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有了历史意识的觉醒，就不再只凭本能过日子，而会开始以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及自己所属的团体，也开始产生某种愤怒。如今，印度到处弥漫着这种愤怒。印度人经历了普遍的觉醒，但每个人最先觉察到的是自己的团体或社群。每个团体都认为自己的觉醒与众不同，每个团体都想把自己的愤怒跟其他团体的愤怒区别开来。
每天，报纸总会刊登平铺直叙的官方报告，描述发生在旁遮普地区的事件：几个人被锡克族恐怖分子杀害，几个人因为窝藏恐怖分子而被捕，几个恐怖分子被警方击毙，几个越过巴基斯坦边界的“入侵者”被杀。
新德里宽阔的街道和圆环的迹象令人想到北方的麻烦。晚上，设了路障。在有些地方，树下可以看到沙包、枪支、警察。在某些地区，每隔一百码左右就有一名警察。在维希瓦·纳特童年记忆中仍是空空荡荡、死气沉沉的城市（当时的树木一定比树苗大不了多少：新的德里仍只是梦想），如今为了应付恐怖行动建立了这套崭新而有效的警力运作机制。
通讯记者罗素在勒克瑙围城期间所看到的英国军队主要是由苏格兰高地人和锡克人组成的。不到十年之前，锡克人才被英军的印度士兵击败。现在，大起义期间，锡克人却站到了英国一边——他们仍然跟其他印度人一样凭着本能过日子，仍然打着印度的内部战争，而对他们所效劳的外来帝国体制几乎毫无了解。
攻打勒克瑙期间，发生了一件令罗素这位已经把战争看作家常便饭的硬汉也受不了的事。当时，锡克兵在攻击勒克瑙的宫殿之一，即赛马场里的“黄宫”。防御者奋力反击，射杀了率领锡克兵的一名英国军官。后来，守军显然要誓死抵抗，攻方便将兵力撤退，改以大炮轰击黄宫。罗素说，守军表现英勇；他们应该受到歌咏。但他们在勒克瑙没有得到任何怜悯。未被炸死的人悉数就被锡克兵用刺刀刺死，只有一个人除外。不知为什么，锡克兵抓住这个人的双脚把他拖出来，用刺刀刺他的脸和胸，然后把他放在一堆火上。这个被折磨的人挣扎着，虽然被烧得半死，他还站了起来，想要逃跑，锡克兵又用刺刀把他按在火堆上，直到他死去。罗素在一则附注中说——这是他常用的笔法——几天之后，他在地上看到一堆焦骨。
有人告诉罗素，旁遮普战争期间，锡克兵把他们的俘虏全都砍断了手足。因此，他们依惯例也会用刀刺、用火烧这个可能杀了他们一位军官的人。也许那是这个国家残暴行径的一部分，或者只是战争残暴行径的一部分。罗素喜欢战争，但他对战争没有妄想。他这样写道：“就算遵守最高武德，任何战争都摆脱不了谋杀的成分。”
锡克兵在勒克瑙之役表现如此凶残，显然是为了向那些不到十年前才帮英军打败他们的“潘迪”报一箭之仇。同时，更广泛而言，他们也想报复穆斯林。锡克教徒促成穆斯林势力在勒克瑙及德里的式微，这件事从历史角度看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锡克教之所以会在一五○○年——大约哥伦布最后一次新世界航行之时——崛起，正是出于穆斯林迫害印度教徒所引起的悲愤。
维希瓦·纳特说过，印度教徒一直在反抗婆罗门正统；每一个反抗者都创立了各有僵硬规定的教派。佛陀奋起反抗，锡克教第一代师尊那纳克也奋起反抗。这两次反抗相隔了两千年，起因不同：佛陀因为领悟到肉体的脆弱而反叛；那纳克师尊的反抗或另立门户则是由于穆斯林入侵所造成的灾难而起——当时所有人都认定那会是永无止境的灾难。
那纳克师尊提出中庸之道、以和为贵的启示：他认为并无印度教徒，也无穆斯林，两种宗教信仰可以融合在一起。但是伊斯兰教有固定不变的信条，固定而无所不及的律规——这些都是那纳克式的思索和妥协无法适用的。当事者可以随时维护整套伊斯兰“律法”，一百年之后，在第五代师尊的年代，锡克教徒开始受到莫卧儿人迫害，因而殉难。又过了将近一百年，在第十代及末代师尊之时，锡克教有了固定形态，教徒也有了独特外貌：头发不得修剪，必须用头巾包起来，必须穿某种短裤，必须戴钢质手镯，必须佩刀。就这样，这些身上的标记每天都让一个男人不会忘掉他的身份。
随着莫卧儿势力在十八世纪前半叶的衰落，锡克教徒的势力和人数同时增长了。在受到蹂躏的印度北方，从莫卧儿帝国溃散到英国人抵达之间，兰吉特·辛格①的锡克王国存在了一小段时期。这是英国人于一八四九年借助“潘迪”所打败的王国。不过，那次败北并未带来太大的屈辱。甚至可以说，那次败北把锡克教徒往前推进了。
在帝国鼎盛之时，英国人对所有印度人一概持蔑视态度。甚至到了一八五八年大起义期间，罗素还观察到英国人对并肩作战的锡克兵持有这种轻蔑。但是，被纳入英属印度的版图之后，锡克人的获益却无可计数。他们有一百年的时间得以发展。如果没有与英国的这层关联，西北印度——假设不再有区域或宗教战争——可能不会比发现石油之前的伊朗或阿富汗好到哪儿去：贫穷、独裁统治、教育水平低下，比世界其他地区落后五六十年甚至更多。
一九四七年的独立和国土分裂伤害了锡克人，好几百万人必须离开巴基斯坦。不过，就像败给英国人之后那样，这次他们也很快就复原了。在工业化独立印度的经济中，在他们可以发挥特长的庞大国家里，锡克人干得很不错，他们干得比先前任何时候都好。他们成为印度最富有的大群体，他们在每个领域都位居要津。到了七十年代晚期，他们向来偏执、排他、乖僻的政治立场进而受到锡克基本教义主张的左右——这是由一位出生于印巴分裂当年、成长于淳朴乡村的年轻男子所宣扬的基本教义主张。而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终于导致如今每天报纸上都有关于恐怖行动的报道，新德里的林荫街道部署着荷枪实弹、穿卡其制服的警察。
一百五十年或更长久以来，在英国人所引入的西方新学的影响下，印度教的印度曾经有过好几次改革运动。一百五十年间出现了一连串杰出的领袖、导师和智者，其数目没有别的亚洲国家可以匹敌。这是印度缓缓适应外部世界的一部分过程，这也使得二十世纪晚期的印度在知性层面产生了蓬勃的景象：新闻未受控制，宪法正常运作，法制受到尊重，超乎宗教规定的道德、善行、知识责任等理念也有所建树。像锡克人这么小而注重服装和外貌特征的群体中则不可能有这种内部的知性活动，甚至不可能产生从事此类活动的念头。他们的宗教在第十代师尊的时代就定形了，往后未曾改变，改革只会将其摧毁。新的宗教导师只能重述既定的教规，只能设法重燃往昔的狂热。就这样，印度最进步的群体也会被一位乡村教师带回到较单纯的过去。
这位传道者姓宾德兰瓦勒，该姓氏源自他村庄的名称。他名叫贾耐尔，据说是英文general（将军）一词的讹转。他首度现身公众舞台时，德里的国大党政治人物对他鼓励有加，想利用他来打倒邦里的敌手。这似乎让他对政治权力产生了胃口。无论是崇拜者或批评者，人们最常用来描述这时期的宾德兰瓦勒的字眼是“恶魔”。圣人变成了恶魔。他搬到——实际上是占据了——阿姆利则②的金庙，这是锡克教最神圣的建筑，系第五代师尊（大约与莎士比亚同时）所建。他利用这个圣地的豁免权在金庙设防，然后根据一种中古时代的权衡标准，也可能出于乡下人脑海里的村落世仇观念，他向政府宣战。为了对宾德兰瓦勒及宗教信仰效力，男人以杀害印度教徒为己任。他们拦截巴士，杀掉车上的人。他们坐在摩托车车后座，举枪扫射路人。这些行动所造成的惊吓和悲痛必定让恐怖分子更加坚信他们的权力观念，更加妄想只有他们有行动的余地，而所有其他人——就像某些童话故事所描述的——都着了魔，变得乖顺。
最后，军队对金庙发动攻击。军方发现金庙的防御做得比他们所设想的还要好。攻击行动持续了一夜又一天，军队、守卫者、朝圣者三方面都死伤惨重。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为圣地遭到亵渎而感到同样悲哀，印度教徒也前往金庙祈祷。警方官员后来表示可以用另一个比较干净利落的办法来孤立金庙，但事发当时——为了处理未曾有过的事态：在圣地的庇护下发动的凶狠叛乱——军方行动虽然过于残暴，却似乎别无他法。
损害已经造成。接着，悲剧一幕幕上演。圣地遭到亵渎，甘地夫人的几名锡克侍卫为了报复而谋杀了她。再一次，这几个谋杀者仿佛没有充分了解他们的行动将会余波荡漾，而且他们那样做将使他们的群体处于危险之中：毕竟，印度到处都有锡克人。甘地夫人遇刺之后暴动四起，其中最可怕的一起发生于德里，有数百人死亡。当今发生在印巴交界旁遮普地区的恐怖事件算是一九八四年大火的余烬。
对大多数人而言，发生在旁遮普地区的事情是纯粹的悲剧，也难以理解。从外面看，似乎是锡克人把他们在独立印度的巨大成就化作悲怨，而把这场悲剧惹到自己身上。仿佛他们这个群体有某种知性上或情绪上的缺陷，他们在过去百年来不断迅速爬升的过程中，仿佛在财富与心灵之间失去了平衡，以致一方面很有冒险心和前瞻性，但另一方面却还紧紧受限于他们的部落及乡村背景。
前往昌迪加尔③途中，我乘坐的出租汽车有一个轮胎出了问题。轮胎不仅被刺破了，那个使用了很久、被翻新过多次的轮胎在胎壁中央部位还有一道弧形裂缝。昌迪加尔在三个多小时车程之外，其他轮胎看来也不太叫人放心。这下子不能贸然前进了，损坏的轮胎必须补好再上路。救兵倒就在近处。从我们所在的地方就可以看到，马路前头不远处有一个旁遮普人开的卡车休息站，我们换上备胎之后就开往那里。
卡车休息站是个满是灰尘的院子，三侧有几间砖砌小屋。有些小屋筑了墙，有些是敞开的。钉在一面墙上的阿波罗牌轮胎广告让人觉得这地方的技术应该比较可靠。院子后方和两旁有几畦成熟的小麦，沿着院子一侧有一条水沟，里面的水静止不动、略带黑色。缠头巾和没缠头巾的司机坐在无墙小屋泥土地板上的绳编床上喝茶。茶水是在后面一间无墙的厨房里沏的（黑色的土灶上方有不少蓝烟），由两个穿长裤和长下摆脏兮兮的（现在恐怕已经洗不干净了）的印度衬衫的男童侍候。
出租汽车司机折腾那个裂开的轮胎时，一辆辆车子发出刺耳巨响从路上开过，未装消音器的排气管排出的褐色烟雾跟路旁的灰尘混在一起。令我惊讶的是，裂开的轮胎里面竟然还有一条内胎。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这种内胎了。没缠头巾的锡克司机跟修车工人蹲在这条内胎旁，先给它打了气，然后在红色塑料盆装的水里把它转了一圈。（厨房外头的台几上另有一个红色塑料盆，里面浸着大玻璃杯及粗重的瓷杯。）他们找到了内胎的破洞，把那地方擦干，用锉刀磨，涂上胶水，最后贴上一块补片。这套程序把我带回到了童年岁月；我原以为这一生永远不会再见到这种事了。
司机和修车工人补好内胎，从那个沾满油渍的砖砌平台走下来。他们从一堆数目不多的轮胎中选出一枚磨损得不得不报废的轮胎。他们从这枚轮胎上割下两截，一截取自轮胎较薄的部分，另一截取自较厚的部分。他们把这两截都塞进破胎的裂缝。他们把补好的内胎——粉红色，放了气，软趴趴的——装好。然后，司机和修车工人敲敲打打，把整个东西组合起来，把轮胎打上气，在油污的地面上有模有样地弹了几次轮胎。最后，名叫布宾德的司机不但不懊恼，还一副乐得发生这场意外似的样子，他掉转车头朝昌迪加尔开去，一路上没有再停车。
路上有各式各样的车辆：大客车，货物堆得高高的卡车，挤了大约二十个人（我算过）的三轮小客车，骡车，拉着拖车的拖拉机，有些拖车上堆着一袋袋禾草或横放着原木，其宽度占去的路面比你从远处看所设想的大了许多。载重量似乎没有限制。金属反正是金属，他们认为不论往上面堆多少东西它都撑得住。许多自行车载了两三个人：骑车的一个，横梁上坐一个，车尾置物架上又侧坐一个。摩托车可以载一家五口：父亲坐在前座，一个孩子夹在他的两臂之间，另一个孩子坐在他后面，双手抱着他的腰，母亲侧坐在车尾置物架上，手中还抱着一个婴儿。
你在印度总是会有这种人挤人的感觉，总是觉得车辆和设施都被使用到了极限：火车和飞机的班次永远不够多，马路永远需要多加两个、三个或四个车道。超载的卡车常常像货运火车车厢那样一辆紧跟着一辆。有时候——这似乎要看司机、车夫的心情或一时之需而定——汽车和畜力车会逆向行驶。摩托车和汽车和卡车发出的喇叭声无一刻停息，但鲜少是为了发泄怒气，听起来倒像是婚礼中庆贺的喧闹声。
我在一九六二年首度造访昌迪加尔时，它还是个崭新的城市。建造这座城市是为了将它设为当时旁遮普的首府。一九六二年它是个空荡荡、仍然让人觉得做作的城市。城里倒是有不少旁遮普观光客，在勒·柯布西耶④为邦议会、高等法院、秘书处设计的那几栋钢筋水泥高楼里跑上跑下。现在，这城市已经盖满了房子。原旁遮普邦分裂成的两个邦都吵着要将它纳入管辖。
经历了二十七年旁遮普的烈日、季风雨以及喜马拉雅山脚的冬寒之后，勒·柯布西耶那几栋墙壁没有抹灰打底的钢筋水泥高楼如今已成一副脏兮兮、病恹恹的模样，看起来只是很简单又带着几分矫揉俗丽的结构体——自大狂妄的建筑：人被化减成相同的单元，只有建筑师有个体性，而他把自己的色彩观念透过一幅夸张的米罗式壁画强加在一栋建筑上，把自己的图像及一只巨手镶嵌在一大片水泥铺成的地面上，这样的地面在冬天和雨季都会让人受不了。印度又鼓励了另一个外人前来为他自己建造纪念物。
如今，杂草从水泥板块之间长了出来。武装警察在晚上看守着这些建筑，游客被驱离。昌迪加尔居民则遵循印度人较自然的做法，在下午到远离这些丑陋公共建筑的湖边去散步。这个城市被人吵着要纳入管辖，但它却没有中心，也没有心灵。
空气倒是干净。这时节温度还凉爽，到了晚上就觉得冷了。旅馆的花园里开满了花，修剪过的大草坪每天有人用大水管浇水，因此一片鲜绿。
古特吉·辛格曾经为了坚持锡克人的立场而向印度行政管理署——印度文职系统的最高部门——辞职，如今他以身为这样的锡克人而出了名。别人告诉我，我可以从他那里了解锡克人的疏离感。有几个早上，他把十六岁的女儿送到昌迪加尔的学校之后，就到旅馆来跟我谈话。那时有些事情我还不知道：他认识宾德兰瓦勒；一九八四年六月军队袭击金庙之后，他躲藏了四年；他被政府以叛乱罪起诉，严格讲仍然处在保释之中。
他四十一岁，身材修长，略高于六英尺，眼神沉着专注。他很注意衣着，穿浅色衣服。他的举止跟体型同样优雅——完全没有食量特别大的锡克人或旁遮普人那种模样。你很难想象，他出生于农家，成长于乡村，而且在他之前，他的家人连一点正式教育都没受过。
第一次到旅馆来时，他就想谈谈水的重要性。旁遮普邦的用水来自境内的河川，他们不愿跟别的邦分享水源。他说，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为了争水而死亡的人数已经多于在国土分裂动乱中死亡的人数。“水的问题是关键。”
但是，有许多人可以跟我谈水的问题。我也觉得他说得过于简单，只是首度见面的泛泛之谈。还好，我也有办法让他谈起基本教义主张和疏离，首次跟古特吉见面时，我比较想知道他的宗教观是怎样产生的。
他说，最早的想法来自他祖父。他也是从祖父那边学到“绅士作风”的观念的。
“我们家里不会做很多仪式。祖父教我最简单的祈祷，只是为全世界求福的简单祷告，前后半个钟头到四十五分钟。每天早上我祖母起床做家务——包括把早上挤的牛奶搅成黄油——她一边工作一边反复念着祷告。她没受过教育，只记得听过的东西，经文里最简单的对句。
“她四点起床。她一起床我就睡不着了，于是我慢慢对她那些祷告产生了兴趣。我祖父会做比较正式的祈祷。早上他会先净身，然后拿着圣书坐下来。我们家里的圣书是较小的版本，里面印着每日的祈祷，我祖父随时都带着那本书。最后一件事是‘阿尔达斯’，即祈祷结束时向主恳求。
“我父母住在另一个村落里。那里没有学校，因此他们把我送到祖父母的村落来，在家旁边就有一所学校。我在那里上学，一直到年纪大到可以到台拉登读寄宿学校。”
我想多听他谈谈祖父的“绅士作风”。
古特吉想了一下。他开始回忆往事，专注的眼神变得柔和。“他总是穿得体面，干净衣服加上白色头巾。他总是戴着手表，村里只有他有时间观念。他是个作风超前的人：村里他最先买收音机，最先买吉普车；他还每天写日记；他跟某位圣人有些来往，从他那里学会了做治疗蛇咬伤的药。每年雨季之前，他都会认真做这种药，拿到附近村庄分发。只要有人被蛇咬了，他们都会来拿药。
“有时候，我会跟他骑骆驼到邻近的市集小镇去。我们经过村落里老人家坐着聊天的地方时，他都会叫我大声向他们打招呼。我从未听过他对别人大吼大叫。如果他认为某个人坏到极点，他会说‘杜西特！’——‘恶人！’我们一听就知道他很生气。
“他会给我和他儿子——我叔叔——零用钱，希望我们能自立，什么事都不必靠他。有人求他，他都会帮忙。村里只有他有马车，别人需要使用时——为了婚礼或是上医院——他都会借给他们。远近的大家都很尊敬他。他是比较有钱的农民之一。”
前往远方的台拉登就读寄宿学校时，古特吉就失去了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生活在另一种文化里，心中一定有一股渴望，想对我的土地、我的文化、我的民族有所了解。我开始读索罕·辛格·西塔尔的诗。他是诗人、作家，现在还住在卢迪亚纳。那时候我读的是他的叙事诗，内容是关于莫卧儿时代及英国统治时代的锡克历史的。
“我还记得几首诗，内容充满我的民族所受的苦难。其中一首写到两三位莫卧儿省督下达的全面屠杀令——不能让任何锡克人逃掉。他们从母亲手中抓走小孩，再把母亲杀死分尸。小男孩被杀，女人被囚禁凌虐。第九代师尊的随从受到拷打——这是一六七五年的事。他们在师尊面前被杀，一位被放火烧死。这件事发生在德里的月光集市。另一位被活活锯死——他们把他放进木棺里锯成两半。你可以体会当时人们的无助和痛苦。他们并未做错事，只是尽本分，听从神的意愿。”
他眼泪欲夺眶而出。他一再提到肉体痛苦，虽然种种细节让他无法忍受。接着，他把刚谈到的事——几乎像神话中的苦难，却有真实的历史日期——跟目前的问题联系起来。
“不管有意识或无意识，每个锡克人都随时想避免这种事态。”他指的是宗教迫害。“因此，我会支持旁遮普地区追求正义的活动。这大体上是出于与我的族人的情感认同——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年之间那段鼓吹成立旁遮普人大会的日子里。”当时锡克人要求分设一个旁遮普语言邦。一九五七年古特吉十岁。“知性上的理由是后来才有的。我记得旁遮普人大会一成立，印度教徒就马上起来反对。他们在卡纳尔烧了一座谒师所”——锡克教的寺庙——“他们在德里攻击了一座谒师所。他们用石头砸人。旁遮普地区的每个城里都有一些骚动。”
当前的苦难就这样跟往昔的苦难联结了起来，过去的英勇使现今的艰苦显得高贵或具有不同的意味。
古特吉说：“第五代师尊是被烧死的。”事情发生在一六○六年，由阿克巴之子贾汗季皇帝下诏执行。第五代师尊是锡克教的巩固者，金庙的创建人。“我设想得到的最好的人是师尊”——锡克教徒用单数或集合名词来指称全部十位师尊——“我相信他们是衷心为了整个群体的福祉而行动的。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受苦受难？”
“你问过祖父吗？你有没有跟他谈过这个受难的问题？”
“我不记得问过他。我想我是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六年间第一次跟卡布尔·辛格教长谈到这些事情的。”
卡布尔·辛格这个人对古特吉很重要。他一九一一年出生于一户农家。他颇具天赋，异于常人，在剑桥完成教育后进入了印度的文职机构——印度行政管理署在英治时代的前身。但是在一九四七年独立时，由于牵扯到难民救济经费方面的某些问题，也因为向外国人买了一辆车而惹上麻烦，卡布尔·辛格被免职。卡布尔·辛格声称当局无故将他免职，往后就一而再再而三为这个案子申诉。他把这次冤屈跟地域性的锡克政治结合在一起。他也写诗，写了几本关于锡克教的深奥书籍。这个人成为古特吉的导师，让他看清了锡克人在印度的处境。
我想知道，在一九六五年（当时古特吉十八岁）碰到卡布尔·辛格之前，他是否曾发觉自己因身为锡克人而受到歧视。他说是。他记得有一次排队买火车票时，售票员对他很不客气。
“你们第一次交谈时，卡布尔·辛格跟你说了什么关于受苦受难的话？”
“他告诉我，那是善与恶之间的永恒之战，师尊受苦受难正表示我们应该站在善的一边。他常说，人的好坏可以从他是否有献身的意志来衡量。只有这一点最重要，少了它，人也不过是禽兽。他还常说，服务人类是得救的唯一途径。卡布尔·辛格教长的话有说服力，因为他受了很多苦，但又无怨无悔。”
通过这种方式，古特吉对锡克教形成了某种看法：对师尊的特殊看法，对锡克教之神的特殊看法。
关于那位得到世上并无印度教徒亦无穆斯林的启示的首代师尊那纳克，古特吉说：“在我看来，他是个能察觉民族苦难的人，而且很想改变局势。”他并不仅仅把那纳克看作另一个叛离印度教的人。“他不是改革家，他不是哲学家，他也不是诗人，虽然他通过诗来表达自己。他是神派遣来的先知。”并非每个锡克教徒都认为有先知——那是穆斯林的观念，基督教徒的观念，犹太人的观念。“锡克教徒一点都不存疑。我们把所有师尊都看成一体。”因此，根据这个说法，锡克教徒在他们前两百年的历史中有十位一脉相承、神派遣来的先知。
为什么要强调苦难？一个信徒怎么能天天想着这苦难过活？
古特吉说：“强调苦难大概是这样的。这世界是让人活得不快乐的地方，而悲哀必须消除。那只有两个办法。不是你让人受苦，就是你自己受苦。我认为教士应该自己受苦，而不是把痛苦转嫁给别人。我自认为是教士。我一直这样认为，也一直希望成为教士。在印度次大陆，经由奉献人类而得救的观念并不普遍。这里的其他宗教强调的是修道、苦行与个人救赎。在我一生中的关键时刻，我发觉自己想像师尊那样做。”
锡克教徒不但认为有先知，他们对神也有特殊的看法。“对锡克教徒来说，他是一切善的源头，一位通过先知显现的神。在所有先知之中，如果你问我哪一位跟师尊最接近，我会说是穆罕默德。我们的看法跟伊斯兰教只有一点不同：我们认为神性的主要成分是正义和仁慈。我觉得伊斯兰教的真主有点无情，如果你知道穆罕默德自己怎样处罚叛徒的话。你再看看伊斯兰国家最高权力的运作，其中少不了一点残酷、几分专制。我们把神看成解放者。兰吉特·辛格统治了锡克王国四十年，他可从未判过任何人死刑。我想，这就是锡克教的精神，这是我们把神性视为仁慈的结果。”
我说：“印度教对神没有这样的看法。”
“在印度教里，一切都是残暴的。你有没有看到雪山神女颈子上挂着的那些骷髅？你要是问我的话，我会说印度教是最残暴的宗教。”
几年前在英国，有一天听着收音机时——当时，宾德兰瓦勒、锡克基本教义主张以及他在金庙的防御工事都还只是远在天边的事，我对这些也所知甚少——我听到宾德兰瓦勒在金庙接受访问。宾德兰瓦勒说，锡克教是一种天启教，锡克人是信《圣经》的民族。这样讲是企图将锡克教和基督教等同，把锡克教跟它所含的玄思性的印度教成分隔开，甚至要排除印度教认为救赎即是与神合一及超脱轮回的基本看法。当时，这种企图让我颇感讶异。我设想，宾德兰瓦勒的回答只是一个知识背景很不一样的人试图让外国访问者比较容易接受其主张的说法。
因此，我催着古特吉告诉我他对先知的看法。
他说：“如果我们陷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里，认为每一样东西都是从别的东西进化而来，那么我们从一开头就看不到完成的产物。先知所做的就是这个：他们让你看到完成的产物。”
听了他的话，由于其中的用语和意象（“达尔文的”、“产物”），我觉得他的看法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我也觉得是他的导师卡布尔·辛格使他有这套想法的。
古特吉给我的小册子之中，有一本《一个锡克教徒在世俗印度受审记》。这是卡布尔·辛格关于他被印度文职机构免职之后寻求平反之记述的英译本，内容讲到他“在没有收入、没有工作的情况下遭受国家当局迫害三十年”。
小册子的陈述零零碎碎，不易从中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此外，翻译差劲，印刷粗糙，错误百出。总之，他应该是被控侵占一笔独立时准备分发给巴基斯坦难民的公款而被免职的。他先在一九四九年被停职，然后经过旁遮普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进行内部调查之后被免职。卡布尔·辛格辩称，他确实把钱分发给了难民，但在当时国土分裂的情况下，要向无法认定身份也无地址的难民索取收据“既不可能也不明智”。他说，政府本身曾下令，官员处理难民事务时应该略过像索取收据那样的“累赘手续”。
小册子的一个论点称，他被控侵占公款，完全是因为他反对政府于一九四七年对旁遮普地区所有警政副首长发出的一项指令，其中说“一般而言，锡克教徒……应被视为罪犯群体。对彼等必须严厉处置，格杀勿论，以期彼等认清政治实情”。尼赫鲁先生自己是该项指令的推手。（卡布尔·辛格一九五四年从一位锡克少校军官处听到的一项指令也出自尼赫鲁先生之手，该项指令称军中的锡克教徒必须“随时加以胁迫、恫吓、侮辱、镇压”。）尼赫鲁先生听了一些“心术不正、执意陷害的印度教徒及锡克教徒”的谗言，他们夸大了卡布尔·辛格偏锡克的政治立场。因此，尼赫鲁先生和他的内政部长“不会放过消灭我的机会”。
卡布尔·辛格侵占公款案的内部调查系由旁遮普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进行。他是英国人——这事发生于一九五○年，印度才独立三年。他判决卡布尔·辛格有罪。“他们请求英国政府封他为爵，以表扬他担任首席法官期间对旁遮普人民的巨大贡献。因此，女王便封他为爵。他担任首席法官时，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调查我的案子上。”
至于卡布尔·辛格：“我被免职，漫长的十二年间到处碰壁，走投无路。”他向公职委员会申诉，然后上诉到最高法院。“接下来四年里，我还是走投无路……后来，我遵照师尊的真言‘真理之终极检验在于为真理而牺牲’，开始一连串激烈的诉讼。我向昌迪加尔的高等法院呈递一份详细诉状，控诉政府的高压手段。”
数个月前，在南方的班加罗尔，部长卜拉卡希在早餐中向我提过一个早上来向他请托的人。这个村级官员因被控侵占一部分他所征收的土地税而遭停职。他坐了一夜的汽车，一大早来到卜拉卡希门口等着向部长求助。卜拉卡希跟那个人谈了七分钟，说内部调查必须照常进行，那个人还得奔波两百英里回他的村庄。跑那么远的路却只得到这么少的回应，这似乎太过折腾人了。卜拉卡希倒也幽默地说，像那位遭停职的官员一样的人在为他的麻烦而惊恐落泪一两天之后，可能会变得相当平静清醒，而且借着命运这个念头的支撑，可能会把余生全部用在为突然获得的使命进行诉讼和其他行动上。
卡布尔·辛格的宗教支撑属于另一类。他在小册子里写道：“我们自古以来即认为‘缺乏宗教信仰为一切苦难之因’。”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他从遭受莫卧儿人迫害的锡克师尊身上得到慰藉和鼓励。他开始把自己所受的迫害看作是“权力落入印度教徒手中之后，锡克教徒的必然遭遇”。他的案子在最高法院审理时，他的律师有一天告诉他（小册子里有很多这种传闻）：“我到处都听到别人说，为了控制锡克教徒，必须先使卡布尔·辛格彻底沉沦，必须不顾法规将他消灭。”向昌迪加尔高等法院递状之后，他有一天碰巧在一家店里听到法官之一向店员说：“他是个危险的锡克教徒——一条毒蛇。”
他的苦难把他跟在莫卧儿时代遭受迫害的战士师尊联结在一起，而他们的苦难也导致了他目前所处的政治困境。在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莫卧儿省督和将军“把阿尔琼师尊囚禁起来，残酷凌虐之后将他处死，他们图谋杀害哈尔哥宾德师尊，企图除掉哈尔克里西安师尊，将特格·巴哈杜尔师尊斩首，把哥宾德·辛格师尊的男婴活活用砖头砌在墙壁中，把第十代师尊杀伤致死，怂恿皇帝下诏屠杀所有锡克教徒，指使手下残杀班达·辛格·巴哈杜尔及其随从。他们是大屠杀的唆使者，并在十九世纪对锡克政治势力发动讨伐。他们的所作所为终于导致……巴基斯坦建国”。就这样，无止息的宗教迫害跟历史及当前政治及卡布尔·辛格的个人苦难全部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是彻底的：“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⑤下令说，‘那纳克之信徒必须格杀勿论’。身为表明立场的锡克教徒，我也是这项敕令的受害者。”
仿佛宗教信仰使他们对师尊的苦难感同身受，仿佛这种感同身受在信徒心中激起了对不义和迫害的强烈反应，甚至也可能造成了希望被迫害的心理。
从那本小册子看，我绝对想不到，以他那样对其案件的偏执，卡布尔·辛格却依然在独立后的印度过着充实、丰富的日子——这是我从古特吉后来给我的卡布尔·辛格的另一本书中得知的。他完成了他的著作；他在孟买的一所锡克学院担任了宗教学教授；他也活跃在旁遮普政坛上，既做过邦议员，也做过德里国会的议员。
他跟古特吉是在一九六五年认识的。当时卡布尔·辛格五十四岁，在昌迪加尔颇有名气。古特吉十八岁，就读于城里的大学。他们两人交往甚密。卡布尔·辛格给古特吉的信总是以“亲爱的吾儿”开头。他把书籍和文件遗赠给古特吉。
卡布尔·辛格声称他所拥有的头衔之一是“受勋国家锡克教教授”。古特吉在名片上自称为“锡克教教授”。显然，古特吉想要尊崇卡布尔·辛格，读过他给我的卡布尔·辛格的小册子之后，我不免揣测，他在印度行政管理署服务时，心中应该想着大约三十年前卡布尔·辛格在同样职位上所受的苦难。
卡布尔·辛格是被免职了，但他声称他真正争取的是原则问题，因为不能接受一项反锡克教的指令。古特吉于一九七○年就职，也同样出于原则问题而在一九八二年辞职。他说，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为正义效劳。“国家必须公正，你才能继续工作下去。”在一九七七年甘地夫人施行戒严的旁遮普，他的疑虑变得更加强烈。“我眼看人民走投无路。他们受到羞辱，却毫无感觉。他们认为那是这个国家的常态。”
他第二次来旅馆时，我们也是一开始就谈起他的公职经历——这一次他还是一大早现身，割过草的草坪有几处地方刚由粗大的水管洒过水，因此闪闪发亮，花坛则仍在阴影之中。
他在一九六九年二十二岁时结了婚，对象是媒妁撮合的本地人。翌年，他进入印度警官机构服务。求学年代——当时他离家就读于台拉登的学校——他即决定走上这一行：对于出身农家的人来说，这是很大的转变。他一位朋友的父亲是印度行政管理署的官员，这让古特吉兴起从事公职的念头。后来他听人说，只有印度行政管理署及印度警官机构值得加入。于是，他参加了考试。“我没怎么特别准备，只是用功读书。拿到历史硕士学位之后，我报考了印度警官机构。”他通过了考试，每年只有几个人上榜。
次年，他转到印度行政管理署任职。尽管有先前发生的种种事情，他对这个职务机构仍然很肯定。“那是个不错的职务机构，如果有意担任行政工作，我会加入的。”
印度行政管理署是全国性的机构，古特吉的第一个工作让他被派遣到了南部的安得拉邦。他几乎马上就感到了理想的幻灭。
“我发现警方将一名羁押犯凌虐致死。肇事的警官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获得嘉奖——这样他才能免于受罚。被害死的是一名小农，他妻子在我看来相当贫穷。我是县级行政官，在这个职位上，我有责任调查辖区内任何因警方羁押而致死的案子。他们叫我别管这个案子——它已经被搁置了三年。”
但他无法袖手不管，这案子至今还令他不安。“过了十八年，我还记得那些人的名字。那是个很糟的案子，我无法释怀。为了让死者的妻子无法对警方提出不利的证词，他们设法把她赶到了别的地方。那个人——死者——曾经跟村里的某个地主发生争执，地主大概把他看作眼中钉。那样的人倒没有胆量攻击地主。”
我问古特吉，为何在经历那件事之后他还继续留在行政管理署里。
“我觉得我还有机会对这件案子多尽点力。但这并未实现，我也开始明白行政体系已经腐败成性，人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一旦政客对某个案子有兴趣，一旦他们有利益的考虑，你就别想采取什么行动了。
“同样在一九七一年，安得拉邦有一整家人死于饥饿。事情发生在某个税区里，国会对此提出了质询，我被指派进行调查。后来区域行政官找上我，问我对这件案子的看法。我说那是由于饥饿致死。区域行政官——也是税务官——说：‘不行，不行，报告不能那样写。那样会引起骚动，会让外国新闻媒体有文章可做。’”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想到苦难，古特吉幽暗的眼睛又蒙上了泪影。“他们是一家穷人，男人先饿死了。他们没有办法糊口，没人拿食物给他们。接着妻子也饿死了，然后是几个孩子。他们是哈里真，表列种姓。这件案子从我手中被调走了。”
“你却说印度行政管理署不错。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吗？”
“那倒是有的。我参与了干旱地区的行政措施，我们设法为干旱地区的居民提供救济。我们挖井，引水灌溉。这算是件值得称赞的事，不过我在这方面也碰到了麻烦，跟区域委员会有些问题。那是选举产生的单位，主任委员希望所有小型灌溉工程都由他的亲戚承包，而他这个亲戚再通过转包的方式赚钱。主任委员在政府里很有影响力，但我没帮他忙。他想羞辱我，传我到区域委员会列席。那一回，民主程序发挥了作用——很难得的情况。其他委员站在我这边，并且谴责主任委员不应该骚扰清廉的官员。”
纵使这样也没有挽回古特吉对行政公职的好感。话说回来，政治不就是实现可能性的艺术吗？行政公职不是更能发挥那种艺术？纯粹就他说过的话来判断，他们不是也有意改善，有意为人民服务吗？
古特吉不认为如此。他抱着最大的期许走上公职岗位，这些期许不能屈从于世故的考虑或妥协。他说：“我不是什么人的奴才，我听命的是法律，国家的宪法。我为何要听从某个腐败人士的指使？身为官员，如果你不能公正无私，那就应该下台。即使为了维持自尊，你都得让自己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差错。”
虽然远在南部，他还维持着跟卡布尔·辛格的联系。一九七四年，他正式宣誓信奉锡克教，举行了第十代师尊所设立的仪式：他饮用甘露，喝下用双刃剑将糖和水搅拌而成的圣浆。并非每个锡克教徒都举行过这项正式入教仪式。
古特吉说：“在那之前，我总是怀疑这项仪式的必要性。锡克教注重的是理念，外在的仪式一点都不重要。我一直遵守着所有的教义，但没有正式饮用过甘露。卡布尔·辛格教长说，为了公开表明信教，就必须举行这项正式仪式。”
实际仪式是他在旁遮普休假两个月时举行的，地点在第十代师尊哥宾德·辛格于一六九九年主持首次锡克入教礼的小城阿南德普。
古特吉说：“甘露是用阿里的剑搅拌的。”
这相当令人困惑。他指的是什叶派穆斯林的阿里，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
没错。他说：“就是哈里发。”
这把剑如何一直存在了一千多年？它是如何传到师尊哥宾德·辛格手中的？
“是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送给他的。”
这样，古特吉所陈述的锡克教又有了一点伊斯兰教的成分，一个非印度教、非印度的层面，一种想跟信仰起源地隔开的意味。
“在安得拉邦那段期间，我继续研究锡克教。一九七五年，我写了一篇关于第九代师尊殉难的文章。皇帝奥朗则布下令在德里的月光集市将他斩首。接着我替《锡克教百科全书》写了几篇文章。”
他在研究和写作上得到了妻子——“一个双学位毕业生”——的鼓励。他们一起造访南部的锡克教重要寺庙。“每年我们都会前往为了纪念第十代师尊而建的谒师所，他遗体火化的地点就在附近。”第十代师尊殁于一七○八年，据说是被他自己的一名穆斯林追随者所杀。当时师尊前往南部，在一场王位争战之中帮助皇帝奥朗则布的继承者，不过这段插曲有些暧昧。
一九七七年，当古特吉三十岁并在南部待了六年之后，他回到了旁遮普。他父亲得了帕金森病，将不久于人世。当时还在甘地夫人的戒严时期，锡克政党也进行着反对戒严的活动。活动的据点在金庙。
“反对言论一直告诉人们他们没有自由。有吃有穿像动物一样过活也不错，但生命还有更多的层面。在印度，我们对政府和政治有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印度教的看法认为政府应该可以为所欲为，就因为这样，每个人对任何违宪的事都可以容忍。印度教的看法认为政府无论做什么都是法律。持这种态度则比较容易接受独裁。锡克教则认为只有神是真正的统治者，政府只是受命在公正的情况下管理人民的。我的锡克同胞奋起反对戒严时期的违法违宪行径，这让我感到很高兴。”
古特吉没有再回到安得拉邦。“我在一九七九年进入了旁遮普邦政府——这是印度行政官管理署的借调派任——一直服务到一九八○年。这是一段很好的经历。我认识首席部长，他是个正直的人。我们一起推动分散某些权力核心的大工程。那对民主很有帮助。”
这时他也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来。“到处听得到宾德兰瓦勒。”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锡克政治之“恶魔”的基本教义派或复古派传教士。“自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四月十三日是锡克人的重要日子：它是收获庆典的日子，也是被选来办大事的日子：第十代师尊就在这一天主持锡克教徒的首次入教仪式——“自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以后，他声名大噪。他是刚刚成为神学院院长的年轻人。”宾德兰瓦勒成名的直接原因来自他跟一个被称作尼朗伽利⑥的锡克教派的争执。“尼朗伽利派跟独立一样历史久远，是十九世纪晚期就开始的锡克教改革运动。后来，有一位叫布塔·辛格的人继续领导着这个运动，政府则支持他，想借此制造锡克教徒的分裂。”从这段话听不出煽动尼朗伽利教派的到底是英属印度政府还是独立后的印度政府。“在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一场反对尼朗伽利教派的示威中，宾德兰瓦勒的十三个拥护者被射杀。”
在这种骚动的气氛之中，古特吉开始从事政治活动。他着手帮圣师朗格瓦尔处理旁遮普的供水问题。朗格瓦尔是另一位宗教领袖，后来在一九八五年，即宾德兰瓦勒和许多其他人在金庙被军方击毙后第二年，他也被谋杀。
古特吉解释他跟朗格瓦尔的交往，他说：“锡克教的理念是为人类服务。正好有这位我的人民的代表要我一起参与这场运动。每个人都应该先为自己的人民服务，再通过他们为全人类服务。”
他在一九八二年辞职离开了印度行政管理署。“我的任命到期了。另外，我宣读了一篇讨论锡克问题的文章，那也引起了一些麻烦。我觉得别人希望我离开公职，我觉得政府不赞同我的宗教活动。”
前一天他告诉过我，当他远离家人在台拉登就读寄宿学校时，他读过一些关于“我的人民”的苦难的叙事诗歌，后来，卡布尔·辛格也向他谈到了锡克教徒所受的迫害。我觉得这不足以解释他的生平变化。现在，我想到再问问他的童年往事。
他家人怎么得知台拉登这所寄宿学校的？他是一个人前往，还是有村里的其他男孩一同入学？
“我们三个人一起入学。我哥哥，我堂兄，还有我。有一个我祖父村里的男孩已经在学校就读了。办校的是圣派屈克修道会的爱尔兰修士团。”
“你多久回家一次？”
“假期才回家。我得到了一个教训。我绝不会把我的孩子送到寄宿学校读书。”
“什么时候入学的？”
“一九五一年。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一年。”
“可是一九五一年你才四岁。”
“我每天都会坐在床上，祈祷学期马上结束。我们每六个月可以回家一趟，前后一个月左右。”
从四岁到十四岁离家在外：前一天他所提到的记忆包括跟祖父一起骑骆驼的往事，他那位很有绅士风度的祖父穿干净衣服，缠白色头巾，戴手表，有一辆马车，雨季开始时会制造治疗蛇咬伤的药物——所有这些应该就像是对于一个消失的乐园的记忆，跟他在台拉登十年之间逐渐认识的真正的印度应该有天壤之别。
我也想到——但这是在两三个月之后了——可能就在那间爱尔兰天主教会学校，漫长十年间每个学期整整六个月受着那些爱尔兰修士影响，而且这是在五十年代，离殖民时代还很近，是在嬉皮及其他人发现一个充满灵性与浪漫的印度之前的十年——我想到，可能就在那十年的孤独之中，古特吉发觉天启式宗教较为真挚并具有现代性，并希望用这种非印度的神奇力量来增强自己的信仰。
但关于天启式宗教的这个想法很久以后才在我心里浮现，我已经无法再向古特吉问起。早先的时候，我满脑子只想着四岁小孩离家在外的事。
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他是否认为从别离和孤独之中获得了什么？
他说：“我觉得，如果没上寄宿学校，我就无法明白事情的基本道理，就绝不会想搞清楚某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请他谈谈他老家那座村落所经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