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的雅利安人来说,“不可接触者”就是“行尸走肉”。像他以前的改革家们一样,甘地努力让他们成为神圣的印度教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他称他们为“哈里真”—神之子民。这显然是一个语言上的巧合,他们至今仍是神的劣民。即使是在恒河岸边艾哈迈达巴德的“不合作主义学院”也是一样,这座学院是甘地从南非回国后亲自建立的,他就是在那里发起了伟大的一九三○年食盐长征。这几天在“旅游发展公司”的资助下,晚上灯光照射着学院,早晨灯光则照着其中一座建筑,那是为“哈里真”的女孩们建立的学校。“落后阶级,落后阶级。”一个突然成了我导游的老婆罗门满心虔诚地解释,把这些女孩变成了敬而远之的东西。古老的暴力仍然存在,乡村里的“不可接触者”迫于恐怖以及故意制造的饥饿,仍然维持着农奴身份。这些在印度都屡见不鲜,却突然成了新闻。
尼赫鲁先生有一次评论说,印度的一个危险是,贫穷可能被奉为神圣。甘地主义中就曾有这样的现象。圣雄的简朴似乎把贫穷神圣化了,成了所有真理的基础,成了独一无二的印度的财富。所以在独立二十年后,它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英迪拉·甘地夫人在一九七一年将贫困列为政治问题,她那一年的竞选口号即是“远离贫困”。而当时她的对手则进行着另一类战争,他们回答:“远离英迪拉”。但此后印度开始快速发展。如今这里则在比赛着抗议。作为抗议的一个原因,印度神圣的贫穷一下子被视为永不枯竭的资源。看来总有另一种低层次的悲苦。
政府如今根据“紧急状态”的规定开始激进改革,颁布法令,废除几种农村债务。在比哈尔邦德罕巴德矿区恐吓矿工的两三百名放债人被逮捕。独立二十八年后,债务劳工被宣布为非法。债务劳工!十三年里我三次访问印度,总共待了十六个月,访问了这个国家很多地方的村庄,可我从没听说过债务劳工。班加罗尔《德干先驱报》的一篇社论解释了原因:“制度如生命一样古老……在农村,奴役制度的实行已经达到如此精致的程度,以至于受害者自己都感到有义务保持奴役状态。”—业!
伴随着独立与发展,混乱与信仰缺失,印度正清醒意识到常常隐藏在稳定表象下的悲苦和残酷,以及它这样继续下去的能力。不是所有人都满足于维持原状。旧有的平衡已经不在了,如今一片混乱。但除了混乱,除了老印度教体系的崩塌,除了拒绝的精神,印度还正在学习新的观察和感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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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甘地主义时代印度“新伦理”的代表是剧作家维贾·腾杜尔卡。他以孟买周围地区使用的马拉地语写作,不过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了其他语言。我在孟买时,那里正在卖他的剧本《秃鹰》的“印度英语”版本。书名已经说明一切:对腾杜尔卡来说,工业化的,或者说正在工业化的印度给小人物们(剧中是一个小承包商家庭)带来了商机,让他们释放了受贫穷压制的本能,破坏了旧有的虔敬,印度已经成了一块秃鹰集聚的土地。
又是《糖果贩》的主题:尊崇的终结,家庭的终结,个人为自己奋斗,社会混乱。但腾杜尔卡比纳拉扬更激进,他的印度是个更残酷、更有辨识度的地方。腾杜尔卡的议论也是非常印度教化的。跟纳拉扬一样,他也说失去了一种限制后将很快导致整个体系的瓦解,而纯洁只在与世隔绝的人们那里才会存在,不过对腾杜尔卡来说,本来也不存在纯洁的过去,宗教并不能提供退路。腾杜尔卡正因其无情而称得上是个浪漫主义者,在《秃鹰》中,与世隔绝的那个人是个诗人,一个私生子,一个局外人。
腾杜尔卡的印度与纳拉扬的明显是同一个,但那是一个已经变化的国度。世界敞开了,人们更多样化、更个人主义化,欲望横行。感受已被修正。印度不那么神秘了,腾杜尔卡的发现与其他地方的发现一样。
《萨哈兰·拜德尔》是腾杜尔卡最受欢迎的作品,在一九七二年的审查中给他带来过麻烦,那还是“紧急状态”前很久的事,后来这部作品以四种语言版本同时在孟买的四家剧院上演。《萨哈兰·拜德尔》的主人公是个底层种姓的工人,拒绝任何信仰,拒绝与社群和家庭的联系。萨哈兰完全独立,他的技术给了他物质保证,也给了他姓氏——他是一家印刷厂的装订工⑦。他不结婚(这点没有明说,不过他只能娶同种姓的人,继续被归类和抛弃),反而和他从寺庙或大街上救下的其他人的妻子生活(从这里可以一窥印度深切的悲苦)。萨哈兰并不温柔,也没有特别的禀赋,他对生活的全部坚持只在于当他关上与外界相连的门,待在他自己那两间房子里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印度教对他来说仅剩对诚实的信仰和对一切可耻行为的拒绝。最后他也毁灭了,但他被当作了英雄。
在萨哈兰这里,我们远离了《糖果贩》中贾干之子的那种简单的叛逆,那种形式的叛逆可以被讽刺为非印度和仿西方的,萨哈兰的叛逆更为深刻,可以被立即理解,而且也完完全全是印度式的。在别处早已存在过的景况终于在印度姗姗来迟,印度不再那么神秘。
早些时候,腾杜尔卡获得一笔“尼赫鲁奖金”,这使他能够周游印度,为写一本发生在印度的关于暴力的作品搜集素材。关于此事的报道一开始看起来很让人吃惊,后来又理所当然,正是这条新闻让我产生了要见他的欲望。我猜他接近五十岁,比纳拉扬晚一代。他大腹便便,出奇的安静。不过这种安静是假象,他母亲在我们见面前几天去世了,而一个由他编剧的电影又遭查禁。他说他周游印度并没有固定计划,无论从前和现在都只是随性而行。他那时正调查着纳萨尔派⑧农民运动,那场运动寻求武力土改,在一些地方演化为恐怖主义,很快就被政府镇压下去了。他去过南方的特兰加纳区,以及东北的比哈尔邦和西孟加拉邦。
比哈尔邦令腾杜尔卡特别沮丧。他目睹了他怎么也不能相信的事。但他并没有特别提及,似乎仍然为其所见感到耻辱。他只是说:“人际关系是如此可怕,因为它们被受害者所接受。”新的词语,新的焦虑,即使对于像腾杜尔卡这样的作家来说,对印度的发现仍然如同对异国的发现。他说他周游比哈尔是乘船沿恒河而下的。他说,在这条印度教圣河上,他感受到的是安详,而不是岸上的恐怖。
所以,对安宁和退缩地带的渴求仍然(也许会永远)存在于印度的伤痛中。但人是不能轻易抛弃新的感受方式的。再不可能退缩了。即使是学院和圣人(他们有公务飞机,有公关人员)也不是以前的样子了。
“你得去浦那附近的那个学院,”一位从欧洲度假归来的帕西⑨女士在孟买的一次午餐会上说,“他们说你在那儿能看到东西方文化完美的交融。”
一个年轻人,人家向我介绍时说他是个“小名流”,这时以出人意料的愤怒之情说:“那是个可恶的地方,到处都是到那儿纵情声色的美国女人。”
名流的脸上和体形上都有种发面般的质地,暗示了此人隐匿的性兴奋。他说自己是“最后一个堕落的资本家”,喜欢“肉体慰藉”。学院生活不适合他,除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没有哪儿比印度更容易赚钱。“有时在夜晚,我想过弃绝一切。而在早晨想到那些投机和操纵时,我感到奇怪,这些都有什么用呢?为什么停下来?”
这是半开玩笑的说法。现在印度人时常能够戏谑地谈及自己的旧理念。
戏仿,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模仿。九月,德里《金融时报》在相关版面刊登了这样一封信:
人耽于享受就无法认识他存在于世的真正目的……一个绝对的真理是,厄运会教给人更好的一课,强其性情,塑其品格。换言之,一个全新之人必生于厄运,厄运帮助毁其自我,令其卑微而无私……长久的苦难打开人的双眼,让他憎恶从前过分热望之事,引领他最终达到顺其自然的境界。这启示我们,持续的渴望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烦恼……但克己之念最不受人生沉浮的干扰。它就好好地存在于我们克制悲痛的努力中。这很简单。即使是在尘世的其乐融融中也要发展一种超然的态度。
这种文字是刊登在一家财经类报纸上的!但印度就是印度,这封信乍看十分印度化,是一篇印度-佛教不执理念的宣讲词。但作者却选择了一种艰涩的西方思路来写。大量语言是借来的,其态度也不像是印度教或佛教的。微笑的佛的形象众所周知,他额头上有一块代表超人智慧的隆起,他有一双具领悟力的长耳,颈下则有智慧的褶皱。但造像技巧上的变形没有脱离其人性。他的双唇饱满,两颊浑圆,还有双下巴。他的感官并没有萎缩(佛陀曾尝试并放弃了苦行的方式),他和感官之间是安宁的。拥有感官是他的安详和完整的一部分,也是这一形象持续两千年的基础。写信人提出的不是这样一种不为外界所动的精神,而是大为不同、更趋向于西方斯多葛主义的状态,是带着一些痛苦的听天由命——一个毁灭者的挽歌。
“贾干说:‘为什么你抱怨这个国家的一切?它对四亿人来说足够好了。’他回忆起《罗摩衍那》和《薄伽梵歌》⑩的遗产,以及他在赢得独立的过程中的所有足迹和苦难。”这句爆发的话出自《糖果贩》。这种自我满足以不同方式表现,最常出现在无意义的回归真正宗教的规劝中,以及甘地主义的挽歌中,如祈祷轮的机械旋转。这种思想在印度已经过时很久了。但甘地主义有过辉煌的日子,今天不会再有对印度古老传统的简单断言。遗产存在,并将永远属于印度;但今天可以看到,这是属于过去的,是古典世界的一部分。遗产已被压制,印度教对大众并不够好,它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是千年的挫败和停顿。它没有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没有带来国家的观念。它奴役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经常留下整体的碎裂和脆弱。它强调退隐的哲学在知识方面消灭了人,使他们缺乏应对挑战的能力,它遏止生长。所以印度历史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自身:脆弱、挫败、退隐。而且现在这里不是四亿人了,已近七亿。
不可否认,未被重视的亿万人已经成倍增长,现在正涌入城市。他们居住的非法营地被拆除,然后又被他们支起,每天在城市边缘、铁路沿线和工业高速路两边像潮起潮落一样发生。人口的密集,前进中的未知,与印度在一切问题上的那种琐碎的观念—古老文明的知识缺陷最终在这一“紧急状态”中显露,印度看不清前路,不能吸收和给予最终由变化产生的创造力。正是这些极大的不确定,由下而上的底层运动以及对这片触目惊心、布满未完成废墟的土地带有迷信色彩的恐惧,让一位专家在德里表示:“看到你毕生心血化为尘土是件可怕的事。”他的妻子说:“对中产阶级和像我们这样生活的人来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有一种命中注定之感。”
<u>①</u>指精通梵文、印度哲学、法律和宗教的印度婆罗门学者。
<u>②</u>指卡纳塔克邦。
<u>③</u>印度西部城市。
<u>④</u>原文为法文。
<u>⑤</u>原为印度邦名,现指印度北方拉贾斯坦邦首府。
<u>⑥</u>1930年,甘地为争取削减盐税,开展了抵制当局食盐专营法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其间成千上万人随行,掀起了全印度的不合作运动高潮。
<u>⑦</u>拜德尔(Binder)原义为“装订工”。
<u>⑧</u>印度主张通过农民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因最初活跃于西孟加拉邦纳萨尔巴里地区而得名。
<u>⑨</u>公元8世纪为躲避穆斯林迫害而自波斯移居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后裔。
<u>⑩</u>即福者之歌,是印度教经典《摩诃婆罗多》的一部分,以对话形式阐明印度教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