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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会继续。”一九六一年，小说家纳拉扬说。对于那位继承其祖先之虔诚的大公、那位嫁到国外的姑娘、比哈尔邦和班迪相信“业”的农民来说，印度的确在继续，印度教的平衡仍被维持着。他们远离一九七五年的“紧急状态”，就如同纳拉扬自己在一九六一年远离政治动荡一样。

那时的纳拉扬五十多岁。生活在印度，在这个“小说”概念还属新生事物而鲜为人知的文化中，作为一个以英语写作、在国外出版作品的作家，纳拉扬不得不等待很长时间才获得了承认。在走出印度之前，他已人到中年，最好的作品已然完成，他虚构的世界也已建立。我在伦敦见到他时，觉得这次迟来的旅行似乎没给他带来任何震撼。

他刚刚出访完美国，很高兴即将回到印度。他说他需要再次在午后散步，置身于他所描写的角色中间。他对于文学本身并不那么感兴趣。就像他在《桑帕斯先生》里创造的那个主人公一样，他乐于将思考转向“无限”。在兴奋与成功之中，他准备以印度教的方式归隐。他说自己开始在一位大师①的帮助下阅读神圣的梵文典籍。看上去他与他的世界，与印度以及他从其中抽象出的那个虚构的世界相安无事。

但纳拉扬虚构的那个世界建造于独立前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宁静的印度南方小镇，小人物，小架构，有限生活与高度哲理性沉思的喜剧，实权则早已让渡给英国统治者，他们地处远方，在其中只有模糊不清的形象。但随着独立的到来，纳拉扬周围的世界变大了。权力临近了，人物也要求高大一些。纳拉扬本人得到了公认，可以出国旅行，尽管在班加罗尔（纳拉扬童年生活过的一个城市）那片红色的土地上，农民的生活一如既往，但班加罗尔城却逐渐成了印度的一个工业与科学中心。

纳拉扬的小镇不易与这个扩大的、焦躁不安的世界相隔绝，不能再被看作由他的幽默所完美地划出的一个终极而完整的世外桃源。在一九六一年的信念后不久，纳拉扬心中就有了疑问。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一篇小说里，他的虚构世界开始崩塌，其脆弱性终于暴露出来，而曾在《桑帕斯先生》中保持得如此自信的印度教平衡，现在则分裂为绝望。

这部小说就是《糖果贩》。它不算纳拉扬的杰出作品，但他是这样一位天生的作家，如此地忠实于自己的体验和情感，因此这部小说可说是了解今天道德迷茫的关键，就像我们曾经通过《桑帕斯先生》了解独立时期印度教姿态的贫困一样。《糖果贩》同《桑帕斯先生》类似，也是一则寓言，它大体上重复了之前作品的主题：进入“有为”的世界是冒险的，最终还是要退出。

糖果贩叫贾干，他是个富人，每天自家金库里都有明确的进项（印度的“黑钱”），不过他还是一个甘地主义者，一个追逐时尚的人，一个对纯洁怀有理想的人。他对顾客十分公道，只欺骗这个国家的政府，因为在英治时期，他遭受过警察的毒打，蹲过肮脏的大牢。“如果甘地在什么地方说该‘无怨言地交纳营业税’，他就愿意听从劝告，但就贾干所知，甘地从没在任何地方提过营业税。”

（贾干究竟是一个关心国家政治屈辱的自由斗士，还是只是一个古印度教传统中的圣人门徒？印度教的伦理关注自我和自我实现，它有自身的社会腐化作用。贾干这种人有多少？他们只考虑甘地主义的虔敬和他们个人的美德，却嘲笑并破坏着他们自称为之奋斗过的独立！不过纳拉扬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他只是拿甘地和交易税开玩笑，他站在贾干这一边。）

贾干是个鳏夫，有个十分宠爱的儿子。但这孩子生性孤僻，对父亲话很少。有一天他宣布自己完成了学业，想要当个作家。后来贾干发现，儿子用自家金库里的钱订了去美国的票，准备去上一所写作学校。贾干把失望吞进肚里，儿子走了。时光荏苒，儿子几乎没打招呼就回来了。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还带了个女人，看上去是他妻子。这个美韩混血的女人在印度南部的环境中很惹人注目。他们有很多计划，需要贾干的钱。他们和美国人合作，来印度设厂，生产“故事编写机”。这是美国人的一项发明，而这对夫妇也像美国人一样，在没落的小镇上忙碌起来。

讽刺太辛辣，新来者太古怪。喜剧失败了，作家虚构的世界垮掉了，其原因与贾干的世界的垮塌一样：它们都是被外来因素强行干扰进而破坏的。冲突一个接着一个发生。儿子为没有电话而小题大做，他骑小轮摩托车（贾干则喜欢走路），说起糖果店来一派鄙薄之色。后来他又发现，儿子和那个女人并没有结婚，她不是印度人，本就没有种姓，贾干的世界里也就没有她的位置。所有的规矩都被破坏了，贾干非常失落。他现在看不到未来的景象，只能怀念从过去到现在的那些甜蜜的仪式：他的童年，婚礼，去寺庙朝拜。

他觉得自己家被“玷污”，最后退缩了。他对那对年轻人处处设防，他以“古怪的兴奋”寻求净化。他开始把糖果廉价卖给穷人，得罪了其他店主；他召集员工，给他们大声朗诵梵歌。最后他决定归隐，从镇上搬去荒野，与一个废弃祠堂毗邻而居。他散尽家财，去找一位雕刻高手（这人看上去就像是“从千年前来的”），完成一个未刻完的五面女神旧塑像，“神光照日”。

在他归隐之前，那个姑娘离开了。贾干的儿子因为无法实施自己的事业计划，决定让她走。之后，儿子因为在车上放了一瓶酒而被捕。根据禁酒令，他要坐两年牢。对贾干来说，这是最后的打击，倒不是因为两年徒刑，而是因为他的儿子居然喝酒。他向隅而泣，当然，他会为儿子付律师费，但他弃绝世界的决心比任何时候都坚定了。“一点牢狱生活对谁都无害，”他说，“我们有什么本事把他放出来或扔进去？”他去搭乘出城的汽车，踏上了归隐丛林之路。

于是，在高尚的美德作用下，贾干放弃了他的儿子，正如《桑帕斯先生》主人公斯里尼瓦斯被永恒的幻象“鼓舞”而放弃了他的朋友一样。不过斯里尼瓦斯还仅仅是从商业的和“无聊的”世界中退却。贾干的逃避不同于斯里尼瓦斯的退却，也与印度教规定的平静的放弃背道而驰，印度教规定一家之主应该完成自己的责任、为继承者铺好路后再去投入沉思冥想的生活。这种放弃法则暗含着一个持续而有序的世界。贾干的世界混乱喧嚣，他的行为是绝望的行为，他含泪远离了它。

“整个国家在侵略者的火与剑之下垮塌……但它总能重生和成长。”在独立前的印度，《桑帕斯先生》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看待印度的历史进程的：重生和成长是一种净化过程，一个反复循环的印度式奇迹，它只能在自我认识的实践中获得。而在独立的印度，重生和成长具有另外的含义，需要另一种努力。现代世界毕竟不能被滑稽模仿，或是像驱魔一样被赶走；田园牧歌式的过去无法重建。

班加罗尔，这是纳拉扬虚构小镇所在邦②的首府，也是印度的科技中心。在一九六一年，就是纳拉扬告诉我印度会继续那年，大概只有两位杰出的科学家在班加罗尔工作。今天，据说已经有二十位了。印度第一颗太空卫星（特意以印度中古时期的一位天文学家命名）就是在班加罗尔制造的。据说，这项科技成果比印度原子弹更了不起，更能显示出印度独立以来发展的科技能力。勤勉热忱的邦长出身于卑微的家庭，他把自己和他的家庭视为独立与印度工业革命的产物。他投身这场革命之中。他说，革命带来的变化是“根本性的”。

从班加罗尔出发，有一条五百英里长的高速公路，穿过德干高原，抵达位于孟买东部高原边缘的工业城市浦那③。高速公路上几乎没有小汽车，有许多牛车和大型卡车。卡车严重超载，轮胎已磨得很光滑，经常翻车。但是跨过印度乡间的所有旧伤痛，工业化的车轮从未停止。变化实实在在地来到了贾干这样的人身边，他们的世界不可能再缩小了。

然而，对行政官员来说根本性的、迫切需要的变化，也可能被看成是侵犯。纳拉扬是一个听从本能、不做作的作家。《糖果贩》中平衡的缺失、对反讽的放弃，以及对“现代”文明挖苦之粗鲁，正说明纳拉扬感受到此种文明在印度给贾干这样的人带来的侵犯之深。印度教的世界最终竟然变得那么脆弱！外表看着如此稳固坚定，却轻易在一次来自内部的冲击下垮掉——儿子的自行其是。这位儿子已经了解了另一个更大的世界、了解了一种非印度教观念下的人类可能性，他已不再满足于成为俗流的一部分，不再满足于成为印度教绵延相续的一级。

一些反叛的姿态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比如骑摩托车、吃肉、饮酒，但对贾干来说，这些却事关重大。礼仪约束着意志，许多行为都是仪式性的，所有的姿态都很重要。正像纳拉扬想要表达的那样，一种反叛的姿态会产生一连串后果，很快它们就累积起来，反抗维系社会的虔诚与尊敬，反抗“业”。反叛一个如此脆弱的世界是那么容易，只需要放弃一种仪式！好像印度教的平衡需要一个小世界，那种纳拉扬早期小说里的限制性的世界，那里的人从不成长，言多行少，而且本性顺从，在所有事上都满足于由他人主宰。这个世界一旦扩大，便会土崩瓦解。

《糖果贩》哀婉而简约，它歌颂了贾干这一人物身上的纯洁和传统美德，这是一本困惑之书，其困惑正呼应着印度今天的大部分困惑。贾干不像生活在独立前印度的《桑帕斯先生》的主人公，他的确已经无可辩白，他的信条经不起检验。

一切基于其甘地主义信仰。我们经常会被提醒，贾干是个甘地主义的“志愿者”，是他那个时代的自由斗士。在一次示威中，他任凭警察把自己打得神志不清。这是甘地的精神，凭直觉即可得知，在什么地方，印度教清静无为的美德和宗教上的自爱可以转化为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无私行动。贾干任凭自己被毒打，他在暴力中找到对自身美德的佐证，此时他将自己看作一个不合作主义者，“为了真理而反抗英国人”。重点是为真理而战，而不是反抗英国人。贾干参与的是圣战，他有的是他的国家被涤清净化的想象，而不是重建国家的政治想象。

贾干赢得了这场战争。现在，胜利蒙蔽了他自身在尘世的腐朽（乘以一百万，这种腐朽就能把他的国家从独立领向另一种政治崩溃），他的甘地主义令自爱、追逐潮流和社会冷漠走向腐坏，贾干只寻求保持自己世界的稳固，其余则什么都不会。在这“尘世的冷酷”中获得纯净，在悲苦中获得安然——这就是他所要求的一切。当他的世界土崩瓦解，他无力回击，什么也提供不了。他只能远走。这是印度教的又一次溃败，像一三三六年的维查耶纳伽尔王国，像一九七五年在维查耶纳伽尔都城遗址间跪拜的朝圣者，像被镌刻并誊抄五千万次、为上次战争中被玷污庙宇的新偶像赋予生命的符咒。

贾干的溃败是印度教最后的溃败，因为它是从一个我们已知最终瓦解的世界开始的。实际上，这是一次向荒野的溃败，那里“现实自身的边缘正开始模糊”，这并非像贾干可能认为的那样，是向雅利安历史的回归，而是从文明与创造、重生与成长，溃败到魔法与咒语，是一次退化到非洲的漫漫长夜的过程，回到像刚果那种仍挣扎于原始时代的地方，在那里，即使阿拉伯人和比利时的奴隶贸易已经不复存在，往昔岁月仍然被当作“我们祖先的好日子”④而受人向往。这是文明的死亡，是印度教最后的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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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状态”中有“清理整肃”。受管制的新闻界所集中关注的也在于此，而非政治危机。

那时，前斋浦尔⑤土邦主进了监狱，他被控犯有经济罪行，显然这桩案子没有迅速审结的希望。为搜寻未申报的财产，当局搜查了这个一度是统治者的家族在瓜利尔的宅邸。在孟买，政府官员、银行职员和商人们的公寓（报纸上把这类公寓形容为“豪华的”）被突击检查，面积被评估。在另外一处（用一种好莱坞式印度的笔触），人们发现一条以鸦片喂养的眼镜蛇（徒劳地）看管着四公斤黄金与金饰。所有地区，欺诈行为均告“破获”：外汇交易，走私，黑市，利用假生产单位获取钢材，稀少的铁路车皮被调到侧轨囤积居奇。

普遍的惊惶中，并非所有人都会失措。一个新德里商人（他的一个兄弟已被突击检查）听他的私人司机说名单里下一个人就是他，于是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交给司机保管，后者此后就再无踪迹。一天又一天过去，受管制的新闻界不断发表关于搜查、逮捕、吊销和强制退休的公告。八月的第三个星期，单是走私犯据说就抓获了一千五百人。在这种不吉利的时候，一个新的豪华珠宝店在孟买奥伯罗伊－希尔顿饭店开张，在报上大登广告。权力部门立刻查封了店面，好像就在等着它开门一样。

这种专横的恐怖蔓延到上上下下：部门工程师伪造配货凭单，倒卖钢厂库存，营业税税务员收受一个小商人五百卢比的贿赂（合五十美元），铁路乘务员在餐车“非法”运米，邮差涉嫌偷开外国邮包。在这些年的动荡漂泊之后，印度得到了一时的安宁。

但这只是恐怖，是随着尽人皆知的政治危机而来的混乱。它无法建立新的社会道德框架，也无法承诺一个更加规范的未来。它只是强化了总是孤注一掷的印度教自我感，人们感到被外在威胁所包围，需要躲避和隐藏。在印度教上层观念中，“自我实现”可以有多种形式，甚至是尘世的腐败，其中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观念。这对于经过千年的挫折和溃败的印度教来说可算是重大缺陷。现在社会分裂了，这才是新闻界真正在谈论的话题，而不是什么清理整肃、“紧急状态”，或是甘地夫人与反对派有权解决的短暂危机。

不管其直接的政治动机是什么，“紧急状态”只是让已经存在一定时间的分裂状态正式出现，这种分裂不能仅仅靠政治来解决。一九七五年，宪法被冻结。但在一九七四年的印度存在的是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罢工和学生骚乱，国家已经无法运转。政治问题确实存在，但这模糊了更大的危机。反对派所说的腐败与执政者所说的无纪律无秩序，其实都是道德混乱的表现，可以追溯到源头，追溯到独立之时。

甘地在为独立而奋斗时所尊崇的印度教社会，随着独立所带来的重生和成长已经分崩离析。一个记者说，麻烦（他称之为背叛）从独立后的第一天就开始了，那天，尼赫鲁总理入住前英军总司令位于新德里的官邸。但麻烦更多在于令尼赫鲁掌权的那场运动的本质。甘地如施魔法一般给予这个运动民众基础。众多像贾干一样只为投身圣战的民族主义者把国家推向了独立。众多像贾干一样对责任感到新鲜、缺乏国家观念的人—聚敛财富又心怀虔敬的商人、披挂甘地式衣冠的政治家—来拆独立的台。现在人们开始反对贾干们了，印度这才发现它已经不再是甘地主义的印度了。

这不奇怪：甘地主义的印度产生得非常匆忙。从一九一九年（马德拉斯的第一次甘地主义骚动以在寺庙里分发糖果而结束）到一九三○年（伟大的食盐长征以大群有纪律的志愿者前仆后继地挺身接受警察毒打而告终⑥）的区区十一年里，甘地让印度对自己有了新的概念，同时也让世界对印度有了新的概念。在这十一年里，非暴力被塑造成古老而多面的印度真理，是印度教行动的终极源泉。现在甘地主义仅剩下标签和能量，而能量也变成了恶性的。印度缺乏它所需要的新的信条。这里不再有规则。受到太多的侵略、征服和掠夺，四分之一的人口永远是“不可接触者”阶层，人民没有国家，只有主子—这样的印度被再次发现是残忍的，充满恐怖的暴力。

在“紧急状态”前的一次演讲中，最受尊敬的反对派领袖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说：“危害了这个国家之完整的还不只是异议和争吵，更严重的是我们对待它们的态度。我们经常表现得如同野兽。在对待村庄宿怨、学生组织、劳动争议、宗教游行、边界纠纷或重大政治问题时，我们更倾向于表现得充满攻击性、野性和暴力。我们烧杀抢掠，还时常犯下更邪恶的罪行。”

骚乱的暴力可以自然平息，它可以就像现在这样，由“紧急状态”中的规定所控制。但还有一种更古老、更深层的印度暴力。这一暴力在外国统治时期未被触碰，也在甘地时代存活了下来。它已成为印度教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它隐身于一个大舞台，消失在普遍的悲苦中。而在现在的“紧急状态”中，由于强调的是改革，是社会的“弱势阶层”，受管制的新闻界披露出的故事就好像发生在另一个时代。一个男孩因为无法偿还一百五十卢比（相当于十五美元）的债务，被村里的放债者抓去做了四年奴隶；九月，在南方的维洛尔，村里有种姓的印度教徒把“不可接触者”们的茅屋围起来，污染他们的井水，使他们被迫离村；十月，在西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村子，发生了一次攻击苦力、洗劫其粮食的反“不可接触者”的恐怖行动；还有在某个北方地区“不可接触者”中的习俗：男人们为了给有种姓的地主偿还小额债务，将妻子卖到德里的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