴特先生、亚齐兹、管理旅馆商店的那个人（我没向他买任何东西）、担任丽华大饭店总经理的那个瘦瘦的年轻人。他们全都在楼下那间白色、玻璃墙的小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有钥匙板，挂着月历，还有两张麦加名胜的海报，一张是天房，另一张是镏金圆屋顶。我就要离开之时，他们出于客套问我要不要喝茶。
巴特先生临别的话——他希望我走后记在心上的话——是他去过麦加朝圣了。他不把那趟朝圣看作忏悔之行。在他话中，那反而是欢乐和满足之旅。这使得他在告别时刻欣喜地笑了，出声笑了。
我跟亚齐兹最后谈的是钱方面的事。他儿子纳齐尔花了不少时间陪我，我们一起出游时他偶尔还自己掏腰包。怎么才算恰当的补偿？付款是铁定不必的，亚齐兹说。赏个钱呢？那可就难搞定了：一个卢比、四个便士行得通，十万卢比、四千英镑也不算荒唐。我完全没准了，但亚齐兹也没多说。我最后提了一个数目，亚齐兹听了仍然不动声色——我只好就这样离开了他。
在从旅馆回湖滨大道的船上，心里念着斋月即将结束，我向纳齐尔表示了一个数目。他没说什么就收下了钱，但谁都看得出他只是出于礼貌才这样做的。他表情变了样，他转开了眼睛。我觉得自己煞了风景：纳齐尔虽然带着我这游客走来走去，他恐怕是把我当朋友看待的。我再度而且更加强烈地意识到从一开始就察觉的情况：这位意料不到的俊秀的年轻男子可还有自己的一套追求品位和自我的新观念——可以预料，我跟这位纳齐尔的关系铁定比我跟他父亲的关系复杂。
我不想糟蹋这场合。我说，我那一点意思只是为了向他和亚齐兹和巴特先生聊表情谊。我说了两次。他脸色好看了些，他似乎也发觉必须做点什么来挽回这个场面——片刻之后，到了下船堤阶，清真寺传来日落宣礼声之前，这就要结束的场合。
他表情不再那么僵硬。我们搭的船在航道上平稳前进，经过展卖皮革和毛皮制品、贩卖杂货、设有阳光理发厅的几个小船屋。这段时间里，我们谈起了他的学业。再过几个月，他就可以拿到离校许可了。接下来两年他想到专科学校读商科——以便未来能做个会计师，并且如他父亲及巴特先生所盼能进入旅馆业——然后再读大学。
从他祖父小小的湖中商店，到他父亲顺利的旅馆履历，再到他自己可望实现的大学教育和会计职业——这之间是一步一步的爬升。爬升会继续吗？
他从未离开过克什米尔。此时此日，这个山谷（以及四周的山岭）就是他的整个世界。我认识亚齐兹已有二十七年了，他大体上还是老样子。纳齐尔的情况不会如此。他已经对外部世界有了些概念。由于每月跟一个外国女孩通一次信，他已经考虑到跟外国人结婚的可能性——当然，一切都得依安拉旨意。二十七年之后——我已中年将尽，难以设想如此漫长的岁月，难以预见那个苍茫的未来——纳齐尔将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他会有新的观点，他会有新的情怀，来日，这个山谷对他的意义将不同于今天。
二十七年后，我终于做了一趟可以算数的重返之旅，消解了我身为印度裔的焦虑，驱散了那阻隔在我自己和我祖先之间的黑暗。威廉·霍华德·罗素在一八五八年描绘（并且批评）了一个万象俱毁的庞大国家——未受大起义战火波及的地方也是如此。大约二十五年之后，我的祖先离开罗素在那个国家里（以当时办得到的方式）游历过的地区前往圭亚那和特立尼达的甘蔗种植园做契约劳工。这事件所引起的卑屈、挫败、羞辱之感早已烙在我心中。一九六二年，我就是带着这个心思坐火车、搭船慢慢前往印度的，它是我焦虑的起因。（令我惊讶的是，撰写本书期间，当我首度拿起威廉·霍华德·罗素的《日记》读读看时，这个心思又浮现了。当时，我读不下那本书，不喜欢那个人，甚至对他的精彩描述无动于衷。）
一九六二年我所不了解或过于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印度已经改变的程度。我更没想到，走过它的黑暗时代——经历过穆斯林入侵以及北方一再遭受的全面掠夺、帝国的轮替、战争的蹂躏、十八世纪的混乱——印度竟如此大幅度地恢复了原先的模样。二十世纪印度恢复原样的过程历时甚长，结局甚至可以说有几分出于运气。造就一个像罗姆莫罕·罗易（生于一七七二年）那样的孟加拉国改革家远非一蹴可几，造就甘地（生于一八六九年）更非弹指可待。一八五七年大起义之后，英国治下的和平可以说是运气造成的。那段时间促成了知识的复苏。印度正要展开新的知识活动，它对自己的历史和文明有了新的看法。自由运动反映了这一切，后来也获致了最实在的解放。
大起义过后一百三十年左右之间——英国统治的最后九十年以及独立后的前四十年越来越像是属于同一个历史时期的——自由的概念传遍了印度每个角落。推动独立的人士大体上来自社会高层；独立所带来的自由从上层往下延展。现在到处人们都有一套概念，知道他们是谁，知道他们该享有什么。独立后的经济发展更加速了这一演变。一九六二年隐而不见、难以察觉或刚刚萌芽的现象，如今都变得更清楚了。印度所获致的心灵解放不可能只有纾解的效果。在印度这样贫苦之下还有贫苦、残暴之下还有残暴的国家，心灵解放必然会导致动乱。愤怒和反抗一定会随之前来。当前，印度有一百万个小型叛变。
百万个叛变，撩拨叛变的是二十种群体的激进主张、派系的激进主张、宗教的激进主张、区域的激进主张：或许，这些是自觉的开端，重启了老早就被混乱和动荡扼杀的知识生活。但是今天的印度拥有两百年前所没有的东西：一股凝聚的意志，一套主导的知识，一个国家的理念。印度联邦大于其构成部分的总和，许多激进运动把国家视为法律和情理的依据，因此增强了国家的地位。印度联邦使大家得以卷土重来，让他们免于受某些过激行为之害——那些在另一个世纪或在其他状况下他们必然会面临的过激行为（如邻国所示）：湿婆军的恶毒沙文主义，许多宗教基本教义派主张的独断压制（在印度，大家动不动就在宗教之中寻找慰藉），南方那些明星政客的贪污及种族政治，孟加拉马克思主义分子空洞和无用的言行。
现在，在印度，大家已经看出激进过头的问题。这百万个叛变也促进了整体知识活动的活力，巩固了所有印度人如今都觉得可以依附之价值的正当性和人道精神。而且——这结局倒很奇怪，有几分讽刺——这些叛变不会肉眼不见地消失。它们是无数人新生活开端的一部分，是印度之成长的一部分，是印度之复原的一部分。
回到孟买之后，我联络上电影编剧帕里托希。帕里托希所在的行业是商业电影。他喜爱电影这艺术形态：那是他的使命，几乎是他的宗教。但是，他不喜欢在印度拍摄电影的那些人。他们害他吃苦，他们令他光火，他在生涯上有过起起落落。
五个月之前我见到他时，他刚结束一段不愉快的日子。那段时间他抛下孟买和电影，回到老家加尔各答休养。后来——他在此时结了婚——他不再愤世嫉俗，回到孟买来重起炉灶。他住在城中区一套没有陈设的单间公寓里。“我在太阳底下就只有这个房间。”他说，同时举起双臂，看着天花板，让房间显得更小。不过，他有一些指望：他回到孟买来跟一位他认识、曾经很有成就的制片人拍一部电影。他们两人每隔一阵就在附近的旅馆见面讨论剧本。
帕里托希决意要坚持下去，一定要让这次成功。他说，他预感会赚笔钱。不过，带我去见帕里托希、跟我们一起坐在房间里的他的那位堂亲倒没那么乐观。帕里托希的脾气会碍事；他会跟人起口角，或者会发生什么枝节；最后他会像每次一样又回到原点。我们经过市场附近的拥挤街道走回郊区火车站时，我一路听着这位堂亲的话，心情变坏，想着住在空荡荡房间里的英俊编剧。现在，过了五个月，我想知道结果如何。
我无须跑一趟路去见帕里托希——不必挤郊区火车，不必坐出租车在孟买高速公路的褐色废气里受苦。他到旅馆来跟我喝咖啡。他很忙，有事得办，忙碌带给他的愉快全写在脸上，过去的愤怒有一部分已经平息。
他已经写出剧本，制片人也找到了投资方。他们已经开始拍摄，也让片商看了前面的一些毛片。片商已经买下了片子。投资方几乎转眼就要获利，他还投资要拍另一部片子——帕里托希满脑子都是点子。帕里托希已经拿到了第一部电影的编剧费，数目可观；他已经在较好的地段买了较大的公寓。五个月之间，他的运道翻了一番，这是在钞票多、有活力、脏兮兮的孟买实现得了的事，这是为什么大家总要到这里来。
他可以从第二部电影中得到较大的利润分配。帕里托希说，相较之下，这部片子是为了自己。让他有钱买公寓的第一部是商业片、大众电影——不过，他不是用这些字眼来批评自己的作品的：他只是在描写某一类电影。
剧情是什么？我在他的小房间见他时，他脑中想来想去的是什么故事、什么角色？他运用的是什么材料？电影故事发生在一个孟买贫民窟，这个城市许许多多的贫民窟之一。男主角是住在贫民窟的年轻人，他前途看好，却被一个帮派分子带坏了。这也是商业电影，但内容有话题性，剧情够力量。（而且像许多虚构作品一样，创作者也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困境投射到其中。）
帕里托希说，他们拍这部片子必须自己搭建一个贫民窟。由于法律上的因素，他们不能到真实的贫民窟去拍外景。他们到几个实地拍照片，搭建了一个可以说是混合式的孟买贫民窟。拍摄期间，他们都住在这布景中的几间小屋里。就在前一天，帕里托希说，他们开始拆除这个住了好几个礼拜的假贫民窟。他相当难过。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年二月
<u>①</u>印度旁遮普邦城市，是前往詹木和克什米尔邦（Jammu and Kashmir）与喜马拉雅山深山的联络城市。
<u>②</u>印度北部城市，是由克什米尔谷地进入印度河平原的重要口岸。巴尼哈尔在克什米尔语中的意思是“暴风雪”。
<u>③</u>印属克什米尔首府，著名的避暑胜地。
<u>④</u>沙特阿拉伯中西部海港，位于麦加城以西红海东岸，为沙特阿拉伯的商业重镇和最大的港口，也是赴麦加朝圣的进口港。
<u>⑤</u>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称号，意为“神的标志”，指已经达到什叶派高等教育第三级的神职人员，被公认为权威学者（穆智台希德），年龄须在四十岁以上。
<u>⑥</u>伊斯兰历新年的第一个月，也是一种宗教庆典之名，什叶派穆斯林会在这个月举行宗教仪式，以纪念穆罕默德外孙侯赛因之死。在列队行进的过程中，信徒们会捶胸或抽打自己。
<u>⑦</u>克什米尔城市，距离斯利那加不远，海拔2740米，是从克什米尔谷地进入拉达克的最后一个主要城镇。
<u>⑧</u>克什米尔东部地区，范围包括喜马拉雅山的拉达克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