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尔坐在我们下首，在前厅里看上去和所有村民一样瘦削而满脸皱纹，缠着农民式样的头巾、腰布，穿无领衬衫，裹褐色羊毛披肩，所有这些都略微显脏，但大多是由于灰尘和汗渍，不像萨潘奇的衬衫和睡裤裤管是故意弄脏的。但当他坐在那里时，他不再隐而不现，而是一个建立了自己价值的人，是招待我们的主人，给我们茶喝的人（茶仍在被大声啜饮和献上），这座房子的拥有者。（他是在吹嘘新地板的价格吗？）这时，他的个性变得清晰了。满是皱纹的脑袋上那双细小而闪烁的眼睛，乍看去不过是农民的眼睛，时刻准备呈献那种并不诚挚的尊敬和谄媚，而现在则可以看出，那是一双惯于行使特权之人的眼睛，这种权威对于他及他周围的人来说，比从城里来的外人的权威更为真实，也更不虚幻。他的脸是主子的脸，他把别人，包括他们整个家族都当作仆人，从他们出生直到他们死去。

在谈到新地板的高昂价格时（仍然回避了房子价格的问题），他说他不相信借贷。其他人相信，但他不。他只有在有钱去做一件事情时才去做。如果他挣了一年的钱，那准有一些事情他觉得能做了。这是他一生的原则，他就是这样一年一年、一点一点地计划起了他的新地板。不过就像萨潘奇一样，也许比萨潘奇更甚，他几乎必然是一位放债者。我在那天上午看到的许多人都会向帕特尔借债。在这样的村庄，每月利息高达百分之十或更多，一旦借了债就再也无力还清。债务是村庄生活的一种现实，利息则是一种进贡的形式。

不过，帕特尔谈到借贷时也并不是言不由衷的。这个场合有些特殊。我们是外人，他以招待我们为光耀门楣之事，而现在在大庭广众面前，他就像从前一样宣讲着他成功的智慧，使他鹤立鸡群的智慧。这种智慧令他的侍从们带着祈福的微笑、脑袋微微晃动着接受他的经验，即使此时他们很清楚，帕特尔的智慧未必适用于他们。

现在我们的话题转到了钱上，谈到了最近很是费钱的一些事，我们说到了电。前厅里有盏荧光灯，微有些歪，被一堆电线缠绕，它不能被忽略。五年前政府给村子通了电，帕特尔说，他认为村里百分之四十的人家现在都有电了。非常有趣，他也接受了官方习惯，说起了百分比而不是传统的数字。不过他给出的百分比似乎高了，因为连接费是二百七十五卢比，二十七美元多，这是一个劳工月收入的两倍，而电费竟和伦敦的一样贵。

电不是为穷人准备的。但把电力输送过高原并不仅仅是为了照亮村庄，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发展农业。如果没有电，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灌溉工程。电力的重要性主要是对于那些有地可耕的人而言的。至于照明，仍然不过是好玩而已，即使在帕特尔的房子里也是这样。前厅里的荧光灯是整个房子里唯一的电器。家里还有油灯，而且显然是日常用品。

这荧光灯和为访客准备的亮闪闪的蓝沙发一样，不过是个摆设，是额外的现代品。百分之六十的村民没有电，村子整体的生活节奏和热带昼夜的节奏一样。十二小时光明之后是十二小时的黑暗；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时间永恒固定，黑夜以某种迟钝的状态降临村庄。

村子曾经一贫如洗，这样顺其自然地度过了很长时间。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与投入，有了一些简单的东西，但这些对于日常生活而言仍是多余的，没有与之相配的需求。电灯、便捷的用水、室外厕所，帕特尔是全村唯一拥有全部的人，而其中只有水这一项被认为是必需的。其他的东西大半是为了炫耀，证明帕特尔的地位出众，不过由于敬畏神明，他仍刻意把自己隐藏在乏味与隐匿的农民外表下。

很有必要来这个村庄看看帕特尔和他的随从，了解一下这个质朴人物的权力本性，看看这样一个人，只要他想，就能轻易地挫败德里关于最低工资、取消不可接触者等级、取消乡村债务等等空谈。法律怎能执行？谁能当这个村子的警察？帕特尔远不只是个最大的地主。在这样一个需求仍很基本的村子里，家有谷仓的帕特尔是管理者，他靠习俗和赞同管理。他虔敬地把自己的权威上溯至祖先，这样的权威里几乎有着宗教的分量。

灌溉计划是一个合作项目。但村子并不是农业人口社群。它区分有地者和无地者，而有地者又分为主人和非主人。帕特尔是这里最大的主人。被他雇佣的无地劳工（现在正在他外面的地里）是他的仆人，许多人生来就是他的仆人。他对他们承担一定的义务。他借钱给他们，这样他们可以通过体面的仪式把女儿嫁出去；年景萧条时，他们知道可以仰仗他；在饥荒年代，他们知道可以求助于他的谷仓。这些人永远债务缠身，没有尽头，债务还将传递给子女。不过在某种意义上，有个主人是种安全。摆脱束缚反而是导致迷失的冒险。

帕特尔是进步的，他是个好农人。他是靠改善农耕（以及免收农业收入税）而致富的。而且他欢迎新的方式。不是所有拥有他这样的地位的人都能如此。工程师后来在我们重新踏上高速公路说，有的村子无法被纳入灌溉计划，因为大地主们不喜欢让多数人挣到更多钱的主意。帕特尔并不这样，工程师小心翼翼地不去冒犯他。工程师知道，没有帕特尔的合作，他在村子里将一事无成。作为一个工程师，他是来帮助提高粮食产量的，他保留自己对债务、仆人以及契约劳工的看法。

农村被像帕特尔这样的人编织的人际网络所管制，他们之间靠种姓和婚姻相联系。帕特尔的儿媳妇—未必真是大学毕业生，也许只是读了几年中学—可能来自另一个村子里如帕特尔那样的家庭。她也许是从一个谷仓挪到了另一个谷仓，除了在厨房里的传统职责，她还明白她在人际方面的职责。发展并不平等地涉及所有人。对一些人来说，发展让他们看见了一个新世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令他们更加受制于旧世界。发展增加了帕特尔的财富以及传统权威，它扩大了有地者和无地者之间的鸿沟。有着像萨潘奇、基层政客和官员这种人的支持并结交行政官员和大政客，帕特尔这种人现在掌控一方，办什么事都不能缺少他们。在村子里，他们已经成了法律。

摘自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的《印度时报》：

马哈拉施特拉邦首相S.B.查万先生星期一承认说，他知道农村地区的大地主们动用当地警力把贫穷的农民赶出他们的土地，特别是在收割季节。他补充说，似乎警察和地主们是使用合法程序达到此目的的。

在回浦那的路上，我们在一座神庙前稍做停留，那寺庙像一座莫卧儿堡垒，高高地坐落于黑色的山丘之上。残疾的儿童乞丐（其中一个女孩腿上刚被剜去一块肉）急忙涌到下层台阶上，摆出乞求的姿势。向上进入寺庙的路上都是染成橘黄色和红色的艳丽的小神龛，还有它们耐心的守护者；拱门接拱门，十八世纪的装饰性灰泥从砖墙上剥落；大小和年代不一的立柱；石级上，历代朝圣者以各种字体刻上的文字已遭侵蚀。在山顶起风的矮墙上，穿过莫卧儿拱门可以看见城中两个贮水池或水库（其中一个已经坍塌，空无一物），以及在多云的落日时分，雨季绿色的高原。

不过染绿了高原的雨水也在次日清晨令浦那郊区一片狼藉，一排停车棚和院子里的修车行泥泞不堪。繁忙的浦那－孟买公路建设粗糙，现在满是车痕与断裂。我们及时从高原下到平整而呈圆形的绿色山丘，山丘有如公园，雨水和氤氲的雾气对这里戏弄不止。在雨季的几个月中，这里是海边人们的度假胜地，而在其他时候则荒凉贫瘠，几乎连给牲口的牧草都难以保证。在我们启程的洛那瓦拉，一个牧牛人在雨中歌唱。我们先闻其声后见其人，他在一个山丘上赶牲口，上身赤裸，打着把大黑伞。当雨水斜着落下，他把伞拿到他一边，很难从牛群中认出他来。

土地虽然贫瘠，没有或者很少出产，但从来不是空荡荡的。从浦那一路过来，除了一些军事区域外，小聚居区星罗棋布，里面都是浸水的非洲式窝棚。这里是逃离村子的人的营地，受压迫而离开的人无处可去，只好来到这个紧挨公路、靠近城市的地方，以无易无。人们不但逃离了无地的境遇，也逃离了暴政，逃离了数千村庄中帕特尔与萨潘奇那样的人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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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中央和西北部一些地方，受到压迫和侮辱的人可以逃到峡谷与深沟之中，成为土匪、不法之徒、草寇，由此形成较大的犯罪社群。他们被追捕，有时地区警方公报会在印度报纸上发表（“剿匪行动大获成功”，《突袭》，一九七五年十月四日号）。这是种传统；土匪首领或“土匪女王”几乎是民间的传奇人物。不过几年前出了件大事。几年前，在东北部的孟加拉邦③和南部的安得拉邦，发生了企图革命的悲剧。

这就是纳萨尔派运动。运动得名于它一九六八年的始发地，位于孟加拉邦偏远北方的纳萨尔巴里地区。这不是一次自发的起义，不是当地人领导的，而是外来的共产主义者所组织的。土地被没收，地主被处决。弱不禁风、半民粹主义的邦政府行动迟缓，警方甚至可能对此意见不一，于是纳萨尔主义星火燎原，尤其是在南部安得拉邦的大片区域。这时政府行动了。动乱的地区被保卫并被严加管治，运动瓦解了。

但运动持续的时间足以激起大学里年轻人的同情。许多人放弃学业成为纳萨尔主义者，这令他们的父母相当失望。许多人被杀，许多仍在监狱中。尽管现在运动已经夭折，但它仍存在于城市民众的记忆之中。他们并不经常谈起这个话题，不过一旦谈到，便会将其看作中产阶级（而不是农民）的悲剧。有人把它抬得更高，说印度在纳萨尔运动中失落了整整一代最优秀的人，受到最良好教育且最具理想主义精神的年轻人。

在纳萨尔巴里，过去已消失无痕，能回忆起来的不多。生活像从前一样继续，在这片绿油油的、看起来富庶的农村，许多地方尽管离喜马拉雅山不远，却会令人想到西印度群岛苍翠的热带景象。城镇是平常的印度农村小镇，摇摇欲坠、尘土飞扬，有小商店和小摊子，极为拥挤的公共汽车，人力三轮车以及马车。在经过精耕细作、灌溉良好的农田，感受过空间的广袤以及山麓凉意的切近之后来到这拥堵的街道上，便能感到这里人口的过剩。而这里的土地不同于印度其他地方，并不“旧”。这里本来是一片森林，直到上个世纪，英国人在此建立了茶场或“茶园”，带来了契约劳工。劳工们大部分来自偏远的原始社群，是雅利安人之前的原住民。

茶园现在归印度人所有，但没有任何变化。印度人的种姓态度非常适合农场生活，非常适合排外主义倾向的农场主俱乐部；而印度茶农，原住民中的俱乐部成员，已经接受了他们英国前辈的着装风格：衬衫，短裤和袜子，这几乎是一种种姓标志而不再是刻意模仿了。种茶工依然目不识丁、酗酒、潦倒，是一群缺乏组织的部落居民，没有传统，到今天甚至（就像西印度群岛的一些地方）连语言也没有了，他们始终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不是住在兴起的村庄里，而是住在农场路边的简陋窝棚里（这点也和西印度群岛的老种植园一样）。

不是所有人都有工作。许多人只是偶然受雇，但这种当临时劳工的可能性已经足以让人们围聚在茶园里了。天亮时分，受雇者背着像在身上长出软壳的背篓，穿行于整齐的茶丛中，走在高高的雨林树（西印度群岛的树，这里进口来给茶树遮阴）的影子下，像某种受保护的动物，辛勤而又胆小，一阵急雨或工厂的哨声就能让他们匆忙逃窜，但总会回来张望。他们在一望无际的茶丛中采摘着，每次揪下一芽两叶，只有它们才能被发酵烘干并制成茶叶。茶叶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是一项固定收入，可能有人会由此认为茶工是最有保障的农村劳工。而实际上，他们可算是最穷困潦倒、最麻木无知的人，尽管业主说他们现在对受到虐待怀恨在心。

不过革命在纳萨尔巴里发生，并不是因为茶工们境遇悲惨。茶工实际上是被甩在一边的。纳萨尔巴里区被读了革命手册的人选中是因为它的地势：位于偏远地带，留存下来的森林地带又可以提供掩护。运动从这里开始，但很快转移了，并没有触及纳萨尔巴里真正的痛处，现在更是了无痕迹。

运动现已平息。但官方或个人的报复却仍在继续。印度报纸上仍时常会登出捕杀“纳萨尔主义者”的新闻。不过社会调查是不属于印度传统的，新闻在印度总被看作优雅的记录员，即使在“紧急状态”及新闻审查之前，印度报纸也很少去调查它当作新闻刊发的讲话、公告或纯粹的官方新闻。而且在如今的印度报纸中，“纳萨尔”这个词可以指代任何事情。

共产党人，或者与运动有关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释事件，他们有自己的词汇。他们偶尔会发布“农民领袖”被“处决”的报道。纳萨尔运动策略荒谬，是一次毛式革命的尝试。但这算是一次“农民”运动吗？革命是否成功地将复杂的理论传授给了那些几百年来习惯于尊崇主人、接受“业”之观念的人？或者是否鼓吹了更简单的东西？人有必要奋起行动。那么革命是否—就像一位共产党人记者告诉我的，印度革命应该—仅仅灌输仇敌观念？

马拉地语剧作家维贾·腾杜尔卡有种理论，和大多数印度人一样，他对纳萨尔运动的土改动机持同情态度，并以同样的态度探究此事。腾杜尔卡的理论是，在孟加拉邦发轫的纳萨尔主义已经混同于迦梨崇拜——迦梨，“黑色者”，本是原住民的漆黑女神，在印度教中得以保留，象征着女性的毁灭力量，她挂着人头骨项链，舌尖永远滴着鲜血，不停地接受祭祀却从不满足。据腾杜尔卡说，许多发生在孟加拉邦的杀戮行为都有仪式性的特点。毛氏主义只不过被用来解释这种祭祀。特定的人（不一定是有钱有权之人）会被视为“阶级敌人”。新加入者则以目击杀死阶级敌人、手蘸其鲜血的方式与迦梨、与纳萨尔主义结合在一起。

在早期，运动还只局限于偏远地区，显得很具革命性和戏剧性，加尔各答的报纸披露了令人震惊的杀戮细节，腾杜尔卡就是从这些重复的记述中察觉出宗教谋杀的固定形式的。不过随着运动逼近城市，报纸感到害怕，收回了对此的兴趣。这是一项任意谋杀的行径，现在参与者大多是少年，运动来到加尔各答，成为这个残酷城市的暴力的一部分，然后便消退了。善的动因在孟加拉邦总还是有的，但它在很久之前就在迦梨崇拜中丧失了。参与者渐渐绝望，生活之善被破坏了，旧印度又一次将人逼入野蛮主义中。

但这个运动所宣称的目标却激励着印度最优秀的青年。他们离开了大学，远走他乡，去进行为无地者和被压迫者争取公平的斗争。他们去参加的是一场完全不了解的战役。他们对解决方式的了解多于他们对问题的了解，也多于他们对国家的了解。印度人对印度仍然所知无多。人民不掌握信息。历史与社会调查以及与这种训练相伴的分析习惯，与印度传统相隔太远。纳萨尔主义是一场知识分子的悲剧，是理想主义、无知和仿效的悲剧：中产阶级的印度在经过甘地主义的大骚动之后，已经无力创造出自己的理念和机制，时时需要从现代世界里引介艺术、科学和其他文明的理念，也不知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次借用的是致命的东西——外来的革命观念。

警钟已经敲响，数百万人在行动。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出现了对土地急迫的新主张，任何无视这些主张的理念在印度都是毫无价值的。贫穷不再是感伤和神圣布施的动因，土地改革也不再寄托于宗教意识。像甘地一样，他毕生都独立于他所发动的政治运动之外，所以迄今为止，那些曾在独立的印度被当成政治和领导的，现在已经为不可掌控的百万民众所抛弃。

<u>①</u>又称五人长老会，印度种姓自治政府中最重要的裁决和批准机构。按照字义，潘查耶特（来自梵文panca，即“五”）由五人组成，但常常多于五人。

<u>②</u>即黑天，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毗湿奴的主要化身。

<u>③</u>全称应为西孟加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