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到处是游客，人数逐年增加。除了阿姆利则和勒克瑙之外，我去过的所有大城市的宾馆家家客满：一个接一个产品展览，公众活动或假日盛会接连不断，林林总总的外国代表接踵而至。

我在一九六二年造访的那个印度仿佛是个不同的国家。那时印度还不是许多人前往做生意的地方，还不是观光客想去看一看的地方。不管哪一级的旅馆都难得一见。除了主要观光地点之外，旅行都很困难。到了有些地方，你得在火车站的房间里过夜；在某些地方，要是拿得到必要的官方许可，你倒可以待在“驿站小屋”。那是个可爱的名字，令人想起老式的旅行以及旧式的服务。但是，当你抵达日晒、发霉的殖民时代小屋——其多沙的花园里或许有几株百日菊或细茎玫瑰或难以形容的矮灌木丛——你得大声叫看门人，最后，一个衣衫褴褛的赤足的家伙会出现，表示愿意在他自己的役房那边为你准备他为自己烹煮的那种餐食，等送过来时，那些食物可能会有烧火用的木材或牛粪的气味。在没什么家具的卧室里，粗绒毛的“寝具”会有含碱或肮脏肥皂水洗濯过的气味；地板踩起来有沙砾的感觉；蚊帐会有裂缝或破洞；墙顶的通风孔让人有暴露的感觉。你可能会觉得长夜漫漫。

我一九六二年所到的印度像是个遥远的地方，一个值得长途跋涉前往的地方。而且——几乎和一百年前的罗素一样——我从伦敦搭了火车和船前去：火车到威尼斯，船到雅典，船到亚历山大港，船到卡拉奇及孟买。十二年前我从特立尼达岛到了伦敦。在特立尼达成长时，身为来自印度的农业移民的孙子与曾孙，我对自己和印度相隔的距离形成了自己的概念。我和印度的距离远得让我不属于它。我知道种种仪式，却无法参与其中。我听着印度语言，但只能理解较简单的字眼。不过，我跟它也近得让我可以了解其人民的激情，近得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国家之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我幻想中、我心中的印度早已消失，不可回复。

那个真实的国家还存在着。我可以前往那里，我一直想前往。但在初次的旅程中，我是个畏怯的旅人。

我计划在印度待一年，我也希望这一年中有部分时间可以在某个地方安顿下来写些东西，虽然我还不太清楚要写什么样的书。我在二月里抵达了孟买。四月初我北上克什米尔：坐火车到德里；坐夜班火车到帕坦科特①；然后坐一整天又一个早上的汽车（中途停车过夜：月光照在巴尼哈尔②的水稻梯田上）北上克什米尔山谷。

我在镇上一家阴暗、发霉的旅馆投宿。从旅馆房间内无法得知四周环境的样子，看不到湖、山和新雪，只看得到乱糟糟的城镇住宅后院景象。我不觉得我有能耐在那里待上三四个月。湖上有船屋，英国统治的遗迹。设备完好的船屋——它们就像浮在水面上的白色平底船，那湖水映着四周阴暗山脉上的新雪——对我来说却太贵了。这些船屋有上好的瓷器和手工雕刻家具，以及旧式的英国菜单（而且，这儿那儿还有三十年前——独立之前，战前——英国宾客的照片和几则推荐留言）。较小的船屋则很简陋。但即使我住得起较好的船屋，我也认为自己没办法在船屋的一个房间里写作和生活。你要是想到外头走走，却哪里都去不了，那可会令人有被约束的感觉，我会觉得那是一种囚禁。

老远来到北部之后，我却觉得克什米尔大概行不通。抵达后，我就随时留意哪里有理想的投宿之地，到了第二或第三天，一个身穿蓝色大夹克、头戴黑色毡帽的瘦小男子告诉我一家就在湖上还有专属花园的旅馆，我就让他带我去瞧瞧。

说来难以置信，不过，它就像阿里·穆罕默德——头戴黑色小帽的那男子——所说的那样。我后来和他很熟。有好几个礼拜之久，我经常在上、下午看到他离开他的旅馆据点，带着他的大自行车登上船，过湖到岸上的湖滨大道，然后骑车到巴士站或观光局，或任何他可能招揽到客人——就像他招揽到我——的地方。他倒不会缠人，也不健谈。事实上，他是个害羞、自制的家伙，最喜欢的事就是和朋友在花园尽头的旅馆厨房抽点水烟。

那家旅馆就像一栋小屋。它的名称是丽华大饭店，就是这么写的，我也这么记着它。它有上下两层，有瓦楞铁皮搭盖的斜屋顶。它坐落在它自带的湖中花园里，花园可不是那种用湖泊杂草和泥土堆在一块、可以拉到各处的漂浮花园，而是一片固定的土地。我租下了房屋尽头的一间二楼卧房。房屋这一部分是为了旅游新季刚盖好的——丽华大饭店每隔几年就扩建一次——由于建筑的设计方式的原因，这间卧房没有紧邻的房间。它两边有窗，可以看到湖、山、雪等景致。它有自己崭新的浴室。浴室和卧室有舒爽的新木头和新水泥气味。旅馆的小客厅挨着卧室，我也把它租了下来，因此，几乎可以说我在丽华大饭店里拥有自己的小侧厢。

那真是我天大的好运道。丽华大饭店以及我在克什米尔的时光成为我在印度那一年的一个休憩点，我畏怯的旅程中的一个休憩点，或许它使我得以顺利完成我的印度之旅。我毅然决然离开伦敦，把所有的钱投入这次印度之行中，如果旅途不顺利，如果我熬不下去，事情就惨了。

我在丽华大饭店待了四个多月，认识了在那里工作、在花园尽头的厨房里抽水烟的所有人。开始时十分重要的阿里·穆罕默德很快就退到一旁。巴特先生拥有这家旅馆，但他不会说英语，我们仅以微笑和手势沟通。巴特先生的得力助手是亚齐兹。他不识字。但他有社交方面的敏锐判断力，擅长观看脸色和判断情势；他记忆力惊人；他一口怪里怪气的英语，是单靠耳朵听学来的。在丽华大饭店那四个月，我找人办事的对象就是亚齐兹，和我一起去高地山谷短途旅行的也是亚齐兹。在该地八月的大朝圣期间，亚齐兹和巴特先生为我安排了阿马尔纳特洞窟的远足，亚齐兹还与我同行，以便照管他们为我雇用的一批随从。

我写我的书。原本只是一个念头、一个冲动、一连串联想，在动笔时觉得不真实的东西开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开始在那个有两个景观的房间里施展它自己的力量。觉得一本书一日一日在成长，那也是那个季节令人舒服和安心的部分原因。亚齐兹和巴特先生张罗了一张书桌让我写作。他们还给了我一盏桌灯。

翌年，在南伦敦一套令人难受的附家具的公寓里，我开始写我关于印度的书。我是打算写这样的一本书，但过了几星期我开始放弃这个念头。游记写作对我而言是新经验，我想不出该用什么叙述方式来写一本关于印度的书：我受不了我所看到的苦难。我没写日记，也未记下多少有系统的笔记。但钱已经花了，书非写不可。回来整整两三个月后，我开始下笔。在撰写过程中，克什米尔那段时日也扮演了它前一年在印度所扮演的角色：一个休憩点。日复一日地回想，原先不知如何叙述的问题也随之解决了。

书写成了——整理了记忆的头绪，摸清了叙述的门路，面对并写出了我的印度情结——细节开始模糊。终于，我不再读那本书。克什米尔与丽华大饭店，以及巴特先生和亚齐兹，却仍然鲜明，一个万事顺遂之时节的记忆。在那之后，我可以随时回克什米尔。乘飞机旅行已经把世界变得更为单纯，简化了我们处理过去某些部分的方式。有时，有人会写信告诉我那个旅馆的事。有人寄给我一张照片，让我看那栋建筑的一些改变。我却不曾想要回去。

这次我回来了。我坐飞机前去，因此看到了二十七年前没见过也不曾接近的机场。由于旁遮普局势紧张，德里机场有严格的安检。斯利那加③的警戒加强了：克什米尔山谷动荡不安。一九六二年这里也不安定。但是现在印度到处大家都更加紧张，而且对当局采取了不同的态度。

进城的道路正在整修。路旁有许多新的大房子。一九六二年我没见过这种私人财产。市中心一如我记忆中阴沉的中世纪的样貌：仿佛克什米尔那么多原本像颜料盒般缤纷艳丽的颜色都在这里混在一起，结果形成一团像脏泥巴一样的东西。老旧或看似老旧的建筑上，砖木都是泥土色的。街道上所见之物也是泥土色的，那是路人色彩斑驳的衣服所造成的颜色效应。流经城里那条水涨岸陡的河流也是泥土色的——河面间或有一片绿藻或绿藻硬块。这条河流的一个河湾或支流里并排泊满了没有上漆的小船屋：可以十分清楚看出这排船屋是贫民区，这些漂浮小屋就永远停泊在河岸上，在岸上各有附属建筑物。

我对船屋的灰褐色犹有记忆，人潮和拥挤上回倒未曾见识。我也想起一九六二年有人告诉过我，英治时代（虽然克什米尔是君主邦国，有自己的统治者），印度人不得在城里的主要道路湖滨大道上行走。那已是陈年往事了。克什米尔印度人的城区已经突破限制，一路沿湖滨大道扩展。这个新扩展的地段可就不是一片灰扑扑，像典型的印度购物闹区一样，这里尽是混凝土建筑、玻璃门窗、新油漆，以及旅馆、店铺、招牌。面对这里，一九六二年还只是一片水的一段湖面上则是一长排观光船屋，每间船屋各有招牌：克什米尔人和观光客像两支列阵相对的球队——观光客受限在船屋里，无法移动自如或声东击西。岸上的克什米尔人却生龙活虎，随时可以应付登陆的敌军，他们这方还有不知会从哪儿冒出来的非正规部队，划着低浅的船在湖上四处来回，有办法窜进敌方最小的缝隙。湖滨大道这一大段人声鼎沸，就像市集一样。

过了这片新开发区一点距离，在湖滨大道尽头，就是坐落在一片宽阔土地上的王宫大饭店。这回我就下榻于此。这家宾馆过去是克什米尔大公的夏宫。它是建于三十年代的庞大而朴素的建筑，低矮宽广，远离湖和大道。倒数第二代大公辟植的苹果园正值开花季节，杏树也一样。和城里的泥土色比较起来，这里的颜色可说是极其鲜艳的春绿。

这座建筑还是真正王宫的时候我来过。一九六二年，大公卡兰·辛格就住在这里，他在克什米尔邦的官职是邦长，我曾不止一次受邀到王宫吃晚餐。有一次赴宴，我乘坐“通嘎”——一种马拉车，马匹颠簸地爬着长而陡峭的车道。我走路都还更快一点。坐在通嘎里让人觉得很荒谬，但我不知该怎么办。这种情景看在等候的官员眼中可算有损尊严：他们终于开了一辆吉普车来救我。

我记忆中的王宫大门及房间已不复存在。楼下走廊的地毯已经磨损。楼上，我的房间外有暖热的厨房气味，在一道混凝土屏障后方，可以瞥见员工的住处。我的房间很大，家具不算完备，粗绒毛地毯是鲜绿色的。已经没有光辉荣耀之景，也没有享福或欢乐的气氛：只是在春天的潮湿空气之中感觉这是一栋破败、如今有太多东西需要修复的巨大建筑，一栋对住在其中的人显得太大的建筑，一栋刚刚为旺季开放、准备迎接夏天和度假宾客的建筑——但你觉察得到，由于山谷里宗教政治动荡，度假的夏日可能不会降临在这里。

从窗口望出去的几座花园倒是整理得井然有序。草坪剪得很短，两棵大树刚截去树梢，花圃呈现各种鳞茎植物的花色以及花种袋上常有的色彩。两个穿牛仔裤的日本女孩先后蹲在红色郁金香前发出小声尖叫，摆着姿势让另一个人拍照。眼前，过了杨树的新枝及柳树柔软的黄绿色新叶这一片春天的新绿，往外和下面看就是湖水。远方的山顶上有新雪。可真身在王宫，这不是一般人能看到的景观：从窗口看不见右边湖岸上的新建筑，较低山腰上的梯阶台地，也看不见左边的一排排船屋。

往左边一点距离就是丽华大饭店。我立刻就朝它而去，不想拖延时间。我上了一辆旅馆出租车。它有最低消费额。那车费坐个两三回都够，我甚至可以走路过去。昔日克什米尔令人愤怒的事情开始越过这许多年重新回到脑海中。

前面大街上的人群让我做了误判，湖上那一团新的杂乱景象使我无法估算丽华大饭店的位置，我在一个登船堤阶上过早下了车，跟当班的船夫你一句我一句谈起到丽华大饭店的船费。船夫只有小孩那般高，他在褐色长袍下的身材也像孩童一样。他的皮肤苍白，有斑痕，有几处颜色不一样；细瘦的颈上是惨白的小脸；浅色的头发，明亮的眼睛。他这形貌是冬天挨过饿的样子，但是他的眼睛就像他讨价还价的声音一样充满了愤怒。一九六二年我不曾在堤阶上见过像这样的人，那时可也没有这样的人群、这样的喧闹人声。

我们谈妥，以二十五卢比的价钱渡湖到丽华大饭店，这相当于一英镑：太贵了，贵了五倍。

流经我的指间的湖水冰凉。尽管有这么多船来来往往，湖水仍然是一片春天该有的清澈。湖里多的是小鱼，确实赏心悦目，湖底的羊齿植物缓缓在水流里摇摆。（过后，在盛夏时，水会变得混浊。）一九六二年还很空旷的湖面，现在是一长排船屋，每个船屋各有招牌和台阶。几个船屋之间似乎以有栏杆、木柱支撑的木头步道相连。

船划过这里，往两边都是商店和补给用船屋的那条水道划去。不久——这段船渡铁定不值二十五卢比——就到了丽华大饭店，现在大招牌上写的是改正过的拼法。它不再是我曾经住过的不起眼的小屋和湖上花园。如今，尽管附近多了那么多商业活动，它可是异军突起的建筑：坚固，混凝土墙，厢房可多呢，山形墙叫你看不完。

几年前人家寄给我的照片中的丽华大饭店是一栋两层建筑。现在看起来屋顶又加高了，添了三楼。山形墙不知怎么在底端斜出、变厚，几乎有曲棍球杆那样的弧度。看那陡峭的斜屋顶，这仿佛是西藏或日本的建筑。

我记得丽华大饭店旁边湖上有一些平坦的莲叶。现在还有几片，但它们没有长在渡船小码头周遭、拦住垃圾的高草那么显眼。这家旅馆一向位于船路交汇之处，现在这一带有如从住宅区变成了商业区。隔着各条船路，丽华大饭店前后左右都是系泊在凌乱的、黑色小岛还没消失部分的船屋店铺，以柱子撑着、用木头和瓦楞铁皮搭建的简单店铺以及手工艺品商店。丽华大饭店在一个角落里设了自己的杂货店，墙面有一张很大的广告，旁边是一家克什米尔皮革及羊毛制品商店。

一条有栏杆的小径从渡船平台径直穿过方形花园中间。它（除了一个角落的浴缸花盆外）还有点像我记忆中的花园。但是，要重建旧地、想起我的起居室及有两个景观的卧室在哪里却没办法了。这个旅馆所在的岛屿——这块土地——本身一定扩建过。

办公室在这建筑的一头，与旅馆商店相对，它是一个有玻璃窗和白墙的小房间。一个高高的柜台，一个褐色钥匙板，一个挂在墙上的月历，打开的克什米尔观光传单。还有麦加的海报：天房的黑色圣石和一个穹顶。昔日的丽华大饭店不曾用那种宗教花招来做装饰。显然有人到过麦加朝圣，或是想表示他的虔诚。

办公室里没有人。一个在外面晃荡的小男孩似乎跟这旅馆有关系。我差遣他去找亚齐兹或巴特先生。巴特先生来了，我几乎不用等。过了二十七年，就是这么简单。他有一道白胡子，朝圣过的男人的胡子。或许在人群中我认不出他，但是在这里，在他自己的地方，他马上就会被认出来：毛皮帽，他喜欢穿的深色衣物，厚眼镜，修长的身材。

他表现得像一个处变不惊的人。事实上，我们两人都像戏剧演员，两人都演练过这一刻。他说，一九六二年这家饭店有九个房间，现在有四十五间。现在住宿费是一晚一百二十五卢比，即五英镑，八美元，包括寝具和热水。他确切地知道一九六二年我在这家旅馆待了多久。我不必问他，他提醒了我。我待了四个月又十五天。就像对我而言写作、事件和情感的整理使得事情比较容易处理一样，为事物加上数字、找对数字可以帮助巴特先生将事情归档，并赋予事件一个模式。

说完旅馆状况——说得非常快——他告诉我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他要到麦加朝圣。他也提到他的健康状况。“但是我很好，先生。”然后，为了证明，他拉着我的手，用力一握。

我问他有多大岁数。他不太会翻译那个数字。他起先说八十六，然后说七十六，接着说六十六。或许他是六十六，这么说来，他在一九六二年应该是三十九岁，差一岁就到四十——这在当时的我看来似乎是老年了。

他向我提到了其他人。阿里·穆罕默德——他在那个幸运的日子把我带到这里——已经离开了。那个受折磨且喜怒无常、在厨房和花园尽头员工住处制造了各种危机的坎沙玛已经死了。但是亚齐兹还在，非常健康。那一刻他正在他自己的屋子里，他会在下午回到旅馆来。

我说我会在四点左右回来见亚齐兹。巴特先生和我之间有语言的阻隔——或者说缺乏共同语言，一如往常。搜尽了我们共通的语言，我们也说完了当时可谈的事情。于是我搭了湖船回到渡船堤阶，又看到了那个眼神愤怒的男子。

湖岸上有一座叫作商羯罗查尔雅的山丘。山顶有一座印度教寺庙。一九六二年，卡兰·辛格供养着那里的婆罗门。好几个下午我散步上那个山丘，后来就结识了那个婆罗门。他是个快乐的隐者，戴着一顶羊毛无边帽。下雨或是起雾、寒冷时，他用克什米尔方式取暖，即在毯子下抱着一个烧着木炭的小泥盆。要吸收的新东西这么多：直到这一刻——正穿过回荡着来自湖泊和大道的市集喧嚣，要回到渡船堤阶时——我才看到在商羯罗查尔雅山丘旁的小丘上有一座很大的电视天线。我想着那座寺庙和那个婆罗门，不知情况如何。

我在四点左右回到丽华大饭店，再度从王宫大饭店坐出租车，再度花二十五卢比从渡船堤阶坐船。一个小个子的英俊年轻男子在办公室里等我。他穿着一件某种合成布料的蓝色无袖衬垫夹克，和他的发型一样时髦。他说他是“亚齐沙”的儿子——他说的是“亚齐沙”：就我记忆所及，那是“亚齐兹”的昵称。

亚齐兹的儿子！他十八岁，是斯利那加一所学院的学生，读会计。会计学！不过，说的也是，就湖上及城镇的种种活动来看，的确有这种需要。

然后亚齐兹出现了，从早上巴特先生出现的那条走廊走出来。巴特先生还保持着瘦长的身材；亚齐兹则变得身肥体胖，大肚圆脸。他穿了许多衣服：宽松的长裤、长摆衬衫、一件紧紧套住他啤酒肚的套头毛衣、扣不起来的背心（露出一大片衬里）及一件轻薄、宽下摆的夹克。很奇怪，他现在的身材没造成什么差别：他依旧是我所认识的那个男子。他的特色都还在：充满活力、步履轻盈、不露声色，还有他那察言观色的能力，他轻轻眨眼的样子仿佛患了近视。

有什么新消息？呃，他说，那男孩——他指的是他英俊的儿子——想当医生。但他们说服他放弃了那个想法。没有什么生意比得上旅馆业。巴特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他轻笑着接着亚齐兹的话说，没有生意比得上旅馆业。

我向亚齐兹问起巴特先生的毛皮帽。在先前的书里我曾谈到某日大雨时那顶毛皮帽子的遭遇：因为想起了那些文字，因为不曾忘记它们，我记得那顶帽子。现在我想知道，那顶帽子是否像巴特先生的胡子一样具有宗教意义，或者它表示巴特先生属于某个特别的家族。

亚齐兹说：“你可以花一千卢比买到那顶帽子。”

看来他不会再说什么了。我这时才注意到亚齐兹自己也戴着一顶毛皮帽子，那顶帽子一直是他外貌的一部分，只有一次我看见他没戴帽子——他在厨房大闹一阵之后，衣冠不整大笑着跑进花园里。但是我不必在他帽子上做文章，它对我不具重要性。

我告诉亚齐兹我在渡船阶梯所遇到的麻烦，以及二十五卢比的渡船费。船夫连人带船等着要载我回去。亚齐兹做手势叫船夫过来。我觉得船夫不喜欢被使唤：他看起来像是没看到亚齐兹的手势。

亚齐兹似乎忘了船夫。他拿出一盒照片，他和巴特先生开始找旧照片。他们找出一张一九六二年的旅馆照片，里面是花园和我的起居室。接着他们找到另一张，过度曝光的一张，照片里的是当时的工作人员。巴特先生以及亚齐兹在里面，还有五官不甚分明、表情诚挚的阿里·穆罕默德，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以及已逝的坎沙玛。坎沙玛很高大，而且事实上相当好看，有一张比我想象中还受折磨的脸，或许他曾经生病，因此痛苦。

以前那一群人总共不过五六个。现在饭店雇用了二十人，甚至还有一个经理。

那么，亚齐兹是做什么的？

亚齐兹的儿子说：“他是总司令。”巴特先生会心地微笑了。

我向亚齐兹问到巴特先生的健康。巴特先生早上曾暗示他身子不是很好。亚齐兹说巴特先生不应该抽烟，但他偷偷抽水烟，他就是戒不掉。没有笑意的巴特先生做了一个严肃的动作表示没办法。

我提醒亚齐兹船夫和二十五卢比渡船费的事情。

亚齐兹说：“你早上付了二十五卢比？”

当我说是，他看起来很严肃，好像医生碰到了一个严重的、没有料到的症状。但是接着，就像医生一样，他愿意尽其所能。他再度唤船夫过来，这次船夫过来了。亚齐兹和巴特先生跟他谈了谈。亚齐兹后来说，他告诉船夫我是旅馆的老顾客，不是“三日行观光客”。而且在和船夫谈话期间，巴特先生不止一次说“四个月又十五天”。最后船夫笑了，亚齐兹说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付钱给他。我觉得这还不够好。亚齐兹明白这一点，他建议我付十五卢比。

我回想起在旧丽华大饭店花园里调皮活泼、没戴帽子的亚齐兹——当时少见的调皮活泼，而且很难想象当今在我眼前这个有尊严、事业成功的男子那时是那样的。他那时有多大岁数？那时在我看来，他是个成熟、不显老的男子。

“亚齐兹，你多大了？”

“四十八，五十吧。”

那是太年轻了，不过他似乎不知道。

而且，由于他不会读写，只得依赖他的记忆以及他联结自己生命中的事物和外界事物的能力，他无法得知他的岁数。

我们谈到当时他们为我安排的喜马拉雅山阿马尔纳特洞窟朝圣之旅，随行的有骡夫、搭帐篷的和一个厨子，亚齐兹当总指挥。亚齐兹说现在有直升机飞往阿马尔纳特，进香客为数庞大，四拉卡或五拉卡，即四五十万人。

亚齐兹问：“你记得果拉仔吗？”

他说的是我们那伙人里的一个马夫。我应该会想写到他的，我的书里原本应该写到那些细节的，但是我已经忘了那个人本身以及和他相关的事。亚齐兹倒还记得。于是我回想起有一个马夫在某个很高的隘口丢下我们，而且在那之前还害我们的一些行李滚下山坡，结果亚齐兹必须把行李弄回来。

一九六二年在阿马尔纳特的旅程之后，由于有丽华团队及他们的装备，我原本会乐于在高海拔的喜马拉雅山区多逗留几天。但是亚齐兹不同意。他催促我回斯利那加看另一场——穆斯林的——宗教庆典。在湖对岸的哈兹拉巴尔清真寺里有一件著名的遗物，先知的一根胡须。它一年展出一次，亚齐兹热切地想为此赶回去。

他喜欢盛大的宗教庆典——那是信仰、市集与假期的混合。现在他的新消息是，跟巴特先生一样，他已去麦加朝过圣，去了两次。朝圣之旅历时三个月。印度政府负责安排行程。你先到吉达④，然后搭出租车和巴士到麦加。那不同于阿马尔纳特。麦加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干净的。他说话的神情显示他是个虔诚的信徒，也显示他对旅馆和居住安排可是内行人。

两度到麦加朝圣：必须拥有金钱、闲暇与不小成就的人才办得到。这可不是我在一九六二年预期得到的亚齐兹。事实上，才干与性情各异的亚齐兹与巴特先生竟然能一直共事这么多年，实在令人惊异。他们互相扶持。巴特先生让亚齐兹成长。旅馆业务的成长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我问亚齐兹关于旅馆别致的山形墙的事。

他说：“风格嘛，风格。你应该看看这边的新建筑。”

他有一个关于我的书的故事。我的书出版之后，旅馆的人被观光局找去。他们说他们对书中关于丽华大饭店的部分很不悦。他们读到宾客将衣服摊在丽华大饭店的草坪上晾干，把衣服挂在窗户外边。观光局不喜欢那些描述。亚齐兹说他不得不非常肯定地告诉那个官员：“你不理解那本书。”这是他们总在挑剔的事，但不能让他们乱挑剔：这个故事亚齐兹讲了两遍。

事业成功，但是湖上很拥挤。亚齐兹说，整个印度都拥挤，仿佛这是目前人们必须妥协的事。四十年前，你可以饮用湖里的水（我记得，甚至在一九六二年，游湖的人还用湖水沏特殊的克什米尔茶）。亚齐兹说——巴特先生摇着头表示同意——有些船屋的抽水马桶就直接把废水排进湖里。

然后，突如其来地——仿佛要解释当下的沉静或单调，解释为何没有待客的殷勤——亚齐兹告诉我现在正是斋月。他们不可以说太多话。他们将在当天晚上七点十分结束他们的食戒。

亚齐兹的儿子纳齐尔和我一起坐船回湖滨大道，他说巴特先生曾告诉大家某次我和他们坐在花园里抽水烟的事。我记得那个场合。切得很粗糙的克什米尔烟草闻起来不错、让人想抽，但吸到喉咙和肺里却变得非常强烈刺激，比我抽过的任何烟草都强劲，热烫的木炭和烟草的烟几乎没有被水烟筒碗里的水冷却过。

我想丽华大饭店现在应该没有人有空搞那种玩意儿了。气氛已经不一样了。这一带的湖太多建设工程，太忙碌了。

此刻，从湖、湖滨大道及渡船堤阶传来了一阵傍晚的喧嚣。其中有一个由扩音器传出的颤抖的、令人神经紧绷的声音。那是大道上一座清真寺的毛拉通过扩音器传出的声音；我从未见过这座清真寺，朴素的小建筑，它是新开发地段的一部分，占地几间房子深，位于商羯罗查尔雅丘山腰下的湖滨大道上。这座清真寺十分朴素的特色似乎说明了湖泊上新群体的迫切需求。

亚齐兹和那船夫谈过后说我必须付十五卢比渡船费。船夫自己都笑了，看起来同意我们的任何决定。但是我不是要付给船夫，而是给渡船堤阶上那个瘦小、怒眼、声音恼火的男子。他毫不通融地坚持要二十五卢比。纳齐尔和我同行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我不必接受这个价码，但他却尴尬起来。不过，我注意到他并没有和那个渡船堤阶的男子争执，他只说自己愿意付额外的那几个卢比。这个湖无疑有它自己的规矩，有它的各种地盘及势力范围。丽华大饭店的命令、亚齐兹的命令在这里并不奏效。我付了对方要求的数目。然后，纳齐尔热切地把我送上一辆出租车，我坐回王宫大饭店。

还剩下一个多钟头的日照。从旅馆花园看到的湖景召唤着我再度出门去。我走到王宫大饭店的渡船堤阶，上了一条船，在湖上兜了半个钟头。几乎就在我们出发时，两个非常小的孩子把他们的船靠过来，向我的船里丢了芥菜花。他们的举动令我措手不及。我笑了。孩子回我一笑，接着要赏钱。他们是十足的小乞丐：那种微笑，那种哀求，那种侵略性。

接着是兜售者。他们轮番上阵。其中一个男子说，“我们一个一个来。”我以为他是就我的处境在说玩笑话，但他可是正经的。他们和我耗在一起，两个在左边，三个在右边，因此我位于一个由湖船组成的小花朵——雏菊花朵——图案的中间。他们详细展示他们的货品：藏红花、宝石、廉价珠宝，以及各种各样无意义的纸雕。兜售者的船由小孩划着。商人自己斜倚在枕头和垫子上，让人觉得他们从事的是湖上较舒适的行业之一。有一两个人颈部以下盖着毯子，在那毯子下应该有小炭盆。

纳齐尔和我游湖。我们还没划离丽华的渡船小码头，还在旅馆前，乞讨的小孩就出现了。他们迅速划着船，丢几枝芥菜花到我们船里，以一种故作正经而刺耳的嘶嘶声小声说：“赏个钱，赏个钱。”纳齐尔给他们每人一两个卢比。他说：“如果你不给他们钱，他们就不会走开。”他对兜售者也一样和气，他拖延船出发的时刻，既不冒犯兜售者，也未得罪我。

划过一长排船屋之后，我们便进入了宽阔的水域，没有人靠过来。我们经过我记忆中大公的湖亭。我想起在湖滨大道和湖亭之间一条杨树夹道的堤道：如今已无堤道踪影。

一九六二年有一天我还和卡兰·辛格及其妻子在湖亭饮茶。卡兰·辛格对印度教思想有极大的兴趣，喝茶时我们谈论了第九世纪的印度哲学家商羯罗查尔雅——他生于南印度，在短短三十二年岁月中走遍了印度各处（那时印度仍然完好，伊斯兰教徒尚未入侵），传教并建立了至今犹存的宗教会社。湖边那个山丘就是以哲学家之名命名的；卡兰·辛格对山顶那座寺庙有特殊的情感。

我们饮茶地点的景致甚美：亭子、四周的湖水、山岭、杨树夹道的堤道，以及筑在果园与花园之间通往王宫的长长车道．我问是谁设计了这一切，料想会听到一个建筑师的名字。卡兰·辛格环顾着四周，简单地说：“我爹。”

那一刻凝固在我的脑海里。但是现在那里已没有了王宫堤道，没有了高大的杨树，只是开阔一片，一阵微风吹过湖面，越来越强，把我们的船吹到湖亭岛屿四周粗糙的木杆与几段松垮、生锈的有刺铁丝网旁边。岛上的建筑看起来很潮湿，好像关闭了，等着夏天和人群。

纳齐尔和划船的男孩合力撑着、拉着船绕湖亭岛屿走。湖浪仍然汹涌，但是在架设着输送饮水到城里的黑色大水管的堤道那边，湖水却很平静。远处是哈兹拉特巴尔清真寺。它有白色的穹顶和宣礼塔，衬着那一簇黑褐色的两层楼房，那份白显得很突出。

穹顶和宣礼塔是新建的。哈兹拉特巴尔一直是座朴素的清真寺。有一年，哈兹拉特巴尔有名的遗物——先知的一根胡须——不见了，斯利那加发生了暴动。我问纳齐尔这件事。

他说：“它在斯利那加被找到了，在一套私人住宅里。”（后来有人告诉我，有一个人脉很广的的妇人病了，她表达了想一睹圣者遗物的心愿，于是它就被带到了她那里。）

东拉西扯之际，纳齐尔说他在和曾经在丽华大饭店下榻过的一个英国女孩通信。他们每个月写一次信。

他以出人意料的认真口气自动自发地说：“我会娶克什米尔女孩还是外国女孩都由真主决定。只有真主知道未来。”他提到真主时是认真的，而不是口头禅。纳齐尔说，克什米尔女孩很好，但外国女孩比较“有经验”。我没问他是什么意思。

我问他宗教方面的事。他说他每天都到清真寺去。他自己一个人去，待个把钟头，去为“每个人”祈祷。星期五他去两个半钟头，和其他所有人一起祈祷。他从十岁起就笃信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