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三部曲2：受伤的文明(V·S·奈保尔)_第一章旧有平衡（2 / 2）_印度三部曲2：受伤的文明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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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上理解这个平衡（就像许多学者重点在印度教典籍中探讨的那样）是一回事，而在面对印度现实时深入其中则是另一回事。西欧与美国的嬉皮士们看上去似乎这么做过，但他们实际上并没做到。出于自负和精神厌倦（一种对知识的厌食状态），他们只培养出了道德败坏。他们的安宁很容易就变成惊惶。当石油价格上涨或国内经济动摇，他们打点行装就逃走了。他们投入的只是浅薄的自恋，他们恰恰崩溃于印度教的起点——对混沌深渊的认知，把悲苦当成人之条件来接受。

出于一种被磨损的人性关怀而不是嬉皮士或其他“热爱”印度之人所沉溺的感伤，一种模糊的理解才开始到来。只有在意识到这些的时候它才会到来：尽管独立以来做了那么多事，可永远不够，绝望变成了倦怠，行动的思想消退。这种意识我此次在比哈尔邦北部体验到了。比哈尔几个世纪以来都是印度文化的中心，现在却没有知识分子和领导者。南部是一片干旱、饥饿和洪水，北部则是水源丰沛的绿色土地，满是黄麻（像高芦苇）、水稻和鱼塘。

我去的那个村子里，四户家庭中只有一户有土地，四个孩子中只有一个能上学，四个男人中只有一个有工作。为了得到在工作一天后填肚子的那点钱，这个受雇佣却根本没什么技术的人，使用最简单的工具或者压根没任何工具，去做最简单的农活。童工由于比成人更廉价而往往更受欢迎。于是，在一次没人意识到的人口过剩期间（据村民们说，一九三五年的一次地震令人口剧减，而一九七一年的洪水再次让人口锐减），儿童被自杀性地使用，成了敛财之源，他们八岁之后就能做工，如果年景好，一月有十五卢比，相当于一美元五十美分。

这里一代代更迭很快，人力的新陈代谢轻易得如同他们用草、泥和席子搭窝棚（新时金黄，在风雨中很快就变为灰黑）。残酷已经不具含义，它就是生活本身。人们知道他们生下来是为了做什么。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种姓和位置，每个群体都生活在从远古时代起便划定的各自的区域之内，贱民和拾荒者住在村子尽头。窝棚之上可见一幢布局凌乱的两层砖房，这家人曾经拥有这里全部的土地和劳力，其堂皇已不算是堂皇了，倒像是破败景象的一部分，像是从它曾崛起的地方被击垮。这家人现在丧失了大部分产业，但他们仍作为政治家掌控一方。没有任何改变，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在那天余下的乘车之旅中，比哈尔北部自我重复着：灰黑的窝棚一簇一簇；绿色的稻田茂盛而有着春天般的新鲜感，可以蒙蔽土地测量员，使得产量被高估；光着脊背的男人用长杆的一头挑着货物，弯曲的长杆在他们的肩上得到平衡，轻快、细碎的步伐显示着压力，这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奇怪的女性的娇美感；尘土飞扬、陋屋聚集的小镇上超载的公共汽车，烈日下孩子们在泥塘里打滚、捉鱼；儿童与成人拍打着浸湿的黄麻秆，抽出纤维装上牛车，它们看上去像是女人盘起的浓密的浅黄色长发，华丽无比。对人类可能性的思考日渐减少，比哈尔北方看上去成了一个只会顾及眼下生活的世界。

这种倦怠感就像我几周前在西去八百英里的拉贾斯坦邦的班迪－科塔地区曾感受到的一样。如果说比哈尔北部看上去缺少知识分子和创造力，因而几乎没有行政管理可言的话，那么拉贾斯坦就是一个庞大的企业。在这片被沟壑切割和破坏的土地上，有水坝和大型的灌溉－改造工程。

二十年前的灌溉工程考虑不周，没有设计排水系统，也没有考虑土地的性质，所以工程造成了汪洋一片，盐碱成灾。现在则急于纠正。一位专员和他的副手们正全力以赴。技术问题可以解决。但在这个有沙漠城堡和封建王公、农民只知忠君不知其他的邦里，真正的困难在于人，不只是专员在行政部门看到的“各级庸才”，还包括此工程意欲造福的那些底层民众。如何才能让他们这些世代渺小、满足于把主子的荣光当作自己的荣光的人，在今天突如其来地学会去渴望、去有所作为？

专员的权力很大，但他不想专断，他希望能“体制化”。一天晚上，在电灯光的照射下（村里通电！），我们和辖区村民坐在“模范村”的大街上。街道未经铺设，村民为了迎接我们，很快在地面上铺了棉毯，地面因晨雨而变得松软，被午后的灼热烤得半硬，又被黄昏牧归的牛踩踏和施了粪肥。妇女们告退了，红色或橙色的拉贾斯坦面纱遮掩下的人中，很多只是小姑娘，她们自己还是孩子，却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和剩下的男人们一起，我们交谈，直到雨势再度滂沱。

这些拉贾斯坦人很英俊，很有自信。过了一会儿，我们才明白他们是农民，所知有限。农田、水、谷物、牛，话题由此开始亦于此结束。他们是模范村，所以考虑的也是他们自己。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很少，我开始觉得自己关于村子发展的想法是幻想。除了食物与生存之外没有更多的雄心大志，尽管有个人说了他的奇思妙想：他想要个电话，这样不用跑很远的路就能知道科塔的粮价。

灌溉工程的问题不仅仅在于那些盐碱地、沟壑和夷平土地。真正的问题正如专员所见，是再造民众。而这不仅仅需要人有欲求，这意味着首先要把他们从自残性作业和特殊的浪费中带回来，这些浪费同长期的贫困都是与生俱来的。和我们一起的这些人直到最近还只割取甘蔗最顶端的部分，而让剩下的精华部分烂在地里。所以村民们这些关于肥料和收成的考虑，这些我开始断定只具有农民色彩的想法，实际上是一个不可限量的进步。

但如果说这个靠近飞速工业化的科塔城的模范村有了一些进步，我们第二天造访的班迪则又把我们带回落后中。直到这次旅行前，班迪和科塔这两座城市对我来说还只是它们美丽的名字，是拉贾斯坦绘画里两个相关而又迥异的流派的名字。班迪首先于十七世纪晚期达到了艺术的高峰。经过平坦的土地，呆板的稻田时而稀疏成为沼泽，从科塔出发，越过荒废的路段，发水的沟渠，偶经的人力车，一群头巾亮丽、迷茫地等待着公共汽车的农民，这时，山顶上的班迪城堡便出现在眼前，它巨大的城墙好像巨人之作，建造这个豪奢之物的人曾经有那么多东西需要守护。

古代的战争，英勇的搏杀，但通常仅仅是为了荣耀或当地某个特定王公的荣光，很少超越于此。如今堡垒已失去作用，宫殿也空无一人。一间昏暗、满是灰尘的屋子里还挂着老照片，以及维多利亚时期遗留下的小古玩。院子里整齐的小花园已然凋敝，而院子四周呆板的、装饰性的十九世纪班迪壁画已褪成了蓝、黄和绿色。内室避日，所以亮丽的颜色犹存，一些镶嵌物十分精美。不过，一切都在等待消亡。雨季的潮湿腐蚀着石灰，水从地下拱门的裂缝中滴下，腥臭的蝙蝠屎到处都是。

所有的活力都曾经荟萃于山顶的宫殿，而现在，活力从班迪消失了。这表现在宫殿下和山坡间破败的小镇上，表现在田野里，表现在这里的人身上，这些人比仅相距六十英里的科塔城里的居民更加消沉，更不能接受专员的观念，更加牢骚满腹。他们甚至没来由地抱怨，好像他们抱怨只因为人们希望他们抱怨。他们对于进取与绝望的嘲讽跟真实的失望或反抗毫无关系。这只是尊重权威的仪式性表达，表示他们对权威百分之百依赖。专员微笑着倾听他们所有人的声音，于是他们的激情消退了。

后来我们和“村级工作者”一起坐在一个女人家院子里的小树荫下。这些人是指挥系统的基层官员，工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早上的巡视已经证明他们并不全在恪尽职守。但他们并无愧疚之意，相反，这些人坐在绳床边上，打扮与他们的农民身份不符，而是一副长裤加衬衫的官员模样，他们大谈要求升迁、要求地位。他们与专员的焦虑、与他在这片土地上有所作为的想法相去甚远。实际上他们安于所知的世界。就像我们所在的这个院子的女主人，她从她的小砖房里拉出绳床给我们坐，而态度却稍有些傲慢，这是有原因的。她很幸福，觉得自己很有福气。她有三个儿子，这让她功成名就。

拉贾斯坦的侠义风尚已经荡然无存。宫殿空空，王公间的小规模战争已经无法记清年月，全都化为传说。剩下的就是游客能看到的：狭小贫瘠的农田，破衣烂衫的人们，窝棚和雨季的泥泞。不过，在这片凄凉景象中也存在着安宁。在世界萎缩、人类可能性的希望消失的地方，世界就被看成是圆满的。人类退却到他们坚不可摧的最后堡垒里，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的种姓，他们的“业”，他们在万物体系中无可动摇的位置，他们了解这些如同了解季节。仪式标志着每一日的流逝，仪式也标志着人生的每个阶段。生活本身变成了仪式，任何超越这个圆满而神圣之世界（这种圆满感对一个男人或女人来说能如此轻易地获得）的事物都是空洞和虚幻的。

王国、帝国以及专员们主导的那些项目来了又去了。野心与动乱的遗迹散落于田野之间，它们中那么多遭到了毁弃，那么多还尚未完工就已改朝换代。印度告诉人们“有为”是虚妄的，游客们可能会为这些遗迹以及如今所有妨碍着专员们大展宏图的事物而感到惊骇。

但对那些持苦难哲学观的人而言，印度又提供了一种耐久的安然，其平衡，即《桑帕斯先生》的主人公所认识到的世界完美均衡的观念，是“由神来安排的”。只有印度以其伟大的过去，以其文明和哲学，以其近乎神圣的贫穷提供了这一真实。印度就是真实本身。于是对印度人来说，印度可以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分离。世界可以分为印度和非印度。而正因为它表面所有可怕的现象，印度可以被毫不狡诈、毫不残酷地称为完美。不但乞丐这么说，王公也这么说。

想想这位大公，他在国家的另一端，与拉贾斯坦的城堡相距遥远。另一种景色，另一类植被，只有雨还继续下着。印度的王公们（其数量和种类之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莫卧儿王朝崩溃后这个国家的混乱）在英治时代失去了实权。经过几代闲散的受束缚状态，他们只能在气派上显得与众不同。这是种虚假而黯淡的荣光：一九四七年印度独立，他们失去了领地；一九七一年，甘地夫人在没有遇到多少公众反对的情况下废除了他们的私人用度和头衔。而这位王公的权力仍在继续，他已成为一个活跃的企业家。但在他和服侍他的那些人看来，他仍然是一位大公。而他为头衔被废所感到的悲哀，以及他对尊贵地位的坚持也许更为重要，因为他曾经的领地确实非常小，这块占地几百平方英里的封邑是在三个世纪之前封赏给其祖先、一位走运的士兵的。

这位大公穿着带排扣的印度紧身上衣坐在晚宴的餐桌前，颇有些贵族的神气，餐桌中间用扎着玫瑰花束的雪纺绸装饰，几分钟前，我看出他是带醉意来参加我们这个禁酒的晚宴的。他主动发言说，他正“带着兴趣观察”印度民主制度的危机。印度需要印度式的政府，印度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几百个小国家。我觉得他是想逐步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不过他近乎自言自语的谈话更加狂放。

“是什么让一个国家团结？不是经济。是爱。爱和感情。这是我们印度的方式……你可以给我的狗喂食，但它不会服从你，它服从于我。这里面哪儿有经济？这是爱和感情……一九四七年之前，我统治这块领地二十八年，掌握生死大权。我能吊死一个人，而没人能动我一根毫毛……现在他们剥夺了我的荣耀和特权。我什么都不是。我和所有人都一样了……生死大权。但我仍然可以出去走动。没人会像射杀肯尼迪那样杀我。这不是经济。这是我们的爱和感情……你说的残酷在哪儿？我告诉你，我们在印度很幸福……谁在谈爱国？没必要爱国。把一切都拿走吧。荣誉，头衔，所有的战利品。我不是一个爱国者，但我是一个印度人。出去跟那些人聊聊。他们是穷，但他们不是没人性，像你所说的那样……你的人少来管我们。你少来跟我们说我们是蠢人。我们是文明的。你来的那个地方人们活得幸福吗？他们在英国幸福吗？”

我不由得肝火上升。我说：“他们在英国很幸福。”他停下来笑了。他说得非常认真。尽管有点做作，但他相信他所说的一切。

他的封邑，或者说他曾经的封邑，颇为潦倒。只有宫殿（像套带花园的乡间别墅）和佃农。他所投资的开发项目尚未起效。在一个下雨的早晨，我看见几个小童工用手归拢碎石，把它们拨到积水的小路上。花生是这里唯一的蛋白质来源，但佃农更愿意把他们的作物卖掉。他们的孩子发育不良，心智也不健全,那里已经有学校可上了，他们却未受教育，成为了当农奴的材料。

（但是不久之后，科学给了我另一种说法。以下摘自《印度快报》：“新德里，十一月二日……昨天卡马拉·拉奥医生在印度医学研究协会发表‘帕瓦德翰医生奖’获奖致辞时说，营养不良的儿童体内特定的荷尔蒙变化可以令他们保持正常的身体机能……只有体内过剩的和非本质性的部分才会受到营养不良的影响。那些营养不良的儿童尽管身材矮小，但如同‘平装书’一样，既保持了原著的所有内容，又去除了精装本的非本质性部分。”）

这位大公曾到印度之外游历。他可以把他在外面看到的和他在自己封邑里能看到的作一番比较。但他没有看到这种对比的问题。印度之外的世界要以它们自己的标准来评判，而印度是不能被评判的。印度只能以印度的方式被体验。当那位大公谈到他的子民的幸福时，他并非做出了挑衅或是倒退的姿态。作为一个企业家，几乎可以说是实业家，他视自己为一个恩主。他谈论爱和感情时并非有意夸大，他需要爱，就像需要受到崇敬。他对他子民的情感是真实的，他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则更甚。

宫殿几英里外荒无人烟、树林覆盖的山丘上有一座古庙。寺庙小而不显眼。其中的雕塑历经风雨，已经成了无法辨认的凸起和凹陷；庙里的蓄水池长满植物，芦苇丛生，宽大的石阶坍塌成了乳绿色的黏土。但寺庙对大公来说很重要。他的祖先们已把庙神奉为自己的守护神，其家族一直担任祭司。这是一处古迹，有它自己的灵验之处，整片地方仍然受到崇拜。印度不但提供给这个大公其身份证明，还提供了他与大地、与宇宙关系的永恒真相。

从能把印度与非印度加以区分的角度看，这位王公与我在德里晚会上遇到的一位中产阶级（可能很富有）姑娘很相似。她嫁给一个外国人，定居国外。这个“定居国外”可真了不起，谈到这点时，她看起来是在以印度的方式吹嘘，她把自己和印度其他人区分开了。不过对印度女人来说，跨国婚姻很少是主动行为，多是绝望或混乱之举。它导致失去种姓和社群，丧失在世间的位置，几乎没有印度人应付得了这些。

这个生活在印度之外的姑娘，对那里的社会和知识都极为无知。她缺乏评价自己身处的异国社会的手段，她生活在虚空中。她需要印度和它能提供的所有的安心，所以一有机会她就会回到印度。她说，印度并非没有不和谐，然后，没忘了吹嘘，她加了一句：“我只和家人联络。”

如此安然！在世界变化之中，即使在紧急状态下，印度也纹风不动，回归印度就是回归对世界深层秩序的认知，所有事物都被固定化、神圣化，所有人都安之若素。她就像一个梦游者，在两个相反的世界间来去无痕地游走。但孟买的街道一定会给她留下印象吧？她刚抵达时看到了些什么？

她神秘、坦诚而实在地说：“我看到人们活着。”

①见《约翰福音》第 1 章第 1 节。

②印度教或大乘佛教中在冥想时反复念诵的祷文、符咒。

③卡纳塔克邦首府。

④纳拉扬（R. K. Narayan，1906－2001），印度著名英语作家，其小说背景屡屡设定在虚构的印度南方小城马古迪，刻画普通百姓如何在印度教追逐永恒的传统信仰与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夹缝中安身立命。其重要作品包括《英文教师》、《宝典》、《糖果贩》等。

⑤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1964），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国大党主席。

⑥克莱夫（Robert Clive，1725－1774），英国将领、殖民主义者，1757 年率军占领孟加拉，为首任总督，1765年至1767 年再任孟加拉总督兼驻印英军总司令。

⑦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1847－1933），英国社会改革家、费边社会主义者、神智学者，主张节制生育，曾在印度从事教育和慈善事业，并参与印度独立运动。

⑧巴登－鲍威尔（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Powell，1857－1941），英国陆军军官，童子军创建人，并同其妹创建女童子军。

⑨即“自在天”，印度教名词，指有位格、有限的神。不同于作为绝对的、超然的、最高实在的梵天，是神的人格化。因此同一位神在不同教派中可成为不同的伊湿伐罗。

⑩阐发印度教古代吠陀教义的思辨作品，成为后世各派印度哲学的依据。

⑪商羯罗查尔雅（Shankaracharya，788 – 820），也称商羯罗，印度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吠檀多“不二论”理论家，认为最高真实的梵是宇宙万有的基础，著有《梵注经》、《广森林奥义注》、《我之觉知》等

⑫古代印度六派正统哲学理论之一。《奥义书》、《梵经》和《薄伽梵歌》是三种基本经典。根据对个人自我（“我”）和绝对（“梵”）之间的关系和同一程度的不同认识，发展出几种吠檀多派，对印度思想影响巨大。

⑬佛教或印度教名词，称身、口、心三方面的活动为业，认为业发生后不会消除，将引起今世或来世的因果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