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三部曲2：受伤的文明(V·S·奈保尔)_第七章失乐园（2 / 2）_印度三部曲2：受伤的文明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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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甘地令国大党有了扎根乡村的群众基础。五分之四的印度人居住在村子里，国大党是印度唯一拥有农村组织的政党（一些地区性政党除外），它不能失去农村。反对党，即使是像“人民同盟”那样的印度教复兴主义政党，都是城市党。在村庄里，国大党仍然是甘地的党，经过近三十年未曾间断的统治，国大党建立起的村庄专政已不容易动摇。在乡下，应该留意的是那些身穿白色土布衣服的人。他们是有权之人，是政客；他们的权威根植于对种姓与宗族的古老敬畏，他们的权威被独立和民主所尊崇。

就像一天下午，在南方一个大型灌溉工程的工地上被介绍给我的两个“农民”。在吃完午饭、访问完办公室和景点后，我提出要访问田野和农民。灌溉项目负责人，尽管穿着夹克、打着领带（象征他的高层管理地位），还是开始显得紧张，如同害怕别人擅入领地。衣衫褴褛的人们不声不响地聚拢到我们周围，他们显然是在土地上工作的，不过我想他们不是农民。他们是谁？他们是劳工，甚至连劳工都不如，什么都不是，管理者对他们不屑一顾。一辆政府的吉普车被派出去接负责人声称认识的两个农民，在多雨、阴郁的昏暗中，我们在潮湿的木材场等了很长时间，我们周围的人群越聚越多，直到农民到来。他们三十多岁，灵巧地跳下吉普车，穿着一身国大党的白色甘地式土布制服。其中一个刚洗过澡，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戴着一块大手表，另一个高大而苍白，大腹便便，戴着甘地帽。他们根本就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和政客，是地区的管理者，在来访者面前装扮成农民，上演民主把戏，他们每人都靠着六英亩土地的收入为生。在等了那么久后，他们只把我从木材场带到一路之隔的一小块灌溉过度的土地上，现在天已经黑了，只有他们的白色土布衣服还熠熠生辉。而我们周围的那些农奴食不果腹，没有土地，一文不名，待遇非人，他们黝黑的面容和灰暗的破衣烂衫消隐在暮色中。

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建议，为了让民主生效、废除专政，印度必须切实回归自身。甘地提出的“罗摩之治”已经不再仅仅意味着独立和没有英国人的印度，它意味着人民的政府、重建古代印度村庄共和、远离德里或国家首都的那些办公楼。不过这等于什么都没说，这是把印度留在原地。看上去似乎是政治纲领，其实不过是喧嚣与宗教狂热。人民政府和古印度乡村共和观念（那是个空想观念，是从独立斗争时代遗留至今的民族主义神话）根本不是一码事。古印度有其特殊的残酷性；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人。而且，在他抗议演讲的后部分，他反对的正是这个古印度（尽管纳拉扬对这种矛盾毫无自觉）。

她（甘地夫人）谈到了“哈里真”（不可接触者）所享受的福利。难道她一点不为近来对哈里真们所做的错事感到羞耻？在北方邦（甘地夫人的故乡）和比哈尔邦（纳拉扬的故乡），整个贱民村被付之一炬，其中一个哈里真被活活烧死。她根本没有资格代表哈里真们说话。那些穷人并不明白所有这些诡辩之词。在我最近去过的比哈尔村庄地区，多少哈里真被残忍屠杀！

印度要回归自身，屈服于它的内在冲动，印度又要解救自身。崇拜者们把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的观点说成马克思主义与甘地主义的统一体，可它实际上不啻为废话。他把古老的宗教冲动当作政治洞见，这让他成为自己所反对的贫弱的一部分。

一个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记者（期待革命，拒绝所有的“姑息”）告诉我，印度的“工人”必须被政治化。必须告诉他们，是“制度”在压榨他们。国大党掌权近三十年，它已成为制度。但这个制度始于何处，终于何处？它是否包括了宗教、种姓与宗族的安稳、印度的认知方式、“业”以及古代的农奴制？但没有一个印度人勇于对政治自省到这个程度。没有一个印度人能达到这样的层次——认识到错误就存在于文明自身之中，印度的失败和残酷可能会涉及全体印度人。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梦想着在特别的一天奇迹般发生革命，梦想着专政被推翻，梦想着“人民”那时沉浸在“民间”欢庆的快乐中—像那位马克思主义记者报说的，历经千年的压迫，民间仍奇迹般地保持完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者们勾画的未来蓝图上，印度也不是一个被推倒重建的国家，而是完全回归自身受到了净化的国度，是“罗摩之治”的景象。

流亡中的印度右翼反对党极不寻常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印度古制和荣光的坚持。一九七六年四月在伦敦召开的“重建印度民主国际研讨会”上，听众们得知，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公元前三二七年）时，并没有打败旁遮普的波鲁斯大王。西方历史撒了两千年的谎：是波鲁斯打败了亚历山大，逼迫他撤退。亚历山大在印度的经历有一半是真实的；但话题在当前这个气氛中说出，令人出乎意料。不过它还算可以想象。在研讨会的议程手册上，一位荷属西印度群岛的商人（安居于其他文明所创造出的其他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下）在空白处印了一段话，那是把印度教于本世纪初传入美国的吠檀多派学者斯瓦米·维韦卡南达⑭的话：

我们的圣地以及它辉煌的历史啊。如果这大地上有什么地方可被称为至福圣地，大地上的灵魂必来此偿清“业”，每个曲折向神的灵魂必来此达其最后居所，人性在此达到其追求高洁与平静的最高层次，总之，一块内省与灵性之地—那就是印度。“抗议”！“重建民主”！

“对我们印度人（包括我自己）来说，保持批判态度，不对复古的情感随波逐流，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新德里尼赫鲁大学的心理学家苏德尔·卡卡尔医生在最近的来信中写道。“印度知识分子要在两条战线上斗争—内在的和外在的—因为，和法国或德国截然不同的是，我们总是把早期的童年看作人生的黄金时代，就好像总把远古时代当作印度历史上的黄金年代一样，这就是我们在成长中的命运。”

所以，在印度所有的痛苦中（现在是生命中的现实，永恒不变），抗议也是回溯历史，回到想象中被毁坏、明知已失去的地方。就像童年，印度这段黄金般的历史不是通过探究来把握的，而只是被心醉神迷地沉思着。历史是一种宗教观念，蒙蔽着智识和艰苦的认知努力，麻痹着恶劣年代中的痛苦。甘地就被纳入这样一个历史（内心距离极为迫近）。他也成了印度所失落的一部分，他自己就是怀旧记忆的对象。要把握他，或以他的名义行事，就要有重获净化的幻想和历史幻想，而要把握他，人只有反观内视。在印度，每个人都是甘地主义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甘地主义观，如同每个人都受甘地提出的“罗摩之治”启发，得出自己的想法。

摂

。像以前一样，他的主要责任就在于保持甘地主义的祈祷轮常转不停。

拉贾斯坦邦饱受饥荒与干旱折磨，刚刚遭受了持续八年的旱灾，部分地区草木凋敝，变成了沙漠。但这位老议员在竞选过程中（或者说在我所看到的过程中）没有向任何人许诺任何事，也没有提出任何见解，他提供的所有东西只是他自己、他的甘地主义以及他的服务记录。（应该说明的是，那里有很多复杂的种姓问题需要大力解决。）

有一天，我们坐着他的竞选吉普车穿越沙漠，我问他，他格外敬仰甘地哪一点。他毫不犹豫地说，他敬仰甘地在一九三一年时缠着腰布去白金汉宫：“这个举动把贫穷的印度置于世界面前。”就好像世界此前并不知道这点似的。但对这位老议员来说，印度的贫困相当特别，我的印象是，他作为一个甘地主义者，不希望看到有人破坏了贫困。老人不喜欢机器，他告诉我他听说西方人也开始反对机器了；而且尽管身在饥荒地区并请求人们投票给他，他还是强烈反对引输水管道和电力入村。管道水和电是“道德败坏的”，特别是对村里的妇女而言。她们将拒绝珍贵的“劳作”，变得“怠惰”，她们的健康也会受损。再也没人“从井里汲取健康的水”，再也没人用老式石磨碾玉米，一切都西化了。

老议员落选了，而且是惨败。理由很简单，他没有组织。（他以前曾操纵过的）国大党地方组织现在都坚定地站在甘地夫人和她的候选人这边。老人忘了这点。宣布结果的那个下午，我去看他。他坐在客厅的绳床上，身着白衣，形容沮丧，几个沉默的追随者端坐在大理石地板上，在他失败的时刻支持着他。掌权几十年之后，他被淘汰出局了。老议员从他的落败中看到了甘地主义印度的死亡，他曾界定那个印度，说那是人们相信“途径与结果应同等公正”的地方。

“这里不再有道德了，”老人说，“欧洲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已开始触及我们自己的政治，我们将沉沦。”

他对自己的政治无能视而不见，对他自己甘地主义的服务概念徒然自保，但他对印度的评价倒说对了一半，这其中的缘由他并不明白。“古代情感”、“怀旧记忆”，当这些被甘地唤醒时，印度便走向自由。但由此创造出的印度必将停滞。甘地把印度带出了一种“黑暗年代”，而他的成功则又不可避免地将印度推入了另一个黑暗年代。

①尼拉德·乔都里（Nirad C. Chaudhuri，1897－1999），出生于孟加拉的印度作家。1950年发表的回忆录《一个无名印度人的自传》是其代表作，后定居英国伦敦。

②艾弗 · 詹宁斯爵士（Sir Ivor Jennings），英国 20 世纪著名的宪法学家。

③印地语中的“印度”。

④古印度摩揭陀国的王朝。

⑤公元4世纪至6世纪统治印度北方的王朝。

⑥分布在阿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民族。

⑦印度马拉塔政权的首相职位。19世纪初为英国人废黜。

⑧即圣雄甘地，印度人在人名后面加“吉”以表示亲切。

⑨印度教神祇名，毗湿奴的第六、第七、第八三个化身之一。

⑩指蚁垤。

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用拉丁文写成的十二卷史诗，记述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后的经历。

⑫印度教所称的历史循环共分四个时代：吉利多、特雷多、德伐波罗和迦利。又称黄金时代、微明时代、薄暗时代和黑暗时代，四者合为一个大时代。与古希腊神话类似，四个时代分别代表了人类由天真、幸福、受神庇佑，到逐渐变得残忍、贪婪、失去信仰的四个阶段。

⑬意为“印度母亲”。

⑭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1863－1902），印度哲学家、印度教改革家，法号辨喜，提倡实践哲学，重视社会改良，创建罗摩克里希纳教会（1897），首倡“新吠檀多派”，著有《现代印度》、《吠檀多哲学》等。